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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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

书写//后人类：作为认知集合的文学文本

N.凯瑟琳·海耶斯

2018, 38(3):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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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研究已经呈现出多种发展方向，借助其在计算机技术中的职能，或许可以绘制出其发展路径。本文认为，计算机媒体对后人类主义的传播及其概念化的过程影响深刻，并专门探讨数字技术对当下书写的重要作用。人类和计算机媒体通过认知集合，可以参与各类互动，也可通过网络来流通信息、阐释和意义。本文选取的分析案例是两部电子文学文本：尼克·蒙特福特和史蒂芬妮·斯特里克兰德创作的《海与船柱之间》，以及约翰内斯·赫尔登和哈坎·琼森创作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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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

从二分心智人到自作主宰者——关于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内心声音

傅修延

2018, 38(3):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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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杰恩斯的二分心智理论，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人类的主体意识建构至今仍未完成，这一认识应当引起所有研究“人学”者的高度重视。审慎地运用这一理论，重新审视叙事作品中那些有内心声音在耳边响起的人物，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人类自身的心智状况。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对意识本身的书写不容忽视，更何况这种书写往往能达到其他书写所无法企及的深度。现在机器人的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人类自己的心智问题至少应获得同样的关心，在担心人工智能是否会摆脱人类控制的今天，也许需要首先思考人类本身的意识是否完全受自己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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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

“后人类/人本”转向下的人类、动物与生命——从阿甘本到青年马克思

王行坤

2018, 38(3):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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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人类/人本”思潮在很大程度上质疑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推进了学界对于何为人类、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以及人类生命的反思。“后人类/人本”研究有三种路径，其中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和“人类学机器”概念从政治领域内的人的动物化境况出发，揭示当代人类生命所遭遇的排斥性吸纳的困境，但阿甘本基于非历史化的分析所提出的是一种消极政治。本文试图回到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劳动力动物化的分析，揭示出这种动物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并且通过对其“类本质”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从而提出一种真正解放人类生命、同时又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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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

从反人文主义到一种狭义的后人类：跨越拟人辩证法

张春晓

2018, 38(3):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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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和一部分反人文主义理论分享着同一种辩证逻辑。它被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彻底澄清，但又止步于一种以负的方式言说的开放原则，缺乏有效的替代性话语。在后人类议题的讨论中，辩证法的拟人属性也容易将人文主义偷运回来导致范式混淆。所以本文尝试区分不同于反人文主义的狭义后人类，它是绕开主体意识的外在性，反对基础主义、打破一切对立和边界的一元论以及经验主义具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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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炫耀式消费：一个文化政治学的视角

周敏

2018, 38(3):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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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式消费的概念在19世纪被凡勃伦提出，但作为消费现象，它在中国有着更加深远的历史：管仲和范仲淹都曾倡导炫耀式消费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发展模式及消费方式上，炫耀式消费在当代中国呈现出与西方并不完全一致的特征。经济因素之外，消费活动演变为炫耀行为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消费品的符号价值，炫耀消费也因着与符号价值的同一性进入公共空间，在消费消费者的同时被围观和工具 (政治) 化。在身份流动不居的当代消费社会，传统儒家思想中对社会等级和等级消费制度的维护成为了炫耀式消费的文化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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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贺拉斯诗歌与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秩序

李永毅

2018, 38(3): 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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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已经面对着一个复杂性堪比现代的文学秩序，这个秩序由国家、恩主、友人与公众组成。文学赞助体制的流行迫使诗人在艺术与权力之间周旋，成熟的文学发表、传播和销售渠道则以文学趣味和审美风尚的形式向诗人施压。贺拉斯的成功秘诀在于，他通过精心设计的写作策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秩序的优势，避免了它的负面效应，不仅没有沦为牺牲品，反而塑造了罗马的诗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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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图像效果的发现与发明——论贡布里希的漫画研究

牟春

2018, 38(3): 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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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漫画艺术的探讨在贡布里希的艺术史叙述与图像心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贡布里希从漫画禁忌入手思考图像魔法问题，由此串联起了西方艺术史的进程。他又从漫画艺术彰显的等效性出发反观西方自然主义的再现性图像，从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图像心理学的真理，即一切图像制作（包括再现性图像的制作）所追求的都不是相似性而是等效性，图像制作者意在通过不断实验摸索获得开启感官之锁的钥匙。由于漫画创制甚至任何图像创制都不是对现成之物的寻求，因此所有绘画作品主要是艺术家的创造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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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回到雅各布森：关于“文学性”范畴的语言学溯源

冯巍

2018, 38(3): 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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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性的文艺学论争，需要从这一范畴的语言学起点上加以思考。雅各布森1919年首次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1929年又率先使用了“结构主义”这一概念。文学研究与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雅各布森学术思想的主导线索。返观雅各布森的“结构”中的“文学性”，可以看到他在批判地接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了功能主义思想，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雅各布森“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是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移植到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越过的关节点，也是理解“文学性”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性就是“诗性功能”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占据“主导”、语言六大功能同时都具备并彼此相生互动的语言艺术的特质。文学性并不是文学弃绝了一切外部联系的独立自足性。判断诗性功能是否占据主导的参数，不仅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维度，也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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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论抒情诗的解读模式

乔纳森·卡勒, 曹丹红

2018, 38(3): 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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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研究领域，目前英美世界存在两种主流观念。一种是浪漫主义式的，将抒情诗视作主体经验与情感的强烈表达；另一种是摹仿式的，将诗歌视作对某个由诗人创造的虚构人物的思想或话语的摹仿，因此往往采取虚构文本的分析方法与策略来解读诗歌。这两种模式都不能成为描述和解读抒情诗的“默认”模式，因为它们忽略了抒情诗的一些根本特征，即所有那些从根本上导向施为而非再现的元素。此外，抒情诗尽管可能包含虚构元素，但一般来说它们并不创造虚构世界，而是提出有关世界的看法。某些诗歌促使读者想象一个主体和一个说话的声音，但对很多诗歌来说，音响效果与其说是对声音的摹仿，不如说是某种可以被称之为“声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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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时间与空间中的特殊性——论格林布拉特著作中的历史主义精神

王柱

2018, 38(3): 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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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写作中，历史主义是一个常让人容易混淆的概念。不同思想家对其做了或严格、或宽泛的定义，而这一概念的意义在当今已经逐渐宽泛化，可以泛指所有将事物置于一定时间和地点去具体考察的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对于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理论的建构持有怀疑态度，而这实际上与宽泛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虽然多有人批评格林布拉特不愿考察历史演变中的不同阶段间的区别，但实际上其对历史演变也有着自己的考虑。虽然格林布拉特本人不愿新历史主义与历史主义发生联系，这二者却是不能分割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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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支遁的五言诗创作及其诗史意义

蔡彦峰

2018, 38(3):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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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是东晋重要的高僧，不仅在玄、佛思想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诗歌创作对东晋士人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支遁继承魏晋五言诗的艺术传统，重视丰蔚的修辞，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玄言诗占主流，诗歌整体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其诗歌创作对东晋中后期士族的诗歌创作风气、五言体的观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诗歌的艺术及其影响来讲，支遁都可以说是东晋重要的诗人。但是囿于其僧人的身份，支遁的诗歌创作及其诗史意义，当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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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辞赋的贵族肖像：南朝兰陵萧氏赋学考论

刘祥

2018, 38(3): 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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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朝帝王家族，兰陵萧氏的皇族身份与其文士角色相互作用、深刻影响了家族的辞赋批评与创作活动。萧统《文选》别骚、首赋，以“今赋”为考察对象，构建动态发展的赋史观，大赋、小赋并重。内容上，萧氏遵循“寓目写心”“唇吻遒会”的原则，创作大量咏物抒情小赋，呈现贵族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形式上，萧氏赋学立体与破体并存，一方面树立传统辞赋书写范式，另一方面使辞赋诗化成为主流。萧氏皇族思想开明，兼容并包，构建了一个特殊的辞赋创作场域，是影响齐梁辞赋新变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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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明代戏曲史上“临川派”相关问题新证——以汤显祖与同乡曲家交游的史实为基础

陈志勇

2018, 38(3): 12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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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剧坛上，江西临川是除苏州、南京、杭州之外又一重要的戏曲中心，它以汤显祖为核心，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同乡曲家群落，成员有谢廷谅、帅机、吴拾芝、曾如海和郑之文、徐奋鹏等人。这些曲家与汤显祖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也有较为相近的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据此，将晚明时期临川曲家群体视为一个独立的戏曲流派，并非无据。更为重要的是，以戏曲生态、文学地理的视角整体性考察这批曲家的戏曲活动，对于重绘晚明曲家谱系及地域分布图，重衡汤显祖的戏曲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皆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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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明代万历时期“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

李亦辉

2018, 38(3):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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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在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中均有体现，具有理论与实践递相推进、相得益彰的特征。理论方面，屠隆发其端，王骥德集其成，汪廷讷、臧懋循等殿其后；创作方面，梅鼎祚《玉合记》启其先，汤显祖《牡丹亭》肇其极，《南柯》《邯郸》二记承其波。从明清传奇整体演进历程观之，这一曲辞观及其践行者打破了文词派一统曲坛的局面，开启了“雅俗相济”的曲辞审美理想，推进了传奇曲辞由雅俗分裂到雅俗融合的转化，为明末清初传奇的大繁荣推波助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与转关性的戏曲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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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释“兴味”

孙超

2018, 38(3): 15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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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味”作为诗学范畴，建基于我国诗学中“兴”与“味”这一对元范畴理论之上。钟嵘连通“兴”“味”论所提出的“滋味”实即感兴之味，指感物兴情形诸诗篇而产生的含蓄蕴藉之美，这成为后出之“兴味”的基本意涵。综观古人用例，“兴味”主要指诗歌具有一种含蓄蕴藉、富有情趣，能引发读者极高兴致，能让读者回味无穷的美感。它兼有审美接受与创作发生两种指向，兼具诗学与日常两个维度，且具有强大的意涵吸附性和文体开放性，曾与同质范畴一起成为古代各体文学的普遍审美标准，在近代更一度成为小说文体批评的核心话语，初步显示了融通古今中西的能力。时至今日，“兴味”的诗学意蕴继续向各艺术领域开放。为建构我国本土化、自主性文论话语，我们应该给予它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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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诗大序》的“后结构主义”诗论——兼谈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化

顾明栋

2018, 38(3): 16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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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大序》是阐释《诗经》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个里程碑，尽管其非凡的洞见为中国诗学理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但也因其来历不明和种种“缺憾”而受到苛责和批评，并未被视为中国传统第一篇有意为之的文论。《诗大序》真的如历代学者批评的那样结构松散混乱，主旨无法一以贯之吗？从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视角重新细读《诗大序》的文字表述、思路演进和总体结构，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诗大序》主旨鲜明，构思精巧，论证连贯，其独特的结构和论证形式恰恰建立在看似过时的小学（文字学）基础之上。而且，其意指结构与表现方式隐含了一个创作模式，暗合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论和德里达的“撒播”论，因此或许可以称其为古代的后结构主义诗论。采用传统小学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读《诗大序》，旨在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一、以传统小学为根基的古代文论与后结构主义诗论是否有本质的区别？二、历史上至今为止对《诗大序》真实价值的评判为何不够客观公正？三、结合西方古典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诗学探索《诗大序》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诗论？四、使用现代诗学的方式重新细读《诗大序》能给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化提供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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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身体现代性的生成及其话语向度——以晚近“身体遭逢”为对象

黄继刚

2018, 38(3): 16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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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现代性作为文化现代性发生的一个侧面，在塑造公众现代意识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身体的言说和阐释对应着近代启蒙运动中的国民塑造过程，这种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表征出政治性的隐喻色彩。尤其是从晚近“身体遭逢”及其处境，我们不难看到国民身体的社会生成过程，其过度支配的境况反映出时代的需求和欲望，也投射出身体话语被国家化的建构历程。身体的出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纾解了变法或改革的焦虑，并成为政治、军事乏力之后产生的替代性话语途径，这也是近代身体的真实遭遇和无奈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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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文字不如绘画”：直感经验与视觉成规——论《湘行书简》《湘行散记》中的语-图关系

刘泰然

2018, 38(3): 17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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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与文字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媒介意识贯穿于《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两部作品的始终。对于沈从文而言，文字的遮蔽性更大于绘画，而绘画相对于他的直感经验而言，也是无力的。无论对于文字还是对于绘画，沈从文都是不得已而用之。但他通过文字和绘画的并置互文，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平衡综合，在各种的视觉成规与表征体系的裂缝间做种种补缀的工作，尝试着传达他所感知到的完整的湘西，而实际上，那样一个湘西永远只在裂缝中隐约地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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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解释学研究

伽达默尔晚期思想中的精神能量与图像

孙丽君

2018, 38(3): 1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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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能量是伽达默尔晚年对哲学诠释学的最新思考，也是哲学诠释学对存在论的最新发展，精神能量指存在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在伽达默尔的晚期思想中，他将存在划分为三个等级：混沌、已在、由混沌向已在的变化。其中，能促使存在等级发生变化的正是精神能量。图像的本质在于：它是由混沌向已在变化的方式，同时，它把推动变化的精神能量保存在图像之中。图像的力量来自于它储存的精神能量拥有吸引读者的能力，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图像是打破语言约定并为混沌初次定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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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解释学研究

“审美无区分”思想批判——兼谈对前期伽达默尔美学的反思和超越问题

肖建华

2018, 38(3):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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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无区分”概念提出的背景有二：从其思想背景来说，是对以康德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及其后继者天才美学、体验美学等美学思潮的批判；从其现实的艺术实践背景来说，是对所谓的“博物馆式艺术”的批判。“审美无区分”的理论实质指的就是强调整个生活世界及其所表征的存在真理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审美无区分”概念的直接的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的误读导致“审美无区分”概念身上带有如审美观念的平面化、审美理解的静止化等理论缺陷。“审美无区分”是前期伽达默尔美学的核心概念，对该概念的反思和批判，其实就是对前期伽达默尔美学的反思和批判。对“审美无区分”的反思和批判给我们一个启示，即要在艺术与现实历史、审美与非审美之间保持一种既相同一又相区分的紧密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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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解释学研究

文学本质论的存在论探究

王中原

2018, 38(3): 20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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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文学反本质论在解构主义的语境下重新提出了文学本质论为何及其何以可能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回应需要从存在论层面对文学本质论的内涵及其可能性进行探讨。文学的本质指涉文学存在，文学本质论是对文学存在的理论阐释。文学本质论是文学研究的首要课题、文艺学的元理论。文学本质论奠基其中的存在论区域显示为“文学是什么”“文学如何是”和“文学是”三个区间的区分着的统一。对文学本质论的存在论区域的清查，使形形色色的文学本质论的合法性根据及其边界得以洞察，从而使具体形态的文学本质论的本质性力量得以释放，文学理论研究乃至文学研究由此才得到源始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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