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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笔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李西建
    2024, 44(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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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笔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程相占
    2024, 44(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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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中西艺术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中西艺术
    沈亚丹
    2024, 44(2):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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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画之所以“可居”“可游”,因其有道,山水之道既体现为形而上的哲思,也呈现为画面上的逶迤细路。它并非某种凸显于画面有形体、有细节的视觉对象,却常呈现为被山水树石等物装裱的虚空。五代北宋时期的全景山水和我们的身体图式相契合,为观者“步入”山水画之中开了方便之门,也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空间知觉方式。画面路径多开始于画幅下端并向上方横斜蜿蜒,在观者的知觉中被解读为向画面深处延展,散点透视则营造了一个动态知觉过程,使得“游观”成为可能。山水画中的路形态多样,但其在视觉上多显现为深远山水意境中的“细路”。“三远”图式即意味着画面上的道路,需要被呈现为“窄”和“细”的形态,否则便无法凸显咫尺万里之势,与“细路”相对应的是“独往”,呼应着中国传统哲学与诗学中的“独往”,从而获得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越。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中西艺术
    吴攸
    2024, 44(2):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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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朱利安新近提出“去相合”的概念,称之为艺术得以畅活的动力源泉。他将“去相合”视为一个概念性的思考工具,以此打破人和事物因逐渐陷入“相符”而导致的贫瘠状态,开启新的可能性。就艺术创作而言,“去相合”意味着去除同质性因素,拆解使艺术趋于贫瘠的“相合”:一方面在欧洲内部反思以“相符”为核心的艺术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条路径,是打开“间距”去外部追寻“未思”与“未闻”。为此,朱利安一以贯之地秉持“经由中国,反思欧洲”的外部观照路径,来到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寻找文化资源,去践行“去相合”的逻辑。他高度赞赏中国绘画所体现出的“道”,即由两极互动的“之间”而产生持续动力流转与勃勃生气,道家思想对二元统一的追求成为他反思欧洲美学传统的动力。朱利安的研究有别于此前西方文论中从“异域情调”或“东方主义”出发阐释中国问题的方法,而是开拓了一种对话主义的汉学研究路径。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中西艺术
    胡玉明
    2024, 44(2):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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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造园艺术在英国的影响是与孔子学说的西传分不开的。英国人认为孔子学说与他们的自然神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反对神的启示,主张向自然学习,中国的孔子学说因其历史悠久而更胜一筹。经过英国自然神论的文化调适,中国的语言、政治、宗教和艺术都被视为“自然的”。蒲柏认为中国园林是一片“伟大的荒野”,中国园师凭借高超的匠艺再现了自然的“原初状态”和上帝造化的“普遍秩序”。在人工中见自然,这是中国造园艺术与蒲柏的新古典主义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中国造园艺术之所以能在英国产生深远影响,原因在于它的“自然性”,而不是“不规则性”。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中西艺术
    何艳君
    2024, 44(2): 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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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的法国画家雅克·林纳德在其跨越十三年的三幅静物画中,反复表现了一种或一只产自中国景德镇的“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使之成为其所绘“五感”或“虚空”主题静物画中的象征符号。因为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异,雅克·林纳德静物画中的青花瓷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错位;“东坡游赤壁”主题的文字纹则变异为无实际意义的点线组合符号纹;而图像纹除了表现内容的变异,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寓意。另一方面,这种变异也使“东坡游赤壁”图摆脱了苏轼“赤壁”二赋或改编故事的束缚,以纯粹的“图像”身份独立呈现。雅克·林纳德的三幅静物画尤其是《中国瓷器与鲜花》,因此也展示出更加明显的“元图像”或“元绘画”的特征。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中西艺术
    向维维
    2024, 44(2):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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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法国艺术史家于贝尔·达米施在《论线》一书中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视角阐述了西方艺术史中关于“线”的语法结构。借由“线”的视觉艺术符号,达米施将文艺复兴时期素描中的线与西方当代抽象艺术中有关平面上的线性划痕联系起来,以期重构一个以“线”为线索的非历时性叙事的艺术史体系。在这本关于“线”的艺术理论专著中,达米施用一章的篇幅迂回到中国古典绘画中毛笔所画出的线,并将中国文人书画中的线也纳入他的线性艺术语言系统之中。本文通过分析达米施在《论线》一书中的中国书画因素,探讨中西美学中“线”的问题及其两者的互释关系,以期呈现一种艺术符号学的跨文化研究范式。
  • 现当代文论研究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冯黎明
    2024, 44(2): 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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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自律论这一现代信念是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一系列的历史和文化事件以及形而上学的知识学传统等综合作用的产物。“美的艺术”观念是艺术自律论形成的关键机制。中国古典文化中也出现过审美伦理和形式自主意识,但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并不以“审美”为规定性制定艺术本体论,因此也就没有形成自足、自洽和自律性的艺术观念。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模型阻止了社会实践场域的结构性分解,“二元对应式类比联想”的汉语思维方式抑制了形而上学的形式本体论,这些因素抑制了艺术自律论的生长。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使得艺术自律论在五四时代蔓延于审美文化场,但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悲情历史让自律性艺术始终未能取得主流地位。
  • 现当代文论研究
    黄凤凤
    2024, 44(2): 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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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亮夫在1930—1933年出版的《文学概论讲述》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早期教材的代表之一,集中体现了通过追索“感情的本来面目”来转化传统文论资源和生成现代文论知识这一路径。在这本教材中,姜亮夫明确了“性”与“情”的分野,使“情感”这一理论术语更具本土内涵和时代特色,并以此为基础,从主观因素和可感形式角度探讨传统经典中“感情的本来面目”。而后,姜亮夫以追索文学情感的本质为由,关注传统文体中的“民间源头”与“南方属性”,尝试进行文学传统的“再发明”,促进新的文学知识的生成。这种将“古典文学经验”转化为“现代知性形式”的做法,有利于激活本民族文学传统,帮助建设文学理论学科。
  • 现当代文论研究
    白洋本
    2024, 44(2):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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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是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新诗现代化”诗论中的关键策略。关于“综合”的西方渊源,研究者往往关注艾略特和瑞恰兹的影响,却忽略了史彭德,而后者是袁可嘉“综合”诗论的关键来源。首先,袁可嘉所述英国现代诗呈现从“分析到综合”(从“自嘲嘲人到怜悯”)的特征,其中的“综合”和“怜悯”皆可追溯至史彭德的诗歌和理论;其次,不同于艾略特和瑞恰兹切断艺术与生活的渗透关系,史彭德“融合”意识、经验与客观现实的“诗的社会化”理论,经由袁水拍等人的译介进入中国,启发袁可嘉将“现实”列为“综合”的重要部分;最后,袁可嘉在同时代人译介的激励下翻译史彭德的“现代性”诗论,并于20世纪80年代经由卡林内斯库的理论再次激活而成为袁可嘉诗论的核心。袁可嘉对左翼诗人史彭德诗论的借鉴,体现了京派知识圈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战时背景下的姿态调整和文学坚守。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危明星
    2024, 44(2): 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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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作为重要的思想史观念,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新潮》同人与新文学发生史之关系的视角。《新潮》同人把“自然”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以写景诗为新文学的急先锋,但围绕“自然”与“人生”的辩驳也因此展开,他们以近代以来杂糅的自然观念为基础,在“自然”与“人生”的辩驳中提出自然的人生化。“自然”作为新文学的重要写作对象与基本准则便以物质世界的自然为基点,生发出多重面向,并反过来深化了新文学论域中的“自然”。自然的人生化,是《新潮》同人对新文学自然观理论贡献的核心,也是其思想转型的一次成功尝试。
  • 专题:晚清民国文学话语的跨界资源
  • 专题:晚清民国文学话语的跨界资源
    成玮
    2024, 44(2): 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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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题:晚清民国文学话语的跨界资源
    陈慧
    2024, 44(2):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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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 专题:晚清民国文学话语的跨界资源
    常方舟
    2024, 44(2): 1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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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章士钊的“甲寅文体”被称作“政论文”“逻辑文”“欧化的古文”,这些指称侧重从清末民初古典文章发生新变的角度揭示章文的写作特点。事实上,章士钊的文学观念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汲取了墨学和《论衡》等传统学术思想资源,和近代西洋逻辑学存在目的悖反的倾向。在文学实践方面,章士钊倡导子学笔体的名家之文,并依托《甲寅》施行复归诸子之文的文体实验。伴随本土修辞学的兴起,章士钊奉行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展现了古典文学固有的修辞技巧。探究以章士钊“甲寅文体”为代表的应用类古文在新旧之间的变与不变,或为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章的杂文学属性提供更加本土化的视角。
  • 专题:晚清民国文学话语的跨界资源
    史伟
    2024, 44(2): 12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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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国维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其理论建构的意图、方式,理论结构、层次的设置,学理的介入等,都与其对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美学的研习有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从《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到《〈人间词〉乙稿序》再到《人间词话》,王国维美学经历了从立足于叔本华而糅合席勒美学,到立足叔本华糅合康德美学,再到立足于康德兼容叔本华美学的复杂过程。这是一个同时包含了扬弃与整合的过程。但至《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却开始逐渐抹去西学影响的痕迹。王国维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西方理论观念、中国文学和理论自身特点,以及两者合洽性的反思和认识,此种反思包含的知识认知、选择的复杂性和创新性,理应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命题。
  • 专题:晚清民国文学话语的跨界资源
    成玮
    2024, 44(2): 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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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王祖琪
    2024, 44(2): 14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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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的饮食赋写作祖述《诗》《骚》,导源于俳辞,将《楚辞》的高洁旨趣与俳辞的幽默诙谐寓于一身,体现了有意变革的文学主张,使赋体完成了由娱神,到娱人,再到娱己的功用。苏轼以全部生命体验投入,在审美取向与情志追求上打破雅与俗的边界,克服内在情志的对立冲突,不再刻意强调赋体书写对象的雅俗性质,而是以平和的心态,以审美的态度书写日常生活。可以说,苏轼对雅俗关系的思考递嬗过程也是逐渐实现自我的人格养成过程。苏轼的饮食赋不是简单的“游戏文字”,而是奠定了一种经典范式,对后世有开创之功。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江曙
    2024, 44(2): 15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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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概念经由日本接引西方“romance”与“novel”之概念,作为中介的日本以及明治文艺思想在“小说”概念的转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传教士编纂英华辞典,特别是罗存德《英华字典》在日本广为沿用或增订为英和辞典,颜惠庆《英华大辞典》承接双重影响,“小说”与“romance”和“novel”形成对译。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对“romance”和“novel”进行区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延续并完成两者词义的学术化界定。“小说”概念经由日本的转化最重要的是美术特质的发现。明治日本时期矢野文雄、坪内逍遥等对小说的美术特质加以论述,其后梁启超衍生出小说艺术作用机制,王国维聚焦《红楼梦》的美学价值,黄人完成小说美术属性系统论述的中国化并应用于《小说林》的编创,徐念慈糅合“理想美学”和“感情美学”,吕思勉在小说美学基础上向现代叙事学转型,继之太田善男“纯文学”观在近代发酵,鲁迅、周作人等对小说的美学特征及纯文学价值均作阐述。“小说”概念的中日对接促成普及型流播、学术性的界定和美术特质的发现以及概念的转化。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孟昕
    2024, 44(2): 16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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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祁雁蓉
    2024, 44(2): 17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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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谭成
    2024, 44(2): 18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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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迪欧关于爱的理论包含着一个新唯物主义的诗学论题:从偶然性范畴出发思考爱与艺术的关系,以及考察两者在世界的“相遇”所具备的真实效应。这个论题的展开涉及对巴迪欧相关论述的整理和阐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阐明巴迪欧“爱是两的场景”命题的内涵,揭示其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特征;二是明确艺术应该致力于发掘“爱的延续”的主题,从而生产出关于新世界的经验;三是强调在重建世界的目标上,爱与艺术能够借助“相遇”的力量结成“同盟”并介入政治实践。由于巴迪欧推进了浪漫主义通过爱与艺术的创造来弥合现代世界之分裂的构想,继承了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主义”将与事物“相遇”作为主体行动的基本立场,使得其愈发模糊艺术与政治的界限,从而在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构想上呈现出浪漫化色彩。这正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具有一种诗学上的吸引力,但其政治方案却饱受诟病的原因。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胡行舟
    2024, 44(2): 19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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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德里达的《前判:在法的前面》进行系统梳理和阐发。德里达的论题叠合了两个面向:一是法的文学,二是文学的法。“法的文学”指向法的叙述性和虚构性,法自身没有本质,它最中心的系谱历史不可讲述,可也正是它本源的空缺导致了叙述在延迟中的差异化重复。“文学的法”则指向文学的建制和惯例,一个文本一旦开始书写,就已经在彰显法的作用并完成“合法的”表述行为,文学的阅读和流通也在法中。引入《类型的法则》,会让我们进一步窥见法与文学的互相支配和生产,它更带来了文学和法的关系的性别化和性爱化。本文首先着眼于德里达讨论的两个面向,刻画出法与文学“禁忌之恋”的基本样貌。本文继而从中抽绎出德里达着重论述的独异性问题,并再结合《法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一文阐明法的普泛性与个体存在的独异性之间的裂痕以及由此而来的正义的不可能性,并探问文学的独异性如何有可能为个体存在的独异性赋能,让法也伫立在文学的前面。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肖文婷
    2024, 44(2): 20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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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韦恩·布斯的奠定基调到詹姆斯·费伦的扎实推进,叙事伦理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应运而生,逐渐发展为包容多项批评方式的研究进路。相较于布斯对作者意图的强调、费伦对读者阅读伦理的重视,保罗·利科极富创见地将作者、读者置于虚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室”中,把对单一伦理主体的重视转移到对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伦理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在他看来,虚构叙事不仅是作者将其“思想”图式化,展开伦理探询的实验场所,也是读者“占有”伦理实验,练习实践智慧,从而达成“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化力量的实践基地。这一看法创造性地将虚构叙事视为作者与读者伦理实践的实验场所,为叙事学的伦理分析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韩之江
    2024, 44(2): 21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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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阐释拉康的众多专著中,研究者一般倾向于将镜像理论与话语理论割裂开来单独理解、应用。但事实上,镜像理论中的光学模式第三图,与话语理论中的第四种话语——癔症话语,两者间存在隐秘联系。通过对塞利纳代表作《长夜行》这一突显主体分裂的文学化癔症话语的拉康式解读,尤其是借助学界较少关注的光学模式第三图为分析工具,本文尝试将镜像、话语两大理论范式进行连接和贯通,最终阐明二者之间的转化机制:在特定层面上,四种话语的转换矩阵实际即为光学模式翻转图的高度抽象、进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