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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吴承学
    2012, 32(6):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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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一些文章总集在其目录或卷首著有简述文体渊源流变的小序,这种形式原来并没有统一的名称。为了对此进行更为系统、更为自觉的研究,拓展中国文体学研究学术空间,有必要使用“序题”一词予以定名。序题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重要且历史悠久的批评文体,它萌于汉,成于晋,宋元始兴,至明清、民国尤盛。序题作为批评文体的主要特色与理论价值是:以辨体为核心、理论之系统性、理论与文本的密切关联。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李春青
    2012, 32(6):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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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赏批评”是基于“鉴赏判断”所进行的诗文批评,是以审美趣味、情感体验为基本标准的文学批评活动。这种鉴赏批评在中国是从西汉末期开始形成,直至东汉末期才基本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之始,刘向、扬雄、刘歆等人起到了重要作用。鉴赏批评的形成有赖于帝王、士大夫趣味的变化,是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就这一语境而言,在学界流传已久的“人的觉醒”之说是一个值得怀疑,值得重新审视的提法。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王晓骊
    2012, 32(6):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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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诗画一律”思想的引导下,绘画的文学化成为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的主要发展趋势。寄托比兴的文学思维方式开启了绘画托物言志、即物抒情的大门;题写于画上的诗文题跋又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画境,极大地加强了绘画形象表情达意的能力。但是,不管是绘画思维的渗透,还是文字形式的介入都是以保持绘画的艺术独立性为前提的,绘画作为造型艺术“赋形传神”的审美目标决定了文学手段的运用边界。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程刚
    2012, 32(6):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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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是宋代经学家、文学家,在这两个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宋初百年的经学是经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变古”时期,初步建立了与“汉学”对峙的“宋学”。欧阳修是参与者更是领导学风转变者,他的经学学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怀疑、平易、实用和简要。欧阳修一身二任,既引导了经学学风的转变,又在宋代古文运动中引导了文风的转变,他对古文文体的推崇,对平易文风的提倡,对实用文风的强调以及对简而有法的文风的身体力行,使得古文创作走上了正轨。欧阳修所引导的经学学风转变与古文文风转变既同步进行,也保持着方向与趋势的一致性。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徐玮
    2012, 32(6):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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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词派具有地域特色,除浙常两派之外,广东词坛也具有独特的成就,谭莹正是其代表人物。谭氏词论主要见于一百七十七首《论词绝句》。他一方面深受到浙派的影响,审美旨趣如推崇清空、雅正,同时又能以重情、重品、反对攀摹偶像等概念来加以矫正浙派的空疏、枯寂、堆砌。本文从谭氏对词人的评价及其词史观探讨他对浙派的接受与反拨,以冀深入了解谭氏的词学理论及道咸年间广东词坛上浙常交替的情况。
  • 中国理论问题研究
  • 中国理论问题研究
    陈晓明
    2012, 32(6):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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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一历史梳理,本文的梳理表明,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笼罩在法国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传播的阴影下;由此可见,中国的解构主义传播注重观念,而不是文本细读式的技术分析。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有加强之势,但其“解构”特征又被其文本分析的技术性所缩减,它被放置在叙事学的框架里得以传播运作。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丰富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启;同时,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极有必要从美国解构主义那里借鉴更具有文学修辞意义的文本细读方法。
  • 中国理论问题研究
    吴秀明, 章涛
    2012, 32(6):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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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作为一种新的史料形态,尽管在总体上明显处于滞后状态,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从认识到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就。本文拟以现有成果为契入点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考察,具体论述有三:首先,着重就纵向历时性层面归纳梳理学界在文献史料问题上所经历的主观认知嬗变与研究范式的调整;其次,主要从横向共时态维度对它在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清理和盘点;最后,是在纵横分析基础上,从文献史料角度对如何“重建”当代文学提出自己的思考。
  • 中国理论问题研究
    金浪
    2012, 32(6): 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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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在朱光潜美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提供了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的知识背景,而且也成为他修正克罗齐的重要资源。作为现代实验心理学之前身的经验联想主义对经验联结的研究有助于克服形式派美学在审美、科学、道德之间的区分,这使得朱光潜可以重新思考文学与道德关系,弥补形式派美学片面强调审美独立性的缺陷。通过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与中国儒家礼乐精神相沟通,朱光潜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情的美学”,并将美学提升为一种政治方案。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格雷厄姆·艾伦
    2012, 32(6): 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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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荷兰艺术家贝基洛维奇在2011年展出的录像艺术作品《如何止住下落》为分析母本,论述艺术之可逆性。本文基于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著述以及德里达在其论文“Mes chance/My chances”(暂译为“偶然/机会”)中对于卢克莱修的解构论述,反思艺术对于自然世界的熵逻辑的抵制。本文还从卢克莱修及现代科学对宇宙的认识这一角度,反思贝克洛维奇等人在作品中对于重力观念的干预。本文在思考艺术可逆性的同时,突显自然、艺术与偶然观之关系的一些问题。卢克莱修原子论学说及其克里纳门(偏离)的观念强调偶然性,而正如德里达所述,卢克莱修论述的方式与解构尤为一致。本文在此语境下讨论艺术是何种方式现实本质上的偶然性质。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王晓华
    2012, 32(6): 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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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美学史上,主体观决定着身体意象的建构。由于主体观的不同,身体会分别显现于客体、主体、主体-客体系列。自泛化的原始身体图式被扬弃之后,古希腊美学中的身体意象建构就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发展:苏格拉底、柏拉图、爱比克泰德、普罗提诺等人将身体理解为纯然的客体,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爱尔维修则认为身体具有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虽然他们都将身体当作容纳者,但主体观的不同却使他们建构出了不同的身体意象。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两个身体意象系列的具体形态,认为其中分别蕴含着灵魂主体论范式和联合主体论范式,而这两者都对后世西方身体美学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陆兴华
    2012, 32(6):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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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探讨电影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来全面介绍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最近十年的电影理论,并从中梳理出这样一条叙述主线:电影接过了欧洲文学现实主义的旗帜,曾或正或将成为一架“共产主义机器”,来调制正在到来的人类共同体的新感性,用影像这一汇合过去与未来的空间,来实现这种新感性的全球分配,通过一种新的审美-政治,把人类带向全新的生活形式。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钱翰
    2012, 32(6): 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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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是以二十世纪的语言论转向作为主要的断裂点,把文学批评的内部转向作为文学批评和理论的革命性变革。然而,实际上,19世纪的科学化转向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语言论转向不过是科学化转向的必然后果之一。19世纪文学批评的认识论转向重新定义了文学元语言的目的和功能,现代大学体系的建设和科学话语的发展使文学批评走向了认识论的道路,文学元语言从审美走向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史批评确定了对文学批评的“科学要求”,而语言论转向是对这一要求的实现。文学元语言抛弃价值判断是当前文学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赵玉
    2012, 32(6):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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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在美学思想的革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内在问题,可大体概括为:扩充审美对象领域时走向了一种极端;扩充审美经验领域时表现出了自相矛盾;强调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时忽略了美学本身的内在特质和学科独立性。如何寻找一个平衡以免矫枉过正,似乎是当前的环境美学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匡骁
    2012, 32(6): 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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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体制问题发源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分析美学阵营关于艺术定义的论争。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和“艺术惯例”论显示了美学讨论从“本质属性”向“关系属性”的转向,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学特征。之后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则在此基础上,通过从合作和冲突的维度分析艺术体制的结构性规则,使当代美学跳出了传统艺术哲学的封闭性思路,对美学和社会学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互补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 现当代文论研究
  • 现当代文论研究
    胡德
    2012, 32(6): 1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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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世界对现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中,毛泽东时代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妖魔化;而在文化领域内,提起“十七年文学”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时,事态也不见更好。对这激进时代的否定可谓是当代东方主义式汉学的关键内容,但当下学界也有一种试图恢复并重建的努力,将毛泽东时代的追求作为一种另类的农业社会的现代性,对其复杂性加以探讨。本文试图从福柯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读毛泽东时代的话语方式,将所述时代置于其自身的语境阐释其生产力与主体性,以区别于当下将这一时代置于冷战-殖民观念之下的阐释视野。赵树理小说创作为我们从文化哲学层面阐释这个时代提供了理想的个案,本文第二部分即以赵树理的短篇小说为例。作者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以其具有高度政治复杂性的艺术自觉,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挂帅”的文学。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刘毅青
    2012, 32(6): 1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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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所要求的对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觉醒,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里强烈地表现出对传统的批判,甚至是通过批判传统而达到现代性。但这种启蒙造成了近代中国文化主体的失落,导致一种文化的“虚位”,这就使得中国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五四以来的启蒙导致的中国主体性丧失的后果在后殖民的香港和台湾,首先被人文知识分子所深刻地体验。有鉴于此,叶维廉认为,在香港殖民文化统治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能够让殖民地下的人民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实现民族觉醒;文化认同能够促使对自身殖民文化限制的反思,文化认同由此具有启蒙的功能。因此,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由五四时代作为启蒙批判的对象,成为文化启蒙的主体。后殖民的启蒙要以传统文化重新找回自身的主体性。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孟庆澍
    2012, 32(6): 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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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民初政论的代表,甲寅文体承担了文学媒介发生变化之后文言散文的新功能,在章法和文法两方面体现出欧化倾向,展示了古文的某种“弹性”。它与新文学虽立场不同,却有深刻的历史联系,即对文体逻辑性的追求及其背后的文法学等近代学科体系的接受、阐释与建构。它们采取了共通的知识生产策略和模式,也遭遇共通的悖论式困境。这一事实形象地说明了以文法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在进入晚清文化语境之后,如何被不同背景的写作者接受并加以改造,既激发出传统知识形态(古文)的内在活力,也推动建构了新的知识体系(新文学)。
  • 现当代文论研究
    陈彦
    2012, 32(6):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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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之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从传奇故事转而为历史面向的经验展开,把人物活动镶嵌于历史性的“经验景片”中,以细致呈现湘西古老社区生活面临的现代转变,而这转变不仅见诸于心理、观念层面的现代惊奇与眩惑,更深刻表现在地区权力关系和道德秩序面临的冲突与危机,以此形成有别于传统的伦理图景。虽然湘西书写中现代城市文明批判的心理、观念主题还在,但是因为触及到地区生活和权力关系变化的经验深层,《边城》及其之后湘西书写的伦理指向,显然和沈从文更为深刻的现实关切相联系,那就是湘西将向何处去?中国将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