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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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乐”与美学学科形态

劳承万, 戚锰

2012 (4): 4-14.

摘要 ( 906 )

PDF(886KB) ( 212 )

美学是西方文化的学科，且从属其哲学体系，曰：“哲学之美学”；在中土文化中没有此等学科，因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故既无此等哲学，更无此等美学。若在观念形态之对应性上寻求,那只有礼乐文化中之“乐”学。西方美学成为一门对峙于逻辑学的学科，虽是由鲍姆嘉通确立，但其久远的总根源却是柏拉图“理型论”中之“美本体”，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之“形式”审美论。西方文化是逐物文化，对“物”（“存在”之直观性）之追根求源，极为审察（本体论/形而上学即是），故极重物之根系的存在形态。理型论可谓根系之“独体结构”，四因说可谓根系之“联体结构”。据于前者，以明唯有根深才能体大（高大），故“全部西方哲学皆是其注脚”；据于后者，以明唯有根系宽广，形姿才能婆娑，故“摹仿论概念在西方雄霸了两千余年”。此是其抽象式之颖思，若移至中土而论学，由前者则必然指向由圣人汇聚而来之德性总根系，由后者则必然指向儒家建构心性哲学之三联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故中土之乐学，必依经学精神（圣人之德性精神）为总根源，以“诗—礼—乐”之联体流程为建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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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岳降神”到“以舞降神”：先秦自然审美观述略

钟仕伦

2012 (4): 15-21.

摘要 ( 1231 )

PDF(337KB) ( 240 )

先秦时期的自然审美观念是宗教与伦理、巫术与艺术相互融合的混合体。“维岳降神”反映的是自然崇拜的宗教意识，其内在的理念是自然道德律的作用。自然界存在的绝对大的量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后被用于社会伦理崇高人格的写照，将外在自然秩序与人类理性相结合，它的本质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否定。“维岳降神”代表了西周初期试图从自然法则中去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愿望和信仰。“以舞降神”比“维岳降神”前进了一步。“以舞降神”的方法是“巧饰”和“式巧”，目的是人主动运用审美的手段来认识和试图改变自然界的某些现象甚至规律。它的本质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肯定，它的“巧饰”和“式巧”的方法，即是用艺术的和宗教的方式来把握自然。“维岳降神”和“以舞降神”代表了先秦时期自然审美观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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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审美类比——从《诗》《骚》到《世说新语》

张俊

2012 (4): 22-28+47.

摘要 ( 1885 )

PDF(362KB) ( 227 )

观物比德与观人比物是从诗骚比兴传统中流衍出来的两种审美类比思想，二者在类比要素与类比结构上具有相似性，都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之间的类比，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学观念，其背后所代表的审美文化精神亦迥异。观物比德，属于自然审美的道德类比，其本质是一种道德审美，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伦理主义的审美文化精神；观人比物，属于人格审美的自然类比，其核心是一种自然审美，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审美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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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原罪意识的诞生、规训与救赎——论大革命后左翼知识分子自我认知机制的转型

张广海

2012 (4): 29-35+76.

摘要 ( 1853 )

PDF(379KB) ( 277 )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话语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左翼文人普遍展开了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与反思。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又直接源于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同时深受中国共产党阶级政策的影响。虽然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受到普遍质疑，其劣根性被广泛强调，但知识分子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路径也存在深刻分歧。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机制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发生的重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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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视阈下的复杂联结：全球化与旅游文化

杨晶

2012 (4): 36-41.

摘要 ( 1064 )

PDF(287KB) ( 192 )

在全球化视域中，“联结”的表象处于旅游文化不断扩张的内质与外延中，并随全球化文化维度的变动而不断消长。探究两者之间的联结过程，意在揭示文化在这一千丝万缕的网络联系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化与旅游文化在文化维度上有不同层面的发生途径，并有可能在现实层面提升民族认同感和精神素养。此论题希望拓宽全球化文化维度的视域，并为研究对象寻找到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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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谐”考论——以诗词为中心

王毅

2012 (4): 48-55+137.

摘要 ( 808 )

PDF(419KB) ( 85 )

本文从古代文学（主要是诗词）的批评与创作中，梳理、辨析、论述俳谐的各种涵义。从其本原内涵到后代对俳谐赋予的多层涵义中可以看出，在俳谐诗词中，俳谐不仅指俳优传统中的戏谑娱乐和讽喻谲谏，俳谐还有通俗鄙俚之意，有时又被等同于回文、药名等杂体，而戏作诗词中有很多也可看作俳谐体。尤可注意的是，从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等一些俳谐诗来看，俳谐并不只有通俗之作，也有文人用自嘲、反讽等手法写出的真情雅作。而俳谐的核心则是一种戏谑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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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是否应收“词”？

解玉峰

2012 (4): 56-64.

摘要 ( 8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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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情况而言，《全唐五代诗》的编辑似可与《全唐五代词》并行不悖，以便网罗全唐五代所有韵文。但前提是须分清何者为“诗”、何者为“词”。目前学界通行的做法都是以“音乐”性质或是否为“燕乐”来判定“词”，由于唐五代音乐已渺茫难求，故实际操作时“诗”“词”之区分必有极大的主观性、随意性，故“诗”“词”混编也就成为各种已编词总集的共同现象。“词”是一种有别于“诗”的文字，这种观念要等到北宋中叶以后才出现，“词”也逐渐真正独立成为一种新文体，而此前人们的观念中则笼统地视为“诗”。如果按照后来人的观念或标准（且人言言殊）强分“诗”“词”，必然是将唐五代人视为一物的“诗”分为“诗”“词”两物。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唐五代人所作“律词”在数量上与浩瀚的诗作相比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必单独成编。故从历史与逻辑两方面来看，《全唐诗》都应当收录后来人所谓的“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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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对话的可能性——试论宋代诗人郭祥正对李白的接受

赵婷婷

2012 (4): 65-70.

摘要 ( 1475 )

PDF(303KB) ( 67 )

郭祥正被梅尧臣称为“太白后身”，但也有学者给予了偏向否定的评价。本文从“对话”角度分析这一现象，认为郭祥正对李白的接受，证明了多层次诗歌对话的可能性。对于李白的艺术遗产，郭祥正是根据不同场合与不同对象灵活地加以运用的。前期在和梅尧臣的对话中，李白是一个中介，促进郭祥正与梅尧臣的情感与艺术交流；在和当时文学圈的对话中，李白是郭祥正灵感的一个来源，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满足听众的心理期待；同时对于郭祥正本人，李白也是他在诗歌里的一位谈话对象。而到晚年，郭祥正诗歌里的谈话对象经常是逝去的亲人，以及他本人。对于此时的郭祥正来说，创作诗歌的过程就是一个心灵疗救的过程，他本人的风格日益明显，而李白的身影则逐渐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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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史论三议

夏中义

2012 (4): 71-76.

摘要 ( 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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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为有别于诗的体裁，具备独特的审美性能及演化路径，只有细察明辨这一点，才能历史地评价历代名家的词学见识及囿限。“词为合乐之诗”这一公案，可从“以辞证乐”的角度加以证实。其合法性在于，“词乐”所蕴藉凝结的生命意绪和审美情趣，也铭刻于历代词集、诗话、笔记和史籍中，故曲谱虽失，仍可遍考文辞间接求之。“诗—乐矛盾”是词体演化的内在动力。欧阳炯、苏轼、李清照三家作为晚唐至南宋间词论之代表，在演绎各自对“诗—乐矛盾”的立场之时，展现了一种辩证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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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维柯思想的美学内涵

朱立元, 黎明

2012 (4): 86-93.

摘要 ( 1392 )

PDF(365KB) ( 204 )

中国学界对维柯的美学研究由朱光潜先生开启。但之后国内的维柯美学研究却有些薄弱和不够深入。到底是什么制约了维柯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通常被看作历史哲学家、法哲学家的维柯到底可不可以算美学家？有没有独树一帜的美学思想？当我们沉潜于维柯的全部思想之中，就不难寻找可供支撑美学研究的基点，这就是“感性”。感性和感性（诗性）智慧构成了维柯整个美学思想的核心与基础，而这在本来意义上凸显了稍晚于他的鲍姆嘉登所提出的美学学科（Aesthetica）的感性学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肯定维柯对于美学学科也有一定的创建之功，恐怕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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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之恶——论奥古斯丁《忏悔录》对修辞学的批评

褚潇白

2012 (4): 94-99.

摘要 ( 1227 )

PDF(301KB) ( 83 )

从高尔吉亚到西塞罗的古典修辞学家都认为修辞学能够运用哲学真理塑造美好的共同体，而奥古斯丁否定了古典修辞学的乐观信念。本文尝试分析奥古斯丁所批评的修辞之恶，以及他对修辞学之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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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

刘玉宇, 雷艳妮

2012 (4): 100-105.

摘要 ( 2933 )

PDF(303KB) ( 190 )

“隐含作者”的概念从布思开始提出，就受到批评家的持续关注。不同批评家对之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包括视之为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和纯粹从文本推断出的假定作者形象。作者在本文中一方面论证了隐含作者不是真实作者的有意识创造，也不是其第二自我。另一方面，作者试图借助对艾柯的文本诠释理论的引申和修正，提出“隐含作者”概念的一个可能解释。此外，作者认为，虽然真实作者不能作为文本意义的来源，但仍然在文本诠释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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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审美理性”与审美批判的智性之维——兼论启蒙理性批判的一种当代路径

赵霞

2012 (4): 106-115.

摘要 ( 17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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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学者之一，阿多诺的“审美理性”既是贯穿其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延续自整个西方审美现代性传统的一个基本范畴。阿多诺的审美理性构成了对于传统审美理性范畴的一次颠覆和重建，它试图藉由一种独特的审美反思寻求启蒙理性的当代救赎路径，这一思考在为人们提供某种激进的审美救赎方案的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审美批判的智性维度。在反思后现代话语和关注启蒙复兴的当代语境下，这一智性维度对于我们读解今天的许多审美现象以及理解和实践启蒙理性的当代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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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之为以言行事：约翰·塞尔的虚构理论

冯庆

2012 (4): 116-121.

摘要 ( 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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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哲学家约翰·塞尔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虚构是一种伪装的以言行事行为”的看法，将虚构话语视为对日常话语的寄生与模仿。这种观点得到柯里与热奈特从不同方面的批评和修正。塞尔的虚构理论最终被证明为一种重视作者意图、词句意义和语境的人文主义哲学观点，通过认识到这种理论的优点与不足，我们可以在其基础之上展开进一步关于文学虚构本质属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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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世界

马歇尔·布朗, 柏愔

2012 (4): 122-130.

摘要 ( 8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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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戴姆拉什在其关于世界文学的著作中将读者构想为“以四海为家”。然而鉴于世界太大而难以理解，而且由于世界的巨大也无法将世界变为家园，本文对他的梭罗主义式的乐观主义进行了反驳。世界文学是无法归化的。本文以莱布尼兹、阿切比、沃尔科特及彼特拉克为例，提出应当是从可读性体验的性质才能对世界文学进行最佳的阐释，而不是根据作者和作品的价值或人物和情节所刻画的情境。本文分析研究了世界文学中的风格化特征，布里安·列农在他的《巴别塔的阴影》一书中将之有效地表征为一种为了沟通而努力奋斗的媚俗。世界文学并非是如戴姆拉什所言的“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而是即使在原文本中也保持着陌生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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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与文学表征的“对位阅读”——以《乡村与城市》对意识形态的解构为例

何卫华

2012 (4): 131-137.

摘要 ( 2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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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种重要的人类生存生活空间，“乡村”和“城市”及其所承载的生活是文学表征的经典主题。一方面，由于代表着自然的生活，被描绘得美轮美奂的乡村往往被文人墨客寄托了无限情思；另一方面，由于其变动不居、世俗乃至腐化，在文学作品中，城市经常被描绘为污浊不堪而遭人鄙薄。然而，在“乡村”和“城市”及其各自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被认为理所当然时，这些文学表征背后所藏匿的意识形态也就往往被忽略。在《乡村与城市》中，著名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对文学作品中的城乡意象、城乡关系、各自的变迁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城乡结构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从而揭示出这些文学呈现不过是各种精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的表达和不断翻新，虚假的城乡形象及二元关系在不断粉饰剥削的现实和人们的深重苦难。晚近“乡村”和“城市”的疏离，威廉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罪魁祸首。在本文看来，威廉斯对有关“乡村”和“城市”的文学惯例的建构性的论述，这实质上和萨伊德所论述的“对位阅读”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威廉斯的批评方法为中心，本文不仅试图对这一方法在解读和揭示文学表征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政治功能的独特有效性进行研究，同时还对其在当下的重要理论意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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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历史——论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

程祥钰

2012 (4): 138-144.

摘要 ( 5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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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既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新左派文化论争的滥觞之作。在后世的争论中，关于霍加特本人和这部作品是否属于“文化利维斯主义”，以及其在战后英国左翼开创的一系列议题中的位置，一直是倍受关注的焦点，但这本书真正面对的特殊的历史情境及其意义却没有被广泛重视，因而往往导致相关评论陷入非此即彼的循环。本文试图综合现有的重要研究资料，对《识字的用途》加以历史性的理解，揭示其中的历史特殊性和这种特殊性对作者与作品的深远影响，从而以更为开放的角度来理解霍加特的局限性与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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