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美国著名学者李达三,不仅首倡“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而且从源自民族性的世界文学、世界性的比较文学与复合性研究方法的运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卓识洞见,对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迄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理论预见性着实令人叹服。

外国文学研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从审美研究、形式研究,到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外国文学研究又面临着新的调整和转型。时代呼吁学科交叉,呼吁文学采用科学方法对人文思维进行补充。量化研究就是这个时代给外国文学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将追溯文学量化研究的历史,考察这个研究范式的各种案例,希望证实量化研究在文学史研究、作者鉴定、风格研究、影响研究、文类研究、文本可视化六个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同时也希望证实这个新的研究范式可以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启示,促成一定范围内的创新和突破。

20世纪90年代,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开始悄然发生,并逐渐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系统爬梳世界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中的代表性学术成果,考察世界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的实现路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动因,并探索其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影响。本文认为,世界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共经历了三次路径范式的演进:建构世界文学体系、寻求世界文学的空间正义、重绘世界文学地图。这些演变是国际政治经济语境和主导文化思潮影响的产物,并推动了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构。总之,对世界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的考察,不仅可以为当下的世界文学理论作出必要的补充,还可以为世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启示。

本文是对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布莱恩·马苏米教授进行的深度访谈。马苏米教授承袭怀特海、德勒兹等哲学思想,以具身经验哲学、艺术与媒介理论以及文化政治理论为研究域,其《情动的自治》一文被学界公认为宣告了当代人文学术领域的重大理论转向——“情动转向”。本次访谈探讨了德勒兹思想的当代意义、情动转向的理论内核及其与过程哲学的互动,以及艺术作为非感官相似性的实践场域所具有政治潜能。访谈还涉及对当前人文学科“情动转向”的反思,批判性地回应了相关争议,展望了艺术在政治潜能与集体生成中的实验性角色。

黄金城的力作《有机的现代性:青年黑格尔与审美现代性话语》围绕自然与精神之关系,深入而有力地论述了1800年前后德国思想界的主要人物对于机体论的不同理解,以及机械的现代性向有机的现代性转化之内在机理。本文依循黄著之运思脉络,首先对康德之“有机存在者”概念作出补充性阐述,进而寻绎荷尔德林、谢林、黑格尔等人关于自然与精神由范导性关系跃变到构成性关系之致思理路,最后,以机体论“始祖”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相互牵缠为线索,指出儒家理气思想与西方机体论之间存有事实性的呼应关系,从而为全面理解“机体论”以及以此为根基的西方审美现代性话语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审向度。

作为新世纪涌现的革新性艺术现象,生物艺术在呈现后人类主义“连续性”生命观方面,尚缺乏学界的深入探讨。首先,生物艺术内涵中的连续性观念表征为生命过程性、生命间性和普遍生命。第二,生物艺术实践呈现了人类与非人类、生物和数字、生命和信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连续性,重新定义了生命的内涵,并践行了一种新生命主义。第三,连续性观念为生物艺术所引发的道德争议提供了伦理辩护。如果让动物免于审美操纵,就意味着将人类孤立于自然世界之外,因为动物的生命价值恰恰源于其与人类的连续性关系。第四,面对思辨后人类主义的“断连论”的挑战,“后人类”的内义和“人”的本质中的连续性观念使得“非人”成为不可能。

本文系统化地梳理了现代德国音乐批评的历史演进与理论转型,揭示浸润其中的艺术现代性的核心矛盾。在启蒙时期确立了音乐批评的公共领域属性,形成了天才美学与规则诗学的对峙以及审美标准与社会标准的初始张力。浪漫主义时期转向批评的生产性特质,突破了诠释框架,使音乐批评从工具性分析向艺术性的富有生气的活动机制转向。至19世纪下半叶,音乐批评确立了历史学的标准。20世纪是音乐批评进入体系化理论的建构阶段,学者通过层级化的模型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却无法完全摆脱实证性的阈限。阿多诺以历史哲学的视角批判实证主义,主张批评需在动态历史进程中揭示艺术的真理性,而达尔豪斯则强调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并重,主张主观体验与客观认知的相互融合。德国音乐批评史本质上是现代性艺术文化矛盾的缩影,其活动轨迹深刻地映射出审美自律性与社会他律性的永恒张力。

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的新物质论对20世纪人文社科领域的语言论范式进行了清算和反思。新物质论认为语言建构论的资源已被耗尽,应当转向对于物的本体论研究。词与物的关系在新物质论的视角之下获得了新的阐释。本文以思辨实在论和能动实在论为例,探究新物质论对语言论的批判及其限度。思辨实在论强调物的实在性与陌生性,以此来抵制语言优先的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能动实在论强调物的能动性与展演性,以此来弥合语言论所造成的词与物的断裂。新物质论以衍射为核心重构了词与物的关系,强调“话语物质”之间的动态展演性,从而修正了语言论范式的局限。因此,新物质论并未完全否定语言论,而是补充了语言论所缺失的物质维度,以此实现对于世界更加丰富完整的认知。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深刻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范式,后者正是在对前者的吸收和批判中推进了自身理论坐标的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海德格尔有关死亡的看法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焦点。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批判海德格尔的死亡形而上学,认为海德格尔不仅忽视了死亡的社会历史性质,而且在将死亡本体论化的过程中,使死亡成为一种维护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强调死亡的无意义性,指出艺术提供了真正的死亡经验,把握了有关死亡的历史真理,因此,艺术有对抗哲学意识形态的潜能。在对海德格尔死亡形而上学的批判过程中,批判理论形成了与“向死存在”相对立的、奠基于死亡的乌托邦精神。

阿多诺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归结为一种社会性的“无力感”,意在呈现权力现象与主体内在领域之间的密切关联。无力与权力的辩证关系有可能提供一条重构阿多诺哲学的内在线索。这一问题域融合了尼采的谱系学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心理分析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微观领域,它讲述了主体何以出于无力感、恐惧和自恋情结,转向补偿性地认同强权者,并落实在资产阶级永不停歇的“行动的人生”当中;在社会领域,无力与其说是可以被“治愈”的心理现象,不如说是社会结构本身产生的整合机制。在政治领域,无力现象恰恰解释了“伪行动”为何会在巨大的社会病理(乃至危机)中产生。可以说,阿多诺给出了一套情感社会学的方案,意在突破资产阶级的实践样态,使得“非同一性”得以彰显,推动自我的激进转型。

温庭筠《杨辇墓志》所说“乐府倚曲”,并不是指倚声状态下的诗歌创作,而是诗人对乐府诗“倚曲”形态的期待,是将作品配入乐府的意愿表达。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温庭筠的自制新题乐府诗标作“乐府倚曲”,正是援用温氏本意。温庭筠强调乐府诗的音乐本位,当是针对新乐府“尚义”派违离音乐的事实而发。因此,他在创作中注重从题名、体制等方面学习汉魏古乐府,又自南朝乐府中汲取辞藻、声情,近承李贺,以“尚乐”“尚辞”为导向。在晚唐新兴曲子词日益流行、古乐府诗道渐衰的情形下,温庭筠自觉发扬乐府诗写作中主声重乐、诗乐合一的理念,实为士人努力恢复古乐府精神、与娱乐化倾向相抗衡的尝试。

清代初年,阳明心学虽一度横遭污名,但其在古文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魏禧即是典型的受阳明心学影响的清初士人。王阳明的生平事功、“知行合一”的理念与“拔本塞源论”的现实关怀深刻地塑造了魏禧的思想倾向。魏禧古文理论有着浓厚的阳明学色彩,更重视“未发”之时的作者修养的养成,而对“临文”技法关注得较少。诸如“偏至”说、“积理练识”说等主张都有着鲜明的阳明学烙印。魏禧“策士之文”的形成与王阳明的思维方式及古文风格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清人以魏禧古文来类比前人的单维化品评思路与魏禧的思想底色严重不符。阳明心学的浸染使得魏禧为文重视本色,反对模拟,可出入诸大家之间而自成一格。发掘清初古文与阳明心学这一隐藏已久的学术关联,对于还原清初多元而生动的文坛现场大有助益。

文人比拟“东坡后身”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特殊的现象。这一文学现象有着较为复杂的现实指向与丰富的文学呈现。明清文人摆脱了原本苏轼转生故事中的宗教意味,显示出世俗化与文学化的情趣。他们在文学表征上体现出对苏轼文学活动与诗文创作的“双重互动”,他们借助与东坡生平事迹在时间、空间、物象等层面上的巧合与雷同,完成对其原作的应和与互文,由此可见对苏轼个体文学记忆的再现、扩容与延续。“东坡后身”现象展露出历代文人的心史变迁,体现出他们对仕隐出处、生死问题的思索与超越。通过王世贞、袁宏道、王士禛、翁方纲等人对苏轼文学观念与风格的部分择取与不同阐释,诸家在文学实践上又体现出“东坡证我”的特点,也可以梳理出宋代文学在明清时期作为一种文学知识由隐匿到显露的过程。

诗体辨析为明代弘治、正德间复古诗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精细化的内向式考察路径。我们可以借此厘清复古领袖李、何诗体观念渐次深化的过程:二人于弘治年间尚不具备成熟的尊体思想;正德初年之后始形成古体尊汉、魏而兼法晋、宋,近体尊杜甫、盛唐的意识;随着诗体观念日趋精严,二人就诗歌体制的细节问题产生了诸多分歧,这些异见成为引发正德十二年左右“李、何之争”的关键诱因。“李、何之争”并非主摹仿与主创造之争,而是在坚守复古法度的前提下争论体法问题。正是在辨体视域的观照下,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李、何等复古诗人具体文学行为背后的逻辑,进而把握复古诗学演进的内在理路。

将柳宗元和王安石并称,在清中后期的文坛中蔚然成风。“柳王”于明万历初年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实至”,至清顺治后期的毛先舒《柳王优劣》而“名归”。柳、王于“人品”和“文品”的共性,成为实现“柳王”立名合法化的依据。基于“唐宋八大家”体系所创的历史条件,“柳王”既顺应了主流的文学观念,又在士人实现古文进阶的需求中提供了辅助作用,从而得以广为流传。在与社会文化互动中形成和传播的“柳王”,实现了对二人研究史中既有观点的重估,助力了二人文章成为适应当下文化选择的矩范。

现代文学就是在广告的吆喝声中问世并发展着的。众多现代作家深度参与了现代书刊的生产,为了促销现代文学书刊,推动现代文学发展,作为编辑或作为作家撰写了大量的现代文学书刊广告。由于现代文学书刊广告属于应用之文,刊载惯例(不署名)以及现代文学广告的叙事策略等原因,大量的现代文学广告只是现代作家潜在的佚文。现代作家广告佚文的发掘与考释尽管有不少成绩,但仍然是一项紧迫且大有可为的工作。

1926年,郁达夫两次南下农民运动中心广东。郁达夫与中共农运领导者的偶遇及其互动不仅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更加深了他对国民革命的认知。由此,在普罗文学的论争背景下,郁达夫将田园文艺与“农民文艺”分而论之,并以《洪水》《民众》(旬刊)与《大众文艺》为阵地,首倡“农民文艺”。郁达夫对“农民文艺”的创造性阐述与中共早期农运理论的呼应,显示了政治实践在文学领域的生动演绎。而彼时围绕其“农民文艺”理论的肯定与质疑,也展现了郁达夫在普罗革命与理性启蒙之间的辩证思考。郁达夫以更具综合性的理论倡导回应了1920年代东亚不约而同对农民现代性的聚焦。郁达夫的“转向”展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重审“农民”来审视自我、建构主体的重要路径,这对我们重识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延安文艺的生成是一场文艺场域的重构,“华北文艺”是延安文艺的底色。华北根据地文艺在继承苏区文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华北文艺路径,生成了华北文艺经验。华北文艺与《讲话》前的延安文艺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北文艺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侧重普及性的文艺实践活动;《讲话》前的延安文艺则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侧重文艺的提高。华北文艺是延安文艺生成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路径。延安的党中央肯定并吸收了华北文艺经验,延安原有的文艺场域在华北文艺的积极参与下被调整、重构,延安文艺在这一背景下得以生成。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整个解放区所确定的文艺方向与具体文艺活动也证明了华北文艺经验在延安文艺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代健将,傅斯年对汉语“文学革新”提出过不少惊世骇俗的主张。尽管这些观点产生的时间、语境不同,但前后相互贯通、互为阐发,可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来看待。傅氏“文学革新”论的提出,有其独特的语文学逻辑,那就是:之所以倡白话而废文言,是因为发现文学与文字关系甚少,而与语言关系密切;之所以主张废汉字而兴拼音,是由于认识到汉语与汉字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之所以从语言文字入手发起文学革命,乃是因为相信语言只是一种实用工具。傅氏发现了传统语言与文字不适应、白话与文言错位发展等事实,并以“语言工具/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试图经由语言文字改革途径,实现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化,这种思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过也应该看到,无论是历史基础还是事理逻辑,都存在着背离事实、难以自洽的地方,因此需要一分为二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