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源于诗歌,诗歌源于语言。中国的诗学起源于《诗经》与诗经诠释学,其源头可以更远地追溯至《周易》的占卜和卦爻辞的征兆和联想。通过运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诗学和后结构主义的文论,似可看出:中国的传统诗学最初经历了从占卜的征兆到诗歌比兴的演变,形成了“赋比兴”的诗歌表现方式,其中的“比兴”始于《周易》的卦爻辞,经过《诗经》的诗学实践,最终完成于汉儒的《诗经》诠释学,从而为传统诗学奠定了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基石。通过分析上古文献中占卜的征兆、《周易》的卦爻辞、《诗经》的象征性意象和“比兴”手法,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诗学起源于《周易》卦爻辞的关联性想象,这种想象经过《诗经》的象征性处理,符号化为关联性审美理念,其概念性基础是开放式关联性思维,其基本表现手法是“赋比兴”,经过从关联想象、象征再现到符号指意过程的转换,最终演变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并带有现代主义审美特征的诗学理论。

钱锺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半个世纪中不断修订,主要论点基本不变,但其立足的基础,即晚明董其昌首创的中国画南北分宗说,业已经过滕固、童书业、启功等人的考辨,证明为站不住脚,这导致钱氏的事实判断不可靠,价值判断也可疑。本文梳理了钱锺书与滕固、童书业直接间接的关系,寻绎了钱氏对三家论说的明显回避与暗地回应,以及启功后来不指名的反驳,揭示了钱氏论画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持而致片面,误以为笔墨繁简与意蕴多少总是正相关,所指认的批评传统也是以偏概全。

现当代对历史剧的性质和创作方法的讨论连绵不断,集中讨论的约有四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提出了“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的观点。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是否统一进行激烈的交锋。第三次讨论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直至新世纪初,提出了“传神史剧观”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等创作方法。第四次源起于理论界对扬剧《不破之城》和昆剧《顾炎武》中虚构情节的争论。什么是“历史剧”？其定义应该为:再现“历史”的戏剧。它要求剧目所表现的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所表现的人物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在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起到推动或倒退作用的历史人物;所表现的事件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所发生的、影响了人类发展进程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戏曲历史剧的创作方法,首先须有正确的观念,即为现时代及现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其次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点来考察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获得新的并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识。戏曲历史剧的创作技法主要有三点:一是将人物与故事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下;二是虚构的细节要符合历史环境、历史人物的性格,最好采用“一事式”的叙事结构;三是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能让历史人物的思想超越其身份、性格和所生活的历史环境。

徐棻是当代著名戏曲剧作家,“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当前学术界对她的评价有低估之嫌。如果我们把她的创作放在戏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可以看到,她以强烈的现代精神、鲜明的现代意识对传统戏曲剧目和中外文学经典进行改编,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体现现代价值观念的戏曲人物形象,并创新了现代戏曲的文体形式与舞台样式,堪称戏曲现代化探索的当代范本。徐棻的创作代表着戏曲现代化的“田汉范式”在当代的发展,以徐棻作品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戏曲剧目和以徐棻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戏剧家的存在,是“现代戏曲”之成立并具有舞台生命力的雄辩证明。

哲学的批判创造思维内在改造儒道释观念哲学,表达对世界的具象哲学理解,是中国文学经典何以可能的哲学原因,也是中国哲学研究局限于先秦诸子观念化哲学认知的盲点。鲁迅衔接庄子、司马迁、苏轼、曹雪芹等文学哲学思维传统,以《山海经》为生命依托展开对中西方哲学的审视,发现了中国人生命麻木的哲学问题,塑造出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系列人物形象,这奠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作为现代文学哲学家的地位。但鲁迅终于没能如曹雪芹那样通过塑造新人提供解决“吃人”问题的哲学方案,这是因为鲁迅揭示的生命麻木问题尚缺乏具体内容的哲学分析,而“吃人”的批判尺度又带有中西方人道主义的痕迹,致使“立人”具象哲学一直“虚妄”而未完成,这表明鲁迅还存在对批判对象悲哀多于理解、战斗多于改造等非哲学批判创造思维之局限。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形态特征、生成演变及整理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基本原则是求真、求全和适度。“求真”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根本目标,“求全”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范围指向,“适度”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平衡机制,三者互为条件,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理内涵。

周作人针对中国古代对于童谣的神秘附会和政治解说,通过人类听觉发育、模仿本能及原始人唱歌行为等人类学理论阐释儿歌的生发;他反对儿歌的教化和道德训诫功用,提倡“涉想成趣,自感愉悦”的趣味愉悦论;他从儿童的眼光出发评价儿歌的审美价值,将其视为“儿童的诗”,并且尤为关注儿歌对于方言、风俗和名物的经验性记录。可以说,他探索的是一条融合诗学与民族志功能并且兼及儿童与成人的综合美育路径。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从“儿歌”这一微观切口理解周作人的文艺审美旨趣及诗学主张,亦能作为中国现代儿童美育起点阶段的有益案例,为当代儿童美育提供参照和启发。

在近代以降“开民智”的思潮中,“改造脑筋”成为作家重点关注的题材。在跨文化实践中,“气论”的融合及人脑神经论的偏移,给“新小说”“力”文艺品格的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话语资源。借助医药神术和万能电力,小说家从机械力和生命力出发展开对人的发现,并透过复合性的审美疏解了科学内部的矛盾,召唤出科学本身的美感。梁启超从审美上对“力”的有机整合,构成了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审美产生对话的可能,催生了“新小说”的构想。“改造脑筋”的小说和理论,不仅发掘了科学的美与浪漫,更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实践有所启发。

罗兰·巴尔特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本”理论家之一,对于“文本”,他不仅有一系列理论化的论述,而且将其转换为自己的写作实践,其中文类意义上的“传记”就是他提炼和测试自己的“文本”理论的核心对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传记写作和文本理论在罗兰·巴尔特那里是共生性的,他一方面用“文本”理论重置传记基础性的文类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传记”写作为“文本”开启可能的方向。

哈特穆特·罗萨在“加速”“共鸣”理论的基础上,正在推进对“社会能量”理论的思考。在访谈中,罗萨首先解释了自身为何重视第一人称视角的研究,引出其社会文化能量思想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关系;在回应家乡对其“认同”的影响及对其整个知识道路的影响之后,罗萨强调“共鸣”理论对过去“认同”概念的超越,强调其在发生转变与不受掌控层面的重要性。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讨论中,罗萨承认马克思和韦伯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影响,认为自己更接近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并具体分享了对其前任约阿斯、导师霍耐特以及其他同时代批判理论家的观点看法,指出泰勒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补充作用。就自身的关注兴趣而言,罗萨表达了对音乐与自然的热爱、对尼采深入生命力量的敬重。他还澄清了“共鸣”在时间体验中的开放性和断裂性、共鸣作为隐喻的意义。最后,罗萨分享了对关于人工智能、现代社交媒体是否具有共鸣特质的看法,提出了努力克服新异化、重建具体的世界关系模式的愿望。

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就弗洛伊德的晚期作品《超越快乐原则》展开创造性阐释,他在重复与无意识的层面上提出了全新的三种综合,这是德勒兹对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进行的创造性探索和研究。弗洛伊德虽然将超我与死亡本能联系起来,却未能摆脱物质性重复的视角,德勒兹则从精神性重复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死亡本能,最终展示了一种生死共存、主体得以消解的无人称死亡。德勒兹依次将他的三种时间综合与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模型进行融合,使得现在-本我、过去-自我、未来-超我发生有效关联,这是哲学与精神分析在时间和无意识融合的维度上进行的对话,使得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获得坚实的哲学根基。德勒兹最终将死亡本能纳入生物精神生命的框架,个体在强度差异的领域中发生着持续的个体化,实现重复与差异在精神生命深层的生成流变。

长期以来,西方传统中关涉审美与政治的研究归属形而上的哲学脉络。在卢梭、席勒及至耶拿浪漫派的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中,思想家致力于以思辨的方式建构审美理想与现代政治的密切关联。经历自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洗礼,当代西方的政治美学研究从形而上的领域“下降”至社会历史的实践领域,自觉区分出“审美化政治”的意识形态实践与政治美学的批判理论实践。21世纪的政治美学研究发生在人文学科的“实践转向”思潮之下,呈现出三条差异化的理论路径:政治思想中无涉伦理维度的美学研究,后结构主义谱系下他律的政治美学探索,以及批判理论脉络下取缔规范伦理的美学革命。这些路径分野既关乎政治美学的批判性范式与规范伦理是否兼容的新问题,亦关涉贯穿在审美现代性进程中的普遍困惑:共通感是否有潜能拓展出共同体的社会理想。当代西方政治美学研究中尚付阙如的实践路径,有待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形式困局。这发生在消除劳动异化、达至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指向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媒介物质性研究致力于在物质与意义之间寻找一条使两者共存的“中间道路”,符号物质性理论则可从符号学视角出发为其补充意义论维度的理论资源。该理论源起于皮尔斯和巴赫金小组对符号的物质属性的强调,其后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社会符号学中被赋予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社会批判的旨归。符号物质性理论与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契合体现在对符号、物质与社会的综合把握,在符号物质性视域下,物质与意义互为彼此,共同构成人与社会解释者的媒介,就此而言符号本身应被视为一种承载社会现实之物。

新审美主义是一种出现在21世纪初的文学批评流派,它并非简单回归传统的审美主义,而是融合诸多理论洞见,批判了社会历史批评与文化研究,以弱化批评的政治性,并开创聚焦个人体验和审美愉悦的批评新径。然而,新审美主义存在学理谬误和内在悖论:它忽视了社会历史批评与文化研究对审美维度的关注;它将英语学科的式微归咎于批评功利化的倾向,并力求挣脱意识形态的枷锁,实现批评实践中的“去政治化”,这恰构成新审美主义的悖论——它所倡导的方法暗合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成为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权力话语的延伸。因此,尽管新审美主义的回归是理论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是它却并未厘清政治与审美的关系,相较之下,朗西埃发掘审美配置感性秩序的政治潜能,为理解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更具启发性的视角。

保罗·瓦莱里作为法国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其诗学不仅启发了法国大学体系中重要的知识运动,也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格局。对翻译的探讨是瓦莱里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自身翻译活动与反思放在诗学的理论探索之中,不仅将翻译作为其诗学的实践场域,而且构建了独特的翻译诗学。本文从瓦莱里的语言观和文学观出发,探析瓦莱里翻译诗学的三重维度:1.将原文视作“前文本”,并将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诗学实践与范式;2.将翻译提高到文学本体论层面进行探讨,使翻译研究的范畴拓展到文艺理论研究的高度,探析作为“行为”的翻译,从“超文本”的视野构建碎片化、网络化的诗学路径;3.将翻译作为文本生命拓展的重要渠道,通过对“可能性文本”的思考拓展文本的生命。这三重维度揭示了瓦莱里的语言观和文学观,共同构成了瓦莱里独特的翻译诗学。

伽达默尔曾多次以批判性视角反思康德美学的想象概念,这方面的论述构成了哲学阐释学想象观的重要理论维度。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将想象力植根于此在与存在物打交道的游戏空间,依托存在论的思维方式消解了想象力自由游戏的主观化问题和知性优先原则。在《直观与生动》中,伽达默尔使艺术直观经由想象的源发性摆脱了刺激条件下的单纯接受性,同时将康德的天才论与美的理想说阐发为本源直观的预示,从而突破感性与智性的二元对立,以想象直观为美学的认知奠基。从阐释学的实践路径看,伽达默尔不认同尊崇规定性判断力的康德模式,而是通过想象力在具体生存处境中作出创造性应变。与此相应,反思判断力突破了审美学的局限而作用于历史性的实践领域,亦可说明阐释学的审美无区分原则。

黄庭坚在咏陶忠义、安贫乐道、心性修养等方面同陶渊明进行了精神对话。阅读陶诗的深刻体验,使得黄庭坚的诗学建构和诗歌创作都烙上了陶渊明的印记。黄庭坚的陶诗评论强调诗人的主体境界和读者读陶的反应,这一印象式批评至其晚年凝聚为“情性”诗学。“情性”诗学的核心在于诗歌的“风化”功能,诗人通过作诗舒忧娱悲,彰显性情,而读者以意逆志地读诗,亦能有所劝勉。在诗歌创作上,黄庭坚和陶渊明的行役诗反复书写“归”的意愿,表达自己不受俗羁的本性;用外物之变对比己身不变,成为他们表现自己心远境界的重要艺术手段;而以不俗为底色的委运任化,才不致沦为随波逐流的代名词。

刘克庄诗中呈现出丰富的句法新变,往往打破常规诗歌节奏,形成独特的声情效果。后村诗中的特殊节奏句大盛于晚年,规模超过此前所有作家;多分布于律诗中二联,伴随着典故的使用与巧妙的对仗,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后村此类特殊句法在江湖、江西诗风中皆不够典型,与四六同构性较强,可视作“以四六为诗”的产物。与之交游密切的乡人林希逸等亦有类似表现,体现出福建辞章传统对文学的影响。刘克庄组织为诗而破弃节奏的创作方式兼顾知识门槛与创作便利,在当时具有一定规模,展示出江湖诗风难以牢笼的一面,因有悖于诗歌节奏的艺术规律、宋元易代的社会巨变而昙花一现。这种不合“老境”审美但作出新的艺术尝试的晚期风格,折射出诗歌体式大备后诗艺发展的一种方向。

新见三种《水浒传》评点本与此前《水浒传》评点本不同,此前评点本均为已刊本,新见本为未刊本。三种未刊评本有各自特征,代表三种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水浒传》的情况。初级读者接触小说不久,为方便记忆与理解,会摘录原文及批语;中级读者较为熟悉小说与评点,但评点乃随性所为,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式抒发;高级读者对待评点认真,个人有较高文学素养,批语形成了个人特色甚至体系。通过对《水浒传》未刊评点本的考察,可以发现小说未刊评点本的研究价值与意义重大,一者可为被遮蔽的问题提供线索,二者可拓展与延伸古代小说评点研究,甚至是书籍阅读史研究。

目前为止,学界对浦安迪中国叙事理论的考察主要围绕《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与《中国叙事学》展开。学者往往将其分开讨论,而不自觉看轻了二者在核心观点上的“同”和理论架构上的“异”。由此进一步勾连浦氏关于《红楼梦》的两部著作,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其叙事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再结合《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一书,更不难看到,浦安迪进行中国叙事考察的主要目的,在于尝试重塑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边界。同时,将浦安迪的学术观点置于西方汉学维度中加以观照,也更有利于对其学术体系和价值的整体把握。

清代骈文中兴是一个文学史判断,代表了学界主流对清代骈文的基本看法。透过对清代以来关于清代骈文各种话语的分析,发现这一文学史判断的意涵除了指谓清代骈文作家数量大、骈文作品繁多之外,另外包含以下这些内容:尊体,对骈文境界的开拓与文备众体。因此,对清代骈文中兴意涵的这些揭示,展示了清代骈文不同于此前的历代骈文,以及清代骈文对此前历代骈文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