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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当下文化批评研究
  • 专题:当下文化批评研究
    陶东风
    2012, 32(2):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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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公共书写形式的文化批评,以其公共性为根本特征。本文首先从文化批评的话题、文体、作者类型等方面论述了文化批评的公共性品格。接着文章援引阿伦特关于真理与意见的区分理论,认为文化批评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公共意义,恰恰因为它所传达的不是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也不是高深莫测的专业化知识,而是凡夫俗子皆可置喙、不但不是柏拉图式蔑视“意见”的哲学家,也不是现代学科化体制中的专家或学问家,而是一个勤于思考、敏于感受、富有责任感和社会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文章最后指出,真正有力的文化批评不是抽象的审美批评或道德批评,更不是宗教批评,而是扎根中国本土现实的政治批评。
  • 专题:当下文化批评研究
    曾军
    2012, 32(2):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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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之后”作为一种理论背景,并非中国文化批评走向困境的标志,而是真正走向“文化自觉”的象征。“理论之后”,西方文化理论并非毫无建树,而是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文化批评实践需要重新确立本土性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应在这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思潮、冲突与激荡中形成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特征的某种认识,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致力于“形成中的支配性文化”的参与性研究,“主流大众文化”可以成为对之的一种命名;在这一以媒介技术、商品消费为取向的文化生产大潮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便不再只是纯文学、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了,而是由权力、资本、技术以及相应的文化趣味相交织而形成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相应的文化产业形态。文化批评需要在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强有力的批判性质疑和建设性参与,从而真正介入并影响支配性文化的形成。
  • 专题:当下文化批评研究
    周志强
    2012, 32(2):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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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批评不仅仅要依托现代公共领域言说策略,更要坚持“总体性批判”,通过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的整体政治现实,在局部的领域中建构其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批评。本文旨在倡导一种“震惊体的寓言批评”,力求采取轰动效应、震撼效果和多重立场来实现文化批评的政治目标。
  • 专题:文学人类学研究
  • 专题:文学人类学研究
    叶舒宪
    2012, 32(2):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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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山海经》从小说变为可信史料这一现代学术案例,说明从文学中探寻历史信息的重要性,展示多学科视野的四重证据法对于走出文本束缚,打通文史哲的界限,重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方法论意义。
  • 专题:文学人类学研究
    彭兆荣
    2012, 32(2):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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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学界对文学人类学的提倡已成一种学术景观;但文学人类学“学科”又为其自身设定了另一条边界。笔者主张“不设防的边界”,即学术、学问、学科间的壁垒相互打通,甚至打破。本文以饮食之“美”为案为例,探讨人类学对文学研究的另一种表述范式的可能性。虽纯属实验研究,却也无妨为一种尝试;因为“美”是可以被品尝出来的。
  • 专题:文学人类学研究
    唐启翠
    2012, 32(2):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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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视为“天纵之圣”且“多能”的孔子,究竟缘何“述而不作”?释读的关键在于“述”“作”的意义。本文从礼乐仪式语境和文字考古来追寻“述”“作”初义对“述而不作”的潜在规约。“述”“作”原本都深深根源于口传文化祝祷神灵的仪式语境,而后引申为撰述和创作,但各有倚重,“述”偏于卜筮祝祷技艺和仪式性言行信守与遵循、践行;而“作”偏于契刻、铭刻、建造等仪式性制作传统。“述作”的关键性区别在于述作主体知晓神圣启示的能力差异。孔子时代,主导性知识传承方式依旧是口述和礼乐仪式。“述而不作”与孔圣“作春秋”的矛盾与辩驳,既是孔子被神圣化的裂隙见证,同时也保留了“述作”本有的神话仪式规约力量。从神话历史大传统中脱颖而出的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始终难以完全脱离神圣信仰下的神话编码与言说方式。
  • 专题:文学人类学研究
    唐卉
    2012, 32(2):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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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小亚细亚背景的阿波罗神在希腊神话再造过程中演化出多重身份,并与希腊本土太阳神赫利俄斯发生置换与混同。荷马和赫希俄德讲到的太阳神还是赫利俄斯,阿波罗为射手神,医神和乐神(文艺之神);希罗多德《历史》则将赫利俄斯排除在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外,让少壮派神灵阿波罗登堂入室;公元前五世纪的悲剧作家称阿波罗为太阳神,并将其神谕视为不可抗拒的天命;在泛希腊化时代,阿波罗的太阳神地位已不可动摇;在米利都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言论中,阿波罗已向理性之神的方向发展。本文探讨如下问题:作为起源古老而又经过不断再造的一位重要神灵,外来的阿波罗是如何在希腊本土逐步取代赫利俄斯而登上太阳神宝座的?他在古希腊各历史时期的身份转变体现出怎样的时代文化特点?从阿波罗神话的再造过程中透露出哪些历史的、悲剧的和哲学的信息?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王先霈
    2012, 32(2): 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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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的“传体”,应视为中国古代叙事学的重要概念,“传体”之“传”既非经传之传,也非纪传之传,而是指由《左传》所开创、由司马迁以及班固等所完善的历史叙事范式,也是文学叙事范式。它要求原始要终,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并由此显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为了解决长篇叙事中运用倒叙或预叙而产生的“同异难密”“起讫易疏”和“复重”“偏举”的困难,刘勰提示了总会和铨配这两种叙事方法和技巧。将刘勰关于“传体”的论述与现代西方叙事学比照,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叙事学具有现实意义的丰富内涵。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陈建森, 莫嘉丽
    2012, 32(2):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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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学界近百年来关于宋元戏曲本体与生成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指出宋元戏曲“是什么”?“如何演”?“何以如此演”?这既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留下的“戏曲史难题”,亦是戏曲学界一直追问然至今在研究的逻辑起点上就陷入概念的模糊不清乃至误解的学术问题。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认为王国维的“戏曲”是指“剧本”“曲本”“文章”;二是套用西方戏剧理念统括中国的戏剧和戏曲,导致中国戏曲史研究中“戏剧”和“戏曲”不分,进而将“我国戏剧”的“形成”视为“我国戏曲”的“形成”,乃至演生出尴尬的“戏剧戏曲学”;三是前修时贤大体上沿着王国维“代言体”“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致思去探讨宋元南戏北剧的形成,然诸贤均将戏曲视为由多种元素构成的综合性艺术成品,集中于戏曲诸种元素如何“合”的剖析,而不是将戏曲视为“活”在剧场的无“墙”之戏来探究。学界以往恰恰是运用文献考据的、静态的、适合平面研究的方法去研究鲜活的、动态的、立体的、“存在”于剧场的戏曲。这正是近百年来戏曲研究所面临的学术困境。本文认为,应将宋元戏曲“还原”于剧场展开“存在”之思:紧紧围绕戏曲演述者“如何演”这一核心,探究剧作家、演员、行当、剧中人、观众之间“视界”交融与“文本”会通以及共生的关系,解读各种“文本”的语义、功能及其言说方式,在“剧场交流语境”中领悟和揭示“谁正在演”“戏曲如何演”“戏曲何以如此演”。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刘淮南
    2012, 32(2):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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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在肯定苏诗成就的同时又对之作了不当的指责,这种指责的不妥之处在于:将别人的问题归之于苏轼;将政治问题与文学问题混淆在一起;而且对“风雅”的应有内容和实际的发展变化缺乏全面理解。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钟明奇
    2012, 32(2):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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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着重探讨李渔的人格心理嬗变与其小说戏剧、创作之关系,认为其小说、戏剧作品思想境界与艺术格局之形成,根源于他一生中最为本质的人格心理变迁:从“愤世”走向“谐俗”。李渔这种人格心理蜕变,最终导致其文心的转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所从事的小说、戏剧创作,并不是纯粹写作,而是出于现实与世俗目的考虑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极大地阻碍了李渔社会批判精神的发挥与艺术创新才能的拓展,造成其小说、戏剧作品片面推崇文学创作上的娱乐主义。李渔由此错过了可能使他成为第一流小说、戏剧家的历史契机。
  • 访 谈
  • 访 谈
    杨建刚, 王弦
    2012, 32(2):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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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忽视形式研究的重要性,而杰姆逊教授却认为形式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尤为重要,并且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来概括他的学术研究。因此,笔者以此为主题,围绕他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对杰姆逊教授进行了访谈,以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有所借鉴和启发。 
  • 中西文论研究
  • 中西文论研究
    雅克·勒兹拉
    2012, 32(2): 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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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回应全球化现象,比较主义应该生成一套有关文学价值与普适性的概念。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论辩式梳理显示,二战后的文学理论已危及大学中各学科间的界限;基于这一原因,此学科一直受到冷战人文主义所规约,而这又是基于阿诺德式的“世界”概念。比较主义应该制约而非采用这类概念,其理应承担的任务要包括:生产差异、守卫不可转译性、收复该学科与理论哲学的关系;简言之,比较主义应该拆解文学价值的一统化概念。
  • 中西文论研究
    凌晨光
    2012, 32(2):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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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批评领域,视觉艺术批评占据中心位置,艺术批评话语往往围绕视觉性主题展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观看与阐释的关系,探讨从“观看”到“说出”的内在转换机制。二是看与被看的关系,揭示视觉活动如何促成了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和主体间性的显现。艺术批评的传达无法回避如何将视觉对象转译为话语表述的问题,此问题又以两个相连层面的形式出现,一是思想的图像化,二是图像的语言化。其结果是,思想借助图像通过隐喻的转换在语言符号层面上转化为阐释性话语。视觉在人的诸感觉能力中的突出地位一直以来受到强调,视觉经验成为整理和理解人的其他经验的标尺,视觉性的话语表述因此而成为标准的表述模式。当视觉性的重要地位无限放大,以至于遮蔽和忽视了人的其他感觉能力和与之相应的表述逻辑的时候,就会形成视觉中心主义,它对于我们力图全面综合地进行艺术经验的转换和批评话语的表达有害无益。因此,用听觉等其他人类感觉以平衡与中和视觉的中心地位,将会使人的全部感受力得到全面唤醒和发展。
  • 中西文论研究
    蒋洪生
    2012, 32(2):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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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了朗西埃提出的艺术的三种辨识体制:影像的伦理体制、艺术的诗学/再现体制、艺术的美学体制,在这三种体制中,艺术的美学体制指向的是一种平等和民主政治,“歧感”则是其艺术与政治的联接点。本文据此重点考察了朗西埃对于当代政治艺术的批评:“批判艺术”如何步入“见证式艺术”和“关系艺术”的歧途;当代“批判艺术”如何面临着为全球化的商业逻辑收编的危险;以及当代艺术的伦理学转向对艺术的自主性和政治性的消解等等。文章最后以朗西埃解剖的艺术实例说明:在今天,政治/批判艺术意味着什么。
  • 中西文论研究
    魏朝勇
    2012, 32(2): 1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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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的诞生》最引人瞩目的部分是“悲剧之死”的断言。在尼采看来,欧里庇得斯悲剧在“歌队”“观众”和“进场”上的变革,背离了体现“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真正悲剧,导致了古希腊悲剧的死亡。尼采把这一现象最终归咎为“苏格拉底主义”,它不仅催生了欧里庇得斯式“希腊欢乐”,也与西方现代启蒙密切相关。于是“狄奥尼索斯精神”成了尼采的“乡愁”,用以对抗西方古今启蒙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的诞生》乃是“后现代”的开山之作,但“后现代主义者”往往不能正视尼采的“乡愁”。实际上,尼采的乡愁诗学始终以“生命意志”和“永恒回归”抵抗西方古今启蒙时代的颓废与庸俗。 
  • 中西文论研究
    伏飞雄
    2012, 32(2): 1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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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科不把语言符号仅仅看成语言学的语法系统,而是把它们还原到“言事传意”之话语交流层面,还原到表征人之存在的层面。它们既具“中介”功能,又传达真理。利科这种以广义叙述符号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象阐释学,有力弥补了结构主义叙述学等形式论的缺陷,较为有效阐释了“叙述实践”这个基本的人类文化现象。“叙述实践”是一种以“情节化”为核心的“模仿行动”,它的可能条件是人的行为的时间结构。时间的本性是疑难性。广义现象学等思辨哲学对时间所进行的反思性论证,无法从理论上为其提供统一的说明,叙述话语也不能彻底解决时间的疑难,但却“调解”了这种疑难。时间疑难促使利科从叙述的角度对时间本身给予阐释。 
  • 现当代文论研究
  • 现当代文论研究
    辜也平
    2012, 32(2):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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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外传记理论的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的。其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包括:把已经流行的传记文学改称传叙文学,体现了某种理论的自觉;强调传记文学的史学、文学双重属性,但对传记文学外延的界定比较严格;对“从事到人”的强调表明其将传记文学从历史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但对历史真实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艺术真实的忽视;强调从人格立论,强调私生活的描写,但又无法摆脱宏大叙事观念的影响。因此,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有其独特性,但也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 现当代文论研究
    蓝峰
    2012, 32(2): 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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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学理论的影响下,华人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抵制或超越民族国家政治影响的趋势。本文旨在梳理该领域三种主要理论的渊源和关系,并阐明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历史局限。本文进而指出,由于海外华人跟中国近现代政治现实的特殊关系,华裔流散文化研究不能照搬当代西方“后民族国家”理论中的研究模式。 
  • 现当代文论研究
    潘黎勇
    2012, 32(2): 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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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是要在宗教精神阙如而儒家礼乐法度业已崩解的现代中国文化场域中,以美育为手段实施国民信仰的重建。审美作为一种精神形式的特殊性和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使信仰的审美化建构表现出在世俗性与超越性之间徘徊的张力特质,而最终结果往往以牺牲信仰的超越精神为代价,这是与知识分子纠缠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现代性心境紧密关联的。 
  • 会议综述
  • 会议综述
    陈海静
    2012, 32(2):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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