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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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巴黎与小文学的世界化：以巴斯克文学为例

弗雷德里克·维贝克

2019, 39(1):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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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说法，巴黎将成为“小”文学与“小”语言（流传困难，被译极少）之都。有些巴斯克作家，如贝尔纳多·阿恰卡和科尔曼·乌里韦，其作品被巴黎著名的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他如伊塔萨诺·鲍达等作家虽有尝试，但其作品未有此待遇。小文学如何走进“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卡萨诺瓦）巴黎，从而获得更广泛的吸引力，推动其世界化？这与这些作家构建的“巴斯克自治区”的文学形象是否相关？如果他们的作品确认了小文学的形象，其经典化是否会变得更容易？其作品被授予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并经过西班牙文学体系的过滤，这有何重要性（以及后果）？巴斯克自治区以巴斯克语写作的作家作品的法语（自我）翻译没有在巴黎出版，但却成为了以主要语言书写的小文学的一部分，其原因何在？本文对贝尔纳多·阿恰卡、科尔曼·乌里韦、奥蕾莉亚·阿克特谢以及伊塔萨诺·鲍达四位巴斯克作家（其作品都被译成了法语）的个案研究发现，四位作家以法语传播巴斯克当代文学的路径和策略各不相同。阿恰卡与乌里韦的作品得以在巴黎出版，而阿克特谢和鲍达却处在或者宁愿处在“边缘”。基于对四位作家及其译者的访谈，本文分析了这些作品的翻译发生机制并探讨了与“小文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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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

周宪

2019, 39(1):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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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方美学的文献学研究及其资源建设的相对薄弱，影响了本土西方美学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倡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很有必要。比较文献学研究一方面描绘出西方美学经典在西方发展流变的知识图谱，另一方面描画西方美学经典在中国传播接受的知识图谱。通过这两个知识图谱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地揭示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有何特征、热点、嬗变和盲区。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可以针对性地弥补“短板”，改变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资源建设状况，全面提升本土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准，争取中国学者更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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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福柯理性批判话语的深层路径及其“后理论”引题

刘阳

2019, 39(1):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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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前期对疯癫史四个阶段的考察中，理性压抑非理性的路径是逐渐微妙地将非理性的内涵由“外在于理性”缩换为“反理性”。前者不属理性，却兼容于完整的理性。后者不属（合）理性，拒斥狭义化的理性。后期福柯将康德启蒙观也置入后三阶段，显示这一压抑路径如何被强化，引出事件化思想。而最后一阶段以精神分析学为代表的“理论”之所以被福柯指认为推动着这一路径，是因为尽管“理论”表面产生于语言这一不及物的符号系统对意义的建构而不持合理性，但其揭示对象的深层结构时面临悖论：依托于语言的“理论”仍不得不掩藏自己的深层结构以完成意义建构而避免自我解构。事实上“理论”重复操作语言论底牌，将符号区分关系固化为二元位置，与意图—效果模式合流而形成及物冲动，仍落入着合理性。“理论”之后便需要考虑如何来积极兼容上述悖论，并由此自然地走向文学及其“外在于理性”的思想方式以更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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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

张惠青

2019, 39(1):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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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立足于人类世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语境，基于伦理美学范式下的生态智慧思想，为生态美学做出了从“狭义”的自然生态维度向“广义”的“自然-社会-精神”三维合一模式的理论转向：自然生态维度建基于自然生态智慧，在机器式审美范式下彰显了自然生命进程和生态公平；社会生态维度建基于社会生态智慧，在群体爱欲原则下重建了人类社会和谐与社会公正；精神生态维度建基于精神生态智慧，在多元价值逻辑下重塑了精神价值体系并走向艺术化生存。三重生态维度在互动共生中走向“二律背反”，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展开，都会同时促进另外两个维度的完善，从而在外在生存环境和内在生命本体的“双向建构”中通达生态智慧，并最终实现人类生态的美学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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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反乌托邦的诞生

赵柔柔

2019, 39(1):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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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作为大众文化最具生产力和批判力的叙事传统之一，在今天仍然较难进行系统的讨论。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命名携带的陷阱——反乌托邦叙事往往被认为是对乌托邦的讽刺和否定，或者模糊地意指“坏的地方”以对应乌托邦之“好的地方”。然而，若系统考察反乌托邦叙事，不难发现它早已溢出了乌托邦叙事的限定，直接回应着一系列现实论题，如女性主义、后人类主义、城市化问题、现代性、异化等。本文试图回到“反乌托邦”的命名起点，尝试通过分辨围绕着反乌托邦的话语构成，来打开一定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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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影像的魅惑力：揭开巴特的“面具”

沈安妮

2019, 39(1): 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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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公开表示过对电影的抵触，但实际上他对电影的态度却是口是心非。本文试图从巴特的两篇电影批评《嘉宝的脸》与《走出电影院》入手，探讨巴特对电影的魅惑力这一话题所进行的复杂思考，并借助两篇短文中“面具”与“中性”思想在巴特后期批评思想中的嬗变，及其与60年代后“返魅”思潮的脉络关系，对巴特的电影批评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从而阐释隐藏在巴特“抵触”电影这一态度背后对电影艺术的欲罢不能之爱，进而揭示出巴特对电影及艺术魅惑力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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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物质回归：托尼·贝内特治理性视域下的文化与社会

徐小霞

2019, 39(1): 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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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贝内特以治理性视角建构了关于新物质主义命题的系统理论话语和方法论，这点往往为学界忽视。本文旨在梳理呈现贝内特的新物质主义议题的全貌，并对之作出辩证的评析和思考。贝内特将文化与社会及其两者关系重新治理性语境化时，大胆吸收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家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聚合中的文化”观点，突出“文化”和“社会交往”的物质动态生成过程，赋予两者更具物质性和实践辩证的含义，揭示文化实践如何借助知识-权力的毛细血管调控和形塑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论文认为贝内特率先引领推动了文化研究领域内的新物质主义转向，为文化研究从经济政治学模式之外思考文化生产提供了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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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唱作人”作为方法——论流行音乐的原真性和作者性

曲舒文, 李丹舟

2019, 39(1):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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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工业发展的原动力是构建和更新“原真性”意涵。单数形态的“唱作人”形象由于看似集中了所有作者声音，能够召唤高浓度原真性想象，一直是流行音乐工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有效策略。通过比较凯特利（Keir Keightley）论及的“两股哲学思潮”与弗里斯（Simon Frith）提出的“三种话语”，指出流行音乐的“原真性”议题是纠缠于美学和社会学两条脉络的价值判断。分析“唱作人”作者声音的增厚过程，一方面再现了流行音乐原真性意识形态的内部张力，另一方面也指出唱片时代稳定的、等级的“作者性”认定方式在数字时代面临着新挑战。文末引入内格斯（Keith Negus）的“解绑”概念尝试提出理解“作者性”问题的开放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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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古代诗歌的叙事传统研究

从诗史名实说到叙事传统

董乃斌

2019, 39(1): 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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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万事万物皆有名实问题，“诗史”亦不例外。“诗史”之实，早在人文初始之时已然存在，其名亦非《本事诗》作者孟棨所创。孜孜如古人解经般索解孟棨所言之“本义”，不过是在已有理解之上再添一种理解而已。而在此前后，人们种种解说，或用“诗史”之名进行文学批评，或根本反对这个概念，皆各有其理由和贡献,扬此抑彼，实无必要。今日除梳理“诗史”漫长的理解史外，立足于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史之丰富实践，以研求“诗史”可能之义涵，试作现代的解释，并将诗史言说与叙事传统联系起来考察，从而较为深入地把握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也较清晰地勾勒出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对中国文学史的贯穿，以破解“抒情传统唯一”的执念，或亦不失为古典文学研究一个可行的方面。“诗史”字面简单而含义繁复，毕竟只是对一类好诗的评价，而好诗并非仅限于此。对“诗史”概念虽理解不一，大体其实相近，唯或赞或否，则应人各自便，无需强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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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古代诗歌的叙事传统研究

叙事抒情演进与五言诗体新变

李翰

2019, 39(1): 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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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由汉末发轫，民间乐府叙事诗得风气之先，且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故事诗。文人五言诗兴起后，抒情逐渐压倒叙事。文人的文化传统与知识素养，又使得辞章、藻饰较方便地参与抒情，辞藻的中心色彩逐渐显现。随着抒情诗情感力度的消弱，辞采更为凸显。两晋南朝，诗歌的事、情等内容层面都进一步乏弱，藻采上升为诗歌最重要的艺术追求。文学自觉的深化，具体落实为对文学形式美的追求。正是在叙事——抒情——藻采这一发展路径中，声律作为形式美的极致，顺势而生。审视汉魏至六朝五言诗的演变轨迹，叙事、抒情的消长，作为原动力，对文学史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引起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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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古代诗歌的叙事传统研究

叙事与诗史——以清初三家杜诗注为中心

杨长正

2019, 39(1): 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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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向有“诗史”之称，而“诗史”之核心为叙事。清初仇兆鳌、浦起龙、吴瞻泰评注杜诗，都比较关注杜诗的叙事问题。仇、浦常透过诗歌的表现手法，揭示其所呈现的事实，其叙事观可谓是“以事统叙”。吴氏重在考察杜诗叙事的“叙”，认为杜甫“以史法为诗法”。三位清代学者对杜诗的叙事分析，正是“诗史说”的批评实践，故梳理他们之注杜，可以深化对诗史与叙事关系的认识，也可比较具体地了解诗歌抒叙两大传统并存与互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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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古典诗学研究

希罗多德与古希腊诗术的起源

刘小枫

2019, 39(1): 1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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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古希腊文献中，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用法首次见于希罗多德的《原史》，绝非偶然。《原史》并未讨论“诗学”问题，但为我们展现了古希腊诗术诞生的历史语境。如果要探究poiētikē[诗术]这个语词的语义问题，需要考察为何作诗与其他制作技艺在性质上的差异恰恰在雅典民主时期会成为一个问题。要恰切理解古希腊诗术面对的源初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雅典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问题。希罗多德究竟是如今所谓的实证史学家抑或善于“制作”的诗人，古典学家虽然迄今没有定论，但希罗多德的《原史》是因应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及其问题的纪事体制作[作诗]，却是不争的文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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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古典诗学研究

诗艺与德性——柏拉图评析古希腊诗人

林志猛

2019, 39(1): 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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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诗人提尔泰俄斯特别看重对外战争中的勇敢德性，忒奥格尼斯则突显内战中的德性。诗人与立法者相互影响，但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在构建政治制度时，其首要目的并非战争的胜利及相应的德性。诗人和立法者都时常涉及快乐和痛苦这两种人的基本性情，无论作诗还是立法，皆不应仅仅着眼于训练人克制痛苦或取悦多数人，更重要的是培育人去勇敢地征服各种快乐和欲望。诗艺不能只服务于培养战争德性或政治德性，而应指向完整的德性，从而形塑健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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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古典诗学研究

荷尔德林和德意志的命运

娄林

2019, 39(1): 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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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的诗歌可以理解为他对康德哲学的意义和可能性的回应，他所创造的诗歌有两个目的，一是构造并传达启蒙哲学神话，二是塑造一个民族神话：让德意志成为哲学民族。正是在这个根本意义上，海德格尔才会把荷尔德林视为领会此在本质的德意志诗人。《许佩里翁》之所以以希腊为哲学开端，是因为希腊人对整体或者“一”的哲学规定，但希腊人的哲学思考必须经过康德哲学所养育的荷尔德林的消化，才能创造新的哲学民族——德意志，这就是荷尔德林的德意志命运。而这一命运是否能够成功，首先取决于他启蒙人性的努力是否成功。但是，既然是重塑的自然，就至多是“第二自然”，而非自然之为自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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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文章”经国与“作者”自觉——《典论·论文》原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

张岳林, 杨洋

2019, 39(1): 13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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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觉”“文学不自觉”都不是曹丕清醒意识到的问题，今人以此批评曹丕的文学观，存在“以西律例”“以今律古”“碎片化”等问题。从建安时代的文学话语建构角度说，《典论·论文》是以“文章经国”的视野，和“作者自觉”的论述为轴心进行的原文学批评话语建构，是建立在国家意识基础上的总体化的文学纲领。其“文气”“文人”“文章”“文体”等概念及其建构的整体性批评都是具有丰富意义的原文学批评话语，体现了汉魏时期文学观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含混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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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南朝士人群体“幼属文”现象的流行与文论中“才主学辅”观念的确立

徐俪成

2019, 39(1): 14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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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士族子弟间兴起的“幼属文”之风，源于汉末以后“以名取士”的社会风气。晋宋之后，文章成为士人攫取名声，提高入仕资源的手段。在惧怕年命不永、以早达为高的社会风气下，南朝后期士族子弟出仕时间的普遍提前，“幼属文”现象也逐渐向低幼化发展，甚至将学习属文提到了学习《五经》和史传之前。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社会中大量出现以“幼属文”成名的早熟作者，社会舆论也更倾向于用“天才”解释文才的来源。这些舆论深刻影响了刘勰、钟嵘等齐梁间主要文学评论家，使他们在论及文学才能时更倾向于使用“才主学辅”的解释结构，将天才视为结撰文章的主要能力。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此后中国文论中对天才的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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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苏轼的游寺诗及其禅悟的进阶——兼论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三种类型

李舜臣, 高畅

2019, 39(1): 15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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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平生行迹，几半天下，所至之处，尤喜游寺。所作游寺诗，集中在他外任或贬谪之时，即凤翔、杭州、黄州、岭南四个时期。苏轼这四个时期的游寺诗的书写旨趣、格调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颇为鲜明地反映了他禅悟的进阶，亦典型地体现出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三种类型，即纪实绘景型、阐理写心型、明心见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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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明清“闺秀诗”的分类及其文学史意义

宋清秀

2019, 39(1): 16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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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诗可分为才女之诗、女史之诗、女士之诗三种基本文学类型。女史是能文之闺秀，女史之诗类似诗人之诗，“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为“风雅之正传”，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才女是能诗之闺秀，才女之诗类似才人之诗，凭借天赋而早慧，“角胜于当场”，令闻之者“惊奇仰异”。才大者如叶小鸾，为才女中卓越者；才小者亦因早夭或风流韵事而为世人所知，其文化价值大于文学价值。“操行贤明”、“明敏有决断、能识大体”而有士行的能文闺秀则称为女士，女士之诗类似学人之诗，因操行贤明而作品“取境特高”，特别是“兵乱中犹时以诗歌见志”而有令名。女士之诗承继了传统诗学的“诗以载道”的重任，使闺秀书写的正统性获得社会的认可，其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本文通过对闺秀诗三种基本文学类型的阐释，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每种类型的文学内涵及诗学意义，可能对闺秀诗与闺秀诗学理论有一个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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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文学经典价值延伸问题研究——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为中心

刘俐俐

2019, 39(1): 17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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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文学经典价值延伸现象与规律为研究对象，在确定本文“内在价值”构成是价值发生原初条件的理论基础上，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在我国译介以及意义发生的历时考察为依据，在辩证讨论中探究到文学经典意义发生的一般规律：总是最先顺着作家理想诉求，顺着“第一批读者”的意义方向，是作品“内在价值”得以释放的表现，更奠定了后续意义延伸的基础。论文发现了文学经典延伸过程的阅读和意义发生出现既有理论无法覆盖和解释的特异现象。第一，沿着作者诉求以及“第一批读者”所获意义的方向，后续意义是在别样语境及时代理念氛围中，超越性扩展性地发生，两个阶段意义发生呈现为逐步移动趋势，但并不对立和矛盾。第二，意义发生超出了“文本限定的意义域”，从作品重心移向了当下语境个人自由体悟；从文本内部特性向越出文本规定性转移，此乃意义发生的特异现象。论文最后基于特异现象分析，提出了以大历史视野为考察文学经典价值通过贮存和转换而得以延伸的原则，如此方可正确理解文学经典的冷热变迁和教育功能暂时缺失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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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谬误与生成：“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和中国新文学

韩亮, 张博

2019, 39(1): 1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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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作为“象征主义”诗人被中国新文学接受下来的历史事实既是需要辨析与澄清的学理错误，同时也是接受史研究的典型案例。波德莱尔的接受误差中蕴含了新文学进程的参与者对正在发生中的文学现实所怀有的构想与预期，即在本土语境中重构波德莱尔的形象，赋予他与法国原型所不同的“标签”，从而完成自身的文学成长和身份构建。这一“吸收/改写——成长”的模型是中国新文学进化史的重要表征与接受史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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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

赵雪梅

2019, 39(1):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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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创伤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热点日益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就文学领域的创伤研究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创伤研究在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探讨两大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创伤研究者对创伤文学文本批评的偏重造成理论探索相对滞后。已有研究多立足于创伤理论的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学科基点，缺乏必要的文学视角作为参照，意味着创伤理论的文学建构仍是一个亟待挖掘与开拓的研究领域。其二，创伤概念产生的历史与文化的情境表征了其与生俱来的西方特性，同时也揭橥了这一概念特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研究对象。然而，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鉴于此，本文从文学与文化的视角出发，拟对文学中的创伤研究，尤其是文学创伤理论进行探讨，希冀在梳理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反思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推动国内文学创伤理论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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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何以流行，如何经典？——市场运作视角下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媒介价值评估功能初探

石娟

2019, 39(1): 2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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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市场中的文学，其价值评估标准与新文学差异极大，其文学生产与消费机制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一度备受谴责的“消遣”“趣味”“模式化”等文学特质。梳理其生产与消费机制，可以发现，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从流行到经典的生成过程中，市场运作行为联结各方，贯穿了近现代通俗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以此作为视角切入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的诸问题，可以进入历史现场，并对通俗文学之种种（问题、理念和事件等）给予系统的梳理和理解，具有方法论意义。由此反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从流行到经典过程中的媒介功能，不难发现，报刊是通俗文学文本“流行”生成之文学场域，单行本奠定了通俗文学经典文本经典化之雏形，二度创作确立了经典文本的地位，并延续了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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