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物质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欧美哲学和批判理论中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思潮之一。从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反文化建构主义研究的立场出发,新物质主义主张物质具有能动性和生机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系本体论。在新物质主义的视野下,人与非人物质具有物质性上的绝对相连。与此同时,非人物质具有与人平等的生态、社会和政治的参与性和行动力。尽管带有无法避免的为物质赋魅和拟人化色彩,作为一个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于一体的哲学思潮,新物质主义可以为人类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的本体论和生态伦理观。

虚无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自晚清传入中国,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鲁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但其思想中有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朱谦之是五四时期虚无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一切,反抗一切,宣扬“知识是赃物”,受到鲁迅的讽刺与批评。鲁迅和朱谦之虽然都与虚无主义思想发生过密切联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形态:一边是一位成熟的思想家对虚无主义思想的征用、体味、克服直至最终扬弃;一边是被五四唤醒的青年人借助虚无主义极端地张扬个性、试图颠覆一切的思想冲动。一边是尼采所说的“消极虚无主义”,体现为游戏绝望、品味绝望等“与绝望捣乱”的油滑战术;一边是“积极的虚无主义”,体现出渴望“虚空破碎大地平沉”式的近乎癫狂的思想状态。他们完整呈现出现代中国虚无主义的两副面相,是巴扎罗夫虚无主义思想在中国引发的两个变体,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虚无主义的两种路径。

戏剧性(Theatricality)作为戏剧研究的核心概念,其内涵意义受戏剧实践、社会文化语境及学术话语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并逐步从戏剧研究范畴扩展至文化研究和哲学领域。长期以来,戏剧性因与虚假、夸张、模仿等特征相联系而在社会普遍观念中被贬义化,但在现实主义戏剧、现代主义剧场及后现代戏剧的持续革新中实现了内涵重构而获得正面价值。20世纪以来,戏剧性研究主要以剧场模式和文化模式两条路径发展,前者强调其作为戏剧艺术的独特美学属性,后者则主要探讨其在日常生活、社会行为、政治文化中的隐喻性意义。在跨学科视角下,戏剧性又成为当代艺术哲学、人类学及媒介文化批判等的重要工具。在不断增长的理论丰富度和适用性之下,戏剧性也面临表演性概念(Performativity)兴起所带来的范畴重叠与理论危机。

本研究质疑了涂鸦创作,尤其是签名和大规模涂鸦,被普遍视为无意义破坏行为的观点。本文主张,涂鸦是一种具有内在政治含义的表达形式。借助空间正义的概念以及雅克·朗西埃的哲学,本研究展示了涂鸦如何在商业垄断公共空间可见性的情况下,重新夺回城市中的可见性,并挑战现代城市中自我表达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尽管涂鸦创作者普遍否认政治动机,他们的行为仍可被解读为更广泛社会—空间冲突中的抵抗表现。本研究将涂鸦置于政治艺术、空间商品化和日常抵抗的讨论框架中,提出一种规范性视角,将城市签名的艺术视为重新定义“发声共同体”的实践活动。

《文选序》是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上的著名文献,自清代阮元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以中文、日文、英文解读者甚多。仅就“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句的解说,不同意见就达十余种,但没有一个解释堪称圆满。究其原因,不是态度不认真,不是知识不丰富,而是对解读方法的理论基础缺乏反省和自觉。“CD阅读法”是一个拟构,名称改造自西方文学批评,内容则引申自中国学术传统。用这一方法重释《文选序》,不仅可以使人们对旧文献获得新理解,也可以促进学界对理论和方法予以更多的重视和探讨。

“交互性”作为数字媒介艺术的重要概念,呈现出“参与性”和“自动化”两个面向。但这一广泛接受的历史叙事,由于负担了过多的政治期待和技术进步观,掩盖了“交互性”概念解释艺术困境的理论潜能。交互性艺术可在参与式戏剧“失败”之处重获成功,是由于计算机避免了人类演员的疲劳,并能通过偶然性规避人类的习惯性偏向。这就让经验内容重新洗牌,为先锋艺术的生产环境奠基。这一趋势下,自动化被用来寻求独立于人类经验的美学显现,与交互性相对的“互消性”被用来阐释委托代理的美学,人类从艺术生产到艺术享受都可由自动化代理。但是,现代艺术案例表明,完全的自动化艺术环境总会陷入崩溃或僵化,自动化依然会造成艺术的“疲劳”。人机关系作为异质主体间的交互,可抵抗趋同性的“疲劳”。人类的“意义”在于始终保留系统反馈回路以外的解释和行动能力,保持经验的差异性以抵抗系统间的反身性趋同。

柳词在宋代深受底层民众喜爱,经久不衰,并有创作上的典范性,然而未获上层雅文化与政治权力的认可,始终只是一种民间经典,而非士大夫的文学经典。从元、明至清初,下层文化空间对柳词热度不减,上层文化空间的态度则相对冷淡。清后期至民国,词坛通过细致而趋向正面的评论、创作中的追和与效体,以及对《乐章集》的校勘,全面推动柳词向士大夫经典转变,实现了一种民间经典的跨阶层跃升。这种跃升与常州词派的“发现”、尊体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柳词实现经典跃升的过程表明:文化有层面性,经典也应分层面;不同文化层面里的经典会有一定的流动性,但不是所有的民间经典都能实现向士大夫经典的转变,经典的跃升需要一定的条件。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人类发明的技术工具,还存在超出工具性特征的非工具性。如何描述这种技术物的“非工具性”并且将之理论化,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强调技术工具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伊德用“准他者”这个术语,描述人工智能(AI)超越工具性的特征。然而,基于技术幻想的“准他者”概念,容易重新将人与技术的关系扭转为一种新的对抗。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论断,以及“技术个体”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客观地理解人工智能的非工具性特征,从而避免我们主观地赋予人工智能生命迹象或“准他者”属性。这为我们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系统在艺术创作中的具体角色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Postdramatic Theatre的译名之争以及“剧场”能否取代“戏剧”的讨论由雷曼引发,而其源头则在斯丛狄。他为研究现代drama而提出的“历史范畴”的drama概念是一个理想的戏剧范型,与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主义戏剧的实际情况不符。雷曼继承并拓展了斯丛狄的drama概念,从theatre的角度将人类戏剧划分成predrama、drama和postdrama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分法同样不符合戏剧发展实际。一些学者全盘接受了斯丛狄的drama概念和雷曼的人类戏剧三段论,提出“前戏剧”“后戏剧”等新术语,并以“剧场”或“戏剧剧场”取代“戏剧”,在中文语境中造成了概念混乱。

理论家的跨国流动对其自身学术有何影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化程度尚不彻底。二战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辗转欧洲特别是美国的经历,对批判理论的塑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不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德国社会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更是“美国化”的产物。由“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时期”(约为1934—1949年)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化”这一学术命题,关注学派“德国美国部分返回德国”三个阶段的理论发展变化,可以解蔽他们如何受美国经验的驱动,建构出新的文化理论的具体过程。该命题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抵美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不同研究视阈,与美国本土思想派别发生交往与论争;其次,研究范式发生转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社会文化批判;再次,继“部分返回德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议题后续发展成为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形态。从视域的碰撞、范式的转换,到路径的分化,这三个方面标示出学派“美国化”渐进式深入的内在逻辑。

魏玛古典主义不只是一场局限在文学领域的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教育运动,因为它的代表人物歌德、席勒和威廉·洪堡也深入讨论了作为现代性问题的教育;三人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立足于现代性的分裂状况,以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的古希腊人为参照,希望通过向古希腊人学习以重新达到人类的完善。如果说歌德和洪堡希望通过审美教育来达到和谐之人的目标,席勒则在个体完善的目标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宏伟的政治规划,即以处于游戏状态的审美之人为基础设计一个审美的王国,而这一教育目标的差异也表明魏玛古典主义的核心成员之间思想的张力。

拉康以逆推的形式,从喑哑中识别出作为独立向度的语音。喑哑对客体小a进行了标记,呈现了不可被符号化的实在界在象征界中打开的裂口。语言系统在主体和他者间构建起语言之墙,阻碍了主体意志的真正传达,但在结构意义上,隔阂的存在同时意味着未来解决方案的敞开。相较于语言之墙的屏障性,语音能够以穿刺的形式,突破语言之墙造成的主体间隔阂,以在场的“听见”允诺对彼此存在的确证,并引发主体行动对困厄进行干预。对喑哑的聆听欲望和对语言之墙的认识,指向人类在致知道路上的持续性,语音穿刺促发以肉身存在维系的主体间关系的联结,此二重维度皆在数字化拟像洪流中强调了主体“真身”的存在价值。

中国文论自古就有“大美不言”的观念,而自20世纪末以来,气氛美学开始受到研究界重视,其为欣赏、评判和解读文艺作品提供了新的路径。鲁迅就善于通过不同气氛的营造,创造独特的小说艺境。在作品中,鲁迅运用特定的幻觉和幻象,呈现难以言传的美学意蕴,以揭示人物深层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与此同时,鲁迅还善于通过通感等艺术手法,融通不同心理感觉和印象;运用语言模糊性,突破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界限,呈现人物复杂的心灵状态。对鲁迅小说气氛书写的研究,可精细地把握其隐晦深层的思想和情感机制。

2024年年初OpenAI发布的Sora影片又引热议,这一高质量的“文转片”模型的降临甚至被称为“又一场工业革命”。但任何生成式人工智能都是靠投喂原始训练集而运转的,它们的“新”建立在对“旧”的咀嚼和吸收之上。这种“自给自足、自产自销”式运作必然会导致平庸的循环利用,而Sora仅是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之一。如果未来任由数字资本形塑,那么马克·费舍对新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将持续有效:“未来被缓慢取消。”而雅克·德里达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断言“未来属于鬼魂”。未来是“鬼魂学”的终极指归,德里达的鬼魂学指向不断复归、来临和缠扰的来自他者的政治责任;费舍借鬼魂学挖掘潜在的“尚未”以打开另一个未来的可能性。本文以未来为落脚点,爬梳德里达和费舍对于鬼魂学的阐发,并思考在数据垄断和算法逻辑支配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鬼魂学如何为我们思考未来提供新的契机与路径。

艺术与物性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在当今这个数字化铺天盖地的时代,此论题在延续古典美学、形式主义等理论探索的同时,随着物转向与后人类思潮的开启,又衍生出了许多新要素。这主要来自对数字艺术物质性的疑问,及其带来的物性概念之新解:当物具备一种独特的施为,数字物的施为又如何呈现并运行？数字艺术又与物是何种关系？沿着这个关键问题又还可以聚焦到更多前沿论题,包括一种更加当代性的媒介视野,以及对人工智能艺术的重新理解等。在这种理论视野之下,一种更加宏大的普遍生命力概念,逐渐消解了一些传统的艺术本体观念与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学论争,转向了对非人类中心的集合体之观照。

“文化转向”以来,如何发展风景批评成为西方学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以奈杰尔·斯里夫特为代表的当代英国地理学家对文化地理学如何突破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展开了深入探讨。斯里夫特通过审视表征在知识生产中的局限性,倡导文化地理研究走向非表征。这一思维方式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德勒兹对斯宾诺莎情感观念的延展,质疑表征中内含的关于真实与表象、内在与外部、物质与话语、在场与缺席等二元对立,并将关注点转向身体感官在塑造风景体验中的作用。非表征作为一种“弱理论”,旨在通过对局域风景的修补性描述,而非批判性诊断,来展现主体与环境如何在风景实践中持续生成。尽管表征与非表征看似对立,但风景批评并不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这两种路径为当代风景批评与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互补的视角,并启发了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和政治行动模式。

林则徐之父林宾日手绘《饲鹤图》传家,林则徐携图遍索题咏,作图及题图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成为林氏两代人自我镜像的显示。《饲鹤图》叠加松石、白鹤两层图像符码以表个人心志,后人添图题诗是为追慕,图文之间也存在一种张力。《饲鹤图》以“鹤”为主要表现对象,题诗中“鹤”的意象经历了从隐逸之思到为官饲民的变化,隐含政治意义和时代风气的影响。《饲鹤图》的三次题诗高峰与林则徐的官场际遇相联系,也展现了变革时期一代文人的精神内涵。对亲人和往事的追忆、以图文为镜面表现出的主人和其周围的文人圈子情感的表达以及对鸦片战争前后史事的记录种种都在《饲鹤图》中有了集中呈现,题图诗卷的文化意义值得重视。

相较于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读解,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诗歌的读解虽不是那般为人熟知,却堪称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缩影,显露了其“思”“诗”对话的底色。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欧陆哲学家卡普托立足克服西方形而上学,在海德格尔的“思”“诗”对话中,发现了植根于“存在的神话”的残酷特质:迷恋“本质”、漠视苦难、摒弃弱者、抹除身体。卡普托称之为无感性的本质主义“光耀美学”。它以“存在的呼召”取代“苦难的呼召”,聚焦存在的历史,无视历史中的存在者及其实际性苦痛。为此,卡普托以海德格尔的特拉克尔诗歌读解为例,通过揭露海德格尔如何采用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寓意读解策略,以本质性痛苦替代实际性苦痛,将对生命的哀悼转换为对存在之真理的礼赞,从而例示了光耀美学的运作机制。此种批判凸显了唯有克服传统形而上学,解构“思”的形而上学语法,告别“光耀美学”的本质主义,“思”才可能真正倾听“诗”。

早期浪漫派的诗学理论受到了欧洲哲学史与文学史的双重影响。目前学界针对这两个维度的研究已较为全面,但有关两者之间互动的文献依然相对较少。本文以早期浪漫派诗学理论中哲学与文学因素的相互影响为题,主要分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以耶拿派的核心概念“反讽”以及“断片”为例,分析欧洲思想传统,尤其是形而上学对其诗学理论所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则以其诗学理论中对于历史以及小说的理解为线索,探讨耶拿派如何在构建“普遍诗”的过程中召唤出黑格尔式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尼采等人的后现代哲学。本文对于耶拿派“思”与“诗”的探讨可以补充现有的早期浪漫派研究,并为相关领域的文学史以及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伦理转向”所造就的“艺术伦理学”通常着意于艺术价值与伦理道德的正向关联,但其中号称“背德主义”的一脉却主张将关注点转向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负相关”,继而宣称道德缺陷才是成就艺术价值的关键因素。背德主义作为时下西方艺术伦理批评中的显学,于理论层面多有创新,却也难免标新立异之嫌,需加以细致勘察。在厘清其谱系、检视论辩方批评,以及辨析双方争议的症结之后,“礼赞不道德艺术”的底层逻辑谬误也逐渐明晰。背德主义亦由此反向确证了“艺术伦理学”的意义,即在自律主义依然盛行的当下,对艺术中真善美的终极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