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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精神与人文学科创新
  • 十九大精神与人文学科创新
    蒋述卓, 李石
    2018, 38(5):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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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文艺批评的缺席、失语、弱化等问题,不只跟市场化以及西方理论的强势影响有关,而且根源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分化。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对文艺批评的相关论述,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价值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功能应该落实到人民大众的审美素质的提高以及现代人格的养成。新时代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一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要对中国历史及文化传统有坚定自信,三是要坚持审美性原则。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Albert Braz
    2018, 38(5):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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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民族文学往往与民族国家相关联,这种关联有时近乎神秘。其实社会学意义上国家远远多于民族国家,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国家内部可能不止一个民族,因此也就有不止一种民族文学。本文审视了多民族国家中创作的民族主体的概况,旨在构建一种方法来考察文学生产,这种文学生产不是“民族文学”,准确说是“联合文学”。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周启超
    2018, 38(5):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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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主义”之真正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之旅,是当代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在不少人心目中,“结构主义”是一种学派,一种思潮。罗兰·巴尔特却不以为然。在这位法国结构主义主将看来,结构主义是一种建构性活动。不少人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扬·穆卡若夫斯基却不以为然。以这位捷克结构主义首领之见,结构主义是一种认识论立场。在我们看来,结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建构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立场,更是一种思想范式。结构主义文论参与了20世纪“诗学范式”的建构。正是“诗学范式”“阐释学范式”“现象学范式”“社会学范式”这四大范式彼此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对立与交锋,孕育了流派林立、学说纷呈的20世纪世界文论。看来,只有经由对结构主义文论这一思想范式的深度开采,才能直面原本就是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才能进入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多面观,才能超越流行经年但确乎是被我们简化了的粗放式的“结构主义如是观”。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谢少波
    2018, 38(5):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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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曼的客体诗学挑战主控欧美哲学界几十年的语言学转向,呼吁回归物的世界,确立物的自主性和客体与客体之间的民主平等关系。哈曼不仅将一切形式的存在都看作客体,彼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赋予整体的构成部分以同等的自主和主权。哈曼铸造了一系列新概念,如“物的引诱”与“替代因果”,引导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观察世界,思考物的本体生命和意义以及物与人的关系。但是,跟任何其他新崛起的理论一样,哈曼的体系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或弱点。最有待商榷的地方,是哈曼力倡哲学去批判化,似乎全面否定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整个西方批判传统,会削弱甚至彻底取消对物化和资本逻辑的抵抗。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缪羽龙
    2018, 38(5): 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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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通过对柏拉图洞穴隐喻的颠覆性思考恢复了真理(aletheia)的源始含义,并把艺术作品的本源建立在与真理的关系之上。所谓艺术对大地的制造(herstellen)和对世界的建立(aufstellen),就是真理的摆置(Stellen)和集置(Ge-stell)。对杜尚的《泉》的海德格尔式解读将很好地证明作为真理摆置的现成品艺术的合法性。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徐贤樑
    2018, 38(5): 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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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分析康德的“Interesse”概念,讨论这个概念对理解《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的重要意义。依据康德的规定,Interesse并不是指鉴赏者对美不感兴趣,而指是他在做出鉴赏判断时对审美对象的实际存在没有兴趣。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审美判断所内蕴的自由就被凸显出来,由于兴趣总是关系到对象的实际存在,因此在无兴趣的条件下,审美判断就摆脱了判断者任何的主观偏好。由此,鉴赏者才有权要求别人和自己做出相同的审美判断,并进而达成普遍的认同;而审美判断的自由特性同样构成了其与道德判断同构性的内在根据,在此基础上,美有资格成为德性的象征。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张巧
    2018, 38(5): 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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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意图主义认为任何对意图概念的承诺都会陷入私有语言谬误,如果意图主义要继续享有阐释效力,则必须提供能够摆脱私有语言谬误的可替代性的意图概念。本文梳理了当前分析美学中列文森、卡罗尔和戴维森三种意图主义进路并探讨其反私有语言谬误的阐释效力。本文认为,前两种版本的意图主义仍然对反意图主义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们和反意图主义共享了这样的观点:语言约定才是阐释语言交流的决定因素,意图概念只是衍生性的;而戴维森将意图置入诠释学视域下,认为语言交流的本质是诠释者对说话者意图的识别,语言约定并非语言交流的必要条件。戴维森的意图论彻底地摆脱了语言约定的担保,将意图作为考察文本诠释的关键因素,比起前两者,它能在与反意图主义的争论中显示出更强的阐释力。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马骁远
    2018, 38(5):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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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奥塔将康德的审美理论放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进行检验,发现在意识形态、技术科学等宏大叙事的作用之下,美感已经不再是知性和想象力之间的自由游戏状态,对美的审美也变成了“被准许的”和“现实主义的”。利奥塔因而致力于对宏大叙事的批判,要求艺术只有超越可辨认的表象,表现“不可表现之物”,才能突破宏大叙事的结构。于是,他与先锋派艺术联合,并求助于多种理论资源,阐发出一套后现代崇高美学。利奥塔相信,当代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只能在后现代的崇高美学中恢复。而以审美为代表的反思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不同于技术的思维方式,它既是美学也是伦理学的基础,只有它才能使人类保持思想的自由。因此,利奥塔将崇高感视为一种伦理情感,并在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义务的伦理学理论。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许子东
    2018, 38(5): 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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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一生都使用主人公视野局限的第三人称,不过这种叙事方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早期小说的主人公视野是与说书人和全知描写一起使用的,某些场景既似主人公视觉又含有叙事人目光,这种叙事角度的有意混淆,是张爱玲小说的重要技术特点。在中期作品《秧歌》中,作家其实仍然坚持人物视角局限的第三人称叙事,不同之处是这种人物视角不只是一、两个男女主人公,而且处在社会矛盾中的各种人物,于是多角度的主观合成貌似写实的效果。而在晚期的代表作《小团圆》中,作家放弃了别的任何叙事角度,从头到尾由女主角观点“独裁专制”。小说中仍有叙事角度的转换甚至“混淆”,由主人公的不同时间视角而构成。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王平
    2018, 38(5): 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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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新历史小说的形式入手,分析其叙事的总体艺术特征。由于新历史小说不再试图去构建一个以史实为基础的历史舞台,以往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被逐渐打破,新历史小说以新的艺术形式:时间的淡出与循环、“互文性”的叙事策略、个人化的历史言说实现了对全新内涵的承载,使文本呈现出虚构的魅力,以新的叙事艺术描绘出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也体现了文学创作的智慧。
  • 现当代文论研究
  • 现当代文论研究
    李洪波
    2018, 38(5): 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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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讨论当使用关键词来建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时,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书写有哪些深层变化。文章从学科边界、意义重建和研习接受三个角度来揭示变化背后的知识假定。认为正是由于文学理论学科边界的虚化,使用关键词感知和测绘才成为可能;文学理论知识叙事被质疑,关键词的出场和意义重建才成为必须。同时,从接受的角度看,关键词型的文学理论知识,也给受众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进而在学习中生成多彩的知识风景。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刘晓明, 孙向荣
    2018, 38(5): 1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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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般讨论《诗经》之“兴”所时关注的诗歌表现不同,本文关注的是创作者内在性的“兴意”,这种兴意是昧式的:既是能动的,也是不确定的,处于未注意状态之中,因而也就具有了无限的可能。这种开放的可能性便构成了诗学的构成性与发生性。本文具体阐释了昧式之“兴”的四种内涵,以及作为发生诗学的生成机理:兴意在一种未被注意的昧式之中与感性经验邂逅,由此“境会”形成起兴,其发生机制是作者也不自知昧式之能。在此基础上,根据表达程式结构成兴体诗。由于创作意识不再规定为诗歌形成的必然条件,昧式遂成为兴诗的可能性和一种“效应”。昧式之兴开显的存在往往是不被引起注意的感受,从而揭示了一种文学“存在的被遗忘”。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罗宁
    2018, 38(5): 11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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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是不同于白话小说和西方小说、现代小说的一个文类。文言小说写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是记录见闻,而不是创作和虚构。文言小说的记录见闻的特性,从古代目录学著作的论述中,从小说的命名和成书过程中,从文言小说的序跋及古代学者论述中,都有大量的、明确的表述。现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将虚构、叙事、人物等现代写作的要素和标准引入,以此审视中国古代小说,造成对文言小说的遮蔽和误解。回到中国古代固有的小说观念,尊重文言小说记录见闻这一事实,重新建设中国文言小说史,是大有可为的。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丁淑梅, 张冉冉
    2018, 38(5): 1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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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明刊李评本《幽闺记》、凌刻本《拜月亭记》“拜月”插图为中心,考察《拜月亭》插图版画与曲文叙事的互文与关涉,从图序出相与图题评点,曲意生发与图景展演、人物姿态与场面张力等层面,分析图版场景非单一再现而嵌入鉴识评点意趣,如何重构曲境;插图与对应关目及叙事细节的呼应如何呈现多重造像功能;插图虚景重构、扮相塑形,如何提供了与文本异质同构的想象、鉴识与展演空间,从而构建人与景、图与文、绘图造像与拟形表演多层次的互动关系。这种图式细节的阐释过程,有助于进一步认知插图版画与曲文结构的内在关系,及明中后期版画插图之于戏曲传播的意义。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陈昌强
    2018, 38(5): 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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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光后身”这一词学命题,最初仅为基于轮回转世观念的比附,后来逐渐具有明确指涉。清及民国学界对此命题的讨论,聚焦于陈子龙、纳兰性德二人。词史上,陈、纳兰二人一方面以其创作实绩显示了在诸如艳情、家国和词学体格等词学主题上与李煜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分别在词学理论或渊源方面与李煜存在具体而微的异同。这既反映了作为词学典范的李煜,在明季清初词坛的经典化及其接受程度;亦反映了明季清初的令词演进及其统序。而纳兰性德对陈子龙的推崇,特别是《今词初集》选阵所显示的对云间词派及其羽翼力量的认同,也揭示了纳兰性德的词学流派意识,以及更为明显的廓清词坛,并于阳羡、浙西之外另树一帜的立派努力。由是可知,“重光后身”说所显示的以陈子龙、纳兰性德为代表的令词统序,也是清初“南北宋之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其他词学力量一起,共同参与并支撑起清词中兴。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刘洋
    2018, 38(5): 15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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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学界普遍认为,我们现在所通行的近体诗律规范自唐代就已确立。实际上,直到清代前中期,在各种诗歌声律学专著中,对近体诗律的论述仍至少存在“以古为律”“以法为律”“以律为律”三种不同的理论倾向。本文以李宗文《律诗四辨》、王士禛《律诗定体》、恽宗和《全唐试律类笺声调谱》为中心,分别介绍这三种著作所尝试建立的近体诗律规范,根据其立论依据及论述方法,分析其中呈现出的三种理论倾向,并列出与之相近的后世其它著作,以展示清代前中期近体诗歌声律规范实际存在的多样性。近体诗律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规律”,而是一种值得讨论的“学问”,一套在不同时期存在多样性与发展过程的“知识体系”。
  • 专题:实用主义美学研究
  • 专题:实用主义美学研究
    汤拥华
    2018, 38(5): 16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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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罗蒂新实用主义的逻辑,我们不能说罗蒂的文学理论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而只能说作为新实用主义者的罗蒂与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罗蒂,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相互阐发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妨从新实用主义的定义难题出发,充分激活文学与哲学的张力关系,考察罗蒂对文学理论的设计与期待。我们还可以将理论分为“探究”“难题化”“疗治”三种路径,以求对一种可能的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运思路径和论说策略进行更好的定位。
  • 专题:实用主义美学研究
    李晓林
    2018, 38(5): 17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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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蒂的“诗性文化”是以文学取代宗教、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也是推崇“想象力”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文化。罗蒂所言的“想象力”不仅包括个人完美角度的想象和人类团结角度的想象,还包括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想象。罗蒂的“想象力”概念既是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继承,亦实践着新实用主义“哲学成为文化政治”的主张。
  • 专题:实用主义美学研究
    殷晓芳
    2018, 38(5): 18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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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针对杜威和爱默生在审美形式论上的交集与分野进行比较分析。就形式美学的筹划而言,杜威和爱默生都以批判传统的形式论为出发点,将理论的构建基于日常的感觉经验,形成了有机的、动态的形式论,并最终将获得审美形式的方式作为实现人的意义的实用途径。但在方法论上,杜威则有别于爱默生。爱默生在审美主体对自然事实的疏离性的现象学观察中,以“视觉—知觉”的审美逻辑和类比思维,使“看”的视觉经验转化为具有流变、过剩、关系和过程等特征的有机整体形式论。而杜威在主体的审美经验中,更关心自然的(或作品的)事实向主体的多元感觉的敞开、主体与自然的协作以及在协作过程中主体智慧的成长及其过程。杜威的形式是审美主体通过“做”和“经受”而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的节奏与和谐,是矛盾事物间达成的动态平衡。如果爱默生的形式论是为人的自我更新所寻求的方法,那么杜威的形式论则是为人的“艺术地生活”所提供的范式。
  • 专题:媒介诗学
  • 专题:媒介诗学
    单小曦
    2018, 38(5): 19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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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类主体话语是在反思、批判现代性主体话语过程中和背景下形成的。可以把“赛博格”主体话语、信息主义主体话语和“普遍生命力”主体话语看成西方后人类主体话语的代表形态。在反思唯我论、自律论、占有性现代性主体问题上,后人类主体话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着固守实体性主体观念、默认主客对立关系、残留人类中心主义等局限。本论文提出“媒介性主体性” 话语,尝试对后人类主体问题进行一种新阐释。媒介性主体性话语以媒介化赛博格的生命形态为物质基础,媒介化赛博格以“个体(肉体—意识)—媒介—身份”为基本结构。媒介性主体性具体呈现为主动联接、邀请、聚集、容纳、谋和世界、与之联结和交融的活动性质。媒介性主体性为主体与世界交融共生的主体存在方式提供了现实可能。
  • 专题:媒介诗学
    唐宏峰
    2018, 38(5): 19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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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一书是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西方现代视觉的历史叙述。该书将现代视觉溯源到19世纪上半叶在新的视觉学科发现和新式光学媒介技术基础上出现的一种主观视觉,这一视觉转型所带来的新的观察者正是现代性主体的形象。克拉里的研究开拓了艺术史研究的领域,对视觉性、媒介、感官经验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特别体现为“视觉现代性”和“媒介考古学”两种视觉文化与媒介研究的新趋向。克拉里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反身整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向来被淹没的那些媒介实践与视觉经验。
  • 专题:媒介诗学
    高慧芳
    2018, 38(5): 2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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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村”自从提出之日便成为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标签,并陷入众所周知,却又语焉不详的处境。为了澄清误区,本文依据麦克卢汉媒介探索的基本线路,详细梳理其在借鉴文学研究、媒介研究、城市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学科对话而形成独特的分析视角,进而提出“地球村”概念。但由于上述视角的局限使得地球村大多被视为电子幻象,并遭受众多非议,沦为技术决定论的注脚。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尤其在数字化进程的推动下,原本被视为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已经日渐渗透人类生活。因此,本文在反思“麦克卢汉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诠释为由人与媒介环境的互动所构成的媒介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