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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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批判”话语中国化进程的政治化转向与学理性回归

姚文放

2015, 35(6):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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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话语原本不属于中国的知识和话语谱系，梁启超、王国维在康德意义上最早开启了“批判”话语的中国化进程。后梁启超在使用中将其从康德意义上中性的、学理性的研究、考察转向否定性的、政治性的排斥、抨击之意。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十年“文革”，“批判”话语的否定性、政治性内涵趋于固化，并不断加码、愈演愈烈，演变成为充满火药味的政治运动话语。80年代“批判”话语重新向学理性、中性的意涵回归，大大增进了在实际使用中的弹性和宽容度。这一转折对于90年代的“大众文化批判”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使得“批判”话语有可能酝酿新的生长性和未来性。20世纪“批判”话语中国化进程山重水复、曲折迂回，而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总体趋好的前景则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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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何谓叙事伦理批评

王鸿生

2015, 35(6):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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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叙事伦理批评的缘起、意义和问题域。论文指出，“叙事伦理”可从三个不同方面加以理解：（1）指叙事活动与伦理价值问题存在着长期的内在纠缠与相互生成关系，因而两者不可分割；（2）指叙事活动有道德的与不道德的、秩序性的与非秩序性的区别，这也是承认，存在着非伦理的或反伦理的叙事；（3）指叙事活动本身即具有伦理性质，这一性质会因叙事活动具有建构多种价值序列的可能性而显得紧张。论文对传统道德批评和叙事伦理批评予以严格区分，并从批评的依据、方式、视域、语态等四个方面提炼了叙事伦理批评的基本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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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论抒情诗的叙事动力结构：以中国古典抒情诗为例

谭君强

2015, 35(6):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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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诗作为作者与读者交流的产物，与叙事文本一样，有其推进叙事进程的叙事动力。在抒情文本中，这一叙事动力结构可以在三重关系中表现出来，即时间、逻辑与空间关系。这三重关系在叙事文本事件的组合与情节发展中依然存在，但在抒情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所形成的叙事动力与读者动力相结合，共同推进抒情诗的叙事进程，达到作者与读者交流的目的。本文以中国古典抒情诗为例，对抒情诗的叙事进程及叙事动力与读者动力的结合作了具体的分析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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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重新定义艺术

陈岸瑛

2015, 35(6):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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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当代艺术哲学对艺术定义的讨论，提出了一种对艺术的新定义。本文认同于肯尼克和丹托对于艺术的开放式定义，但认为这一定义忽视了“艺术”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价值维度。本文认为，艺术（绘画、雕塑等）既是生产，也是文化，就此而言，艺术是通过某种技艺来创造文化价值的生产。传统美学将艺术定义为：艺术=工艺+审美价值；艺术品=产品+审美价值。而我们则将艺术定义为：艺术=工艺+文化价值{A, B, C…Z}；艺术品=产品+文化价值{A, B, C…Z}。与传统美学对艺术的定义相比，这个定义超越了特定文化对艺术的理解，使得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品”有了相互比较的可能，也使得世界艺术史或艺术通史的写作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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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形象思维”再考察——以朱光潜和李泽厚形象思维论为中心

曹谦

2015, 35(6):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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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和李泽厚自上世纪50年代到新时期逐渐形成了关于“形象思维”的原创性理论，两人的形象思维论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且具有代表性，即都最终将“想象”与“形象思维”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区别仅在于：朱光潜几乎始终将“形象思维”与“想象”等而视之；而李泽厚则有一个较明显的演变历程，最后以“想象”终结了“形象思维”。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形象思维”只作为一个“过渡型概念”而存在，但这并不能证明“形象思维”概念及其理论没有长久的学理价值，在今天语言学转向和视觉文化的语境下，“形象思维”的意义被再次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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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技术的政治：省思海外世界的视觉现代性研讨

余夏云

2015, 35(6):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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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图像的辩证关系，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由海外世界所提供的系列解读，特别是周蕾“技术化观视”的见解，虽然凸显了视觉在现代文学缘起过程中的关键位置，但也夸大了其与文字的对立。这种夸大，暗含一种“技术”殖民的思维：透过强调技术的归属权，将中西双方设定为原始与现代的关系。在此，“技术”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更是一种意识结构。如果仅仅只是强调其中的一面，那么就有可能带来冷战思路；唯有不断地意识到其互动对话，我们才能有效地防止视觉研究的泛文字化，并通过关联性地看待视觉的“内容”及“技术”，来历史化地理解“中国”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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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图像与记忆

福柯与电影的记忆治理

李洋

2015, 35(6):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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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考察了福柯与电影有关的文献，福柯把电影视为对“大众记忆”进行编码的“装置”，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创造了许多书写自身回忆的方式，而电影则通过畅销的历史叙事终结了底层人总结和书写自身回忆的历史。福柯通过1970年代引发争议的怀旧片和情色片，分析电影如何在历史叙述中处理欲望与权力的关系。本文把这种“大众记忆装置”理论与福柯晚期提出“生命政治”结合起来，认为记忆也是生命治理的对象，“记忆治理”是生命政治的一部分，而电影（图像）则是“记忆治理”的首要对象。“记忆治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除忆诅咒”，电影时代以图像为对象的“记忆治理”主要有“奥威尔式”和“斯大林式”两种形式，但电影会创造各种形式反抗“记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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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图像与记忆

在美杜莎与宁芙之间——论阿甘本的图像理论

蓝江

2015, 35(6):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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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诞生于一种记忆的技艺，即图像最终实现了从我们有限的当下去联系一个业已失去的过去的可能性。但最初的图像如同被美杜莎双瞳石化的僵死之物，为我们固化了一个我们无法用自己有限性去穿透的过去。实际上，阿甘本并不认为，图像的存在是对我们过去的彻底石化，恰恰相反，在石化的图像之中存在着某种缝隙，让我们以辩证地方式衔接图像成为可能，即本雅明意义上的辩证图像，不过阿甘本最关心的不是图像衔接，而是在这个缝隙中，实现一种诗性的创生，即一种宁芙式创生的可能性，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美杜莎的双瞳之下找到自己独特的将图像创生为一个未来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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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图像与记忆

革命符号的反讽式挪用——为了忘却的记忆

周计武

2015, 35(6):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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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符号的反讽式挪用是中国当代艺术普遍采用的一种视觉表征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让不可见的文化创伤成为可追忆的视觉文本，并在文本的图像叙事中解构等级化的象征符号秩序。当代艺术对革命符号的挪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觉语言的正向挪用与反向挪用；二是视觉形象的置换变形；三是视觉文本的戏仿。当然，并不是所有革命符号的挪用都是反讽式的。判断反讽至少有三个标准：语义的复调性、语境的共享性与效果的间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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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刘勰文才思想的天人视域

赵树功

2015, 35(6): 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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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魏晋六朝文才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中不仅有着当时最为全面深刻的文才本体性质认知——后世文才思想论所涉及的问题其中多有论述，而且有着至今不易超越的理论高度。这个完密的思想系统体现了刘勰鲜明的天人视域：既有天才尊尚，又不废后天人力；而强调人力的同时，又时刻提醒：人力实现的程度依然受限于禀赋之才。这种思想于才学论、才法论、才思论中表现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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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拟仿及其诗史价值

仲瑶

2015, 35(6): 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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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乐府古诗的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和拟仿与其所处的诗史、批评史坐标以及对自身体制、风格的体认与反思互为表里，复杂交织，并提炼出了从风格性词汇、成句、套语到比兴手法、抒情艺术在内的一系列技巧和手法，从而达到了对汉乐府古诗体制、风格的某种高仿真式再现，同时也透出尚巧变之风。对于风诗传统的重视以及吴声西曲的风靡与熏染，使得齐梁人在彰显古诗风谣特质的同时也重新激活了以《江南》《有所思》为代表的汉乐府民歌抒情一体。同时，又与对吟咏情性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题材、风格趣味相结合，造就了众多以相思别离为题旨的拟古、古意、送别之篇。这些类型化、风格化的“古诗”新范式，既是唐人学习齐梁诗的重要对象，也是上溯汉魏古诗艺术体制和抒情传统最重要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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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活法”视野下的宋词“破体”现象及其接受

王晓骊

2015, 35(6): 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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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度”和“变化”为核心的“活法”思想集中体现了两宋文人求新求变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宋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在整体上深刻影响了宋代文学的发展。宋词“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等“破体”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活法”思想在词学领域渗透的结果。宋元词论中蕴含着不少与“活法”暗合的表述；擅长“破体”的词人，大多深受“活法”思想的影响；“破体”为词的具体创作行为高度符合当时文人对“活法”的理解。宋词“破体”行为既提升了宋词的境界，又丰富了宋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胸中之活法”和“纸上之活法”的体现。而宋代文人对“破体”现象接受态度的转变，则体现了“活法”对宋代词学思想的浸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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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文质”与“南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

吴键

2015, 35(6): 1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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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作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发轫之作，依循着一种理论视角，将南北之分视为超越于历史的先在框架，依此展开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与将文化、文学的南北之分视为历史特定阶段的传统南北论述之间存在着范式上的断裂。但同时刘氏此论在现实关怀与学理逻辑的纠葛中，并未贯彻其文选派宗旨，在“文/质”对立之中给予后者以更多同情，在与彼时思想史、政治史的密切互动之中，呈现出一种溢出文论史的暧昧性与复杂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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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表现修辞的二重性——从《镕裁》篇考证《文心雕龙》的写作意图

李包靖

2015, 35(6): 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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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在《文心雕龙》整体阅读的基础上，建立起《镕裁》与其他篇目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逐渐领会和把握刘勰传授中国文化表现修辞的结构特质、文化效能和儒家伦理责任。其次，鉴于《情采》和《镕裁》两者在论证模式上的平行性，我们可以归纳出以“情”为主体性和以“辞”为文本性因素所构成的修辞的一体两面。它在《原道》、《征圣》和《宗经》中得到了创世模式意义上“镕裁”（论证和书写）。因此，《文心雕龙》的写作意图在理论论证方面表现为：修辞是一个不自然的生成模式，由于内在化而与自然发生了分离，故修辞表现为善与恶的二重性；其书写法式体现为：在刘勰看来，或者刘勰的骈文写作本身暗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表现修辞”的功能在于，以征引经典文本方式使修辞突破其自身的限制，同时指引读者突破自身生存的限制，召唤读者充分参与超越性的儒教理念以及充分变更生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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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高二适书学思想中的雅俗观

周斌, 崔树强

2015, 35(6): 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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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观念是书法审美中的重要范畴，高二适对于书法雅俗观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古为雅，以今为俗，通过对章草的回溯和学习，来实现“草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的目的；以文为雅，以匠为俗，重视读书和诗文对于书法家审美趣味的陶冶作用，彰显书法的文化属性，强调以文养书；以清为雅，以浊为俗，这涉及到审美趣味的汰练和人生境界的提升，通过线条的瘦实现笔力的劲，以虚和的心境实现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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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叙事、情境与隐喻——《理想国》开篇的写法与读法

朱林方

2015, 35(6): 12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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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思想史上最具奠基性的哲学作品，《理想国》同时也是一个文学文本。柏拉图至死都在反复推敲的该书的开篇，是一扇寓意丰富的“众妙之门”。其叙事结构实际上呈现为“双重叙事”，文本中的“我”也被分化为双重自我。开篇中时间的选择、地点的设定、人物的出场顺序与事件的展开逻辑均与全书主题的呈现遥相呼应。对话和叙事体裁避免了哲学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但大量象征性隐喻的存在也使得对文本的解释经常性地成为谜团。对隐喻的审慎阅读和节制阐释更符合柏拉图哲学的整全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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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德国古典美学的逻辑进程——兼论席勒《论美书简》的美学史意义

李伟

2015, 35(6):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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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美学由康德至黑格尔的发展历程，实质是在近代西欧“思想气候”即“确然性寻求”的知识观背景下，从审美心理结构的哲学分析进展到审美对象的哲学思辨、从批判美学进展到艺术哲学的演进历程。席勒1793年的《论美书简》通过穷举“美的研究法”而贯通了这一进程，成为德国古典美学历史进程的关键和中介，其“美学史意义”就此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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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美是什么：论美的命名与指称

李宏祥

2015, 35(6): 1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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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美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由于语用中命名和指称的混乱，从而给出的答案并非是美，而是美的东西或者美的属性。本文的目的在于清理“美是什么”这一问题所涉及命名和指称关系问题，并从柏拉图所在的历史语境明确“美本身”概念的指称对象及形成过程。本文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 提出“美”的指称难题及其原因；2. 从指称理论的角度，探究“美”作为名词的特殊性质以及认识美的方法；3. 从古希腊的历史语境明确美所指称的对象。本文认为，在古希腊语境中，美指称的是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出神经验，经由柏拉图的哲学改造，它被表述为由纯粹形式构成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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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真理·方法：伽达默尔与利科之争——兼论现代诠释学对精神科学独特真理的辩护

邱进, 杜凤刚

2015, 35(6): 16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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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和利科对“真理”和“方法”两个概念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分歧。利科认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导致了真理与方法的断裂，而伽达默尔指出利科倡导的方法不能达到一种更普遍的诠释学真理。本文指出，二者的分歧体现的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真理观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径：伽达默尔以柏拉图的对话为范式，强调诠释学对话中开显出来的理解的真理；利科以对文本的结构分析为基础，关注以反思为中介达到的自我理解的真理。利科的理解-说明辩证法和伽达默尔的问-答辩证法都远离绝对真理，强调理解的历史性和诠释学经验的开放性。两位哲学家都试图让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彻底的基础存在论回到具体的精神科学，并从不同角度为精神科学的独特真理提供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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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可写的”与“能引人写作的”及其他

屠友祥

2015, 35(6): 17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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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能引人写作之文”（le texte scriptible）这一概念，显示了“文”的泯灭主体和客体区分的特性：它是客体（倘若纯粹地固定为客体，则在巴特看来，是作品，不是文），同时又是主体（发挥作者的功能）。在罗兰·巴特那里，“文”的特定理论意涵是赋予的。其所谓纯粹的复数，并非意谓有诸多意义，因为多义仍然可以居于一个统一的结构内，而纯粹的复数，却消去中心与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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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酷儿理论等于同性恋研究吗？

都岚岚

2015, 35(6): 18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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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妇女研究领域的一种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它与同性恋研究既有一定的渊源，又有反拨它的地方，而国内学界倾向于将酷儿理论等同于同性恋研究。本文旨在通过评述酷儿理论的理论渊源与内涵，探讨它与同性恋研究之间的差异，以期国内学术界进一步了解酷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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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叙述的意识形态性及其超越——基于利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座》的考察

刘欣

2015, 35(6): 1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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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以保罗·利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座》一书为研讨平台，分析利科如何细读马克思经典文本，提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思想，并以此构成其叙述诗学的反思维度。叙述在赋予事件逻辑结构的同时，成为一种将对象合理、合法化的过程，从而“歪曲”了现实的本来面貌。但利科指出当表象成为绝对的“歪曲”之前，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活动和语言活动的一部分，一种“现实生活的语言”先于“歪曲”存在。乌托邦并非天然地属于意识形态，文学乌托邦具备一种“自反性结构”，我们以之重新审视在现存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乃至秩序本身，成为显现未来事件的希望。本文试图呈现利科如何在充分的“漫长迂回”（le long détour）中完成了对意识形态、乌托邦及其叙述中介的深度诠释，肯定了只要人是能想象、能书写、能叙述、能行动的主体，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就存在更新和实践的可能性，这构成了对流行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终结论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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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德勒兹与巴迪欧电影理论比较研究——以文德斯《虚假的运动》为例

胡新宇

2015, 35(6):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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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勒兹和阿兰·巴迪欧都是法国电影哲学家中的翘楚。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理论出发，两位思想家都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电影理论，并将其延伸到对具体电影作品的解读中。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的《虚假的运动》就是两人电影作品解读中的一个交汇点，通过对同一部作品不同解读之间的比较，我们不仅能够对德勒兹和巴迪欧的电影理论分别取得深入理解，同时也能够初步把握两种电影理论以至哲学理论之间的同与异。在这个过程中，电影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也会得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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