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建立在相互熟悉和对比基础上的理解模式会成为跨文化研究的障碍。因此，本文基于对伽达默尔视域混合之说的批判，指出跨文化研究不仅应当回避将彼此化约为熟悉之物的危险，更应当避免将彼此建构为异国情调和截然不同植物的尝试。
根据朱利安的相关论著，可知他是自觉地以“西方自我”来审视作为“他者”之构成部分的“中国画论”，他的理论支撑也完全来自西方，具体地说，主要来自海德格尔，次要来自列维纳斯、德里达等人；其目标，则是借助“中国”这个“他者”来找到返回欧洲之“未思”的机会和方式。他的中国画论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关于《老子》与中国画论关系的论述富有创见，在方法论上也有值得我国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学者借镜之处；但是朱利安所特别突显并予以表彰者是中国的“关联思维”，这表明其著述原本是以解决西方自身的“痼疾”（科学宰制而导致的感性偏枯）为导向的，而这恰恰不是我国的主要问题。所以，对于朱利安的著述，今日中国人应该保持头脑清醒，不能落入为中国古代文化高唱赞歌者所不经意造成的“陷阱”而不自觉。
萨拉扎克戏剧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富含差异又不乏统一的概念——“行吟诗”。萨拉扎克用这个以“缝合”为本意的词来命名纷繁芜杂、奇观异象迭出的现当代戏剧，旨在突出其综合、自由和异质同一的特质。他把现当代戏剧看作19世纪末“戏剧危机”的延续和出路探寻，认为在这场由内容变化引发的形式变革中，“戏剧性”与原本在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中被排斥的“叙事性”和“抒情性”发生了多重交织与碰撞，传统戏剧在向“外”和“内”两个方向的延展中成为了一个不断自我“开放”的事物。“行吟诗”概念因其对现当代戏剧特征的凝练概括，及对“叙事性”和“抒情性”的重新定义而在今天的西方戏剧理论界影响巨大。但这个概念中存在一处矛盾，即在反对斯丛狄“叙事性”概念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依赖它。
“前卫”概念被用于艺术之时，具有政治前卫与审美前卫的双重意涵，某种程度上，这恰好对应于前卫艺术介入社会的两种路径：一是扬弃艺术自律，依照某种政治理念与党派立场直接介入社会；二是坚守艺术自律，通过保持与社会的疏离间接介入社会。前卫艺术介入社会的观念与路径内蕴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这一内在悖论既构成了前卫艺术真正介入社会的难度，也决定了其介入社会效果的限度。
琴乐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琴”是我国古典文献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乐器，是中国传统雅乐的代表。琴乐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孕育出了中国传统琴乐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则又有两种极为重要的审美维度，一个是以儒家“乐教”为核心的“雅正”观，而另一个则是以道家思想为内核的“自然”观。“雅正”与“自然”两者统一于我国传统琴乐的漫长实践过程中，对我国传统琴曲创作、琴曲解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雅正”与“自然”塑造了我国传统琴乐的美学品格，是琴乐长久生命力的思想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