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以“主观战斗精神”指导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但若从文化政治的角度重新检视这一重要讨论,我们将发现这一文学主张包含了一个文化政治议程。胡风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市民阶级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应该由其领导时代的前进方向;“革命的市民阶级”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应该成为“民族形式”的主要内容。讨论反映了左翼内部不同派别文化主张的显著差异,也显示了当时的文化场域里的各方的竞争关系。

不同于齐美尔、本雅明、阿多诺等人通过对现代城市社会、工业文明的变化的关注来建立各自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布迪厄在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时所运用的概念和理论,是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变化的密切关注而建立起来的。“惯习”是布迪厄分析文学场和艺术场中的行动特征的最重要的概念,用来解释现代主义文艺潮流中的福楼拜、波德莱尔、马奈等艺术革命的发动者,他们所具备的革命性行动是如何发生的。从历史和生成的角度看,“惯习”概念是布迪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有关农民进入城镇定居的文化适应过程,以及在法国贝亚恩进行的有关农村受到城镇化冲击出现大量男性单身现象等有关社会转型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提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社会研究中用来解释“惯习”概念的“倾向系统”这一词汇,在布迪厄1999—2000年在法兰西学院进行的关于画家马奈的讲座中反复出现和重新运用,以此来强调行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及其对于场的变革性因素。

“虎”在《金瓶梅》中是一个象征欲望的意象。词话本中以武松打虎开篇,通过武松打虎与小说其他情节的映射,警示读者“虎中美女”,即色欲的危险;崇祯本第一回则暗写武松打虎,明写玉皇庙观虎,通过二者的互相映射,揭示了财色之欲诱惑与危险并存的两面性;将虎作为象征欲望的意象,其灵感当来自道教内丹学理论,贯穿《金瓶梅》的“龙虎斗”结构以道教理论否定了西门庆等人纵欲的合理性;虎意象体现了《金瓶梅》中观念的丰富与复杂,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是服务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的。

在王国维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其理论建构的意图、方式,理论结构、层次的设置,学理的介入等,都与其对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美学的研习有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从《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到《〈人间词〉乙稿序》再到《人间词话》,王国维美学经历了从立足于叔本华而糅合席勒美学,到立足叔本华糅合康德美学,再到立足于康德兼容叔本华美学的复杂过程。这是一个同时包含了扬弃与整合的过程。但至《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却开始逐渐抹去西学影响的痕迹。王国维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西方理论观念、中国文学和理论自身特点,以及两者合洽性的反思和认识,此种反思包含的知识认知、选择的复杂性和创新性,理应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命题。

在苏轼接受史上,明代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湮没无音到炽盛至极两个极端。这一转折产生的节点,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对苏轼的大力推崇。明文坛宗立派系领袖成风,流派之间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各自宗主之间的人为比较与对峙。针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在其文学革新的探索道路上,选择了苏轼作为与复古一脉抗衡的旗帜。除了宋文学代表这一典型身份,无论是所面临的文学环境,还是谐谑尚俗的文学主张,苏轼都与公安派形成了深度共鸣,这使得公安派选择苏轼成为历史的必然。崇苏与尚俗,作为一体之两面,贯穿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整个理路。袁氏兄弟对苏轼的推尊,也逐渐蔓延到整个明文坛,成为晚明到清初崇苏乃至宗宋的先声,文学风尚彻底转向。

法国是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是欧洲符号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其中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更是引领了20世纪下半叶文艺理论的风潮。该学派早期研究以叙述符号学为核心,突出纷繁的文本形式下的形象建构、逻辑语义和叙述语法。格雷马斯逝去之后,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在借鉴话语分析、认知科学和现象学的成果之上,发展出了三条独特的研究路径,即激情符号学、主体符号学和张力符号学研究。它们之间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都是承继格雷马斯符号学的衣钵,并以语言学为基础,又充分借鉴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知识,最终展现出高度的互补性和融合性,成为研究情感、身体和张力的重要理论方法。

德日进认为人类由于具备了自我意识、反思、反省的能力而超越了其他生物,代表了宇宙演化的最高水平。个体从本能进入思想的飞越,在生物圈之上生成了“精神圈”(noosphère; noosphere)。而集“雅”“善”为一体的“爱”,是将人类凝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能量;人类的未来也必然遵循大自然的进化规律,向着整体化迈进。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约略可以视为“宇宙视野中的人类生态学”,破解了主客二分认识论,筑牢了人与地球万物共生共荣的整体论,进一步奠定了生态美学的根基。生态美学所看重的生命的关联性、互动性,审美的亲和性、和谐性,艺术活动的整合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符号意识如何打造人类健康美好的生活等等,都可以在德日进的学说中寻获有益的启示。

“赵氏孤儿”是汉画像历史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其图像目前已知存三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存两例,其中一例带有“榜题”,均采用瞬间叙事。河南南阳杨官庄汉墓存一例,图像分四层,“赵氏孤儿”与“獒咬赵盾”并列,采用分层式连环画叙事。本文考证出江苏徐州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上存一例不为人知的“赵氏孤儿”图像,采用长卷式连环画叙事,依时间顺序描绘了四个精彩瞬间。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图像叙事从单幕走向多幕,应受到早期青铜画像叙事传统、汉画发展内在规律、图像载体转换、地域性差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基础。社会学家布迪厄受潘诺夫斯基的影响,他借鉴潘诺夫斯基的“精神习性”提出社会学领域的“习性”概念,同时借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赋予这一概念新的内涵。“习性”的提出标志着布迪厄与结构主义决裂,也使这一概念比“精神习性”具有能动的解释力。在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下,潘诺夫斯基写作了《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布迪厄也借鉴了该书的思想。同时,布迪厄回顾了符号学史,并建构了以习性、场域和资本形式为主要元素的“符号形式的社会学”。他敏锐地发现了潘诺夫斯基理论中的语言学、符号学和社会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进。但布迪厄对潘诺夫斯基理论的解读既有批判性接受也有误读。

探讨苏轼的岭南际遇,是研究苏轼生命意识的有效视角。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被苏轼的乐观精神所感染,结合苏轼的岭南经历及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文,以文学批评视野看,更能发现:苏轼在岭南,更多的是用其诗文来传递他对际遇困境、对自然山水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态度,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生命意识在发挥无形的作用。从日常生活中跋涉而来,不断跃升到生命的本质中去,苏轼岭南际遇所蕴含的随遇而安、圆融通达、超然物外的生命哲学,最终升华了苏轼的文学魅力与思想境界。

西南苗地的情爱故事是贯穿沈从文小说的重要主题,其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湘西”也因此世界闻名。沈从文对苗地湘西的文学建构如何受到前现代文学文本的影响,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沈从文小说的苗地建构,与《野叟曝言》中言说苗地的话语书写之间有着重要的承续关系:一是共享明清时期的“苗地知识系统”,二是均围绕“情”和“中国性”的话语从本地人的视角对苗地展开文学空间的审美建构。具体言之,以《边城》为例,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新情势下,沈从文经由书写苗地之“情”,重新定义了“何为中国”,从而将传统文学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代性的呼吁。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镜子作为一种可以成像的工具,往往具有神秘色彩。从最开始的映照之物到之后的符号隐喻,镜子因其成像的实际功能及多重象征意义时常出现在明清通俗小说和戏剧的版画插图中。作为一个实体承载物,画工们利用镜面映照出的图像,创建了插图世界中的另一个图像时空,隐喻着插图中未曾明确表达出的深层情感与人物命运,形成一种特殊的视觉形象——“镜中画”;作为一种入画的绘画符号,“镜中画”又成为整个主画面表达中的一个局部,进而成为“画中镜”。画工们不但利用镜子拓展了画面的空间,而且通过镜像中的“画中画”不断地和主画面中的各种物象产生联动,带领观者进入“画中画”的世界,向我们诉说着无尽的意味。

21世纪初,以杰弗里·亚历山大为代表的一批聚集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家,在否定病理学的、本质主义的创伤理论基础上,正式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或曰关于创伤的建构主义社会理论。这种创伤观认为,创伤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符号/表征的建构,创伤不是生而为创伤的,而是变成创伤的。理解、揭示这个建构的性质、过程和机制,是文化创伤理论所致力的核心目标。

声音理论建构尚处草创阶段,须挖掘现有思想资源以应时需。而阿甘本的声音思想可为声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域。作为联结阿甘本前期语言哲学和后期政治哲学的纽带,听觉维度也为我们重返阿甘本提供了新的路标。阿甘本的问题意识在于,德里达虽然解构了声音的在场幻觉,却遗留了一个更隐秘的先验幻象——大音。大音作为声音以及形而上学的语法,以转换机制的形式解决了哲学内部的二元对立。但是,为了完成这种统一,大音所隐含的“划分连接”功能,就必须在动物语音与人类语言之间设置一个不公平的门槛。这道门槛缺乏合法性依据,却成为制造赤裸语音的绝对标准。在这个人类学装置的控制下,人类声音被微观政治无限征用、改造和塑形,而潜在性地沦为治理的对象。为了中止大音在主体间性的作用,阿甘本从门槛同时作为区分的消解的角度,提出了救赎策略。因而,阿甘本的声音政治批评,旨在揭示隐藏在主体听觉经验背后的声音语法,进而对其进行批判和消解。

素描不但在艺术中占据独特且重要的位置,更因其中蕴含的思之潜能为众多思想家所关注。现代法国哲学常以对于艺术的讨论来承载哲思,素描则因其与书写的联系受到解构主义的关注。德里达与南希都曾写过讨论素描的作品,在他们的思考中,素描皆与他者密切相关。但他们二人对他者的思考却有着不同侧重:德里达肯定他者之为全然他者,赋予其准先验色彩,进而更强调他者在意义建构之中的必须与我们因此而背负的债务,而南希在肯定差异与间隔的基础上更倾向于思考一种“与在”模式。深入解读德里达与南希关于素描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位解构阵营内思想家的承续与差异,同时也能澄清二者解构思想的内在核心。

论文重新阐释了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启蒙者”鲁迅和“生活者”鲁迅的逻辑关系,提出不仅是“文学者”鲁迅,“生活者”鲁迅也是“启蒙者”鲁迅得以凸显和成立的另一条重要路径。“生活者”鲁迅更强调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参与,鲁迅式的启蒙正是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和诚实参与而实现的,他和这生活进行肉搏、挣扎,深入其中,复又挣脱出来,并在这生活的锻造中塑型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涓生和子君的关系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接受环境和接受主体的检视,同时,他对“后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伦理悖论和异化危机亦进行了反省,这两种思考的杂糅造成了涓生独白的混杂交响和文本的复杂性。《伤逝》既是鲁迅启蒙叙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连环,也是他又一次以“生活者”的态度直面“后五四”时期启蒙问题的重要实践。

苏轼的饮食赋写作祖述《诗》《骚》,导源于俳辞,将《楚辞》的高洁旨趣与俳辞的幽默诙谐寓于一身,体现了有意变革的文学主张,使赋体完成了由娱神,到娱人,再到娱己的功用。苏轼以全部生命体验投入,在审美取向与情志追求上打破雅与俗的边界,克服内在情志的对立冲突,不再刻意强调赋体书写对象的雅俗性质,而是以平和的心态,以审美的态度书写日常生活。可以说,苏轼对雅俗关系的思考递嬗过程也是逐渐实现自我的人格养成过程。苏轼的饮食赋不是简单的“游戏文字”,而是奠定了一种经典范式,对后世有开创之功。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采用一种跨历史和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图像,他的图像理论通过与尼采、弗洛伊德、瓦尔堡、本雅明、德勒兹等特定人物的持续对话而展开。一方面,迪迪于贝尔曼形成了一种“形象思维”的写作风格,他往往从一个旧有的形象出发并重新制定属于自己的概念框架,比如“流动的宁芙”“抵抗的萤火虫”与“双重阿特拉斯”(图集与抵抗)。另一方面,虽然迪迪于贝尔曼的研究广泛且多样,但他在理论思考上仍具有显著的连贯性:早期关注以流动的宁芙形象为代表的图像迁移和遗存问题,并以此重新审视作为开放的艺术史的重新书写的可能;之后转向对图像并置的视觉形式即图集方法的关注,并引入了蒙太奇的多重性和异质性;近些年来他试图将对图像的历史和政治思考转化为一种行动哲学,即图像如何经由欲望、情感与想象力的中介而走向解放的行动。

“格调说”是明代诗学的理论内核之一,它的形成、发展贯穿了明代诗学进程的始终。晚明苏州文人赵宧光在其著述中,主张以声调释格调,开辟出一条恢复诗歌音乐美的“格调说”阐释路径。他将“格调说”运用到书法品评当中,采取以诗喻书的方法,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书学“格调说”的内涵。通过援书法拟格成调之思反哺复古诗学,赵宧光重新平衡了“格调说”内部的意义结构,使得日趋临摹泥古的“格调说”在晚明重新焕发出生机。赵宧光融通诗学与书学的新“格调说”,既与他兼具诗学批评家、音韵学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密不可分,又根基于晚明至清代文艺思潮由复古走向通变的迁转,从而使其对“格调说”的调适演绎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