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方学者的美学研究和美学史书写中，“中国美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合法性确认过程。中国和西方间的文化交往，推动了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一再突破并消解了西方美学的普遍性假设，催生了一种多样性的“世界美学”观念，“中国美学”由此得以现代出场，并展开其历史建构。如何叙述中国美学，构成了推动“中国美学史”研究和书写不断深入的“元问题”。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既是重要的媒介理论家，也是独具特色的媒介文论家。通过对1800/1900年代西方社会由技术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网络进行深刻分析，基特勒提出了“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的结论。该结论实际表达了一种强调技术媒介物质性与先在性的媒介本体论。通过分析基特勒媒介理论与福柯话语理论的关系，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其媒介本体三层意涵的生成逻辑，亦可由此发现基特勒从媒介本体论问题向文学问题的衍生逻辑。正是基于其媒介本体论，基特勒做出了“文学是一种书写技术系统”的本体论断，进而以“书写”“媒介性”“物质性”为核心建构了一种后阐释学与后历史主义色彩强烈的审视文学和文学史现象的文论新视野。
本文探讨与现代主义相关的“晦涩”和“难题”两个概念，以回应李圭的阅读理论。本文从19世纪末针对马拉美和普鲁斯特的一场争议出发，谈到拉康在描述如何阅读症状是如何使用马拉美式的语言——即并非单纯地想象自己是诗人，而是认为我们在无意识层面都是被书写出的诗歌——并借此思考埃兹拉·庞德在发明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时的基本观点。
当代流行的大众美学总是在滥用美的概念，把美归于人身的表面经验，而未理解真正的美及其精神经验。与普通所说的美不同，真正的美存在于出神经验中。与表面经验不同的是，出神经验是融身心于一体的整体性经验，其中人会体验到一种超凡脱俗的绝对的实在感。与病态的心理幻觉不同，出神经验中的美感是自然规律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显现，它证明了人和宇宙之间内在和谐统一的关系。本文依据出神经验，从三个方面对真正的美进行描述和分析：1.对美的概念滥用及传统经验论美学的批评；2.迷狂说对出神经验中美感现象的描述；3.出神经验中美感现象与病态心理现象的区分。本文认为，出神经验中的美感是真正的美的经验依据，它既是宇宙本身的表现，也是人类高级精神活动的表现，一旦发生便会深刻地改变人的世界观。
列维纳斯与布朗肖的文艺思想处于一种富有张力的联合关系中。二者都试图冲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艺术观，不过在是由中性的“外部”，还是作为他人的“绝对他者”来冲破存在论的总体性这点上，二者却存在一定的分歧。总体而言，列维纳斯和布朗肖为我们展示了两种迥异而又共通的伦理学和文学，前者意图用伦理学来超越哲学的总体性，而最终却在深入到这种伦理学的语言表述时，找到了文学，从而使得伦理变得文学化；后者意图用文学来超越哲学的同一性，最终却在对于文学外部性和他者性的探索中，深入到了伦理学和他人层面，从而使得文学变得伦理化。在这两种伦理学和文学中，充满着奇妙的交错，一如布朗肖所阐述的友谊关系。
书写是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他在《论文字学》中基于“柏拉图-卢梭-索绪尔”的主线批驳了西方思想自柏拉图以来的“书写是言语之像（image）”观念，不过索绪尔的“语言中只有差异”的差异原则激发着德里达深入地阐述书写与延异的关系，由之他将索绪尔的静态的“差异”变成了动态的“延异”，书写在拟像中进行着差异的游戏，在“像”的替补运动中填补了拟像，最终书写变成漂泊不定的弃儿，书写也只不过是拟像而已。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革命文学”有关文学性质、功能、方向和立场的论争中，即伴随着多种话语各不相让的众声喧哗。其后所发展出的革命文学，则在每一阶段或隐或显的，都存在着与代表正统的文学主潮与权威话语相分歧的“异类”分子。随着历史的推演和时势的变迁，它们的异质性被不断“放大”，最终形构出了具有连续性的“异端”谱系。在主流文化风向不断收缩、意识形态规训日趋强化的语境中，他们陷入了深重的历史困境。从渊源上看，陈独秀与鲁迅，这两位终极目标颇为一致而在具体个性、行为和方法上各有特点的“革命者”，一显一隐，成为革命文学“异端”谱系的精神源头。从深层精神结构来看，革命文学“异端”谱系的精神特质蕴涵着来自现代性的追求和现代民族国家冲动之间的紧张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