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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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比较诗学研究

小说插图与图像叙事

赵宪章

2018, 38(1):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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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插图起源于唐代以降的“立铺讲唱”，变文变相、话本插图等是目前可见的早期案头化存留，以明清白话小说为典范的插图艺术则是它的超越和复现。从现场讲唱到案头读本是小说叙事的折叠，“插图”就插在叙事册页的褶皱中，以其明见性召唤默存的事迹在读者心目中苏醒。故事图与人物图是小说插图的两大主要类型，它们逃逸册页而独立叙事之所以可能，在于唤起记忆中“象晕”的重新认同。就小说文体的纯粹性而言，图像的插入是符号异类的强制入侵，“图说”是“言说”的抵抗话语，是对沉浸式阅读的解构，“装饰”而非“再现”是小说插图的显在符号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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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比较诗学研究

“缪斯”与“东朗”：文学后面的文学

徐新建

2018, 38(1):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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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类学关注文学的人类性与人类学的文学性。从文学人类学角度重释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要关注的是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缪斯是西方传统中由希腊神话传承至今的文艺女神，东朗是存活于中国西南苗族村寨的民间歌师。二者都与“文学”有关，但彼此的身份和命运却又相差甚远，缪斯通过历史过程中的不断变形流传久远，东朗却正在外部世界的围堵中身处濒危。缪斯与东朗代表了人类生命的“内传承”，因有它才使人成人，使人成为有想象、能神思、会创作的文化生物。人类的文学性是人类生命的“内传承”，也即文学后面的文学，是人类生命的“内传承”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文学的产生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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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比较诗学研究

“文学自主”与“文学本位”：厄尔·迈纳跨文化比较诗学方法论刍议

纪建勋, 张建锋

2018, 38(1):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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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跨文化比较诗学奠基人的厄尔·迈纳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学界已有定论。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研究以对“文学自主性”的深刻体察为前提假定，并始终持守着鲜明的“文学本位”的基本立场。以此为根基，厄尔·迈纳细致地清理了东西方的“文学”与“诗学”传统，重新规定了比较视域下“文学”及“文类”的本质，并透辟地阐明了东西诗学差异性背后深刻的文化与历史成因。可以说，对“文学自主性”前提假定的深刻体察以及对“文学本位”基本立场的始终持守，成为解读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体系的锁钥。但此进路长期以来未收到学界足够的重视，鉴于其在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体系中的通贯性地位及其对当下比较诗学研究乃至跨文化研究的启迪意义，本文尝试结合厄尔·迈纳的早期论著对其跨文化比较诗学方法论予以进一步发掘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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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理解的范围：艺术阐释的巨大空间——维特根斯坦的视角

史蒂芬·马耶夏克

2018, 38(1):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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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考察“理解艺术作品”意味着什么，并对艺术阐释的范围进行思考，认为“专知”与“艺盲”这两个对立极端之间的艺术阐释空间巨大。本文从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视角出发，考察阐释范围的缘何而来以及巨大阐释空间为何无法避免。这或许会让一些哲学家吃惊，因为我们一般不指望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得关于美学本质的清晰陈述。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思考艺术及其理论问题。1949年他曾明言，除了“概念”问题，只有“美学问题”才能“吸引”自己（CV 2006：91e）。然而，维特根斯坦从未对美学问题形成长篇大论且以一持之的反思，其大量观点散见于他的遗作之论文中。本文恰恰系统构建了维特根斯坦关于美学本质问题的许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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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笛卡尔的激情论与勒布伦的表现说——对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美学的一个细部考察

张颖

2018, 38(1): 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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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首席画师夏尔·勒布伦在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若干演讲中把如何表现人物的激情作为一个核心课题，他借鉴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而提出自己的“表现说”。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笛卡尔影响了勒布伦及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古典主义美学之塑造。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勒布伦对笛卡尔有根本性的误读，并因此而贬低其绘画理论。本文认为，“表现说”是通过对笛卡尔文本进行大幅度改造而架构起来的，因而在根本上背离了笛卡尔。这种改造是勒布伦有意为之，一方面，作为画家的勒布伦始终关注面部表现如何传达灵魂，另一方面，作为院长的勒布伦内化了制度的外部压力。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将从一个细部折射出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古典主义美学的资源、方法、建制等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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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施洗者约翰》：达·芬奇的反讽

陈春莲

2018, 38(1):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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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的《施洗者约翰》中的人物形象雌雄同体、妩媚动人，并不符合《圣经》中对这一人物的记载和描述。这样强烈的反差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显得异乎寻常。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基督教信仰，其思想和文化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施洗者约翰是预告耶稣来临也即见证真正的光的人物，达·芬奇改变了《圣经》中这一人物的形象特征，从而赋予这一人物新的内涵和象征意义，使其所预言的基督教真理变得暧昧难明。这是绘画中的反讽游戏。通过基督教先知和雌雄同体的形象之间的矛盾，达·芬奇赋予这一人物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也就是希腊式的真理和基督教的启示之间的对抗。这幅绘画中的反讽是双重的：施洗者约翰这一人物是反讽的，他预示着真理但他本身不是真理；达·芬奇的手法是反讽的，画中人物是施洗者约翰但又不是《圣经》中本来的先知约翰。在双重反讽中，达·芬奇暗示了对真理是什么和通向真理的道路问题的重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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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克里斯蒂娃与后现代文论之发生

赵雪梅

2018, 38(1): 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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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论发轫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克里斯蒂娃在法国后现代文论的发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国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过渡中，克里斯蒂娃所引介的巴赫金诗学理论起着划时代的推动作用。她在继承与发展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互文性理论，该理论奠定了其作为后结构主义文论开拓者的地位，并直接促成了罗兰·巴特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克里斯蒂娃及其互文性理论还给予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重要启发。1968年的“五月风暴”，《原样》集团的成员身份，敏锐的学术眼光与宏大的野心，以及东欧女性移民的独特生命体验是促使克里斯蒂娃成为后现代文论启发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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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刘彦青, 张新科

2018, 38(1):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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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时期诗与乐舞结合起来，成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仪式的一致性。由西周仪式中歌诗发展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诗的仪式性逐渐淡化，文本意义逐渐凸显。诗的传播经历了由重仪式到重文本的转变过程。在春秋赋诗中，诗仪式一致性逐渐解体，而文本的一致性尚未产生。这导致了关于诗文本意义的多义性解读，从而使得诗所承载的西周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面临传承上的断裂危险，恰恰是赋诗中遵循的“赋诗观志”“歌诗必类”等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直至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诗文本进行经典化阐释，诗变为《诗经》，形成了诗的文本一致性，保障了中华文化的一致性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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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兵器喻笔现象——兼论文人制文对匠人制器的取喻系统

黄敏雪

2018, 38(1): 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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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喻笔是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具有丰富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现象，它生成于古人对语言现实力量的追求、比类取物的思维习惯、用兵之术对艺术理论的渗透及文人对文武兼修的理想状态的期许。其具体存在形式丰富多彩，指涉范围包括言辞、文体、气象及文采等多个层面。此外，对以兵器的产生及它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兵器锻造喻笔现象进行剖析，能够触及更深层次的文学批评原理体系——文人制文对匠人制器的取喻系统。这个系统的产生与文人品评风向的改变和文学形式化的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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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心学、政治、文学的张力与融摄——李绂文学观的维度建构

常威

2018, 38(1): 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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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厚的阳明学修养，“平生志伊尹”的政治期许，以及因地域因缘从而对江西欧、曾、王等古文大家及其重文主张的追慕，兼之丰富的文学实践以及深刻的文章体悟，李绂的文学观融摄于心学、政治与文学之间。李绂在阳明学扫清成圣障碍及尤重躬行有得的思想支撑下，打通了道统与治统的隔阂，并由此建构了“文——道——治”的话语体系，实现了文道与治道的融合。其“立言须兼德与功求之”的思想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李绂在文论上的事功倾向。其“诗文,心之所发见”的立论则带上了鲜明的心学色彩。受阳明学考据传统及清初考证学的影响，李绂多以考据入文章。作为心学家的李绂在文章体认与创作上，反而突破了理学与心学的范囿，进而站在文学本位思考文章内容、体式、技巧诸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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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理语”的重塑——船山“化理入情”诗理观的内生成语境及分类形迹

杨宁宁

2018, 38(1): 1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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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理语”历来是古典诗学中的重要议题，在其纷繁的发展进程中，王船山之理语辨析具有一定的廓清与重塑之功。从渊源来看，宋人的“物理”说、严羽的“词理意兴”说、元明以来的“崇情斥理”说、郝敬的“诗家之理”说、陈白沙的“以情统理”说等成为船山诗理观形成的内在语境。从辨析过程看，船山诗理观隐含了一种分类思维。他批判诗中议论，认为议论诗中所暗含的“逻辑”“诋讦”“凌杂”特征，违反了诗歌“主情”“平和”“纯净”的特性。他承认诗中表现万物规律的“物理”之必要性，但其关注重点则在“物理”背后所连结的情意内涵。对于诗中探求人世哲学问题的玄理、性理，船山亦秉持“化理入情”的原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极力突显了诗情之于哲理的统摄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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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试论方东树对江西诗学的评价

吴晟

2018, 38(1): 1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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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方东树从以文章笔法论诗的独特视角，重新厘清了江西诗学与杜甫、韩愈“以文为诗”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认为黄庭坚学杜悟得其创作艺术构思而不得其诗自然浑成之境；学韩则得其粗笔硬调而不得其通顺平畅。对江西诗学既有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综论，又对其章法结构等具体诗法，展开了精细入微的条分缕析，比较全面系统地、辩证地总结了江西诗学最具诗学价值、最富于启示意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是方东树诗学的开拓建树和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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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研究

“净化型戏剧”与“陶冶型戏剧”初探——兼析中西文化语境中的戏剧、话剧、戏曲等概念

孙惠柱

2018, 38(1): 12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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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戏剧有两个方面未得到国人足够重视，一是源于希腊悲剧以排泄不洁物为前提的“净化型戏剧”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差异，二是很多与中国戏剧相似的“同类项”——励志阳光陶冶正面情感的“陶冶型戏剧”。始于古希腊的话剧偏爱演示恶的宣泄与净化，中国戏曲喜欢弘扬善行陶冶性情。近百年来中西文化有所靠近，中国引进话剧改造后仍属精英艺术；西方音乐剧快速发展，面向大众很像传统戏曲。中国的戏剧研究长期被净化型话剧的精英模式主导，应加强研究百姓需要的陶冶型戏剧，包括喜剧、戏曲和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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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研究

“现代戏曲”辨正

李伟

2018, 38(1):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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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戏曲”这一概念在今天有三种用法：1.从时间上看，指现代时期的戏曲；2.从题材上看，指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3.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和文化概念，指具有现代性品格的戏曲。这三种用法都各有适用范围，但前两者往往忽视现代性精神内涵。关于现代戏曲的现代性，吕效平先生在强调其现代精神的同时，亦强调其“情节整一性”的文体原则，傅谨先生则在忽视其固有的“启蒙话语”的同时，强调技术的成熟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律性、平民化。然而，无论文体原则还是技术手段，都只是“现代戏曲”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现代戏曲”是现代人改编与创作的具有现代精神、表达现代观念的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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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研究

民国时期戏曲史著中的古代戏曲学经典议题

黄静枫

2018, 38(1): 14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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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戏曲史家在其戏曲史书写中继续讨论古代戏曲学经典议题。他们借助议题讨论开展历史评论，并将其“熨帖”地安置在历史框架中，使之成为史述的一部分。进入这一时期戏曲史著的经典议题有四类：分类议题、比较议题、寻因议题、溯本议题。参与历史讲述的议题讨论不仅具有史纂层面的意义，还拥有戏曲学史层面的双重“意味”。一方面，史家在继续讨论前，会对古人“跨时空”的论争进行梳理，这实际是一项回顾古代戏曲学的工作；另一方面，史家与古人在论述同一议题时视角与观点的差异，反映出戏曲史学开始步入逻辑实证的时代。这本身是考察转型期学术特征的直接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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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现象学美学研究

时间意识的觉醒与现代艺术的开端——印象派绘画的现象学阐释

苏宏斌

2018, 38(1): 16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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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绘画之所以成了现代艺术的开端，是因为这派画家把握住了现代生活的特质——变易性。对变易性的追求导致了印象派画家时间意识的觉醒，使他们把刻画事物的瞬间影像作为绘画的主题，从而把时间维度引入了绘画之中。为了捕捉事物的瞬间影像，印象派画家重视感知而排斥回忆和想象，因为在完整的时间意识中，感知能够获得当下的原初印象，回忆和想象则只能把握过去和未来。印象派绘画过分专注于事物的变易之美而忽视了其永恒之美，这导致其在开启现代绘画的同时，也迅速被后继的现代画派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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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现象学美学研究

艺术与物性——对一个海德格尔引发的争论的考察

汪正龙

2018, 38(1): 17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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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中后期提出了艺术与物性的关系问题，批评了特性的载体、感觉多样性的统一体和具有形式的质料三种关于物的规定方式，认为创作是让某物作为一个被生产的东西而出现，作品把物因素置入敞开的领域中加以显现。海德格尔的思考奠基于其艺术存在论，体现了他对艺术是什么以及人是什么的思考，与20世纪艺术的走向相关联，进而成为当代美学以及艺术理论中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其他美学家或思想家大多不是沿着海德格尔本人的思路，而似乎是将其批评过的思路加以改造进行探讨，但是在反模仿论、反形而上学方面却与海氏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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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现象学美学研究

从艺术作品感性结构的“生发-显现”看海德格尔的“凡·高阐释”

张云鹏

2018, 38(1): 17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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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凡·高阐释”在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质疑、批评与争论。为深化对其阐释的理解，需将其置于其思想转向后的理论语境中。判断这种阐释是否合理并合度，需要回到审美经验中艺术作品感性结构的“生发-显现”这一现象去印证。如果说艺术作品感性的显现是诗，那么审美解释则是思。诗思是否同一，当成为理解海德格尔“凡·高阐释”的基本根据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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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专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

刘康

2018, 38(1): 18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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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美国理论家詹姆逊为例，对近四十年来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的碰撞、变异、转化，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本文分析了“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背景，分析中国的詹姆逊主义，即围绕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和第三世界寓言这两大主题，建构出的一种顺应中国学术环境和大背景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詹姆逊主义跟詹姆逊的理论本身相差甚远。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理论选择性的误读和错位，导致了对重要问题的理论遮蔽和对话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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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专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反现代的现代性”之考辩——兼论理论在双向旅行中的结构变化

吴娱玉

2018, 38(1): 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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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详细地讨论了“反现代的现代性”之后，中国现代性问题便成为中国思想界左右之争的焦点，事实上，这一理论并非植根于中国，而是由西方左派理论家最先提出，影响了求学西方的中国学者，进而进入中国语境。本文聚焦于德里克、刘康、汪晖关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论述，比较中西文论不同语境中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德里克和刘康的理论是用中国理论反思西方，而汪晖将这一理论引回中国，在这双向旅行中，结构发生了微妙的翻转，用抽象的理论去证明中国的实践经验，使得原本西方左翼理论的批判性进入中国语境后不仅丧失了它的锋芒，反而披上了自我美化的外衣，原先西方理论的洞见随之变成解读中国经验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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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专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海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中西比较和思想建构

李松, 余慕怡

2018, 38(1): 2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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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现代中国的社会改造与思想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一参照，将其纳入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体系之中。刘康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当代中国的美学问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也为不断深化参照视角，力图在国际视野中反思中国当代思想与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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