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国维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其理论建构的意图、方式,理论结构、层次的设置,学理的介入等,都与其对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美学的研习有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从《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到《〈人间词〉乙稿序》再到《人间词话》,王国维美学经历了从立足于叔本华而糅合席勒美学,到立足叔本华糅合康德美学,再到立足于康德兼容叔本华美学的复杂过程。这是一个同时包含了扬弃与整合的过程。但至《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却开始逐渐抹去西学影响的痕迹。王国维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西方理论观念、中国文学和理论自身特点,以及两者合洽性的反思和认识,此种反思包含的知识认知、选择的复杂性和创新性,理应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命题。

镜子作为一种可以成像的工具,往往具有神秘色彩。从最开始的映照之物到之后的符号隐喻,镜子因其成像的实际功能及多重象征意义时常出现在明清通俗小说和戏剧的版画插图中。作为一个实体承载物,画工们利用镜面映照出的图像,创建了插图世界中的另一个图像时空,隐喻着插图中未曾明确表达出的深层情感与人物命运,形成一种特殊的视觉形象——“镜中画”;作为一种入画的绘画符号,“镜中画”又成为整个主画面表达中的一个局部,进而成为“画中镜”。画工们不但利用镜子拓展了画面的空间,而且通过镜像中的“画中画”不断地和主画面中的各种物象产生联动,带领观者进入“画中画”的世界,向我们诉说着无尽的意味。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论文重新阐释了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启蒙者”鲁迅和“生活者”鲁迅的逻辑关系,提出不仅是“文学者”鲁迅,“生活者”鲁迅也是“启蒙者”鲁迅得以凸显和成立的另一条重要路径。“生活者”鲁迅更强调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参与,鲁迅式的启蒙正是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和诚实参与而实现的,他和这生活进行肉搏、挣扎,深入其中,复又挣脱出来,并在这生活的锻造中塑型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涓生和子君的关系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接受环境和接受主体的检视,同时,他对“后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伦理悖论和异化危机亦进行了反省,这两种思考的杂糅造成了涓生独白的混杂交响和文本的复杂性。《伤逝》既是鲁迅启蒙叙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连环,也是他又一次以“生活者”的态度直面“后五四”时期启蒙问题的重要实践。

苏轼的饮食赋写作祖述《诗》《骚》,导源于俳辞,将《楚辞》的高洁旨趣与俳辞的幽默诙谐寓于一身,体现了有意变革的文学主张,使赋体完成了由娱神,到娱人,再到娱己的功用。苏轼以全部生命体验投入,在审美取向与情志追求上打破雅与俗的边界,克服内在情志的对立冲突,不再刻意强调赋体书写对象的雅俗性质,而是以平和的心态,以审美的态度书写日常生活。可以说,苏轼对雅俗关系的思考递嬗过程也是逐渐实现自我的人格养成过程。苏轼的饮食赋不是简单的“游戏文字”,而是奠定了一种经典范式,对后世有开创之功。

21世纪初,以杰弗里·亚历山大为代表的一批聚集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家,在否定病理学的、本质主义的创伤理论基础上,正式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或曰关于创伤的建构主义社会理论。这种创伤观认为,创伤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符号/表征的建构,创伤不是生而为创伤的,而是变成创伤的。理解、揭示这个建构的性质、过程和机制,是文化创伤理论所致力的核心目标。

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朱利安新近提出“去相合”的概念,称之为艺术得以畅活的动力源泉。他将“去相合”视为一个概念性的思考工具,以此打破人和事物因逐渐陷入“相符”而导致的贫瘠状态,开启新的可能性。就艺术创作而言,“去相合”意味着去除同质性因素,拆解使艺术趋于贫瘠的“相合”:一方面在欧洲内部反思以“相符”为核心的艺术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条路径,是打开“间距”去外部追寻“未思”与“未闻”。为此,朱利安一以贯之地秉持“经由中国,反思欧洲”的外部观照路径,来到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寻找文化资源,去践行“去相合”的逻辑。他高度赞赏中国绘画所体现出的“道”,即由两极互动的“之间”而产生持续动力流转与勃勃生气,道家思想对二元统一的追求成为他反思欧洲美学传统的动力。朱利安的研究有别于此前西方文论中从“异域情调”或“东方主义”出发阐释中国问题的方法,而是开拓了一种对话主义的汉学研究路径。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采用一种跨历史和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图像,他的图像理论通过与尼采、弗洛伊德、瓦尔堡、本雅明、德勒兹等特定人物的持续对话而展开。一方面,迪迪于贝尔曼形成了一种“形象思维”的写作风格,他往往从一个旧有的形象出发并重新制定属于自己的概念框架,比如“流动的宁芙”“抵抗的萤火虫”与“双重阿特拉斯”(图集与抵抗)。另一方面,虽然迪迪于贝尔曼的研究广泛且多样,但他在理论思考上仍具有显著的连贯性:早期关注以流动的宁芙形象为代表的图像迁移和遗存问题,并以此重新审视作为开放的艺术史的重新书写的可能;之后转向对图像并置的视觉形式即图集方法的关注,并引入了蒙太奇的多重性和异质性;近些年来他试图将对图像的历史和政治思考转化为一种行动哲学,即图像如何经由欲望、情感与想象力的中介而走向解放的行动。

目前针对人工智能艺术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原创性和主体性等议题,这一倾向所反映的工具论的技术观背离了艺术与科技融合的趋势。鉴于此,本文提出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创作,通过辨析艺术生产理论谱系中的各种技术观念,梳理从机械复制到数字原创的技术脉络,进一步从社会组织、精神生产和“不平衡”问题三个方面,阐释人工智能艺术的内涵及潜能。据此,本文认为人文艺术学者应当着眼于艺术、技术、社会的辩证关系考察数字时代的精神生产实践,推进当代美学的生产转向,实现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当代创新。

“分出”是明传奇剧本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早期的南曲戏文存在“隐性分出”和“显性分出”两种形态。晚明时期艺人演出本和坊刻阅读本优化了宋元及明前期南戏按人物上下场分出的方式,摸索出人物上下场、场景整一性和情节整一性相结合的分出标准。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就艺人演出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舞台表演;就坊刻阅读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文人编创本而言,分出更多是剧作家对剧坛通常做法的认可和固定。折子戏流行和公共话语交流所产生的“散出身份确立”与“群体共同交流”的需要,也是分出体制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分出体制的形成包含着艺人、书客和剧作家对戏剧内外结构的理解,反映出演本与读本、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离合关系。

杜尚的艺术实践在对康德美学构成挑战的同时,又对其有某种继承性。天才一方面在制定规则,另一方面规则又是不可说的。规则不是供其他艺术家模仿的,而只具有对产生新规则的示范作用。对其他主体的不信任,杜尚自己制定艺术规则,崇尚创新和自由,但其想象力与知性并没有达到和谐的地步,斩断鉴赏力的传统,没有考虑到它的普遍性,只是一个未驯化的主体,所以作品争议不断。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并非什么都可以。杜尚反对美,但不反对形式的精雕细琢。“艺术=美的艺术”是杜尚作品界定的误区,而层次性的艺术概念是消除此误区的关键所在。

山水画之所以“可居”“可游”,因其有道,山水之道既体现为形而上的哲思,也呈现为画面上的逶迤细路。它并非某种凸显于画面有形体、有细节的视觉对象,却常呈现为被山水树石等物装裱的虚空。五代北宋时期的全景山水和我们的身体图式相契合,为观者“步入”山水画之中开了方便之门,也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空间知觉方式。画面路径多开始于画幅下端并向上方横斜蜿蜒,在观者的知觉中被解读为向画面深处延展,散点透视则营造了一个动态知觉过程,使得“游观”成为可能。山水画中的路形态多样,但其在视觉上多显现为深远山水意境中的“细路”。“三远”图式即意味着画面上的道路,需要被呈现为“窄”和“细”的形态,否则便无法凸显咫尺万里之势,与“细路”相对应的是“独往”,呼应着中国传统哲学与诗学中的“独往”,从而获得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越。

“小说”概念经由日本接引西方“romance”与“novel”之概念,作为中介的日本以及明治文艺思想在“小说”概念的转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传教士编纂英华辞典,特别是罗存德《英华字典》在日本广为沿用或增订为英和辞典,颜惠庆《英华大辞典》承接双重影响,“小说”与“romance”和“novel”形成对译。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对“romance”和“novel”进行区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延续并完成两者词义的学术化界定。“小说”概念经由日本的转化最重要的是美术特质的发现。明治日本时期矢野文雄、坪内逍遥等对小说的美术特质加以论述,其后梁启超衍生出小说艺术作用机制,王国维聚焦《红楼梦》的美学价值,黄人完成小说美术属性系统论述的中国化并应用于《小说林》的编创,徐念慈糅合“理想美学”和“感情美学”,吕思勉在小说美学基础上向现代叙事学转型,继之太田善男“纯文学”观在近代发酵,鲁迅、周作人等对小说的美学特征及纯文学价值均作阐述。“小说”概念的中日对接促成普及型流播、学术性的界定和美术特质的发现以及概念的转化。

17世纪的法国画家雅克·林纳德在其跨越十三年的三幅静物画中,反复表现了一种或一只产自中国景德镇的“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使之成为其所绘“五感”或“虚空”主题静物画中的象征符号。因为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异,雅克·林纳德静物画中的青花瓷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错位;“东坡游赤壁”主题的文字纹则变异为无实际意义的点线组合符号纹;而图像纹除了表现内容的变异,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寓意。另一方面,这种变异也使“东坡游赤壁”图摆脱了苏轼“赤壁”二赋或改编故事的束缚,以纯粹的“图像”身份独立呈现。雅克·林纳德的三幅静物画尤其是《中国瓷器与鲜花》,因此也展示出更加明显的“元图像”或“元绘画”的特征。

近代以降,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与冲击下经历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转型,其核心任务之一是将中国古代宗藩朝贡体系下的疆域观念和归属关系嬗变为近现代主权观念下的领土归属关系。这个过程使“边疆”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里的重点和难点,也推动了三四十年代文艺工作者对西北边疆的表达和探索。本文从“风景的建构”这个核心概念出发,讨论当时各种边疆再现策略和叙述模式如何推动西北作为民族国家架构下中国疆域的一个部分“被接受”。与此同时,文章也揭示出西北风景内部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这些差异既反映了文化实践和风景生产参与到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资源的继承和重组之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主义内部的不同潜流与话语竞争。

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有六个方面: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语言、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毛泽东没有延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路与方向,而是对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分解、总结与转型,对相关问题与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大众化进入“泛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提高型的作品,文艺大众化逐渐失去活力。8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众文艺受到新起的大众文化挤压,开始走向式微。2014年,习近平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思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精品战略”。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向。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本文对德里达的《前判:在法的前面》进行系统梳理和阐发。德里达的论题叠合了两个面向:一是法的文学,二是文学的法。“法的文学”指向法的叙述性和虚构性,法自身没有本质,它最中心的系谱历史不可讲述,可也正是它本源的空缺导致了叙述在延迟中的差异化重复。“文学的法”则指向文学的建制和惯例,一个文本一旦开始书写,就已经在彰显法的作用并完成“合法的”表述行为,文学的阅读和流通也在法中。引入《类型的法则》,会让我们进一步窥见法与文学的互相支配和生产,它更带来了文学和法的关系的性别化和性爱化。本文首先着眼于德里达讨论的两个面向,刻画出法与文学“禁忌之恋”的基本样貌。本文继而从中抽绎出德里达着重论述的独异性问题,并再结合《法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一文阐明法的普泛性与个体存在的独异性之间的裂痕以及由此而来的正义的不可能性,并探问文学的独异性如何有可能为个体存在的独异性赋能,让法也伫立在文学的前面。

在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传入中国时,日本是重要的理论中转站,此时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集中于“精神上的构造”“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两方面意涵。而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后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及革命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也逐步摒弃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日本因素,实现了与俄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对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也随之转变为强调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立场。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立场的绾合,对中国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清上述理论转变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