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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8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8-03-25
专题:康德美学研究
专题:阿甘本研究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中外文论比较研究
西方文论研究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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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康德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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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康德美学研究
作为共通感的美感——审美之中的共通感问题研究
刘旭光
2018, 38(2):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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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赏判断中,共通感作为一种“内心状态的普遍能传达性”,是鉴赏判断的前提,是表象力的“自由感”和诸种认识能力的内在比例。使用共通感这个概念的理论目的,是要解决“每个人的情感与每个他人的特殊情感相汇合的客观必然性”。它既是审美愉悦的先天构成性原则,也是经验的调节性原则。但康德认为共通感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基于人的反思性的评判能力而被预设出的“理念”,但现代哲学说明感官自身有具体的普遍性。在审美中,这种普遍性一方面是时代性的,另一方面也是民族性的,通过教化而使人们具有共通感,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观念,这个观念虽然被后现代思想家所怀疑与批判,但不能动摇共通感在审美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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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康德美学研究
论康德鉴赏判断的先验理据
胡友峰
2018, 38(2):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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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寻求鉴赏判断的先验依据,以便将鉴赏判断纳入到其先验哲学体系之中。康德对鉴赏判断先验理据的追寻经历了一波三折:首先要解决的是鉴赏判断何以是先验的这一基本问题,为其目的论寻找先验原理。其次,通过对鉴赏判断的先验演绎,为鉴赏判断寻求普遍必然性。康德在人的心意状态中寻找鉴赏判断的先验依据,找到的是“审美共通感”。由于“审美共通感”是一种假设,要确保鉴赏判断的普遍必然性,必须要为其寻求终极依据,康德在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中寻求到鉴赏判断的终极依据,这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超感官之物的先验的理性概念”,也就是康德所强调的“实践理性”,最终得出康德对鉴赏判断的判定结论“美是道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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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康德美学研究
审美即政治——论康德共通感理论的三种当代阐释
李三达
2018, 38(2):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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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感概念自康德以降变成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与趣味、判断力等概念一道为美学提供了可资运用的工具。到了二十世纪, 德裔政治思想家阿伦特对于共通感概念的阐释改变了其原有的问题域,使之变成一个伦理—政治分析的工具,她还将之运用于对艾希曼事件的分析之中;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与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都将共通感看作是一个虚伪的资产阶级谎言,从而将其变成一个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概念。然而,法国当代美学家朗西埃则与阿伦特一样,采用了将共通感作为积极建构的阐释,并将之运用于布尔迪厄和伊格尔顿所处的文化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第三种阐释的方式。这三种阐释路径共同构成了当代共通感理论阐释的政治维度,使其剥离了原有的纯粹美学语境。
专题:阿甘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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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阿甘本研究
猿熟马驯为哪般——对《西游记》的拉康主义-阿甘本主义分析
吴冠军
2018, 38(2):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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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在当下中国仍然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份影响力在大众文化与学术研究两个面向上均得到了充分反映。通过将拉康主义精神分析与阿甘本主义政治分析作为方法论进路,本文旨在将《西游记》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论域,聚焦于该著叙事结构中的诸种症状性-政治性溢出。通过精神分析与生命政治所开启的分析性视角,内嵌于《西游记》叙事结构的一系列“反常”皆能够得到全新的诠释。该视角让我们有理据提出:《西游记》的“玄幻世界”,比“现实”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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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阿甘本研究
作为封印的词语——阿甘本与诗的终结
蓝江
2018, 38(2):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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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甘本那里,存在着奥秘之火与语言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而诗性语言,尤其是从基督教颂歌中承袭下来的诗歌形式本身封印了天国与大地之间的奥秘。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荷尔德林的诗歌正是这种奥秘封印下的产物。然而,对封印的解决,绝不是像马拉美的《骰子一掷》中一样直接让诗歌词句碎片化,在打破封印的时候,也消除了封印背后的奥秘。阿甘本主张从让词语安息的渎神方式入手,将封印所固化的政治秩序和语言秩序转化为新的潜能。而菲利普·贝克的诗正是一种渎神之诗,通过让词语的安息,被诗封印的奥秘以全新的形式实现了它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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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阿甘本研究
姿态的诗学: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评
支运波
2018, 38(2):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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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究阿甘本思想中姿态批评的相关内容,澄清姿态批评何以属于政治与伦理的生命政治理论论域的根据。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勾勒阿甘本有关哑口、空无和纯粹媒介的姿态维度,指出其悬置批评传统,重新勘定新的批评边界的革命性批评意义;第二部分阐明姿态也是阿甘本的思想来源者本雅明文学批评的主要概念,并论述中断作为本雅明姿态论的内容及价值;最后一个部分阐释作为生命政治批评范畴的姿态论。本文的结论为姿态论是阿甘本文学批评的根本思想,并由此标志着其文学批评从美学批评向生命政治批评的深度越界与重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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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阿甘本研究
阿甘本的艺术理念:创制、传递性与纯粹潜能的开启
柏愔
2018, 38(2):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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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以创制、传递性、潜能等概念勾勒了他的艺术理念。他认为对于一种创制的艺术的遗忘和艺术进入现代美学领域导致了现代艺术危机,并使得艺术趋向虚无主义,成为了一种自我消除的无。由此阿甘本提出艺术应当放弃对于真理内容的保证,才能重新认识到艺术是对纯粹传递性的传递,并且只有通过节奏才能开启艺术的纯粹潜能,让人重新恢复在大地的诗意状态。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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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中国古典美学的“醉”境理想与精神
谭玉龙
2018, 38(2):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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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孕育于先秦、发展于秦汉,秦汉以后逐步成为一种兼具工夫与本体的审美理想与精神境界。同时,它指向人生美学与艺术美学两个维度。人生美学之“醉”不仅是一种助人超越功名利禄、欲望追求的工夫,它还让人打破人与人、人与物的界限,从而达到齐生死、等万物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集真善美为一体的本体之境、存在之域。艺术美学之“醉”首先让人澄明心胸、超越功利,以一颗自然之心进行艺术创作与审美鉴赏,它还让艺术家冲破技法的束缚,将技法内化于无意识之中,获得“无法之法”,最终在艺术创作中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醉”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理论遗产,它还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与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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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陶渊明《形影神》的生命主题及其与诗学史的互释
叶跃武
2018, 38(2): 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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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神》是陶渊明著名的组诗。其内涵不仅呈现于形、影、神所代表的人生观,还蕴含于三者所具有的情感类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价值关系。该组诗在中国哲学生命主题上的典型性和综合性,陶渊明及其诗歌在中国精神史上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情志为本的传统,这三个方面决定《形影神》具有用以观照诗史和诗学的价值。它呼应着汉魏两晋诗史所呈现的不同生命主题,并有助于理解这些生命主题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它同时提示,在一般认为的“言志”“缘情”两大情性类型之外,还存在一种不同倾向的情性类型,即庄玄影响下的适性情感。从唐宋诗人创作旨趣的选择中,也能看到《形影神》所蕴含之情感价值序列的影响。诗史与诗学反过来可以促进对《形影神》之丰富性的理解,并印证它所蕴含之生命主题及其价值区分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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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南朝古意诗的题材类型及其诗史价值
赵晓华
2018, 38(2): 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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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古意诗以思妇、从军、言志为主要题材,这些都是汉魏诗歌中的典型题材,也是诗人以“古意”命题的基本联系。古意诗的题材特征是拟古传统在南朝诗坛发生新变的反映,而它在历代重要诗歌总集、类书中复杂的异题情况,又提示出其以古意写今情的创作宗旨。故而有别于着意描摹声色的宫体诗,古意诗在题材上有复古的特质,一些作品也采用了汉魏诗歌中相应的表现手法。同时,它在体式上又程度不同地受到诗坛主流诗风的影响,表现出新体诗的特征。古意诗的题材类型及表现方式都呈现出古今交杂的面貌,但总体说来它在南朝诗坛上具有恢复汉魏古诗传统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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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清遗民话语系统与清遗民现象——以“贞元朝士”为例
潘静如
2018, 38(2):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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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遗民的诗学和诗歌文本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有助于重新认识清遗民现象。中国古典诗学的成规对诗人的自我表达有着牵引或制约作用,因而要了解清遗民的自我书写,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种成规带来的影响。清遗民用典故或意象来代替正面的表达,从而形成了一个“清遗民话语系统”。正是这一环节,使清遗民的文学文本富于包蕴性。清遗民的常用典故“贞元朝士”,主要流露出对逝去的时间、变迁的人事的感喟,和对作为“文治符号”的同光的想慕。相比于忠清而言,恰恰是这些意蕴或感情才构成了清遗民日常精神世界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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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红楼梦》百年跨文化阐释谫论
俞晓红
2018, 38(2): 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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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学历程中,对《红楼梦》的跨文化阐释主要在四个维度上进行:阐发研究,平行研究,翻译研究,域外流传。《红楼梦》的域外改编与演出,乃是小说题旨在异国文化观照下的文学阐释和艺术变异。在各种文化语境中对《红楼梦》所作的跨文化阐释与研究,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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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文学场域变迁中的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小说——以十集系列“说部丛书”为研究视角
文娟
2018, 38(2): 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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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部丛书”是近代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品牌之一,其中出版于1903—1908年的十集系列共计100种,呈现出东籍西文兼有,各种类型具备,文言白话作品并收的特点。作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一家大型民营书局,商务印书馆对于“说部丛书”收入作品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是对“小说界革命”之后社会文化思潮和读者需求的一种回应,也是文学场域变迁在小说出版领域的一种折射;作为在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出版“说部丛书”过程中的选择,又随着丛书的传播和读者接受,在丰富文学场域的同时对文学场域的变迁产生了影响。
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中外文论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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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中外文论比较研究
文学穿越论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创造史观
吴炫
2018, 38(2): 1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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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中国作家“尊重表现文化观念又内在改造之”的文学穿越论出发,试图调整现有中国文学史习惯从文化出发评价文学内容、描述文学发展的研究状况。首先,“中国文学创造史思维”需要从“文化、时代、思潮、地域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和影响”转换到“文学创造突破文化、时代、思潮、地域制约所达到的程度”上来,突出“文化中的文学创造”。其次,“中国文学创造史分期”需要从“朝代更替和文体演变分期”转换到“文学原生化时期”“文学工具化和反工具化交替时期”“文学本体自觉探索时期”三大历史分期,且描述文学自觉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历史演变。再次,“中国文学创造史分类”需要从“散文、诗词、戏曲、小说”的文体分类转换到“独创、潜创、依创、弱创”的文学创造程度分类,重估经典文学、优秀文学和一般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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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中外文论比较研究
符号延异与图像缺失:明代山水画中的寻道者意象与艺术主流的终结
段炼
2018, 38(2): 14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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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山水画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的转变,前期画家寻道于自然,后期画家转而寻道于内心。本文通过图像研究而旨在阐述:明代山水画主流的转向,实为对前代山水画发展主流的重复,而重复的终点则是明末山水画中点景小人的缺席,这标志了主流的终结。这一探讨从德里达关于意指延异的概念出发,借鉴解构主义的双重阅读,来分析明代山水画中寻道者的意象及其在符号系统中作为意指中心的功能。本文结论是,当文人山水画发展到明末,寻道者意象的缺失,使中国山水画的意指系统被解构,艺术史的主流遂于明末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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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中外文论比较研究
从动物视角看“物化”中的道家情感论
胡素情
2018, 38(2): 16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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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动物为切入视角,从情状、身体和语言三方面探究“物化”中的动物书写及道家情感论。论文先从“物化”中确凿的物种间情感现象出发,在德勒兹等人的“生成-动物”和“情状”概念启示下探究“物化”中人与动物相互转化的哲学张力及情感动力,并以战国末期的气化宇宙论及“气情”说证明“物化”确实潜藏着人类-动物间的情感关联。其次,“物化”具有人向动物“生成”的具身性和操演性,交接之“气”则在人、物交接中形成了类似于情的空间氛围。从语言上看,“物化”体现了《庄子》以动物为媒介往返于语言分裂地带,从逻辑向诗性的感性言说,是人向自然转化的书写实践。概言之,动物为我们探究先秦道家情感论的生发及其自然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物化”并非原始思维的活物论,而是《庄子》对理性思维的反拨,对个人情感的正视及其自然化处理的解决之道。
西方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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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符号域中的对称:一个类型学研究
马西莫·里奥尼
2018, 38(2): 16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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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符号学正将关注点从符号和文本转向整个文化,需要开发出一种比较连贯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通过应用针对分形的拓扑学理论,以分析符号域中的各类对称。本文将分形界定为两个拓扑结构之间的相似,通过比较视觉和概念模式,思考所谓的“相似”究竟是什么,并基于对旋转对称、平移对称和反射对称的拓扑学分析,建立分形相似性的类型学。为说明每一种类型,本文从文化和政治领域寻找分析案例。最后假设,文化符号学可以演变成一种“模式科学”,并挑战传统研究中自然和文化的学科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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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介入与否:罗兰·巴尔特与萨特的理论分歧
金松林
2018, 38(2): 18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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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介入论的文学观,主张作家应该通过写作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主动对各种社会或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个体存在的自由。在《写作的零度》中,初登文坛的巴尔特对萨特的这一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这种写作不仅被专断的意识形态所污染,而且背负了道德伦理的重担。为了给文学松绑,他大力倡导“零度写作”或“中性写作”,努力创建一种“白色的文学”。其实,巴尔特的这一观念在萨特发表《什么是文学?》之前就已经萌芽了,只是这场争论促使它快速成型。在《写作的零度》中,巴尔特不但批判了萨特,还进行了最初的结构主义实验,并且在实验中埋下了后结构主义的种子, 由此呈现出巴尔特思想的复杂性,即他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不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阶段,而是相互混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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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种植我们自己的花园”:艺术如何面对不完美的世界
范昀
2018, 38(2): 19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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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审美文化与艺术实践中,作为符号话语的“乌托邦”扮演了主导性角色。自席勒的“游戏说”以来,艺术逐渐被视为逃离庸常现实的途径与批判社会的武器。在当代,反叛式的乌托邦诉求更是成为审美文化的主要形式:艺术家试图以天真无邪的艺术想象来对抗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界。在如何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问题上,乌托邦式的疏离与反叛并非艺术创作的唯一选项。通过坦然直面现实的不完美,艺术也能使人们免于厌世走向人生的成熟,真正承担起对社会与人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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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表述的张力及其平衡之道
姜约
2018, 38(2): 19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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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表述危机”是由表述张力的失衡引起的。表述的张力现象非常普遍,不仅广泛存在于同一文本和表述同一本文的不同文本之中,而且存在于对同一本文的理解、表述与再理解之间。当表述的各种张力趋于平衡时,文本就趋向于成功;当张力中的一方过大时,就出现了表述张力的失衡,表述张力的失衡要么使表述趋于失败,要么产生侵略性表述文本。分析表述张力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有效途径使表述的张力系统得以平衡,一方面促使表述获得成功,另一方面避免侵略性表述文本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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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对生命的否定:重估叔本华对早期尼采艺术形而上学的影响
吕东
2018, 38(2): 20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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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揭示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对早期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的巨大影响。首先在艺术类型论方面,早期尼采使用日神艺术∕酒神艺术的框架对艺术类型进行了二元划分,这样的二元划分是直接挪用叔本华的艺术二分法的成果,作为理念摹本的一般艺术转变成为日神艺术,表出意志的音乐转变成为酒神艺术。其次在审美经验论方面,早期尼采的悲剧概念是由三重世界构成的,尼采关于悲剧的三重世界说直接吸收了叔本华对于审美经验的理论成果。最后在关于悲观主义的核心问题上,早期尼采为此在之悲剧性真理给出了两条解决之道: 即日神式的和酒神式的解决之道,但这两条解决之道归根结底是否定个体生命的,是悲观主义的。早期尼采仍旧是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