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既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新左派文化论争的滥觞之作。在后世的争论中，关于霍加特本人和这部作品是否属于“文化利维斯主义”，以及其在战后英国左翼开创的一系列议题中的位置，一直是倍受关注的焦点，但这本书真正面对的特殊的历史情境及其意义却没有被广泛重视，因而往往导致相关评论陷入非此即彼的循环。本文试图综合现有的重要研究资料，对《识字的用途》加以历史性的理解，揭示其中的历史特殊性和这种特殊性对作者与作品的深远影响，从而以更为开放的角度来理解霍加特的局限性与开创性。 

弗·雷·利维斯是20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和争议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以文化批评为基石，并以文化健康为旨归。他的文化批评包括三大核心内容，即“有机社会”思想、“少数人文化”理论以及“技术功利主义”批判与“文学文化”高扬，而“有机社会”“少数人文化”与“文学文化”同时也是利维斯最为核心的文化理想。他的思想对我们反思并反制当下的大工业文明困境、文化与文学危机、以及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与技术主义等倾向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同时对我们构建一种关注人生-人性-道德、高扬人文主义、具有时代情怀和责任的批评也有着诸多启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情动”理论盛行于西方人文学术界，在批评理论中形成了“情动转向”的范式转型趋势。这种范式以情感为理论焦点，侧重于研究情绪历史的复杂叙述，从而超越了基于修辞学和符号学的研究范式。“情动”概念源于斯宾诺莎，经由德勒兹而发展成为有关主体性生成的重要理论。在这种哲学背景下，情动理论演化出两条理论路径，一条是由马苏米继承的斯宾诺莎到德勒兹的本体论路径，另一条是塞奇维克开启的情动理论的女性主义路径。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由于“情动”概念的引入，酷儿理论和相关的女性主义研究发生转型，尤其致力于探索欲望和感觉的变革潜能和乌托邦愿景。“情动”概念作为知识/话语，已经蔓延于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深刻地作用于文化政治领域的表意实践。在这种理论挪用中，它已成为揭示情感之政治性的有效理论工具，表达出将情感的本体论承诺加以理论化的强烈诉求。

《红书》是荣格于1913—1930年围绕自己的梦境、幻象等心灵意象而展开的自我试验，是写给自己的私人日记，也是一部文学题材的心理学著作，被公认为荣格所有著述中最难解的部分。《红书》的内容构成了荣格后期著作的关键来源。《红书》的主题，是对深度精神的勘察和找回灵魂的努力。无论是深度精神的勘察，还是找回灵魂的努力，《红书》都不是通过逻辑思维，而是借助意象或隐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荣格认为，时代精神看似强大，却迫使人们用眼前的东西去填补当下，导致心灵的贫瘠、懒惰，远离神圣和平凡。在深度精神的引导下，荣格选择了一条回到内心世界的道路：不再渴望从外部寻找自己，而是转向内部。

传统的艺术社会史在阶级、意识形态及艺术形式之间假定了某种较为粗陋的关系（比如豪泽尔的阶级决定艺术风格论），正是这个背景衬托出了T. J. 克拉克艺术社会史观的独特性：绘画并不能直接表现“阶级”和“意识形态”，只有当这些范畴影响到绘画的视觉结构，从而改变有关绘画的既定概念（传统和惯例）时，这一点才有可能。 

20世纪中后期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历史表征危机，当代重要的创伤理论家拉卡普拉在批判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主张打破学科界限，促进历史与精神分析学、文学、哲学和伦理学等诸学科之间的对话互动，重建了历史书写的可能。他在跨学科视域下探索了极端历史事件“否定的崇高”的美学特征与创伤类型，并诉诸言语行为理论和伦理学，提出了“书写创伤”说。作为历史创伤的一种行动化复现，“书写创伤”借助述行语言与被压抑的历史意识进行对话、协商，从而修通历史创伤，是一种富含诗性特质的“言语行为”，它搁置了历史书写“真实再现”的客观标准，在伦理学层面融合了历史与文学要素，由此成为一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文化实践。拉卡普拉关于历史、创伤与文学的思考，对当下文学理论中相关论题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具有小亚细亚背景的阿波罗神在希腊神话再造过程中演化出多重身份，并与希腊本土太阳神赫利俄斯发生置换与混同。荷马和赫希俄德讲到的太阳神还是赫利俄斯，阿波罗为射手神，医神和乐神（文艺之神）；希罗多德《历史》则将赫利俄斯排除在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外，让少壮派神灵阿波罗登堂入室；公元前五世纪的悲剧作家称阿波罗为太阳神，并将其神谕视为不可抗拒的天命；在泛希腊化时代，阿波罗的太阳神地位已不可动摇；在米利都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言论中，阿波罗已向理性之神的方向发展。本文探讨如下问题：作为起源古老而又经过不断再造的一位重要神灵，外来的阿波罗是如何在希腊本土逐步取代赫利俄斯而登上太阳神宝座的？他在古希腊各历史时期的身份转变体现出怎样的时代文化特点？从阿波罗神话的再造过程中透露出哪些历史的、悲剧的和哲学的信息？

中国上古神话与其它文明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破碎性，而这破碎是源于先秦诸侯对历史文献的集体燔毁，而不仅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场沉默的“文革”，导致了第一代中国神话的毁灭。而后，在亚洲大移民的背景中，印度、伊朗和西亚的神话片段，组成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第二代神话。这个新神系的建构，主要基于历时性的文化传播，而非共时性的“集体无意识”，它跟非洲智人向全球殖民的模式密切呼应。但是，新神话的建构遭到了轴心时代实用理性主义的阻拦。秦汉两代的帝王和文人，试图以祖先崇拜代替神祇崇拜，以历史叙事代替神话叙事，由此导致第二代中国神话的湮灭。

在写作《丰乳肥臀》之前，莫言已形成了趋向两极的思维定势和情感定势。体现在题材的选取上，一者是对记忆历史的打捞，作品呈现出一种肯定性向力；一者是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作品呈现出一种否定性之维。而《丰乳肥臀》则是这种两极定势的合理延伸，从而也是对记忆历史的庄严重构和对现实历史的滑稽模仿。从人物设计上看，这部小说塑造了两类人物：英雄和小丑。前者是战争环境的产物，也是作者幻觉经验的结果；后者既被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打磨再造，也进一步被意象形态武装到牙齿。从美学风格上看，这部小说的两极趋向是崇高和滑稽（或荒诞）。前者的形成得益于象征性环境的营造与人物（尤其是人物之死）的同构关系，后者的出现则诞生于反讽性环境的建构以及人物与环境所构成的那种乖谬而尴尬的关系。通过这种两极图式，作者呈现了自己的审美（丑）观和价值观，但其核心依然是“美本位”而不是“丑本位”。

“隐含作者”的概念从布思开始提出，就受到批评家的持续关注。不同批评家对之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包括视之为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和纯粹从文本推断出的假定作者形象。作者在本文中一方面论证了隐含作者不是真实作者的有意识创造，也不是其第二自我。另一方面，作者试图借助对艾柯的文本诠释理论的引申和修正，提出“隐含作者”概念的一个可能解释。此外，作者认为，虽然真实作者不能作为文本意义的来源，但仍然在文本诠释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奇幻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文学批评界长期关注的对象之一，相关理论著作和研究成果数量庞大。茨维坦·托多罗夫的《奇幻文学导论》从结构主义诗学的角度出发对奇幻小说进行定义和解析，试图发掘这一文类内在的运行机制, 其理论问世以来尽管备受争议，但仍然以其独创而富有洞见的观点——如奇幻作品的“犹疑说” 定义以及对奇幻小说与诗歌，寓言的解读方式的差异比较——成为研究西方奇幻文学的必读经典，同时也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

针对当今东西方文学理论界流行的一些悲观论点，本文作者认为，虽然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理论本身并没有死亡。我们正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的功能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而是有了一定的限制。所谓“后人文主义”理论思潮近十多年来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就说明，不仅理论本身的功能有其局限，就是生产出这些理论的人的作用也有着一定的局限。后人文主义旨在表明，在当今时代，人类和那些同样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只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种，他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自然规律。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合理有效地发展人类自身。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它意味着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期已经终结，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后人类”阶段。在这样一个“后人类”阶段，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的具有理性的生物，甚至在地球上也不是各种物种之首领，只是人类的进化程度最高，因而最带有理性的特征。此外，人类也最具有想象力，他可以创造各种奇迹，甚至创造出连自己也无法驾驭的东西。后人文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文学理论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布礼》是一部表现革命者钟亦成忠诚危机的小说。忠诚危机的可怕之处在于：作为革命者的钟亦成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是依附于革命的。革命者的身份、对党的忠诚，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与革命的血肉关系是钟亦成生活的唯一意义，是他之所以成为“人”的全部保证。钟亦成只能是革命者，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为了克服这种危机，钟亦成反复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尤其是亲自参加的解放初期的第一次党员大会，以便重新确认自己和革命的同源关系。在农村接受改造时又重建起与劳动、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又成为钟亦成坚持忠诚的另一个支点。而本文力图表明的是：这与其说是忠诚危机的真正解决，不如说是危机的转移或疑似“解决”。

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理论中，“文化唯物主义”与“感觉结构”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理论概念和批评术语，“感觉结构”对威廉斯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威廉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要的理论原点。从 “感觉结构”的角度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提出反溯性批评，对于深层次把握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理论踪迹及其思想内涵有重要的启发。从理论细读出发打破那种阐释性的理论应用与评价的方式，是把握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思考路径。

神学是本雅明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即使在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本雅明仍然试图用“世俗启迪”转化、翻译神学的潜能。对起源和真理等的持续关注、对弥赛亚救赎的渴望，都内涵着他的神学态度。同时，本雅明也试图考察出现代性与神学的紧张关系。在本雅明的哲学思想中，弥赛亚时间结构中的张力既是反思现代性的入口，也是历史本身的动力来源。

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中引述了博尔赫斯曾提到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动物分类，并由此开始了他全新的哲学思考。中国学者对此做了不少论述和阐释，但思考一般都是从中西差异的角度切入，对福柯持一种批评态度。比如认为福柯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忽略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可交流性，把中国视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他者，视为西方的对立物，这是一种猎奇，是一种西方式虚构，甚至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本文就是对这些思考的再思考，通过对照博尔赫斯和福柯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考察我们国内流行的观点是否合理有效。

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新考察了美国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提出的“民族寓言”概念和以艾哈迈德为代表的批评者们的论述，认为大多数批评者对于杰姆逊的批评出于一个关键的误读，即将“民族寓言”从形式层面转换到内容或主题层面。与此相对，本文提出从形式出发理解“民族寓言”可以使人们在当今的文学和政治语境下重新讨论第三世界文学与跨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重新激发“民族寓言”这一批判性概念的潜能及其政治上的激进性。

本文探讨了中国朦胧诗人多多早期的前流放诗歌。鉴于多多在诗歌中不仅大量使用标点符号、结构工整，而且标明创作日期，其诗歌表面展现的风格显得明确清楚而非模糊朦胧。多多本人也曾否认他所创作的是朦胧诗，但大多数评论家仍把他的作品列入“朦胧诗”，并认为它们“怪诞”而“艰涩”。本文通过对多多流放之前诗歌的解读，重点探讨其对诗歌语言的重塑，特别是其中的音乐性和无关联意象的并置，并认为这两项诗歌特征是成就其朦胧性的最主要原因。

本文旨在分析晚清乌托邦小说作为一个“话语形构”的产生过程，讨论生产这个“乌托邦话语”的操作模式：“公共领域”与文艺报刊的关系。瓦格纳（Rudolf Wagner）依据近代中国历史语境，重新厘定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的概念，敏锐地指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是由上层（清廷）至下层（平民）所组成。依据上述的理论框架，本文讨论晚清乌托邦小说是如何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连同文艺报刊是如何作为舆论平台的问题。本文以《月月小说》及《竞立社小说月报》出版的乌托邦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与清廷上层对话的关系。由此展示“新中国”是如何在叙述过程之中成为一个被建构的概念。这种展示舆论的生产过程，将成为研究晚清“乌托邦话语”形成之另一途径。 

近年来海外关于“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与实践，既显示出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以“边缘”谋取美国汉学“中心”话语权的努力，又反映出他们借助反殖民、去中心化等学术理路与中国大陆争夺学术主导话语的心态，其中隐含着浓烈的“话语政治”。“华语语系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在价值立场、理论方法、研究旨归上差异明显，却也为流散文化语境下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提供了诸多学术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