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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主文论话语体系研究
  • 中国自主文论话语体系研究
    范玉刚
    2024, 44(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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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世界秩序的东升西降和人类文明跃升的趋势,世界舞台上的文化竞争更加激烈,文化思潮的激荡更加剧烈,什么样的文艺能够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成为时代之问。实践表明,只有立足新时代语境,充分理解和抒写新时代意识、胸怀“国之大者”的文艺,在文艺创作实践中高扬文艺的人民性、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着艺术卓越性追求和审美表达的文艺,以及自觉肩负新时代文化使命、不断强化文艺的社会功能、有着世界眼光和现代文明视野的文艺,才能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对此,新时代文艺评论要强化价值引导的自觉意识。
  • 中国自主文论话语体系研究
    秦林芳
    2024, 44(6):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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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区前期,朱德形成了以革命功利性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性质和功能上,解放区文艺必须成为服务抗战的战斗武器。在内容上,解放区文艺要正确地处理歌颂和暴露问题。在艺术形式上,要充分利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做到“大众化和通俗化”。而解放区文艺要具备这样的形态、完成这样的任务,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提高阶级觉悟、确立阶级立场,同时,必须深入群众、改造自我。解放区前期朱德的文艺思想一方面促进了华北解放区和延安文艺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为作为“党的文艺政策”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作了探索和准备。
  • 中国自主文论话语体系研究
    张振, 鲁晓鹏
    2024, 44(6):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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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界提出打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命题,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中国学派”的提法以比较文学研究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为参照系。然而,西方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内部早已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等“西方中心主义”论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超越了这种陈旧的知识范式,当下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视野愈发多元。本文对“中国学派”话语提出质疑,特别是它在参照系上的时空错置,呼吁以学术独立、批评精神作为人文学术研究的原则,探索新型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理论。
  • 中国自主文论话语体系研究
    许徐
    2024, 44(6):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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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阐释学视角聚焦五四学者文学观与文章学关系,重释“中国文论”内涵,思考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五四学者立足文道论为焦点话语的阐释空间,以“志道一也”推进文道关系为文人关系;坚持“文起应用”大文学观的阐释共识,存在文化特性说及文字的文学应用二分到文学四分法的发展;回归伦理本位的阐释自觉,立人兴国,行白话体破题、写实文学格义现实主义等之举。这一传统框架内的“发明”,启示可以古代文论“现代发展”替代“现代转换”。哲学方法论回到整体还原论,视“中国文论”为涵括古代、现代、当代文论的动态系统,具体路径回到资源性、参照性、内生性三类古今范畴比较,构建逻辑自洽的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生成历史连续性和时代超越性统一的中国文论话语。
  • 专题:后人文主义研究
  • 专题:后人文主义研究
    王宁
    2024, 44(6):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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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类作为人类发展演变进程中的一种生存状况和条件,已经确实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并导致人类的作用和价值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往在高扬人文主义的时代人类的那种“万物的灵长”和“宇宙的精英”的地位受到各种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抵制。尤其是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动物研究对人类“君临一切”的力量和作用的挑战,以及自然界各种病毒对人类生存和健康发起的攻击,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直接受到威胁。而高科技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普及则,更是使得一大批曾经为自己的工作而倍感荣耀的人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甚至失去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所致力于教学和研究的人文学术领域,以往占据近现代思想文化主流的人文主义,曾几何时也已演变成一种“后人文主义”,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批评界崛起的后人文主义批评。后人文主义挑战并打破了以往过分推崇人的地位和作用的神话,使得人再度被拉回到其原初的状态:世间万物的一个物种。后人文主义批评顾名思义就是人文主义批评发展到极致后的一种与之逆向相悖的文学批评,在时间上它后于人文主义批评,在内容上它一方面挑战了人文主义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另一方面又与之难以割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与它的连续性,故称其为后人文主义批评。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给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增添了一个新的方向。
  • 专题:后人文主义研究
    江玉琴
    2024, 44(6): 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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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作为21世纪科技人文的新兴理论,一方面呈现了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快速发展时代对传统人文主义主体观念的质询与拓展(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另一方面也积极探索基于新的身体感官与形态产生的新世界认知(posthuman-ism)。赛博格作为人机融合的身体形态与文化建构,反映了人类主体性的进化与发展。赛博格主体观念是贯穿于超人类与后人类认识中的一种存在形态,也是居于技术融合与自然文化融合的一种综合且开放的蔓生形态。赛博格主体性特性一方面基于对人类主体性的新发展,彰显为具身化融合的新特性,即人类与非人类身体的融合,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技术融合,以一种居间界面性呈现身体感官认知及其世界观念,另一方面则更致力于系统性的文化世界物质性的新主体性建构。后人类主义由此得到发展,形成新的思维模式与范式转变,即将生态与物质性维度介入人文主义讨论,在更深广的时空路径中认识赛博格蔓生身体的编码与解码,重新认识宇宙、世界与自然。赛博格主体性也正以开放性视野全面应对新的技术世界和人类自我。
  • 专题:后人文主义研究
    Martin Crowley
    2024, 44(6):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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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类主义”这一标签既不是一种学说,也不是一种带有一套明确规范的智识或分析方法。相反,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松散的、适用于各种贡献和方法的术语,基于一种通常未明确界定的共鸣和承诺。大致来说,这些共鸣和承诺意味着以下观点:在适当考虑历史变化的前提下,“人类”这一范畴长期以来在西方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个核心地位不仅为人类凌驾于其他存在形式之上提供了辩护,甚至在其历史发展中也为暴力压迫大多数人类自身提供了依据;并且,结合最近各种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必要对“人类”进行去中心化、相对化、批判,甚至超越。在本文中,我不会试图去定义“后人类主义”这个术语,而是将展示一些促成这一标签下的多种贡献和方法的背景与影响;概述在这些贡献和方法中可识别出的两项原则;并探讨这些“后人类主义”干预所引发的一些批评。最终,我将论证,这个标签本身并不如它所识别的那些贡献背后的驱动力重要。
  • 专题:中国艺术史研究
  • 专题:中国艺术史研究
    夏中义
    2024, 44(6): 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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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考辨吴昌硕、潘天寿(下简称吴、潘)为典范的“墨石诗意”,才无愧为“现代士人画品”,宜澄清如下疑点:一、“士人画”“文人画”之界限究竟何谓?二、怎样辨识吴“顽石”不仅极具“士人画品”,且无愧为“现代”?三、怎样辨识潘“磐石”亦极具“士人画品”,亦无愧为“现代”?回应如下:其一,“士人画”根在安魂,内倾于人格自圣;“文人画”根在怡性,猎奇于雅玩遣兴。其二,吴“顽石”栖息着一个墨袍钟訄(驱邪扶正),其形制酷似东坡“怪石”活着一个“醉道士”(顽且丑),吴是怀此心灵之不羁,方能弃官从艺,且在奇崛于海上画坛之际,勒石为盾,抵御“牡丹”为符号的朝野拜金教之浊流。其三,潘“磐石”则隐喻其晚境,以攀登现代水墨顶峰而不辱使命之角色自许。
  • 专题:中国艺术史研究
    张兴成
    2024, 44(6): 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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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书法在中国书学史上的沉浮不但有艺术与审美的原因,还涉及比较复杂的文化认同问题,深刻折射了书法与文化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唐代“崇王”论及书学的南学化是导致北朝书法被遗忘的开始,宋人弃魏碑等北朝书法不学也是建立在夷夏之辨、文野之分基础上的晋唐书学正统论的影响结果。清代中晚期以来,学术思想的变革、现实文化政治的需要,特别是清人《春秋》学所持夷夏观的调整,改变了清人对北朝书法的看法,其中阮元、康有为的书学思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重新赋予了北朝书法“通古”“变古”等新意,并借此打破了书学中南与北、文与野、夏与夷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及价值秩序。北朝书法是唐宋和清代文化政治构建的产物,它被塑造成了具有范式意义的存在,并逐渐演化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新的统绪。梳理和辨析北朝书法接受史,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书法审美观念和批评标准背后的深层文化政治心理结构。
  • 专题:中国艺术史研究
    刘毅青, 孙志杰
    2024, 44(6):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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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炼以符号学理论对山水画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认为山水画从形成、发展直至分流、失道都是通过图像形式表达出来的,由此构成了图像符号从形式至观念的互动,这为山水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为符号学开拓了新的领域。但从山水画蕴含的超越精神来看,我们认为段炼的山水画符号学阐释难以完整地呈现其内蕴的美学与精神,导致山水画的艺术精神被低估、弱化。原因在于,符号学以西方文化为根基,强调找寻确定的意义,却忽略了艺术作品整体的意味感受乃至气氛,而后者才是中国山水画的表达重点。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赵树功
    2024, 44(6):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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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魏晋时期,中国文学界便进入了一个天才崇拜时期。然而,诗歌启蒙中经典作家的取法却与文艺主体论的如此天才崇拜产生了一定悖离:以李杜优劣论争中李白天才绝、杜甫人才绝的剖判背景,苏黄优劣论争中苏轼天才高妙、黄庭坚学力精严的理论共识,历代诗教所倡导的师法对象却恰恰以杜甫、黄庭坚为主。这一绕过天才的师法抉择,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的“中人之教”思想。“中人之教”源自上智下愚不易而“中人之性”可塑的认知,体现了儒家人性反思之际确立的“中人”关怀:凡论教化,非就上智说法,乃是围绕中人立言;而其施教策略则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作为中华文化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教化原则,“中人之教”的相关思想浸淫贯彻于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形成了文艺审美价值认定与师法取径对于天才的不同立场。如此天人权宜策略,既丰富了古代文才思想理论,又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言说形态:天人双提而侧注于人力法度。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蔡彦峰, 魏小利
    2024, 44(6): 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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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来对《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阐释,多在抒情言志的诗学语境下进行,未充分注意到“情”字的广泛内涵,及“缘情”与“绮靡”的逻辑关系,因而仍有未惬之处。在“诗缘情而绮靡”的阐释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字:一是“情”字,先秦以来“情”作为客观的情状、本质、真实等含义已得到广泛使用,对“缘情”之“情”的客观之义的理解,是准确认识“缘情”诗学内涵的基础;二是“而”字,“缘情”与“绮靡”之间的“而”不是表示并列关系的“而且”之意,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故而”之意,“诗缘情而绮靡”本质上是对诗歌之体及成体之法的概括。“情”的客观内涵,使“情”由诗歌的本源转变为诗歌表现的客体,这是陆机对抒情诗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阐释“缘情绮靡”诗学意义的关键。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赵春宁
    2024, 44(6): 1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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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银诉讼是近代戏曲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权益纷争。汪桂芬沪上演出期间,曾与新丹桂、天仙、留春、天福、桂仙等多家戏园发生包银诉讼。以高额包银邀聘名角、挖角,是沪上戏园常规性的商业竞争手段,也是促使名角跳槽且发生诉讼的直接原因。高额包银加剧了戏园间的恶意竞争,在为戏园经营埋下隐患的同时,也影响了戏曲演出市场的健康发展。从汪桂芬的包银诉讼可以看出,沪上戏园关于演出合同的签订及续订、包银的支付方式及违约处罚、包银争端的解决等都与京师迥异。包银诉讼从侧面反映了晚清上海梨园生态的变化:伶人的流动性大大加强,搭班日渐灵活自由,个体意识明显增强,传统梨园行中戏班和伶人、伶人和伶人间泛家族化的群体关系逐渐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名角的商业价值凸显,戏园的组织结构由脚色制向“角儿制”转变。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张钊
    2024, 44(6): 13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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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以来,诗家即称五律中首联对仗、颔联不对者为偷春格,只颈联对仗者为蜂腰格。这两种变格于沈、宋时始大量出现,在盛唐时一度与中间两联对偶的正格平分秋色,到大历时代才最终确立了其作为五律变格的地位。这种在近体中参用散句的趋势,与当时诗格中对偶理论的发展,是相互呼应的。从这一文学史进程中,可以见出唐人近体写作突破修辞主义文学观念下“递相祖述”的格局,汲取汉魏以来全部诗学资源,并回归抒情言志之本体的趋势;又能见出唐人在回归之后,重新注意近体本身体式特征的倾向。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孔燕君
    2024, 44(6): 14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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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方纲诗学与明代诗学之关系,大抵由于翁方纲对明诗的批评态度而显得湮没不闻。事实上,翁方纲的诗学批评和理论建构都明确表现出了“以明诗为殷鉴”的意味:他借由“学古”与“袭古”话题的切入,逐步深入到师法论的建构以及古典诗歌经典统序的重组,正是建基于以明代诗学为反面观照的价值判断与逻辑进路;同样,在明诗批评的语境中,翁方纲对“真诗”与“伪体”概念作了明确的分辨与伸张,以此实现对于诗歌本质论的逻辑建构与理论更新,为学人诗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翁方纲正是在以明代诗学为对话客体与反面观照的过程中,基于对明诗的省察、沟通、批评和反驳,逐渐形成并且进一步完善了个人的诗学理论雏形。
  • 文论互鉴
  • 文论互鉴
    肖锦龙
    2024, 44(6): 15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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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对人的实质的探索开发达到空前水平。20世纪前期,海德格尔提出人的实质是存在。20世纪后期,福柯提出人的实质是权力。20世纪末,德里达明确指出,人的实质既不像存在论者所说是纯存在,也不像权力论者所言是纯权力,而是介于存在与权力之间的东西,是存在的权力化。他将之称作“主权”。主权的运行节律是自动化的自治化,具体而言,是无序的有序化、自然的文化化、本能的理性化。它是主权者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德里达借精深爬梳整理阐发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频频出现的一个关键词“主权”和精辟分析解读笛福塑造的经典人物鲁滨孙,充分有力地印证了他的主权论实质观。德里达的主权理论将西方文化思想界关于人的实质问题的探索讨论推上了新的高度。
  • 文论互鉴
    李雷
    2024, 44(6): 16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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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传统的主客分离、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20世纪以来关于“气韵生动”的现代阐释,要么视“气韵”为艺术品自身的审美特征或整体精神气质,要么视之为画家主体内在精神的和谐或回荡,而未能充分意识到创作者与对象之间的双向交流、交互感应方能生成“气韵生动”的理想效果。从气氛美学的视角出发,“气韵”乃“气氛”的特殊类型或高级形态,源于创作者与对象的同时在场所结成的意向性关系,以及创作者在物我两忘的心境下以高妙的笔气墨韵对对象的整体性直观与描绘,表现为一种汇聚了作品气氛美感与主体生命情思的至高艺术境界。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构成了“气韵生动”的哲学基底,是“气韵”不同于且高于“气氛”的关键之处,亦是“气氛”无法直接替代“气韵”,抑或说二者不可以简单互释混用的原因所在。
  • 文论互鉴
    黄子明
    2024, 44(6): 17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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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学美学中关于“情感先天”的问题可以溯源至近代认识论美学中对于审美情感普遍性的争论,杜夫海纳从发生现象学的视角对之予以阐释。“情感”是经由作品触发而由主体构成的感受对象,“先天”则是主体中预先形成对象的一种方式。作为对象的构成结构,情感先天表明客观性的宇宙论先天与主观性的生存论先天的统一。作为主体的存在态度,情感先天建基于审美知觉中的呈现先天和再现先天。我们对情感特质的把握有赖于我们事先形成的先天认识,即情感范畴,这种认识作为存在方式贯穿于我们对情感特质的感受。“习性”作为主体间行为的产物构筑了人格自我的深度,审美的先验主体只有从自我深处与他人沟通时,才能实现审美情感的普遍性。
  • 文论互鉴
    苏立君
    2024, 44(6): 18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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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尔斯基用一个特殊的嵌套结构,与库哈斯和拉图尔完成“语境臭了!”的三重奏。何以来自建筑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三位理论家都将语境视为保守的命题?彼此之间又有何照应?针对语境主义范式容易滑入画地为牢、自我排除和以偏概全的弊端,库哈斯高举“大”的策略为创新开辟空间,拉图尔则质疑给定的社会实体论,将非人类行动者引入崭新的坐标系。在二者基础上,菲尔斯基试图打开以行动者网络理论重组文学的未来图景,避免文本被降格为历史材料。她着力拆解语境主义的时间结构,显露“怀疑阐释学”的情感色彩,并倡导一种“后批判”阅读现象学。不过,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接合处,以及这句宣言内在的绝对化要求和菲尔斯基对中层视角的偏好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问题。读者导向的阅读理论固然可以作为语境批评的重要补充,却未必要以超历史主义的方式。
  • 文论互鉴
    李盛
    2024, 44(6): 19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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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一般认知,萨义德与宗教渊源颇深,如果不厘清宗教之于他的重要意义,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描摹出萨义德的全貌。在萨义德笔下,宗教有两个维度:其一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具体宗教,包括他的宗教身份、宗教经验以及成长的宗教环境;其二是文化、民族、国家等隐喻性“宗教”,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萨义德对前者更宽容,对后者则因其总是充当化约性的区分标准,指认特定的“我们”而将他者排除在外,他的负面态度不言而喻。这当中,萨义德与“伊斯兰教”羁绊最深,当西方媒体和所谓专家习惯于将“伊斯兰教”还原成巨大的同质实体时,他不遗余力地揭露这看似客观中立之再现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争持。以“报道伊斯兰”或是“遮蔽伊斯兰”为契机,他在召唤知识分子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即那种对于权力格格不入的疏离和毫不妥协的严厉。
  • 文论互鉴
    张执中
    2024, 44(6): 20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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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希在《上帝,正义,爱,美》一书里较为集中地阐明了自己对美的理解。他越出传统认识论美学的框架,将解构的论域与美学议题相结合。具体而言,通过重新解读那喀索斯的传说,南希将该故事的主题定位为美的自我差异运动,从而揭示了美的延异式存在。但是,延异作为普遍化的差异运动,并不能凸显美的特殊性。故凭借对马奈画作《读》的分析,南希指出美作为超越意指的意义运动,其在世表象只能是“几近于无的某物”,即以透明的形态显现。然而,作为意义运动的美在其关系性存在中不断地出离自身,必然会陷入循环指涉或自我取消,进而使美失去可感性。由是,南希认为美最终还需朝向中断性的真理,后者为无尽外展的意义运动提供了暂时的“锚定点”,因而能够与美在彼此分离中互相归属。
  • 文论互鉴
    谷乾鹏
    2024, 44(6): 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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