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自晚清传入中国,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鲁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但其思想中有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朱谦之是五四时期虚无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一切,反抗一切,宣扬“知识是赃物”,受到鲁迅的讽刺与批评。鲁迅和朱谦之虽然都与虚无主义思想发生过密切联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形态:一边是一位成熟的思想家对虚无主义思想的征用、体味、克服直至最终扬弃;一边是被五四唤醒的青年人借助虚无主义极端地张扬个性、试图颠覆一切的思想冲动。一边是尼采所说的“消极虚无主义”,体现为游戏绝望、品味绝望等“与绝望捣乱”的油滑战术;一边是“积极的虚无主义”,体现出渴望“虚空破碎大地平沉”式的近乎癫狂的思想状态。他们完整呈现出现代中国虚无主义的两副面相,是巴扎罗夫虚无主义思想在中国引发的两个变体,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虚无主义的两种路径。

鲁迅对孔儒有过决然批驳,但据此认为二者对立、断裂则把问题简单化了。欲解其历史迷雾,首先须跨越学科障壁,摆脱“以孔律鲁”“以鲁律孔”的片面态度,对孔鲁均给予知人论世、同情理解之考察,探究其各自的历史合理性。其次,研究方法须从史学、实证的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文化观维度,借此将孔鲁各异的思想立场统合起来,将其独立有别的历史合理性合二为一。如此不难发现,鲁迅与孔子的分歧、批驳停留在“二阶之道”上,仅是具体观点、学说的对立;而在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一阶之道”的维度上,孔鲁的精神逻辑并非分裂而是相通的,他们在各自时代的历史合理性并非对立而是统一的。二者相通于炎黄子孙百折不挠、生生不息、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统一于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华文化基因里涌动着的强大的新陈代谢、与时俱进、革旧图新的内在逻辑。

中国文论自古就有“大美不言”的观念,而自20世纪末以来,气氛美学开始受到研究界重视,其为欣赏、评判和解读文艺作品提供了新的路径。鲁迅就善于通过不同气氛的营造,创造独特的小说艺境。在作品中,鲁迅运用特定的幻觉和幻象,呈现难以言传的美学意蕴,以揭示人物深层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与此同时,鲁迅还善于通过通感等艺术手法,融通不同心理感觉和印象;运用语言模糊性,突破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界限,呈现人物复杂的心灵状态。对鲁迅小说气氛书写的研究,可精细地把握其隐晦深层的思想和情感机制。

留日时期,鲁迅将海克尔学说中蕴含着精神的进化原点与尼采的“野人”及早期“古民”对接了起来。其中一脉相承的精神性,最终借“心声”概念表达了出来;而召唤出民众的“心声”则是鲁迅国民性革新探索的关键。但不同于西方以基督神学为核心的“进化目的论”,鲁迅的“进化目的论”着意于生命意志在召唤“心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在其留日时期的译作《默》中有清晰的展现。然而,依靠生命意志召唤民众“心声”的预设,却难以在现实中贯彻下去。在历经种种失败后写作的《阿Q正传》中,临刑之际的阿Q虽处于与《默》类似的极端情境,但并未能迸发出充沛的“心声”。其实,面对浓重的黑暗时,经裁剪的整齐的“进化目的论”几乎是失效的,鲁迅文学的生命力即植根于对黑暗本身的深切正视与清醒态度。

戏剧性(Theatricality)作为戏剧研究的核心概念,其内涵意义受戏剧实践、社会文化语境及学术话语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并逐步从戏剧研究范畴扩展至文化研究和哲学领域。长期以来,戏剧性因与虚假、夸张、模仿等特征相联系而在社会普遍观念中被贬义化,但在现实主义戏剧、现代主义剧场及后现代戏剧的持续革新中实现了内涵重构而获得正面价值。20世纪以来,戏剧性研究主要以剧场模式和文化模式两条路径发展,前者强调其作为戏剧艺术的独特美学属性,后者则主要探讨其在日常生活、社会行为、政治文化中的隐喻性意义。在跨学科视角下,戏剧性又成为当代艺术哲学、人类学及媒介文化批判等的重要工具。在不断增长的理论丰富度和适用性之下,戏剧性也面临表演性概念(Performativity)兴起所带来的范畴重叠与理论危机。

Postdramatic Theatre的译名之争以及“剧场”能否取代“戏剧”的讨论由雷曼引发,而其源头则在斯丛狄。他为研究现代drama而提出的“历史范畴”的drama概念是一个理想的戏剧范型,与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主义戏剧的实际情况不符。雷曼继承并拓展了斯丛狄的drama概念,从theatre的角度将人类戏剧划分成predrama、drama和postdrama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分法同样不符合戏剧发展实际。一些学者全盘接受了斯丛狄的drama概念和雷曼的人类戏剧三段论,提出“前戏剧”“后戏剧”等新术语,并以“剧场”或“戏剧剧场”取代“戏剧”,在中文语境中造成了概念混乱。

当代跨媒介研究注重审美形式分析,但跨媒介形式的政治性尚未得到充分论述。跨媒介性并无内在的政治性,然而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跨媒介性的展开意图与方式存在深层的政治逻辑。“二战”之后,欧美新先锋派面对资本的全景统治,呈现出以跨媒介为根本形式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样态。艺术媒介与生活媒介的各类性质,在融合、协作与冲突中,以相异却交织的跨媒介结构打开了进入战后欧美日常生活的多条路径,仿拟、批判与重组着晚期资本主义景观。新先锋派的跨媒介性不仅是对现代主义美学话语的形式反抗,更实现了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旨归。

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白话小说选本,与其他小说名著相比,对《今古奇观》的研究不够充分、深入。迄今为止,有关《今古奇观》评点的研究未曾出现相关著述。吴郡宝翰楼版《今古奇观》的评点体现很多创新和特色,值得我们加以深入探讨。本文对其刊刻时间加以考察,认为此刊本为明末所刊。在此基础上,首次对吴郡宝翰楼版《今古奇观》的评点情况进行文献统计,并分析其评点形态,探讨对比法、讽刺法、引经据典法等评点方法以及运用叠字、叠词、叠句等语言风格,考察评点所体现的苏州地区特有的地域特色,试图通过对此刊本评点特色的阐述,丰富明代话本小说以及小说评点的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有三个批评向度:一是学术性批评,指从魏晋时期起小说评注者通过训诂释义来确定词义、文义,通过考据、补注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补充史料,通过论赞、注中置评来表达观点;二是文学鉴赏批评,指从宋元时期评点家批点文言小说开始的文学鉴赏,至金圣叹批《第五才子书》,小说评点走到文学技法研究的极致;三是小说评点者以“通俗化”的评点来改造小说体性,对小说作适俗化处理,以便小说传播。三者相继发生,又长时期共存,构建了小说评点史的主要发展脉络。

民初官方的“通俗教育”政策,对当时的小说生态产生了显著影响,这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得到了充分反映。一些小说家通过编撰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以期为“通俗教育之一助”。这些小说家“为通俗教育起见”,在叙事中力避“荒诞邪僻”;在文化小说观支配下,他们还表现出崇实黜虚的叙事倾向。他们意欲“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在小说中或“为一般国民输进普通法律知识”,或批评诸如缠足、吸食鸦片等社会痼弊,或借小说实施政治启蒙,从而赋予其作品以鲜明的时代性。民初历史小说家片面强调小说的通俗教育功能,处处依傍正史,并在强烈的读者意识支配下建构小说文本形态,由此导致其小说明显缺乏艺术“兴味”。只有将民初历史小说作为“通俗教育”这一特定文化政策之产物加以观照,才能准确把握其创作特征。

《文选序》是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上的著名文献,自清代阮元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以中文、日文、英文解读者甚多。仅就“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句的解说,不同意见就达十余种,但没有一个解释堪称圆满。究其原因,不是态度不认真,不是知识不丰富,而是对解读方法的理论基础缺乏反省和自觉。“CD阅读法”是一个拟构,名称改造自西方文学批评,内容则引申自中国学术传统。用这一方法重释《文选序》,不仅可以使人们对旧文献获得新理解,也可以促进学界对理论和方法予以更多的重视和探讨。

柳词在宋代深受底层民众喜爱,经久不衰,并有创作上的典范性,然而未获上层雅文化与政治权力的认可,始终只是一种民间经典,而非士大夫的文学经典。从元、明至清初,下层文化空间对柳词热度不减,上层文化空间的态度则相对冷淡。清后期至民国,词坛通过细致而趋向正面的评论、创作中的追和与效体,以及对《乐章集》的校勘,全面推动柳词向士大夫经典转变,实现了一种民间经典的跨阶层跃升。这种跃升与常州词派的“发现”、尊体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柳词实现经典跃升的过程表明:文化有层面性,经典也应分层面;不同文化层面里的经典会有一定的流动性,但不是所有的民间经典都能实现向士大夫经典的转变,经典的跃升需要一定的条件。

在嘉靖朝初期的“大礼议”中,新贵派借助“古典”言说“当世”,并以“缘情制礼”的策略迎合世宗之意,以此进身。新贵派的言说策略深度左右了是时文学书写主题与风貌的呈现,对人情、孝道的揄扬以及嘉靖前期初唐应制诗风的盛行,均展现出“大礼议”对文学领域的影响。余风所及,万历时期制义文风亦由平和冲夷转向锋锐峭刻。凡此所示,回向历史语境,在文学与政治、思想、文化、传统诸因素的碰撞中,考察文学观念与创作变化的动因、风貌乃至策略选择,或能激发更具创造性的话题。

除了尊程朱、入口气和体用排偶的要求之外,明代制义的文体规定相对来说比较宽松。自清顺治二年至乾隆十九年,清廷相继出台了不许“故摭一家言”“不得阑入子史文集”“不许用大结”“不许引用后世事暨书名”“不许犯下”等禁令和虚字统一格式规定,并以《科场条例》的法规形式颁行天下。这些禁令给八股文写作套上了一条条沉重的镣铐:禁用大结,取消了八股文“各抒己见”的功能;“不得阑入子史文集”和不许“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禁令,使得天下士子不读子史百家以及汉代以后的书籍,出现了“束书不观”的普遍现象;“犯下厉禁”使士子于写作时如履薄冰,文思枯竭。虚字的统一规定强化了八股文形式上的刻板化。这些禁令和规定完成于嘉庆朝之前,与清初政治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相呼应,最终导致八股文萎缩成为一种禁锢文明的工具。

林则徐之父林宾日手绘《饲鹤图》传家,林则徐携图遍索题咏,作图及题图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成为林氏两代人自我镜像的显示。《饲鹤图》叠加松石、白鹤两层图像符码以表个人心志,后人添图题诗是为追慕,图文之间也存在一种张力。《饲鹤图》以“鹤”为主要表现对象,题诗中“鹤”的意象经历了从隐逸之思到为官饲民的变化,隐含政治意义和时代风气的影响。《饲鹤图》的三次题诗高峰与林则徐的官场际遇相联系,也展现了变革时期一代文人的精神内涵。对亲人和往事的追忆、以图文为镜面表现出的主人和其周围的文人圈子情感的表达以及对鸦片战争前后史事的记录种种都在《饲鹤图》中有了集中呈现,题图诗卷的文化意义值得重视。

本研究质疑了涂鸦创作,尤其是签名和大规模涂鸦,被普遍视为无意义破坏行为的观点。本文主张,涂鸦是一种具有内在政治含义的表达形式。借助空间正义的概念以及雅克·朗西埃的哲学,本研究展示了涂鸦如何在商业垄断公共空间可见性的情况下,重新夺回城市中的可见性,并挑战现代城市中自我表达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尽管涂鸦创作者普遍否认政治动机,他们的行为仍可被解读为更广泛社会—空间冲突中的抵抗表现。本研究将涂鸦置于政治艺术、空间商品化和日常抵抗的讨论框架中,提出一种规范性视角,将城市签名的艺术视为重新定义“发声共同体”的实践活动。

“文化转向”以来,如何发展风景批评成为西方学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以奈杰尔·斯里夫特为代表的当代英国地理学家对文化地理学如何突破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展开了深入探讨。斯里夫特通过审视表征在知识生产中的局限性,倡导文化地理研究走向非表征。这一思维方式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德勒兹对斯宾诺莎情感观念的延展,质疑表征中内含的关于真实与表象、内在与外部、物质与话语、在场与缺席等二元对立,并将关注点转向身体感官在塑造风景体验中的作用。非表征作为一种“弱理论”,旨在通过对局域风景的修补性描述,而非批判性诊断,来展现主体与环境如何在风景实践中持续生成。尽管表征与非表征看似对立,但风景批评并不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这两种路径为当代风景批评与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互补的视角,并启发了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和政治行动模式。

费希特与席勒的“时序女神之争”是个美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重点讨论了三个美学的基础问题,即哲学与美学是否源于两种不同的精神、是否有一种独立的审美冲动,以及图像与概念的关系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辨析有助于厘清费希特美学在其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并借此使得费希特的美学理论得到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探索其构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先验美学体系的可能性,即一种既不同于康德的审美判断力作为理论与实践理性的中介、又不同于黑格尔将美定位为服务于理念的感性显现,而是奠基于想象力基础之上的、与哲学精神同源并享有同等地位的美学体系。

“伦理转向”所造就的“艺术伦理学”通常着意于艺术价值与伦理道德的正向关联,但其中号称“背德主义”的一脉却主张将关注点转向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负相关”,继而宣称道德缺陷才是成就艺术价值的关键因素。背德主义作为时下西方艺术伦理批评中的显学,于理论层面多有创新,却也难免标新立异之嫌,需加以细致勘察。在厘清其谱系、检视论辩方批评,以及辨析双方争议的症结之后,“礼赞不道德艺术”的底层逻辑谬误也逐渐明晰。背德主义亦由此反向确证了“艺术伦理学”的意义,即在自律主义依然盛行的当下,对艺术中真善美的终极探求。

理论家的跨国流动对其自身学术有何影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化程度尚不彻底。二战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辗转欧洲特别是美国的经历,对批判理论的塑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不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德国社会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更是“美国化”的产物。由“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时期”(约为1934—1949年)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化”这一学术命题,关注学派“德国美国部分返回德国”三个阶段的理论发展变化,可以解蔽他们如何受美国经验的驱动,建构出新的文化理论的具体过程。该命题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抵美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不同研究视阈,与美国本土思想派别发生交往与论争;其次,研究范式发生转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社会文化批判;再次,继“部分返回德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议题后续发展成为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形态。从视域的碰撞、范式的转换,到路径的分化,这三个方面标示出学派“美国化”渐进式深入的内在逻辑。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物质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欧美哲学和批判理论中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思潮之一。从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反文化建构主义研究的立场出发,新物质主义主张物质具有能动性和生机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系本体论。在新物质主义的视野下,人与非人物质具有物质性上的绝对相连。与此同时,非人物质具有与人平等的生态、社会和政治的参与性和行动力。尽管带有无法避免的为物质赋魅和拟人化色彩,作为一个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于一体的哲学思潮,新物质主义可以为人类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的本体论和生态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