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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叙事理论研究
  • 专题:叙事理论研究
    曹丹红
    2023, 43(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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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集中关注虚构问题,涌现了以帕维尔、沃尔顿、热奈特、瑞安、多勒泽尔、科恩、舍费尔等学者的著作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理论与方法展开对虚构的思考。成果大致可分为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以及内外结合的研究三类,其中内部研究包括本体论、形式主义等途径,外部研究包括语用学、认知科学等途径。这些研究塑造了今日西方虚构性研究的特征与趋势,例如结合跨媒介视角以考察多元的虚构实践,结合内外途径以全面认识虚构,结合跨文化与历史视角以呈现虚构观念的多样性与历史性。当代西方虚构性研究归根到底旨在更好地理解虚构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挥虚构的人类学价值。
  • 专题:叙事理论研究
    曾巍
    2023, 43(4):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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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改编是指以文学作品为基础,进行媒介符号再加工,将其转化、重塑为另一种形式的作品。改编热潮受到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逐渐建构出改编理论。其中,哈琴借鉴传播学的分析结构,将改编看作运用媒介对源文本的重新编码过程,并归纳出讲述、展示、分享三种改编模式。文学改编创造出新的故事世界,从受众对故事世界的体验的角度来考察,可将三种模式修正为:诉诸想象、诉诸认知与诉诸参与的改编。三种模式对应于作品的媒介呈现方式,即从单一媒介到多媒介再到融媒介或超媒介,与媒介发展的技术路线呈平行关系。媒介进化,看似越来越呼应并满足受众感官欲望的体验诉求,但也侵占了受众的想象空间。技术假体使受众远离了原作的故事世界,也远离了现实世界。因此,在文学改编中应对媒介技术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合理利用媒介,发挥主体的创造力,为受众提供高品质、高格调、高水准的艺术精品。
  • 专题:叙事理论研究
    陈瑜
    2023, 43(4):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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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的叙事活动中存在大量真实受众介入叙事进程的现象。但是,叙事学研究历来都有着“文本中心”和“叙述者中心”倾向;现有关于真实受众的研究大多涉及阅读和观影心理、受众消费调查等方面;以戏剧为代表的演艺类艺术研究也并不注重真实受众与叙事的关系。这导致真实受众被排除在叙事学研究之外。要想把真实受众引入叙事分析,需要实现从“封闭的文本”向“开放的作品”的转变,同时重视真实受众在不同艺术门类中的不同类型及其作用。把真实受众引入叙事分析也就意味着要打破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叙事框架,走向“开放的叙事”。引入受众与叙事关系的“剧场性”观念,修正已有的“叙事进程”和“叙事介入”理论,可以将真实受众对叙事进程的介入进一步区分为“真实受众对真实叙事进程的介入”和“真实受众对虚构叙事进程的介入”,并以此来探索建构一种由真实受众来主导的叙事理论。
  • 专题:文学史研究
  • 专题:文学史研究
    刘松来, 高翠元
    2023, 43(4):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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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年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过于重视知识性与科学性,审美书写则稍显不足。林庚的文学史书写可谓独树一帜,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对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有着独到的阐发。林庚的文学史书写建立在他的人生论美学基础之上,体现了他对审美超越的深刻认识,同时还展现了他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高度重视。林庚的文学史著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审美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有益范式。
  • 黄静枫
    2023, 43(4):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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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思维将戏曲史转化为一个简明的时空连续体。戏曲史编纂本质上属于模式治史。“模式”的成型经过,也是戏曲史家认知戏曲史内在机制的过程。戏曲史观的差异是戏曲史述呈现不同治史模式的根本原因。通过考察民国时期诞生的中国戏曲史著所设计、所呈现的历史图景,我们发现隐藏在历史书写具体内容和体例安排中的治史模式,主要有如下四种:要素汇聚模式、文体模式、曲模式、剧模式。不同治史模式提供了不同的戏曲历史阐释。戏曲史模式作为戏曲史构思的基始,是理解和解释戏曲史的元话语。它能够为戏曲史讲述提供一种直观而又利于理解的模型,依靠这一模式,戏曲繁复历史的言说不再遥不可及,戏曲史被简化而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主体脉络。正是依赖“模式”的整合,尘封的戏曲史料“开口讲话”,作为有意味的组织体传达史家的意图。
  • 专题:文学史研究
  • 专题:文学史研究
    刘相雨
    2023, 43(4): 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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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 专题:同情的阅读
  • 专题:同情的阅读
    卓悦
    2023, 43(4): 61-69.
  • 专题:同情的阅读
    2023, 43(4):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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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妥建清
    2023, 43(4): 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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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于文-图孽分意义上的文学地图理论,罗伯特·塔利赓续詹姆逊的“认知地图”思想,揭橥文学写作即“绘制地图”的理论。塔利在深入诠释人的存在、处所意识、文学制图三者之间本质性关联的同时,主要阐述文学制图的空间性、隐喻性以及意识形态生产的特征。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以文为图来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不仅为地理批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而且将文学制图理论升华为攸关人的生存之学,文学制图所绘制的文学空间作为本真性的空间,成为人走出空间焦虑和表征危机的“人生地图”。在此意义上,塔利提出文学制图理论,旨在从文学制图的视角,促进人类美好生存。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章文颖
    2023, 43(4): 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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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林从想象力问题的悖论出发,对想象力创造性直观的本质作了深入阐释。他把绝对者的理智直观视为想象力的先验根基,将想象力从认识论上升到存在论,成为一种根源于神性创世活动的创造力,建立起人与世界存在之间的根本性关联。诗性想象是神性想象在经验世界的客观化。它通过“内化塑造”的美感活动沟通了有限与无限,实现了绝对者创造并直观自身的实在化过程。想象力与整个哲学体系形而上的建构原理合一,是本原意义上的诗性创造。想象力的本质结构中蕴含着自由与必然的矛盾。谢林认为真正的想象应当是在体系中受内在必然性约束的自由创造。他将人的真正的想象揭示为建立在人性自由基础之上的神性与诗性的结合。想象力的神性、诗性和自由三维理论结构贯通了人的理智、感性和意志三大精神领域,对应于真、美、善三重元价值,促使人达成一种整体和谐的生命状态。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李天
    2023, 43(4): 10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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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感知与身体等现象学重要范畴,维利里奥的现代性批判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不同于鲍德里亚等后现代理论家从本体意义上否定真实,维利里奥认为存在着不同代际的真实,真实本身不会消解,而是发生了不同真实之间的替代。基于这一基本立场,维利里奥开展了以“速度”为中心的现代性批判,构建起自己的速度哲学。维利里奥认为,速度通过改变身体感知,来建构新的时空维度,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在当代社会,数字技术通过以光速运行的视听载具为介导,制造出远程在场、极惰性身体和媒介化感知,以此不断消解着我们的真实感知,驱散我们的在世经验,使得当代社会陷入“末日”危机,维利里奥由此对当代技术进行了强烈批判。本文将跟随维利里奥的现象学踪迹,重新思考他的速度哲学,探讨其强烈的批判底色与技术的遮蔽性之间的深刻关联。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艾欣
    2023, 43(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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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纯抽象艺术奠基之作《黑方块》诞生后,马列维奇试图继续巩固和发展至上主义的内涵,以“形式归零”为核心原则,展开对色彩的形而上学思考。在1915—1920年的理论写作和创作实践中,马列维奇萌生了“至上主义三阶段”(黑—红—白)的艺术进化理念,并为其赋予了相应的动机(简约—革命—纯粹行动),将蕴含普世乌托邦思想的“白上白”视为达到黑格尔进化史观中理念融入纯粹统一形式并自在自为的最终阶段,即马列维奇所谓的“地球之上统一的世界建筑体系”的艺术“后历史”时代。而结合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来看,虽然绘画在形式和色彩双双“归零”的“白上白”这里走向了一种叙事意义上的终结,艺术的理念阐释转化成了哲学的理念阐释,但抽象艺术在“艺术界”的理论氛围中得以进入多元化的时代,抽象艺术的“空”依然能够不断孕育或生成新的内涵、新的创意。至上主义语境下的艺术终结论强调艺术在审美和社会价值双重意义上的“解放”,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美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初敏
    2023, 43(4): 12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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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文森在文学作品的解释问题上坚持假定意图论,认为文学作品的含义是由恰当读者基于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对作者最可能具有的意图作出的最佳假定投射。列文森在“含义观”上区分四种含义,借鉴完善了托尔赫斯特的观点;在“本体观”上区分“文学文本”和“文学作品”,与伊森明格的本体观作了比较;在“意图观”上区分“范畴意图”和“语义意图”,驳斥了赖斯的“新维特根斯坦”意图观;在“交流观”上区分“日常交流”和“文学交流”,对卡罗尔的实际意图论作了修正。在不同的理论交锋中,列文森反复强调了语境、假定关系、言语含义及解释者素质等因素的重要性。列文森同戴维斯及斯特克展开的论辩澄清了学界对其理论的部分误解。列氏假定意图论是极端意图论与反意图论之外的一种合理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多元论的解释理论,该理论使作品成为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含义载体,形成一个开放的解读空间;该理论也为批评活动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促使解释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 古代文论及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及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蔡宗齐
    2023, 43(4): 13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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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借鉴华兹华斯、艾略特二人的情感说,系统梳理中国古代诗学情感说,找出以情与事、文、性三者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理论框架,揭示古代抒情传统的真实面貌。先秦两汉哲学乃至《乐记》《毛诗序》对情的认识存在从负面向正面的转变,形成强调情与外界之关系并及诗歌道德政治作用的“情事说”。六朝时,《文心雕龙》等将情从具体生活中剥离,形成审美艺术化的“情文说”,并透视情文的生成过程,深化对情、象、言互动的认知。至唐代,情文说成为诗格著作的理论支撑。白居易则将裨补时阙之意咏之于歌,将诗歌美刺的历史想象变为一种社会批判行为,并肯定追求情文之美的闲适诗,演绎出新的“情事情文一体说”。宋代以降,情性关系成为诗学核心议题,催生各种“性情说”。历代文论中的情感说既有共性,又可分出个性明显的类别,而每一大类又包含不同时期出现的子类。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些情感说在不同层次上交叠互动,彼此吸收改造,蓬勃发展,形成了一种体系庞大而细密、经久不衰的抒情传统。
  • 古代文论及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孙少华
    2023, 43(4): 14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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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本的流动性,在造成某一文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出现该文本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的可能,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与“教化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西汉赋八家,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具有因后世建构而进入西汉著名赋家行列的特点。这体现了“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典型特征。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了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 古代文论及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王琳夫
    2023, 43(4): 1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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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牌称调”最早发生在明中期,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牌名”是明清两代学者固定使用的专有名词,本义是骨牌名。骨牌名与曲调名用词趋同,在酒令游戏的过程中引申为调名。“词牌”“曲牌”是“牌名”的衍生词,实际流行的时间较晚,“词牌”又晚于“曲牌”。“以牌称调”的根本动因是表达需要,人们缺乏专门用来表示南北曲乐调的名词,所以“曲牌”一词更容易被曲学家接受。“词牌”被引入词学研究也是由于在一些民国学者眼中“词调”是指宫调,“词牌”的说法能够减少歧义。调牌是词曲学的核心,相比“曲”“调”等泛用语,“牌”这一专有概念更能展现文体特色。
  • 古代文论及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杨吉华
    2023, 43(4): 16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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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文人”与“士大夫”双重身份的合流,使稼轩词既较好地表达了辛弃疾面向社会公共领域追求自我政治生命价值的人生情感体验,也相对立体地呈现出他在自我私人生活领域的实际生存境况,从而成就稼轩词豪放与婉约并存的独特词风,凸显辛弃疾“文人”身份的多元性。从“文人词”史上说,稼轩词在较好地继承词体创作“依声填辞”的传统上,通过拓展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以及对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使用,不但完全打破诗词文体界限,确定词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文学地位,而且有效调和词体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矛盾,解决如何使用“词”这种旧形式来表达“志”范畴的新内容这个影响文人词发展走向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稼轩词既是宋代历史社会文化关系总和的一种文学表征,也进一步丰富了“词之为词”的文学本体多元特征的可能性。
  • 古代文论及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伏煦
    2023, 43(4): 17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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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提出“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之说,在“古文辞”中特标举叙事之文,以叙事之文出于史学,而史学源于《春秋》,建构了四部之学视野下的古文统绪。“古文辞由史出”说在章学诚的古文批评实践中亦有所体现,即引入史学义例,提高传记碑志等叙事文体的品格,直指其拘泥于浮词俗忌的弊病。“古文辞由史出”说实际上从属于章学诚贯通四部之学的理论构建,即“六艺”—“战国之文”—“后世之文”,对于“史”的定位,则与“六经皆史”说将“史”视作“先王之政典”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 现当代文论研究
  • 现当代文论研究
    汤哲声
    2023, 43(4): 18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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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百年武侠小说在社会取向上具有很强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民众意识,在文化形态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融合一体,在美学呈现上赓续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兼类多种新文类,创化新文体,构造了现代“武侠美学”。对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是要说明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究竟有什么新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以及如何走向海外,成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的重要文类。中国百年武侠小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百年中国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不仅仅是要指出其不足,还要提出解决这些不足的路径。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最典型的类型文学,具有很强的中华传统性和民族性,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拥有很大的读者群,且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对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和对中国侠文化现代性的认知对思考如何科学地构建中国百年文学批评体系有着积极意义。
  • 现当代文论研究
    曾荣, 曾沁涵
    2023, 43(4): 19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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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 现当代文论研究
    曹清华
    2023, 43(4): 20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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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不是某种“性质”——国民性抑或革命性——的载体,而是展现了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最底层的个体生命阿Q,一面为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所建构、规训,并成为这个系统的维护者与实践者;一面又被这个系统塑造成了一个全然的“他者”,而遭到这个系统的驱逐乃至清除。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他者”,阿Q与性、姓氏、名字相关联的基本欲望、权利与位置得不到认可与保护,这个系统却步步紧逼向阿Q合围过来,阿Q的身体与精神受到无以复加的摧残。阿Q与外部世界一直维持着物质与物欲上的联结,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面对来自身外之物的围困与攻击,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扭曲的语言表达活动。
  • 现当代文论研究
    潘建伟
    2023, 43(4): 2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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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衍不但常以白话新词入诗,而且基本接受胡适创造的“白话诗”这一概念,在诗话中经常提及,这与他后期诗学的转向密切相关。前期的陈衍注重“学人之诗”,意在矫正诗歌质地单薄、情感空疏之弊,故提倡以“经史”来充实诗的根柢;后期他赞赏“诗人之诗”,则由于当时的部分旧诗刻意堆垛典故,以致窒息了感性,因而侧重强调诗要抒写性情,辞必己出。陈衍的诗学理论中本身就存在变革性的因素,如果平行对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能看出陈衍的持论与之极为相近。此外,陈衍论诗极为重视音乐性,这与现代派诗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殊途同归。只有结合新文化运动这一大背景来谈论后期陈衍的诗学,才能全面认识他与新诗理论之间的复杂关联。
  • 现当代文论研究
    郑亮, 周伟薇
    2023, 43(4):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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