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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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论海德格尔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朱羽

2013, 33(5):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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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可以视为这样一种方案：符码的转换在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从“此在”的分析引出的“存在者层次/存在论层次”“本真/非本真”等具有辩证含义的对立到最终符码转换的失败来看，这些符码转换运动不啻是一种“语言的实验”。只有从“转码”运动中才可能把握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历史具体性，并真正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的政治选择以及其哲学的意识形态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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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问题

汪正龙

2013, 33(5):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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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关于美的本质探讨转向美的生成，转向艺术、社会、人生，转向感觉和感性的解放，对传统美学进行了形而上学颠倒，推动了20世纪美学的感性解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的种种矛盾，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批判性维度和方法论，为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奠定了基础。20世纪美学对马克思美学思考的关系，呈现出继承、发挥、修正、质疑或挑战等诸种情况，并且常常多种情况交织在一起。无论对马克思本人美学思想的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构，既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也是一个面对现实的再创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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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新文学进化论”与世界文学史观——评美国“重构派”莫莱蒂教授的学说

吴雨平, 方汉文

2013, 33(5):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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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世界文学重构”的主体性理论观念之一，莫莱蒂的“新文学进化论”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进化论在后工业化时代语境下的再现。达尔文进化论虽然曾经对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理论有一定影响，但其认识论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早已暴露得相当明显。而莫莱蒂所提出的情节与风格的相互作用的论点，结合了形式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体系学说所体现的历史观念，作为重构世界文学的创新性文学史观，突破了结构主义以来世界文学史共时史观及研究模式的束缚，对西方文学史观的理论更新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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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文学理论会产生什么后果？——斯坦利·费什的“理论无后果说”刍议

陈后亮

2013, 33(5):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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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一直被认为可以产生很多后果。在文本层面上，它可以改进阅读和批评实践；在社会层面上，它甚至可以带来政治改变。但费什却提出相反观点，认为理论不会带来任何后果，因为它妄图以超越于实践之上的姿态指导实践、以绝对中立的视角获取对文本意义的普遍解释。文学理论充其量只是对解释行为的描述，而不是解释行为本身，因此它不会带来任何实践后果。真正影响批评实践的是信念，而非理论。但反过来，只要我们不再把理论看得高于实践，而是认识到它也只是一种毫无特殊优越性的实践形式，那么理论研究便可以带来值得期待的后果，只是这种后果绝不会逾越学术的边界，也就无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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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克林思·布鲁克斯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实践

付飞亮, 曹顺庆

2013, 33(5): 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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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思·布鲁克斯在小说批评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对威廉·福克纳小说的研究上。布鲁克斯认为小说批评与诗歌、戏剧批评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在小说批评中，布鲁克斯仍然保持对反讽、悖论与象征等文字技巧的强调，并认为小说是一个有机体，应该独立于社会生活与政治宣传，反对浪漫的感伤主义。当然，布鲁克斯在小说批评中也注重对历史与地理环境的考虑，注重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他的全部作品对特定小说的影响，重视读者的作用，这反映了他对新批评的非历史主义与反对生平传记式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的一种修订。最后，从三个方面对布鲁克斯的小说批评进行了反思：主张对小说进行细读，从逻辑上来讲存在困难；其批评模式最终可能会与哲学纠缠不清；为了应对“一元论”的指责，布鲁克斯可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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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从《桃花扇》到《山海经》：石听泉教授的中国文学研究之路

彭国忠

2013, 33(5): 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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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石听泉教授（Richare E. Strassberg），自幼接触中国文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开始研究《桃花扇》，撰写并出版专著《孔尚任：清初的一个文人》，研究孔尚任的生平和时代，并探讨文学作品和作者生活的关系，认为孔尚任把很多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件放在他的戏曲里面，有较多他的自传的成分。由《桃花扇》及其中的江南山水，他对中国小说、戏曲，进而对江南园林和中国山水文学，再进而对《山海经》和中国的梦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形成了他独特的中国文学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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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蓬莱、丹药与大鹏：杜诗中的道家因素

刘皓明

2013, 33(5): 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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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旧有诗圣之称，本文则讨论其诗歌所体现的与道家的元素与其生平中与道家的关系。文章首先揭示杜甫对道家为唐代立国之教的态度及其对朝廷的道家色彩的想象；其次讨论杜甫的道家信仰与实践，尤聚焦于其与金丹论的关系；最后，文章勾画其晚年出川入湘后诗歌中所体现的因循《庄子》之说而生的自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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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作者”观的生成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李春青

2013, 33(5): 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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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述而不作”（孔子）到“作者之谓圣”（《礼记》）再到“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曹丕），从先秦到汉魏之际，中国古代“作者”观呈现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从原因角度看，这一过程与士人阶层社会境遇及身份意识的变化有密切关联，而从结果角度看，则与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文体意识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代“作者”观发生与演变的历史表明，“作者”这一称谓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蕴涵，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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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北宋词论雅词—俗词体系的建构与柳词的标靶作用

徐俪成

2013, 33(5):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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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北宋之前只是一种曲艺，多为遣兴所作，属于低俗文学。北宋士大夫被词的艺术潜力所吸引，力图使它登堂入室，变成适合士大夫创作的文体。在这个将词高雅化、合法化的过程中，柳永的词起到了奇特的作用。北宋士大夫通过词学评论，将本属于词体本身的“媚俗”的特征变成了以柳永词为代表的“俗词”的特征，并借助与柳永词作的对比，建构出适合士大夫创作的“雅词”概念。经此过程，进入了词作领域的士大夫阶层便不需再时时为这一文体“俗”的特征而苦恼，对柳永词“俗”的评价，反倒成为了让词逐渐脱离“俗”的标签，变为高雅艺术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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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复古思潮与明代词学

余意

2013, 33(5): 1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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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思潮影响明代文坛颇为深广，词学自然难以置身事外。复古理论将宋代诗歌摒弃于视野之外，而将盛行于宋代的词接续上古以来汉魏六朝的诗歌传统。介入之下，明代词学深入探讨了词之音调、抒情、美学等方面的体性；由于南宋词范型内在地符合宋诗精神，明代词学建立了晚唐五代之于词学如汉魏六朝诗歌之于诗学的谱系模式；具体创作上遵循着“拟议”以求“变化”的路径。复古理论与明代词学之间比较分析的结果是二者存在着同构关系。复古思潮强化明代词学的理论品性，具有积极的意义，是清人继续完备词学理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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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

王宏林

2013, 33(5): 1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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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是以《唐诗别裁集》初刻本为蓝本编选而成，主要表现为编选体例和选诗宗旨相近，所选篇目相合率较高。《唐诗三百首》选诗既重“诗教”，又重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它在沿袭《唐诗别裁集》初刻本推尊盛唐观念的同时，降低了初唐诗的比重，突出了中晚唐诗歌，并把李商隐归举为唐诗大家。《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反映了清代中期诗学思潮对唐诗经典体系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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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文学穿越现实的独创方法——以中外经典作家为例

吴炫

2013, 33(5): 1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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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些普遍性的创作方法，是否可以解释中外经典作家的独创性和原创性，是一个新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陀思妥也夫斯基、鲁迅等作家在文学独创方法上的共同经验，都是针对社会现实提出作家独特的哲学或人文问题，然后针对这样的问题建立起来作家独特的个体理解，再由这样的理解派生出作品独特的文学性结构，从而呈现出“个体问题——个体理解——个体结构”的方法图式。否定主义文艺学将这样的方法解释为“穿越现实的文学创作方法”。这样的方法可以利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浪漫主义的奇幻和现代主义的心理、变形等方法，可以突破时代、文化和既有文学资源的束缚获得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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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

宋伟

2013, 33(5): 13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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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当代思想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言说方式的变革或转型，现代性理论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后理论”或“理论之后”等议题成为学术反思的前沿热点问题。从批判理论的视域看，“后理论”应该是一种具有解构批判精神的后现代性理论范式。“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重构，不仅仅是当代文化急剧变化的一种回应，它更是一种批判性的质疑。因此，现实关切和批判向度成为当代文学理论重构所亟待解决的文化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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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艺术话语权与中国文艺理论国际地位问题的新世纪考量

时胜勋

2013, 33(5): 13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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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话语权是中国艺术遭遇西方话语霸权所出现的文艺理论新问题，由于理论表述对艺术话语呈现与话语权获得至关重要，因此文艺理论话语权是中国艺术话语权的核心。国际地位是话语权走向国际性的问题深入，它更为自觉地将话语权纳入整体性的全球框架之中。然而，全球文艺理论框架中的中国文艺理论却是“无声的中国”，由此中国文艺理论国际地位问题也就逆势而出。针对国际地位这一问题，中国文艺理论界强调“国际化”方向，但遭遇两大困境，其一翻译不够，文论走出去的力度欠缺，其二是西方中心主义。故此，加大翻译力度与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就成为国际地位问题难以回避的任务。国际地位问题的真正解答应着眼于中国文艺理论的精神与身份、国际影响力和世界文艺理论这一基本论域，即立足自身（民族性），经由全球化（多元性），最终走向世界文艺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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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文化转向与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合法性”考察

李艳丰

2013, 33(5): 14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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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话语“合法性”的理论视域入思，结合当代社会文化结构转型与话语生产机制的嬗变，考察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从“合法性”生成、固化到陷入“合法化”危机的历史运演逻辑。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其话语结构、属性与功能均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症候。随着80年代的终结、“现代性”的断裂、社会文化结构转型与话语生产机制的嬗变，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范式，最终陷入理论阐释的焦虑与贫困。文章在反思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合法化”危机的同时，亦对其做出了适度的话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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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再论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

赵敬鹏

2013, 33(5): 15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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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字分属不同的符号系统，语言作为声音符号，其独特之处在于音中有“图像”（语象）；而与一般图像相较而言，文字是可以发音的图像。进一步研究表明，语象和所指物相似与否，只能决定所指意与所指物的关系，却不能动摇语音与语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不足以影响语言符号的实指本性。但是图像并非声音的标示，其符号能指与所指物之间的“相似性”是图像虚指的根源，观者凭借心象“信假为真”地理解图像，则成为加剧图像虚指的主观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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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工具和本体：庄子美学的语言观

颜翔林

2013, 33(5): 16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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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对于语言的批判表现出深刻的思想矛盾。他认为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本体，体现出一定的辩证理性。语言是一种诗性的精神存在并且参与了文化的创造，而《庄子》文本的语言印证了庄子的诗意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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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论中国美学的悲剧意识

朱志荣

2013, 33(5): 16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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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的悲剧意识，体现了主体以己度物的诗意体验，包括对自然生离死别的感受等。中国古代诗文中的伤春悲秋之作，就是这种体验的表现。人生悲剧中的文人悲剧意识、英雄悲剧意识和女性悲剧意识有着自己的独特特征，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崇敬，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悲愤、沉痛的哀思和无尽的思索。而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的悲剧，则由英雄气概逐步走向平民化、世俗化。这种悲剧意识一方面深受儒、道、释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也具有突破传统文化樊篱和束缚的潜质，体现了感人的悲悯情怀、深沉的忧患意识、宣泄怨愤的情感和悲喜交错等特征。中国戏曲中的悲剧往往以大团圆结局，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求善的文化心理的影响，具有强大的道德感染力，是主体欣赏心态得以平衡的需要，也顺应了大众文化的娱乐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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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以美解脱：《红楼梦评论》的“佛味”与王国维美学之思的症候

许宏香, 杜卫

2013, 33(5): 17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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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并非简单搬演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和美学，从佛学角度观察，王国维将个人丰富的佛学知识“化”进了中西学术会通的大结构，这一“大结构”的起承转合和关键走向由解决何为生活本质的个体人文冲动“小结构”所推动。其主导方向在欲的态度、苦的认知与解脱境界等方面与中国佛教心性论传统形成对应，“佛味”成为中西古今“视域交融”的一个背景和中介。但由于大小双重结构的复杂性，转个体人文冲动为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佛味”见证了王国维美学之思含混性的一面，此症候既为中国现代美学带来突破之功，同时又被宗教功能定位的后遗症所困扰。“佛味”未进一步向佛理转化，也未实质引入其他可能的宗教解脱资源或主体建设方案，以美解脱最终只获得了理想价值，真正独立的现代美学主体之诞生就此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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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满族萨满神话与生态美学

阎丽杰

2013, 33(5): 19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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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传统的渔猎文化和自然环境有着多维度的融合关系，萨满神话以万物有灵论为其哲学基础，以其原始诗性思维尊奉自然、敬畏自然，对话自然，隐含了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状况，因而较早地具有了生态美学的维度。满族萨满教推崇天地合一，万物有灵，物我混融，万物同亲。在满族萨满教神话中，人类与自然互动，并与自然万物有一种血亲关系。萨满沟通天地神人，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因而，满族萨满神话的创作体现了生态美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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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学人类学研究

迷狂与书写：对“天书”母题的再反思

李永平

2013, 33(5): 19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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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苏格拉底一再强调，大诗人们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在西化的、现代性的学科遮蔽的背景下，我们无法真正理解故事和抒情诗的功能。“天书”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天书”母题的背后蕴含着源远流长的神谕传统。萨满文化中通神、占卜、禳灾、招魂、疗救的信仰仪式体系是“天书”母题产生的根源。次生口头传统时代，神授天书正好迎合了下层民众对超常知识、能力、寿命的渴求需要，其背后隐藏着沟通天人，知识神授的远古人类口传文化的神圣大传统，这才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神话叙述的观念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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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学人类学研究

审美人类学应重点研究族群文化的美学内涵

王政

2013, 33(5): 20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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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审美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族群文化中审美观念及其表现形式、以及它们生成、变化与发展的规律。当一个族群文化的审美内涵被工业文明、大众文化所浸润,其独特内核已走向消解时，那就不再是审美人类学关注的重心了。审美人类学应宜立足于自己的特殊领域——族群文化审美内涵，并保持人类学学科的实证性“特异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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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学人类学研究

论审美活动根源意义的原始发生

朱媛

2013, 33(5): 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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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美学的研究中，原始社会的审美活动附属于其他活动之中，美学家关于艺术以其直观特质充当人类根源性活动的研究又表明审美活动不仅不附属于他者，而是一切活动的根源基础。鉴于两者的理论相悖所带来的问题，即审美活动的原初、本源、本真性价值是否不适用于原始社会，原始人是否是没有审美活动的另类人，美学上需要论证审美活动根源意义的原始发生。从对原始艺术三重心理研究中发现，原始人的审美活动具有较大的独立意义，甚至表现出了审美活动的根源意义。对于原始审美活动的理论遮蔽，起因于语言陈述、功利因果、生理生存、共同体假定等理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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