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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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艺学对语言论文论的改造

单小曦

2016 (5): 6-20.

摘要 ( 235 )

PDF(444KB) ( 58 )

如果说20世纪是语言和语言论文论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新媒介和媒介文艺学的世纪。作为“后语言论”的文论形态，媒介文艺学构成了对语言论文论的扬弃和改造。语言论文论以“语言论转向”为发生背景，媒介文艺学是“媒介论转向”的产物。文学形式不仅仅表现为语言结构，更是媒介系统结构。文学世界并不只表现为文学语言建构的本真世界，更是文学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文学语言实践现实地发生在媒介参与建构的文本语境、场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中。文学活动无法离开媒介将传统四要素谋和一处、联合成体的存在境遇。以媒介文艺学改造语言论文论符合新媒介时代文化、文学现实和文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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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消费”问题

胡友峰

2016 (5): 29-37.

摘要 (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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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消费呈现出新的特征：消费的技术化、符号化和娱乐化。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消费与其生产形成同构呼应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图像生产与全媒介出版、生产的媒介化与消费的同步化、生产的偶像化与消费的粉丝化、生产的市场化与消费的娱乐化。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生产的典型形态就是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网络文学为影视提供了影视脚本，影视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网络文学的覆盖范围。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消费有着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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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本·亚瑟斯超文本美学思想探析

聂春华

2016 (5): 38-45.

摘要 ( 208 )

PDF(6101KB) ( 55 )

艾斯本·亚瑟斯对当今流行的超文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首先提出要区分超文本的结构和阅读，指出是超文本的非线性结构而不是其多线性阅读决定了超文本与传统文本的真正区别，从而澄清了超文本理论中的“非线性”和“多线性”之争；二是深入分析了超文本中的作者和读者的权力关系，对于“读者即作者”“去中心化”和“交互性”等流行的超文本口号提出了批评；三是基于超文本结构和阅读的划分，提出超文本是一种可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主观叙事感的非叙事性结构的超文本叙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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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消费与民国机制——以陆小曼、徐志摩与1920年代末上海小报为例

陈建华

2016 (5): 46-60.

摘要 ( 206 )

PDF(10951KB) ( 68 )

1920年代末上海小报风起云涌，以有关社会名流的新闻与文学交杂的叙事满足大众的情感与文化消费。陆小曼与徐志摩因参与了云裳时装公司与演剧等活动而成为《上海画报》与小报“四金刚”的追踪对象。在对他们的隐私刺探甚至造谣生事中，涉及小报之间在商业策略与文化品级方面的差异，其中蕴含着社会各阶层、社团和人际之间利益制约的游戏规则、伦理价值和文化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小报起到了增强社会透明度与大众认知的作用，同时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发挥调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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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三条路径及其反思

莫先武

2016 (5): 61-70.

摘要 ( 242 )

PDF(7739KB) ( 64 )

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形成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解放前后以蔡尚思为代表的政治批评、新时期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启蒙批评、新世纪来以金雅等为代表的审美批评。无论是政治批评、启蒙批评还是审美批评，虽然对待政治态度不同，但思维方式一致：都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分离论，即将政治与审美看作两个独立领域，只不过对两者关系体认不同，政治批评认为审美依附于政治，启蒙批评将政治与审美进行疏离，审美批评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论。其实，政治与审美不仅有分离或对立关系，在美好生活的想象方面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有着二元融合的基础与现实。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正是建立在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思维基础之上；他创构的美学，实质上是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政治美学。政治与审美的二元分离视角，并不能真正把握梁启超政治美学区别于纯美学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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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和建构“大众文学”——论“五四”以来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

张志平

2016 (5): 71-80.

摘要 ( 259 )

PDF(7106KB) ( 54 )

“五四”以来，启蒙主义是文艺界参与现实政治活动的基本方略和途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文艺界倡扬启蒙主义、实施启蒙战略的一个副产品。文艺界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宗旨是建构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学”，这是一种符合文艺界新的文学观的、具有现代性的文类。文艺界想象和建构“大众文学”的路线图由三个步骤组成：作家致力欧化文艺大众化，用民众的语言写具有可懂性、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文艺界扶植和造就工农作家或工农兵作家，由民众自己创作文艺作品；民众创作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现代“大众文学”作品。文艺界贯串其中的价值取向是文学不断接近民众、最终跟民众结合。目前，文艺界尚未走完想象和建构“大众文学”的第三步。此路线图是文艺界追寻、建构和确认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世界性、人类性的结果之一，里面包含着近百年来文艺界的梦想、缺憾、得失、荣辱，是文艺界复兴中华文艺的重要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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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与《中国小说史略》的编纂

温庆新

2016 (5): 81-89.

摘要 ( 269 )

PDF(6667KB) ( 75 )

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对其编纂《中国小说史略》有着重要影响。从鲁迅整理古代小说文献到具体编纂《史略》时将小说作为历史现象来解读、再到其授课意图及效果，均可证明其借“国民性批判”的视角确立“立人”思想以主导《史略》编纂之目的意图。而贯穿于鲁迅小说创作始末的“为人生”文学观，促使《史略》从小说客体的描写对象与创作主体两方面切入，以设定由写神的向写人的演进、由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等两大小说规律；“有意为小说”的提法并非完全属于文体判断，而是基于对“为人生”文学观的表现程度多寡而言。“为人生”文学观是《史略》有关古代小说之思想性论断、艺术性评判等评骘的潜在价值标准；尤其是，认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系“为人生”文学观延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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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拜六》到“礼拜六派”——兼析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之争

罗萌

2016 (5): 90-98.

摘要 ( 491 )

PDF(7367KB) ( 76 )

本文着重考察了1921至1923年间，“五四”新文化阵营与通俗文人之间发生的激烈论争和对峙。文中的重要关键词“礼拜六派”由著名通俗期刊《礼拜六》引申扩展而来，而“礼拜六派”的命名机制背后，汹涌着一股以“新/旧”论争为中心的文学史漩涡。所谓“新”与“旧”的对峙，落实到“五四”知识分子和通俗作家之间，更像是围绕“新”这一极富吸引力的时代性“象征资本”展开的诠释、竞争和占领。另一方面，二十年代初的论争经验促动了通俗文人去审视、定位和表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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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文艺学：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周才庶

2016 (5): 99-107.

摘要 ( 256 )

PDF(6780KB) ( 71 )

大数据时代凸显了统计方法在数据处理中的作用。莫莱蒂及其斯坦福文学实验室将大量文本转换成数据，从中发现文学的普遍规律、挑战既定的文学观念，在文学研究的量化方面做出了诸多尝试。国内外学术界在文艺研究中采取统计方法已经初见端倪。从历史传统和文学研究的内在需求来看，基于数理逻辑与数据实证的文艺研究方法具有合理性。“统计文艺学”悄然兴起，它在文学研究中采取定量分析、回归分析、假设检验等统计学方法，把审美特性与科学逻辑相结合，将带来革命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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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体：严羽“本色”理论及其四大要素

尚永亮, 段亚青

2016 (5): 108-116.

摘要 ( 293 )

PDF(6599KB) ( 73 )

严羽针对宋代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态势，用“本色”一词言说诗体特质，标明诗体界限，根本目的在于推尊诗体。而究其“本色”内涵，实与四大要素相关：“吟咏情性”乃其主旨追求，“妙悟”为其修习方式，“兴趣”是其表达特点，“入神”则为终极归趋。此四者既相互分立又紧相关合，其中“情性”最为基础，“兴趣”、“妙悟”乃由此升进之两大要项，“入神”则是以李杜诗歌为主要标准的诗之“至境”。此一“本色”理论，为宋诗破体实践所生流弊提供了疗救良方，使诗之为诗的本质特点得到凸显，由此达到正本清源、返古开新的目的。同时，它也一定程度地阻滞了一味破体导致的诗越来越非诗化的进程，并在文学史发展之肯定——否定——再否定的逻辑链条中，形成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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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史记》文学评论

张新科, 李红

2016 (5): 117-128.

摘要 ( 272 )

PDF(8715KB) ( 64 )

《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历代评论颇为丰富。本文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宋代《史记》评论的内容及其价值意义。首先结合宋代政治、文化背景，分析《史记》传播的范围、《史记》文学接受的原因及方法等，说明宋代《史记》文学评论具有较雄厚的文化基础。其次以叙事写人为核心，分析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特点、形式、价值以及对后代《史记》文学评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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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序的建构与清代词坛的经典化进程

曹明升, 沙先一

2016 (5): 129-138.

摘要 ( 297 )

PDF(8071KB) ( 53 )

浙西、常州两派都以宋代典范词人为核心来建构统序，这些典范词人在支撑清人流派之正统性与理论渊源之深厚性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在清代词坛上的经典化建构。而在流派博弈和理论交锋中，这些经典词人又会随着统序的调整发生变更，显示出流派的选择与排斥在经典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两派后人还都以本派的优秀词人来续接宋词统序或者新建本朝词统，以此来显示流派的延续性与生命力。这是在尝试性地进行清词经典化的建构。可见，统序的建构与典范词人的经典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互为表里、同步进行的密切关系。通过历代经典词人来建构统序，清人不仅继承了唐宋词的艺术传统，还发掘了本朝词的高妙与创新，并用这些经典来为学词者指示门径，从而有效推动了清词艺术的发展与清词中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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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三国”说唱文学编创经验综探

纪德君

2016 (5): 139-147.

摘要 ( 259 )

PDF(5740KB) ( 57 )

明清以来，根据小说《三国演义》改编而成的民间说唱作品，林林总总。民间艺人在改编、说唱《三国演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带有规律性的艺术经验，主要表现为：将本来诉诸案头阅读的书面小说文体，转换成诉诸书场听闻的说唱表演文体；对《三国演义》所写的故事情节进行艺术重构与创新；对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行丰富与发展，对次要人物的性格心理进行发掘与充实，有时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创出一些新人物；另外，为了使说唱的内容贴近民众的生活世界、迎合其审美口味，艺人还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对人物故事进行世俗化的艺术处理，以丰富叙事的趣味性。正是借助于这些编创经验，民间艺人才得以把《三国演义》改编成形形色色的、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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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学文本？德勒兹式的视角

肯尼斯·苏林

2016 (5): 147-155.

摘要 ( 272 )

PDF(7872KB) ( 50 )

关于文本与作者的性质，近几十年里出现了诸多极瑞历史主义的视角。根据这些视角（巴尔泰斯和福柯是先行者），文本与作者应该被看作不同种类功能的具体实现，历史则为实现这些功能提供可能条件。没有作者，阐释就不可能（这是巴尔泰斯和福柯的目的）。与巴尔泰斯与福柯相反，尼赫马斯对文本与作者的描述则避免了前二者的缺憾。我运用吉尔·德勒兹的著作中的方法，在探讨莫言的过程中，以一种根本上异于前三人的方式看待文本，从而使得文本既有意义，有没有阐释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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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性何以成为新媒介——克劳斯论波洛克满幅绘画

沈语冰, 毛秋月

2016 (5): 156-163.

摘要 ( 424 )

PDF(5999KB) ( 131 )

学者罗萨琳·克劳斯认为，杰克逊·波洛克通过在满幅绘画中创造出摆脱具体形象的水平性空间，开创了新的艺术媒介。这一媒介脱离物质的实体层面，成为一套持续发挥效用的模型，为之后的极简主义及波普艺术带来启发。克劳斯的批评并未完全脱离现代主义的经典理论范式，但同时亦呈现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侧重形式分析的结构主义叙事。其对艺术品的讨论涉及创作者、环境与作品的共同参与，因此显示出比现代主义理论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强的阐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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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论及其不满？——“科学大战”的哲学起源

冯庆

2016 (5): 164-170.

摘要 ( 302 )

PDF(6637KB) ( 85 )

当代西方人文学界倾向于将科学“真理”理解为人为建构的“意见”。通过对“索卡尔事件”中后现代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展开“科学大战”的原因的揭示，可以发现这种反科学主义的真实针对目标——以笛卡尔哲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方法。正是由于接受了这种方法，西方现代科学带有浓重的实用性特征，科学主体所追求的不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定语境和观察范围内的“确定性”。作为这种现代科学建构论理论基础的“语言转向”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学或文化理论事实上是对这种现代科学文化的批判性回应。但是，“语言转向”同时也吸收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原则。现代科学与人文批判理论具备启蒙哲学的同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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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义的生成：重审雅各布森与里法泰尔、卡勒之争

江飞

2016 (5): 171-189.

摘要 ( 291 )

PDF(6827KB) ( 62 )

1960-1970年代，罗曼·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的批评方法与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先后遭到结构主义阵营中里法泰尔和卡勒等人的批评，前者坚持“读者反应”立场，后者则立论于读者的“文学能力”；而雅各布森则努力追求和捍卫对“语法的诗歌”和“诗歌的语法”问题的系统探究，分别从语言学立场、读者期待和能力培养、语法结构研究的正当性、诗性结构的主导、诗学分析的客观性等方面予以反批评；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读者阐释与语言阐释在文学意义生成过程中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在后结构主义时代的今天，反思这场争论，有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理解跨学科研究的必要，认清从语言诗学走向文化诗学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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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与存在追问的结构

张云鹏

2016 (5): 180-185.

摘要 ( 250 )

PDF(6799KB) ( 79 )

在追问存在的道路上，海德格尔的思想前后期有明显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海德格尔本人以及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从结构的角度看，所谓思想“转向”，其实质是追问存在结构模式的转变。《存在与时间》时期是二重结构模式，即“此在——存在”；从此在转向存在本身，就是由二重结构模式转向了一重结构模式，即“存在”，这是纯思的路向；与此并行的诗的路向所走的则是由二重结构模式转向了三重结构模式，即“此—在—存在者—存在”。其结构中的“存在者”特指审美对象，包含了艺术作品、诗、作为原诗的语言以及物化之物。而“此–在”大不同于“此在”，其主要区别在于，此在重在为自身的“为何之故”而在“此”，而“此–在”却是为存在的“为何之故”而在“此”，这就是海德格尔守护存在、应合存在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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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的“丑的问题”

潘道正, 李进超

2016 (5): 186-194.

摘要 ( 299 )

PDF(6799KB) ( 62 )

康德《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美的分析”）开始就指出，跟表象结合着的可以是愉快，也可以是不愉快，但随后却只论述了涉及愉快的感性判断，跟不愉快相关的感性判断则付之阙如，而且《判断力批判》中涉及到丑只用了一小段文字。《判断力批判》中为什么没有“丑的分析”？康德能否做出“纯粹丑的判断”？诸如此类康德的“丑的问题”从上世纪末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区分“丑的判断”与“审丑的判断”。按照康德的美学理论，的确不可能做出“纯粹丑的判断”，但确可以做出“审丑的判断”。另一方面，在《判断力批判》中，“审丑的判断”同“崇高的判断”具有一致性，因此在有了“崇高的分析”之后，“丑的分析”就失去了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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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的大陆：欧洲中心主义的元地理学批判

许玉军

2016 (5): 195-200.

摘要 ( 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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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主义观念既是一套价值理念，又是一种时空意识。融入时空观念中的价值等级观念具有隐蔽性。隐藏在欧洲中心主义中的现代空间观念秩序和地理学知识因其具有的“客观”和“中立”特性，通常被后殖民批判所忽略。元地理学批判所要揭示的正是被传统后殖民批判所忽略的、建构其他观念赖以依存的地理学知识建构的客观性。本文从大陆的划分、东西方的划界及其依据的标准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元地理学知识都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往往是文化和地缘政治利益的隐喻。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空间秩序观念的元地理学批判，并不意味着寻求一种对立的替代方案，更重要的是启发一种“间性”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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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挪用视角下的跨文化戏剧

冯伟

2016 (5): 201-209.

摘要 ( 399 )

PDF(6882KB) ( 88 )

“跨文化戏剧”这一概念从诞生之际便一直充满争议。在理论探讨中，“跨文化戏剧”涵盖的内容历经数次转变，而在具体实践中，“跨文化戏剧”的表现形式也不断扩大。由于理论与实践在近几十年相互交织，学界在探讨之时常因混淆概念而出现张冠李戴的问题。以“文化挪用”的四种表现——文本挪用、形式挪用、母题挪用和主题挪用——来划分跨文化戏剧的实践，有助于细述其内容和表现形式，廓清实践中的伦理、政治和美学问题的对象。如此分类，可以避免不加区分的概念强加，从而具体地评价不同类型的跨文化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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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制视域下的赝品问题考察

李素军

2016 (5): 210-216.

摘要 ( 317 )

PDF(5761KB) ( 48 )

在艺术世界中，赝品被认为是一种劣于原作的存在。通过完美的赝品这个思维实验，可以看出，赝品和原作只是在外在的审美特征上没有区别，其内在的审美价值迥然有异。赝品缺乏艺术品的两大特质：强调艺术品本身独一无二的本真性，侧重艺术品创作过程的原创性。赝品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随着艺术体制的形成而得以确立。因而，本真性和原创性不是艺术品天然的要求，而是艺术体制对赝品的拒绝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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