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作为记忆场所、记忆时间、记忆认同、记忆经典的层垒建构,为当代文学阐释学“中国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动力。百余年来,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在援引文化记忆来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种阐释范式,即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在从民族性向现代性发生身份位移时所形成的“审美阐释”范式、西方文学阐释学在从西方性向中国性发生身份变异时所形成的“公共阐释”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在从普遍原理向具体实践发生批判转向时所形成的“实践阐释”范式。这三种阐释范式既是对当下西方文学阐释学“普遍主义”阐释范式的解构,也是世界文学阐释学“在中国”的在地化发展,是当代文学阐释学“中国范式”将自身建构为一种经由特殊性走向普遍性的“中国文学阐释学”与“世界文学阐释学”双重身份过程。

“奥伏赫变”(Aufheben,今译“扬弃”)是辩证法的核心范畴。1928年经创造社译介,该概念被引入“革命文学论争”,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理方法,推动了中国文学话语的范式转型:在文学史观上,其辩证否定逻辑突破了“线性进化论”的窠臼,为革命作家扬弃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哲学依据;在阶级意识上,它作为理论武器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观,锚定了革命文学的无产阶级写作立场。这种将哲学概念化为创作指南的有益尝试,标志着早期左翼批评家构建本土理论的高度自觉。然而,在与鲁迅的激烈论战中,“奥伏赫变”被简化为了斗争策略:在理论上机械否定取代了辩证扬弃,在创作中则表现为“革命+恋爱”的公式化倾向。此间呈现的“理论移植”与“实践异化”之张力,亦构成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典型症候。重审这一理论、批评与创作三维交织的个案,可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深刻的镜鉴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沉寂了30年的流行音乐迎来复苏,成为全国第一波大众文化浪潮中的弄潮儿,广东在其中扮演了急先锋和探路者的角色。音乐茶座这个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大众娱乐文化形式,在探索转型期大众文化场域建构中管理者、市场、演员、观/听众(消费者)的关系方面,具有示范意义。本文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作为文化实践场域的音乐茶座中管理者、商人、演员以及消费者——及其相互关系,剖析他们之间的合作、协商如何形塑和建构了音乐茶座。

历来有关《故事新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写了什么”与“如何写”两个方面。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叙事写作中,对叙事所依赖的手段——语言表达——的字面义与引申义的分析,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采薇》塑造了伯夷与叔齐这两个“笨牛”角色,他们信奉与践行古书所承载的字面义,因而陷入了语言与身体的双重困境当中。《故事新编》又致力于揭示“阔人/聪明人”语言表达的字面义的形式特征,其与引申义的联结,不受言说者时空处境与身份位置的变换的影响。鲁迅还借笔下的“愚人/傻子”之口,直截了当地揭除“阔人/聪明人”语言表达的字面义的假面。《故事新编》里的主要人物,包括女娲、羿、禹、黑色人、眉间尺、墨子,大都肩负着反抗意义的重任。他们反抗的方式便是行动。他们不去言说事物的名目,而是对事物采取行动。意义的反抗也表现在鲁迅对自己的写作在未来的意义生产中可能的命运的预测与分析上。

凭借其对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的激烈态度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坚持和弘扬,利维斯已成为英国文化批评传统中无法逾越的节点。然而,作为《细察》这一文学刊物的主编,利维斯撰写过大量影响甚广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中很多观点对当下的文学批评依然具有启示性意义,但在中国学界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就文学批评而言,利维斯反对套用理论,强调批评家的“感受性”以及独特禀赋,强调对文本的“细读”。道德在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但利维斯对道德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道德不是要去约束鲜活的人性,而是对生命活力的激发、歌颂和弘扬。与此同时,借助《细察》这一刊物,利维斯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批评理念,同时致力于培养具有甄别能力的批评家,并希望他们能成为文化生活中的中坚力量。

人力车源自明治日本,行销于亚洲各国,盛行于近代中国,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主题,也对近代以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力车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构成了重新考察跨国经验的关键入口。由于人力车的诞生面临着东西方之间并不平等也无法等值的观念体系,这一新鲜事物以概念翻译、旅行写作和文学作品为媒介,同时呈现了记录者对于力量的崇尚与苦难的安抚、对于文明的赞颂与道德的掩饰、对于文化奇观的迷恋与武力强权的压迫。东西方的人力车书写充满差异和矛盾,反映出国家进程与世界浪潮之间的交融和对抗。本文试图通过更具包容性、批判性的跨语际视角,借助不同类型的原始资料,还原人力车的全球传播轨迹,在更全面的基础上比较东西方书写的异同,进而重新建构一种直面纠葛和交锋的动态话语。

从《少年来了》开始,韩国作家韩江迎来了个人写作的“中年变法”,“哀悼”成为韩江晚近创作最重要的关切之一。长篇小说《不做告别》堪称韩江哀悼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它以“济州岛四三事件”为题材,既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转型正义”与文学的互文,也试图超克现实政治中哀悼的区隔原则和全球“转型正义”运动中“向前看”的文化记忆机制。韩江提出的“不做告别”意味着拒绝以“成功的哀悼”内化他者,充分践行了哀悼尊重他者之独异性的伦理责任,进而询唤超越功利算计的正义,生成了别样的“哀悼政治”。在形式上,韩江以跨媒介为方法,借影像“刺点”打开“四三事件”所处的历史脉络,批判性地反思了美国的冷战霸权,不仅使哀悼兼具伦理反思和历史批判的意蕴,也赋予了哀悼在后冷战时代重构正义,重建国际主义的思想和情感能量。

古代文章的命题演变,往往折射出文体内部的功能分化与范式生成。宋代“祠堂记”由唐代碑刻中偶见的题名,演进为一种命题相对稳定、写作取向明确的记体类型,可视为这一生成过程的典型例证。这一转变并非单纯的名目更替,而是在唐宋祀贤制度调整与士人辨体意识增强的共同推动下,逐渐完成由碑入记的书写转向。随着宋代地方祀贤实践的深化,祠堂记逐渐摆脱传统碑文偏重纪功刻石的程式,确立了以先贤人物为中心、以知人论世为旨归的写作路向。通过范仲淹、朱熹等人的书写示范,祠堂记在正史列传与碑志墓铭之外,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立的人物书写途径。它既推动了对儒家理想人格的阐释,也在反复的修辞实践中,逐渐凝聚为宋代士大夫评价人物、讨论学统的常用表达方式。

“变态”即事物变化而出的非常情态。宋代诗人对各类自然对象的“变态”性状、历程及理趣怀有独特的审美与书写兴趣。他们吸取前人经验,用以变观物、“活处观理”之法融会儒、释、道自然观照之理路,展开以自然之“变态”为天理之常态的逻辑重构与意义赋予,并借助多元视角与创作策略,大胆突破传统自然审美范式与常规边界,将造物的主动权与“变态”的无限性内化为自身不竭的艺术精神和创造力,令物与我、人文与自然缔结互为主体、平等对话的良性互动关系,也在文艺世界探索到了天人合一的可行之途。这种理性、包容、亲和、开放的“变态”自然审美及其诗学实践,反映了唐宋诗学转型的内在轨迹,开辟了一块带有“宋调”烙印的新的自然书写版图。

陆游的大量诗歌作于山阴乡村,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声音书写,从听觉角度呈现出诗人的空间想象与地方认同。借助市声、钟鼓声等特定声音的“闻”与“不闻”,即可标识出乡村有别于城市的空间性质。对“江湖之声”与“太平之声”的书写,将山阴塑造为承载了隐逸理想与田园想象的理想化空间。此外,陆游还通过对边塞声音意象群的沿用、对风雨声的军事化联想,将江南乡村转化为边地战场,在听觉中重塑现实时空。读书声则反映了诗人的文士身份认同,赋予山阴居所精神空间的意味。山阴乡村的“复调”声景是诗人复合式身份的听觉投射。陆游的听觉书写延续了诗歌写作传统中的类型化修辞,呼应了特定声音符号所具有的文化想象与集体认同,同时也呈现出个人化的听觉联想与情感投射。而听觉所具有的弥漫性、时间性、非形象化等特征也影响了诗人对山阴空间的塑造方式。

此次访谈从美学与艺术哲学、媒介与数字艺术、中西美学互鉴、学术研究与社会进程这四个层面展开,洛佩斯教授提供了兼具哲学性与历史感的深入解答。其一,洛佩斯介绍了西方美学学科现状,基于专著《审美生活及其为何重要》《超越艺术》谈论了社会实践中审美的作用、责任传递艺术理论、当代西方美学困境及对“什么是艺术”的新定义。其二,针对新媒介与数字艺术蓬勃发展之势,洛佩斯认可媒介在视觉感知与审美经验中的重要作用,并纠正媒介认知的三重错误,强调更广泛地理解一般媒介、叙事媒介以及形象媒介;通过辨析数字艺术、人工智能艺术、计算机生产艺术的同源异说之议题,他重申在《计算机艺术的哲学》一书中提出的“计算机艺术”概念及相关阐释。其三,本文基于欧洲哲学中的情感(emotion)、印度哲学的情感理论(rasa theory)以及中国哲学中的“情本体”,探讨中西方美学互鉴问题。其四,本文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热”以及当时中西方美学图景之差别,从个人学术生涯的微观经验切入,回应时代风尚、学者身份与社会职责的关切。

20世纪90年代以降,“越界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狭义的“越界文学”指“越界作家”使用非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广义的“越界文学”则指向“越界作家”以自身“越界”体验为基础创作的文学作品,因其特殊的创作背景而呈现出鲜明的“越界性”。在文学作品中,这一性质体现在“语言越界”与“文化越界”两方面。“语言越界”不仅包含完全使用非母语创作这一基本形式,还涉及作品文本与人物混合使用不同语言,以及杂糅多种语言元素创造新语言等多种形式。而“文化越界”既包含文化冲突与交流的不同表征,亦涵盖民族、种族、阶级与性别“越界”等层面。“越界文学”与文学中的“越界”概念丰富了文学类型与文学创作主题,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文艺美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与中心原则,“爱”是实现完整性与普遍和谐的重要媒介,集中体现了对于统一性的形而上渴望。本文旨在从个人、人际、人-宇宙、形而上四个层面分析“爱”所发挥的综合功能,同时以柏拉图-基督教体系中“爱”的相关理论为线索,梳理早期浪漫派“爱”的思想如何促进“爱”的现代性语义生成,并通过分析早期浪漫派对于波墨的改编式接受来呈现“爱”的神秘主义内涵。

本文结合19世纪末意大利统一后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从混杂物质性出发,重新解读卡洛·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该文本融合了小说、童话与神话等多种文类元素,而匹诺曹游走于植物与动物的边界,其角色与叙事本身的混杂性,共同挑战了新兴意大利民族国家正在建构的社会制度。在统一后的意大利教育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匹诺曹作为诡异且具有生命反叛的形象,具身化了意大利现代性内部裂缝与不协调。本文借助阿甘本“去生活的生活”的概念,以及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出的“无器官的身体”理论,将匹诺曹解读为一个由过剩生命力驱动的欲望体与去组织化的身体。在此理论框架下,匹诺曹不再是有关道德转化的寓言式人物,而是象征着激进潜能的存在,他抵抗规范性的发展目的论,并挑战物种、文类与主体性的既定边界。

伊丽格瑞以弗洛伊德为靶标,通过模仿其理论方法,解构以男性为参数的一元化性别话语体系,重构男/女性生理解剖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且确证了多元化的“女性风格”。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重要代表,伊丽格瑞理论对性别“禁忌”话语不断越界,将一元结构解构—重构为平等、互补的二元结构,标志着女性主义理论方法论的成熟,但伊丽格瑞始终能够反省自身理论建构的不足,倾六十年之力不断自我完善、深化,甚至于垂暮之年开启跨地域、文化和群体的三维视野转向,并在写作实践中展开了论据与文献、语言风格及文体样式三重自我越界实验。伊丽格瑞以自己的理论建构生涯证明,思想越界、文体越界以及方法范式的自反式越界,是理论(思想)体系建构的基本动力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抗战结束,是近代史也是近代文学史的重要阶段。此际社团活动成为文人志士凝结救亡力量、找寻救亡道路的重要方式,而安若定等人创建的铸魂学社则是近代社团版图中的一个重要“板块”。铸魂学社社员刊载于《大侠魂周刊》的大量诗歌作品,是考察晚近古典诗学场景的极佳样本。“大侠魂”诗往往都是即事而书,为时而作,有鲜明的在场性,但那是另外一种“苦吟”,其“沉痛之呼声”“悲壮的吹号”,成为特定历史时代最执拗、最动情的诗音。对铸魂学社诗人所倡导的伦理化的诗性正义,所表现的铁血性的生命形态,当予以充分的理解之共情。

刘因身份的定位映射了元代学术谱系的建构进程,也揭橥了元代官方与士林的文教价值取向。元代馆阁文人普遍选取刘因为文坛首位,得益于其诗文中体现的中州历史浑厚气运与超越个人得失的浩然之气,将诗文评判标准与历史语境和人格气质相挂钩,并试图通过载气之文建立元代风雅文化传统。刘因诗文创作中蕴含了观物自得和由博反约的思维过程,既革除了宋金以来炫辞骋才的辞章流弊,又跳出宋代理学家将文视作道之附庸的观念,使广博的知识体系及日用见闻内化为自身学问涵养,以作文彰显出来,开启了元初“典实和平”的文学气象。

王世贞的曲论多集中见于其《艺苑卮言》,学界此前多从戏曲学角度探讨其得失,较少注意到其立足诗学立场、以南曲为中心的论曲特点。王世贞的曲论具有鲜明的崇南意识,这可从他的文体演变观、审美倾向及南北曲比较论中得到印证:其一,王氏通过勾勒从诗、骚、乐府到“唐绝句—宋词—北曲—南曲”这一文体进化链,确立了南曲的正统诗学地位;其二,其曲作评点以“丽”为核心,具有鲜明的追求绮丽的审美取向;其三,在南北曲的音乐、押韵、文辞等方面,王氏都表现出崇南抑北倾向。值得注意的是,王氏的南曲观不仅有着深厚的词学背景,而且,他的词论还直接参与了晚明曲论话语的建构。其南曲观对曲论家如王骥德、王稚登,曲作家如梁辰鱼、施绍莘、张凤翼,曲选家如魏之皋、张琦等,皆产生过重要影响。可以说,王世贞《艺苑卮言》中的词曲论,是引领晚明绮丽曲风的重要旗帜,为晚明散曲和传奇创作中婉美绮丽风貌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景”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往往被理解为诗人将情感“移入”“投射”到外在事物上的产物。然而,王夫之对“哀情乐景”的描述以及德国当代美学家伯梅对“反差经验”的发现,在体验事实上质疑了“投射论”的合理性。“投射论”成立的前提,是预设了“物”是一种现成的、实在的客体对象。王夫之和伯梅的阐论揭示出,这种“物”论观忽略了“幽隐”或“透明”,而此盲点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们在一种认识论或主体论的视野中、一种主客对立和物我区分的二元思维范式下,将物处于思维主体权威统摄下进行审视。这是“投射论”的根本症结所在。基于此,王夫之强调诗之“景”为“天物”“物之几”,伯梅提出将感知之“物”理解为“气氛”,皆意在揭示出“景”“物”不是一览无余的现成者,其在场的根本方式是自身的“言说”和“溢出”。

《人间词话》中的“两境说”在手稿本和学报本里都存在且占有重要位置,却于多年后的时报本里销声匿迹了,这一明显的文本表征体现的实是王国维思想上的变动和认知里的转向问题。本文拟通过细察比较数年间由王国维亲自撰写和选编的三个版本中相关涉“境”条目之异同,探究“两境说”最终消失的根本原因,发掘王国维于东西方不同认识论影响下的美学建构走向,并探索互补互鉴的中西文化发展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