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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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的三个问题

周宪

2014 (3): 6-13.

摘要 ( 725 )

PDF(419KB) ( 76 )

艺术理论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也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知识领域。本文通过对三个问题的讨论，从不同角度解析了艺术理论及其知识生产的相关问题。首先，作者提出艺术理论介于美学和门类艺术理论之间的居间性，通过一种自我批判，作者认为可以变居间性的消极理解为积极建构，由此推进艺术理论的发展。其次，以场域理论为参照，作者分析了艺术理论的知识生产者的不同来源及其体制、象征资本问题，探究了艺术理论争议的意义及其达成妥协性共识的图景。最后，作者指认在各门艺术中，诗与画（或文学与美术）往往更受艺术理论青睐，成为艺术理论知识生产的重要基础性资源，因为这两门艺术更接近艺术理论一般问题和原理的解释，不像其他艺术更加专业化和技术性。所以，文学和美术往往成为艺术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两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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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我们的现代艺术理论

李健

2014 (3): 14-20.

摘要 ( 862 )

PDF(399KB) ( 44 )

中国艺术理论从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在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革新、西方资源的引进与改造、时代语境的关切与回应等多重张力关系结构中进行的。以此为依据，我们一方面可以借“现代性”这一特定概念对中国艺术理论自近代以来的总体内涵及其特征予以把握，另一方面还需要在学科层面对其演进逻辑以及若干微观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对现代艺术理论所进行的上述考察，将帮助我们对艺术学科在中国现时代的发展做出更具历史意识、现实依托和前瞻视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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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发展之体系的“创造”

殷曼楟

2014 (3): 21-28.

摘要 ( 923 )

PDF(483KB) ( 94 )

18世纪在西方艺术史中是极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艺术发展迎来了现代艺术体系的建立，这一体系的建立虽不表现在艺术风格及趣味的迥异上，但却在艺术观念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美的艺术体系的确立，艺术批评的体制化、现代艺术史方法的成熟、美学学科的建立，以及一系列博物馆等现代艺术机构的规模化，这些都共同构成了一种艺术体制的氛围，促成了西方现代艺术体系的系统化。同时，也正是18世纪为之后的19世纪艺术自主性的合法化，以及其后艺术门类的分化奠定了观念与体制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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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新士人群体”与艺术理论

童强

2014 (3): 29-35.

摘要 ( 803 )

PDF(488KB) ( 59 )

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中国艺术发展的成熟期。唐宋科举考试以及相关的文官选拔制度造就了一批批“新士人群体”，他们是各种艺术门类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有着类似的接受教育和官场经历，这使得他们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与艺术旨趣。这个群体不仅影响到艺术创作的特征与走向，也影响到艺术理论的发展状况。本文立足于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发展，通过探讨唐以后到清代，即科举考试在文官选拔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新士人群体与艺术及艺术理论之间的关系，试图为现代艺术理论的自我意识提供某种溯源性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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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复魅”：回到形而上学

刘旭光

2014 (3): 36-48.

摘要 ( 824 )

PDF(680KB) ( 131 )

美学需要形而上学，只有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才能说明审美活动的特殊性，才能解释审美活动的超越性与理想性。没有形而上学对于理念的设定，对于普遍性的设定，鉴赏判断就不可能产生，因而说审美是形而上学的孩子，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思维中，才可能产生审美。形而上学的缺位必导致理想的缺乏，艺术因此沉入生活，而审美就沦为快感。只有重新确立审美的形而上学维度，才以能够使得审美得以“复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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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美学的正道与偏离——兼论“取消”美学的“取消”

王峰

2014 (3): 49-56.

摘要 ( 789 )

PDF(570KB) ( 34 )

形而上美学观念看似逆当代美学潮流而动，其实是对当代美学忽视形而上理想这一缺憾的反拨和批判，力图在审美理想建构中寻找美学的发展方向。从美学批判的角度看，这是形而上美学的正道；从论证系统的角度看，其借助的理论资源却将其导向了理想美学的建立，并进一步指向信念式的设定，这又使理论建设显得保守，又丧失了坚实的基础。“取消”美学的“取消”不是取消一切，而是取消这一基于设定的理想美学构想，这一构想来自康德的鉴赏判断，因此揭示康德在鉴赏判断中设计的审美神秘性就成为当务之急。“取消”美学致力于形而上美学建构的批判，希望美学重回语言使用的坚实大地，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既瓦解系统性美学建构，又葆有形而上希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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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行动的美——一种生活美学的视角

张宝贵

2014 (3): 57-63.

摘要 ( 817 )

PDF(580KB) ( 68 )

关于美学学科的合法性，目前学界有两种意见。取消主义美学认为“美”是一个先行设定出来的“超级概念”，没有一个“超级事实”与其对应，犯了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错误，因此美学学科并不合法；形而上学美学则坚持形而上学的阵地，用康德美学的“合目的性”来解释美这个概念，由此认为美学学科具有合乎理想价值的合法性。本文以为，由于形而上学美学的理论自闭性，不可能让审美活动具有现实的超越性价值；而取消主义美学最大的问题是在正确指出“超级概念”虚妄性的同时，没有充分估计到其中包含的目的性价值。当然，上述两种意见并非没有融通之处，即将美理解为某种艺术行动，不过本文认为，这种艺术行动不仅是超越性的，而且应该携带日常生活这幅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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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式形而上学

张旭曙

2014 (3): 64-72.

摘要 ( 796 )

PDF(662KB) ( 49 )

形而上学不死源于它的属人本性。当代语境下提出重构中国式形而上学的主张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内在必然要求，它是建设中国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构中国式形而上学的不息动力在于思想者的批判精神、创新勇气。对形而上学进行认识论批判、如何看待先验理性（形式）、构建以人（法权人格）为核心的自由理想的精神家园是重构中国式形而上学的三项主要课题。当代中国式形而上学的构建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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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图绘与后现代的历险

道格拉斯·凯尔纳

2014 (3): 73-90.

摘要 ( 819 )

PDF(910KB) ( 48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涉及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否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艺术上的分野有何表现。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界定了像大学这样的西方知识空间中的关键理论问题。杰姆逊便是有关后现代争论的一个始作俑者，他引入认知图绘这一概念对当下时刻进行理论描述。本文将讨论这一争论中的理论与图绘概念，并试图厘清后现代话语的适当使用，当代理论中后现代转向的有用性，以及对这一话语的滥用。首先，本文提出，在更广泛的议题下对现代与后现代加以区分可以凸显当下时刻中的种种新鲜事物并强化与过去的断裂，然而现代与后现代的这一区分必须明确地解释清楚。本文认为后现代话语能为当前社会、文化与理论中的主要新鲜事物与发展提供理论图绘和社会叙述，并能清楚说明当代时刻与过去的承继与断裂。最后，本文还认为现代与后现代话语的多元性有助于说明当前时刻的复杂性，而我们可以运用的理论越有力，我们的理论与批评就能做得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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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理性的激爽与恶的实践理性

杨凯麟

2014 (3): 91-102.

摘要 ( 1075 )

PDF(786KB) ( 31 )

萨德（Marquis de Sade）书写的不可化约核心并不是色情而是观念，不是欲望而是真理，不是故事而是实践，本文讨论萨德如何由经验描叙到先验观念，由色情到色情学，或由虚构到真理。主要的问题是：萨德透过书写在语言平面上所从事的思想事业究竟是什么？萨德的作品中总是有一个必须而且仅能由实践证成的“恶的实践理性”，强势的界限经验与遽烈的辩证翻转形构了此实践的最主要特征。萨德书写的赌注并不是浪荡，不管其小说如何充满着淫秽、犯罪或渎神，其最终要迫显的仍是作为观念的恶。正是在此有书写的一切困难，以及由此困难所激生的各种语言的雄辩与思想的拗折。他的每一个故事都述说着某一变态者的特异存在，但这些存在在彰显其差异的同时也都共鸣着“单一与相同意义”，这便是萨德作品里的“恶的单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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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直观与艺术真理——“艺术终结论”的现象学解读

苏宏斌, 廖雨声

2014 (3): 103-115.

摘要 ( 970 )

PDF(846KB) ( 69 )

“艺术终结论”是困扰整个西方艺术史的一个理论难题，柏拉图、黑格尔和阿瑟·丹托分别是其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代表。我们认为，“艺术终结论”在西方之所以一再出台，是因为西方思想总是固守着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以至于无法真正确立艺术的真理性。为此，我们主张用直观的一元论来取代感性和理性的二元论，把直观确立为唯一本源性的认识能力，感性和理性则是从直观分化和发展而来的衍生物。其中，直观是一种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理性是把直观到的本质加工成概念和知识体系的能力，感性则是把本质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能力。由此出发，我们把直观而不是感性看作艺术的本质，认为直观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基础，感性则只是再现性和具象性艺术的特征。因此，艺术在真理的谱系上处于本源性的地位，哲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艺术。只要人类还保持着对于真理的追求，艺术就永远不可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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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复兴背景下当代俄罗斯文艺政策与意识形态重建

田刚健

2014 (3): 116-123.

摘要 ( 772 )

PDF(815KB) ( 79 )

普京时期的文艺政策是“新俄罗斯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体现。为填补苏联解体后特别是叶利钦时代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俄罗斯政府通过立法规划、教育宣传、战略外交等方式间接引导东正教参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建。借助于东正教孕育在俄罗斯文艺传统中的帝国崇拜、末世拯救、聚议共同等核心价值召唤，普京政府一系列关涉东正教的文艺政策有效起到了整合社会思想、提振民族精神、遏制道德滑坡、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软实力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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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朝向空间的缘在”：当哲学、文学、宗教三者交汇时——彼得·芬维斯访谈录

李莎, 彼得·芬维斯

2014 (3): 124-132.

摘要 ( 1140 )

PDF(798KB) ( 88 )

学界对本雅明思想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后结构主义的“左”的文化批评家的描述。笔者结合彼得·芬维斯教授以本雅明《暴力批判》一文为核心脉络的德国哲学研究，对彼得·芬维斯教授进行了采访。这一访谈从本雅明美学观念的内在肌理出发，追溯本雅明思想中的关键概念“过渡”“单行道”“单子”“假象”“辩证形象”“朝向空间的缘在”的思想渊源，历数本雅明与康德、莱布尼茨、荷尔德林、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这些西方哲学和诗学的源流关系，呈现了本雅明思想中哲学、诗学和宗教三个维度之间的勾连映带。结合原文献和本雅明思想的诉求，笔者与彼得·芬维斯教授还探讨了西方近现代思想对中国易学、道家、禅宗思想的传播吸收，本雅明美学观念与中国古典艺术内在的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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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体互动及其文学史意义

张仲谋

2014 (3): 133-145.

摘要 ( 729 )

PDF(920KB) ( 79 )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系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有机体。这个系统自成一体而相对完满自足。系统内的每一种文体都具有独特的表现功能，这种功能的独特性是该文体产生的前提和存在的理由；同时系统内的各种文体相依共存又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心理、性格、气质的重要载体。这个系统既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系统内的各种文体又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学的文体系统发展变化、吐故纳新的历史。当一种新的具有影响力的文体以旺盛的生机楔入固有的文体系统时，必然会使原有的文体及整个文体系统的生态环境相应地发生变化。文体互动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态，本文重点描述分析了新体代兴、破体出位、异体相袭、多体共生、异体相生、跨界批评等六种形态。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系统与文体互动的深入考察，将会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点。同时，既然分期划段不足以展示文体系统生生不已的嬗变，分体考察又不足以揭示文体之间繁复多样的互动关系，那么这也会必将带来文学史书写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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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第三极”意义

罗时进

2014 (3): 146-155.

摘要 ( 732 )

PDF(843KB) ( 38 )

在唐代，白居易是继李、杜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式人物，是中唐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他不仅处于“百代之中”使文学创作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而且对士人精神世界和生存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唐代诗歌史和文化史上的“第三极”。如果说李白提供了天上人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诗界典型和追求狂放自由的人格形象，杜甫留下的是沉郁顿挫、晚节渐于声律细的诗学风范和济世难成的悲壮之歌，白居易则显示出将一切官样文章放下，以平凡朴质面貌示人的诗人襟怀和在不突破道德底线的前提下获取最充分物质和精神享受的生命姿态。白居易对后代士族阶层影响巨大，其中既有文学创作的传播，也有生存智慧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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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小说的三类艺术形态

李鹏飞

2014 (3): 156-166.

摘要 ( 621 )

PDF(858KB) ( 30 )

从小说对社会风俗、时代环境、自然风物、服饰器物等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描写方式及其效果出发，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分成具体型、抽象型与半具体半抽象型三大类。这一分类方法不再以小说的情节、人物、主题等基本要素作为分类标准，从而为考察古代小说的艺术特色与作家的思维特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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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京师士林风会与常州词派之理论推衍

谢燕

2014 (3): 167-180.

摘要 ( 788 )

PDF(1006KB) ( 79 )

常州词派理论体系虽早已形成，但在主流词坛形成风气，则与清季经世思潮的流布与京师士林风尚的变迁有莫大关系。道光前期的词坛，普遍存在一种要求变革的风气。这种风气与维新思潮中踏上仕途的新兴士子之政治诉求相应和，使原先常州词派抽象的儒家政教词学观在特殊历史境遇下获得普遍共鸣，从而赋予“托志帏房，眷怀君国”这一古老主题以全新的时代内蕴。传统的常州派词学思想，在传入京师后经过潘氏词人群与龙启瑞、王拯等广西籍京官群体的改造，融合吴中词派之声律、浙西词派之清雅与桐城古文之“义理”而产生新变，最后通过临桂词人群体的活动流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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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自律与审美正义

徐岱

2014 (3): 181-194.

摘要 ( 949 )

PDF(975KB) ( 134 )

倡导审美正义论的意义是为当代美学借助伦理学的途径，重新进入到生活世界之中，从而产生现实的理论意义。从逻辑方面看，如何重新认识“艺术自律”的问题，是注重实践之维的伦理美学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尽管相关的讨论长久以来处于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但事情显然还存在着可以进一步商榷之处。概括而言，这其实属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词语误解导致的对问题实质的遮蔽。事实上，彼此间并不构成矛盾性。如果没有艺术自律的前提，审美正义的讨论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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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象与意象：诗歌的符号学阐释分野

李心释

2014 (3): 195-202.

摘要 ( 816 )

PDF(839KB) ( 104 )

本文从符号学诗学角度，引入“语象”概念，并重新审视传统诗学概念“意象”，澄清了诗学中的语言、语象和意象三者关系。语象与意象之别在于语言的符号化对象之不同，语象在符号学类型上有实体语象与转义语象之分，元语言与含蓄意指的共同作用能够说明语象的符号学生成机制。现代诗与古典诗在语言、美学原则、诗性定义等诗学本体上的诸方面不同，集中体现为语象与意象之别，语象理论的建设将促成中国诗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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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实”的历史建构与知识者的身份认同——现代小说叙述人称策略的变迁及其思想史意义

谢慧英, 周伟薇

2014 (3): 203-209.

摘要 ( 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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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叙述修辞的基本要素，叙述人称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小说对“真实”的建构和表现。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称策略一方面呈现出历史语境对于“真实”内涵的潜在规定；另一方面，在更深隐的层面又往往与承担叙述使命的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密切相连。对中国现代小说来说，从“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潮向三、四十年代以后的大众化、民族化转型的这三个十年，人称策略的选用及变迁无疑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性，这将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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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当代散文审美诉求的诗性——以赵丽宏散文为研究个案

吴周文

2014 (3): 210-216.

摘要 ( 805 )

PDF(804KB) ( 43 )

本文以赵丽宏为个案，从创作主体本真化的定位、中外“诗化”途径的选择以及文本叙述形式的创造等三个方面，论述30年来赵丽宏对于散文审美诗性的诉求。这些诉求，标识着它们是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散文在曲折迂回、艰难振兴中被不断质疑、反复讨论而没有真正取得共识的问题。在重建散文诗性的诸多困惑之中，赵丽宏面对“五四”、尤其十七年“诗性”传统的时候，以其再认识、再发现与再创造的实践，为现在和未来做出了关于散文命运走向的正确选择，从而为当下建构散文美学提供了有益的、不乏启悟的“诗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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