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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比较文学研究
  • 专题:比较文学研究
    张英进
    2017, 37(6):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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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电影与视觉研究中新发展的跨地性与跨媒体性。朱利安的九屏幕投视电影《万重浪》(2010年)代表一种基于跨地比兴、跨媒体互动和移动观影的动态美学。通过启用不同的模式(如田园式对比幻想式、怀旧式对比后怀旧式)重塑妈祖传说和上海记忆,多种影像与声音不停流动,产生跨越不同媒体和类型(电影摄影、影像装置、救援录像、书法、诗歌、绘画、明星表演等)的多层次、多时空的意义断想/联想。跨界视觉艺术无疑增强了作者的魅力,但遗留的关键问题是西方观众对东方意象的接受能否超越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的束缚。
  • 专题:比较文学研究
    彭锋
    2017, 37(6):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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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韵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概念,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经过西方汉学家和美术史家的解释之后,它的含义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且影响到中国现代美学家对它的理解。西方美学家之所以将气韵译为节奏,原因在于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对于节奏的强调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有关。但是,中国绘画中的气韵并不是节奏。与其说节奏像气韵,不如说它像写意。
  • 专题:比较文学研究
    刘毅青
    2017, 37(6):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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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如何理解中国”与“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全球化的学术市场里互为镜像,中国对自身理解与西方处于同样的困境。这是由于,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的基本面向由现代性所塑造,全球化下的中国与西方一样面临着现代性的挑战,从而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共同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动植入的,呈现出杂糅性,传统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成了一个“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间距”。深刻地认识现代性在中国造成的断裂,是为了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重新吸收传统的价值。而若从积极的角度看,现代中国这种间于古今中西的特质所造就的汉语学术思想的内在张力,孕育着一种思想的跨文化潜力,从而汉语学术能够从古今中西的多种思想中汲取资源,完成自身的建构。
  • 专题:比较文学研究
    包兆会
    2017, 37(6):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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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语图符号学角度考察了庄子语言活动所具有的图像性的缘由。庄子在他的作品中呈现了一个图像化的道的世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可为图像化世界的描述提供帮助,这就决定了庄子需要用象的言说方式。庄子在语言表述世界过程中更多突出语言的诗学功能,而不是语言的指称功能,突出诗意化了的象,而不是专名之象。另外,庄子不是一般的诗人,而是诗人哲学家,这也决定了他对象的使用是与道的境域生成有关,而象的一种:言绘,比较接近于模拟身体性实践活动,特获庄子青睐,被用来展现以技进道的场景。从语图符号学角度揭示庄子形象型语言,将成为研究庄子象说特点及形成的另一途径。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艾朗诺
    2017, 37(6):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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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夷坚志》是宋代文人洪迈编撰的一部笔记小说。书中大多数故事是洪迈根据周围人的讲述记录下来的,因而洪迈认为这些故事具有真实性。本文借用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看法,把这些资料视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现象。《夷坚志》里有很多故事以各式各样的女性为主角,是研究当时妇女生活很有价值的资料。本文提出运用这些故事的四个方面:(一)用以发掘没想到或在其它资料中看不到的女性生活细节;(二) 研究它与其他资料的异同;(三) 探讨故事后面的含意,尤其有关妇女情况的含意;(四) 思考怎么处理和理解一些晦涩而没有逻辑的故事。文中举例对这四方面进行了说明。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宋展云
    2017, 37(6):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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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康《琴赋》在效仿两汉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及经典语汇的基础上,将骈俪之体与论说文风融入赋作,该赋体物神貌俱至、寄情清俊不俗。嵇康对于雅琴进行玄学化的描写,并赋予琴文化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嵇康建构起“含至德之和平”的琴德论,对于先秦两汉乐论、琴论有所继承并推新。嵇康《琴赋》扭转了两汉琴论以悲为美的风尚,从传统儒家乐论中重塑以和为贵的观念;同时摆脱了儒家琴论正心修身的教化观,将道家声无哀乐论引入其中,突出音乐的自然特性以及导养娱情的现实功效。古今中外文士对于嵇康《琴赋》的研读、欣赏与慨叹,丰富了文本的意义空间,使其琴德可感、文心可见。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刘召明
    2017, 37(6): 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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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主题与叙事研究中, “农民起义”说与“逼上梁山”说虽时遭质疑,但在现今主要文学史著作、大众普及读本及中学语文教材中仍然定于一尊,其地位不曾动摇。然据笔者统计,《水浒传》108位英雄中仅有11人是农民 (“大农业”角度),而且全书真正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只有9人。之所以长久以来有《水浒传》108人“被逼上梁山”、举行“农民起义”的误读,其原因有三:“逼上梁山”说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反抗精神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度的共通性;“逼上梁山”说的意识形态化与1943年末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的成功编演有直接关系;1949年以来的《水浒传》研究与政治因素形成了难以拆解的密切联系。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龚宗杰
    2017, 37(6): 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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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话是中国古代文章之学的重要资源,随着近年来《历代文话》的出版和古代文章学建设的推进,断代文话的整理和研究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领域。就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明文话研究而言,在进行文献稽考的同时,重新评估明文话的历史定位和理论贡献,是推动这项研究深入发展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以批评文献的“近世性”为视角,结合明文话所处近世社会之教育、科举制度及出版文化等在内的历史语境,尝试提供一套可行的研究方法,是探索明文话研究与文章学体系建构的思路之一。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汤志波
    2017, 37(6):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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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倪瓒作七言古诗《江南曲》与《江南春》,又将二者和钞称“《江南春》三首”赠友人。明弘治间以沈周为首的吴中文人开始追和《江南春》,按其音调视为两首整体追和,至嘉靖中期已有五十人参与并编刻成集。倪瓒原唱及沈周、文徵明等人的追和是诗非词,但嘉靖后明人对《江南春》的文体认识出现分歧,或入诗集,或入词集,情况不一。随着唱和过程中题材范围不断扩大,不再严格步韵以及题目与“词牌”的分离,清康熙间《江南春》已多被视为词一阕,而《倚声初集》《瑶华集》等词集编纂收录《江南春》,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光绪间刊刻的《江南春词集》从书名与理论上巩固了其词体地位,民国间《明词汇刊》又据此收录,《江南春》被误认为词的过程至此完成。《江南春》的唱和与文体误读与明清词史、词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熊啸
    2017, 37(6): 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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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诗”概念的形成与“艳”一字的含义相关联,二者在过去的文化语境中皆因暗含“危险性”的因素从而被权力建构成了典型的负面形象,这类批判话语遂构成了艳诗评论的主基调,艳诗一词的内涵也因此具有了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明清时期关于艳诗的评论出现了两类新型的话语,一者从“情本”论出发强调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构成了一种反抗型的话语;一者或从“雅正”的角度为其划定范围,或声称艳诗也可含有寄托,从而构成了一种改编型的话语。这些观点皆与当时诗学发展的大方向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并显示出人们希望从理论层面对艳诗形象进行重构的意图。然而儒家理念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决定了批判性话语始终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且其至今仍发挥着强大的惯性作用,从而导致艳诗研究一直未能摆脱边缘化的境地。
  • 专题:百年新诗反思
  • 专题:百年新诗反思
    殷国明
    2017, 37(6): 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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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新诗已经走完百年岁月。但是就今日新诗状态来说,不论是从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还是就对于其创作实绩的评说来说,似乎多有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人们对于新诗未来的怀疑。无疑,作为传统艺术精神的表达和积累,诗歌凝聚和传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精神,其发展、变化和创新,不仅持续不断为地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提供借鉴、资源和活力,也是中国艺术精神变迁和更新的历史写照,反映了在不同语境和环境中艺术思维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其特征。而新诗在20世纪的产生,既表现了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诗歌史上的一次突变和转捩点,又突显了社会巨变和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影响,使新诗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早产儿”,带着鲜明的时代锋芒和特征,不得不经历漫长的生活考验和文化洗礼,在不断纠错和通融创新中才能赢得自己的未来性。
  • 专题:百年新诗反思
    赵思运
    2017, 37(6): 1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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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话诗”的初创,历经战争风雨和政治风云的沧桑磨难,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语诗”的兴起,这条清晰的线索构成了反思百年新诗的一个路径。“白话诗”是在西方话语的巨大冲击下,出于中国现实巨变之急需,在历史进化论和工具理性思维的主导下, 强行“剖腹”诞生的,带有“先天不足”的病灶,后天又在严酷战争环境和极端政治语境下发育成畸形,一步步沦为“口语暴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第三代诗人的努力下,白话诗才真正从过度政治化的阴影里走出来,口语诗才得以觉醒。90年代以来,在民间立场觉醒与彰显的文化背景下,“后口语诗”具有了身份自觉和理论自觉。通过百年新诗史的回眸与反思可以发现,现代汉语口语诗体基本代表了一种富有生命活力和汉语诗性智慧的本土性路向。
  • 专题:百年新诗反思
    张吕坤, 韦施伊
    2017, 37(6):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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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发展已逾百年,这一个百年是中国社会形态、文化症候发生重大改变的百年。以继承传统和反叛传统为主线的新诗发展,不管它如何承担物态化的社会重任或者受西方文化影响表现出“现代性”,实则是在构建新“传统”的范畴之下。新诗及其诗论以具体的创作实践获得合法性来源,并且它们的实践活动基于融通的视野和开阔的时代语境。这样的历史语境亦是新诗、诗论所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融通创新乃至建立一个博大的理论胸怀是构建面向未来的新诗美学的主要特征,它在兼有历史纵深、跨文化、未来性的情况下,给予新诗足够的理论支撑。
  • 专题:文艺理论的创新与中国气派
  • 专题:文艺理论的创新与中国气派
    刘锋杰, 范天阁
    2017, 37(6): 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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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教论文学观提出的“温柔敦厚”艺术风格理论,是儒家伦理、专制政治影响文学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文学审美对于儒家伦理、专制政治的一种修辞实践。“温柔敦厚”形成了自身的系统特质,在写作的修辞策略上主张“主文而谲谏”,在审美情趣上主张“中和之美”,在抒情原则上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提出的“发乎情,亦止乎情”的创作原则取代了这一古典形态的风格理论。
  • 专题:文艺理论的创新与中国气派
    邢建昌
    2017, 37(6): 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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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理论是以知识的形式展开的关于文学的道理。文学接受既需要超越文字的默会以实现文学向个体的生成,也需要知识视野中的再生。知识视野中的再生,就是文学进入社会、进入认知、进入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理性建构。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表现为:非实证性的知识,解释的知识,可以名言的知识,寄生性的知识等。文学的知识不能通过实证得来,因为文学理论要关注心灵,确立价值,阐发意义。文学理论的终极目标不是提供关于文学的符合论知识,而在于守望人文世界或人生境界。文学理论作为对于文学及其相关干问题的认识,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具有可以理解的确切性质。寄生性强调文学理论自己不生产知识,而只是借助相关学科的知识以生产自身。知识的寄生性,看似是文学理论的某种局限,其实恰恰说明文学理论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知识学根据。
  • 专题:文艺理论的创新与中国气派
    江守义
    2017, 37(6): 14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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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兴起,有其理论源头和理论前奏,理论源头包括索绪尔对语言的关注和俄国形式主义对“形式”的重视,理论前奏包括英美对“视角”的关注、小说理论的贡献、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研究。在这些理论准备之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在法国兴起,形成三种研究路径:或是注重故事结构,或是注重作品的构成体系,或是注重叙述者的作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各自的成就。但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及其适用范围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
  • 专题:文艺理论的创新与中国气派
    李珍珍
    2017, 37(6): 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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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方文论研究
  • 西方文论研究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
    2017, 37(6): 16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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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商业史上最受欢迎的系列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与《星球大战》。二者均对人类发展提出了精彩的愿景,但实际上,这些愿景只是将当代消费者再熟悉不过的意识具体化了而已。本文试图分析:为何两部电影会大受欢迎?它们受到何种欢迎?它们是如何将“历史终结论”重新包装并与当前的霸权逻辑同谋?须知,这些针对未来的愿景与马克思批判过的19世纪大同小异:它们都建立在不公和商品崇拜之上。本文第一部分论述,《星际迷航》如何成为与同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意识相契的商品。第二部分论述,《星球大战》一开始是如何在普世、永恒和无意识的层面备受消费者追捧,并试图证明,它与笛卡尔式的我思意识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推动者。此外,本文亦会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形式与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意识相对照。总之,《星际迷航》与《星球大战》在意识形态运作层面,与晚期资本主义如出一辙,但作为商品形态,《星球大战》更加高明。最后,本文针对齐泽克对类似电影的论述,提出批判性的对话,因为他孜孜不倦地辩称,我思意识是未来革命能动性的关键。
  • 西方文论研究
    董树宝
    2017, 37(6): 17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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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研究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的“非能指符号学”,针对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针对能指的暴政和霸权,加塔利吸收、改造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和皮尔斯的符号学,构建了符号化方式矩阵图,提出了“非能指符号学”,为主体性理论与精神分析批评提供了新视角和新维度,由之形成了基于“非能指符号学”的精神分裂分析批评。
  • 西方文论研究
    何辉斌
    2017, 37(6): 18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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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科学家里左拉蒂等发现,人脑中有一种神奇的镜子神经元,它不但在自己身体运动的时候处于兴奋状态,而且在观察他人行动的时候也同样处于活跃状态。由此镜子神经元就像镜子一样把他人的动作在脑中进行模仿,读者与人物之间有一种“运动对等”。这种模仿可以分为简单模仿与复杂模仿,也可以分为内容的模仿与形式的模仿,往往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特点。通过镜子神经元原理可以把西方文学的模仿从作家对现实的模仿延伸到读者对人物动作的模仿。
  • 西方文论研究
    舒志锋
    2017, 37(6): 19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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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洛-庞蒂的哲学思考向来是对美学开放的,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这种开放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关涉到自身哲学的敏感性与生成性而不致陷入到传统哲学的窠臼。梅洛-庞蒂的美学思考,随着其哲学向度上的“现象的身体”到“可逆的肉”的转换而得到不断深入的阐发,美学也从知觉与感性的层面,向本体与“基质”的层面生成。无论是在前期的《塞尚的疑惑》《间接的语言与沉默的声音》,还是后期的《眼与心》中,绘画一直占据着梅洛-庞蒂美学思考的中心,这是因为绘画的纯粹性的“视看”,指向着那个在意识哲学中被忽视与从属的“可见性”的维度。在梅洛-庞蒂的哲学中,可见性的维度,关涉到始源的世界的开显,指向着“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结构的生成。
  • 西方文论研究
    钱春蓉
    2017, 37(6): 20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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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克·莫莱蒂直接受到德拉-沃尔佩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追求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他使用计量方法是最具体的体现。当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莫莱蒂的整个思维的主要语境。虽然接受了卢卡奇的命题“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但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莫莱蒂对该命题的思考体现出三个特色:第一,形式不是概念性的、抽象的存在,或者是为了理论的需要性存在,他将其落实为文体理论和文体实践与样式;第二,对形式的认知不是采用形而上学的演绎方式和经验论的归纳模式,而是直面文体形式的数量态、时间态、历史态和地理空间态;第三,他对文体形态的剖析使用了跨学科的综合性方法。应该说,其马克思主义立场就体现在不断地使用和贴近文体的物态或者物质性。这就是他的“形式的唯物主义”这个总命题所涵盖的方面和指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