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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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鹏军

2017 (4): 6-15.

摘要 ( 634 )

PDF(1418KB) ( 323 )

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冲击转换、社会时局动荡不安背景下的曾国藩的诗文理论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包括强调文学与世变相因、提倡“经济”之学，继承发展古文阳刚与阴柔学说并将其与文章风格类型、变化发展观念相结合，关注古文文体功能特征、主张骈散相济、奇偶结合，关注公文及其他应用文体的形态功能，主张在积理极富的基础上追求修辞立诚、强调创新自立，强调诗文声调和谐之美、以诵读传达情韵等方面。这种思想观念一方面表现出传承与维护正统的理论倾向，另一方面表现出适当变革和求真务实以挽救文风、适应时代需求的近代意识，反映了曾国藩及其同道者在继承传统诗文理论基础上进行适度变革转换的稳健姿态，也透露出中国近代文学理论发生内在变革和寻求理论出路的时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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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的词论与词艺——兼论其与清末词坛的关联

陈松青

2017 (4): 16-25.

摘要 ( 409 )

PDF(1929KB) ( 233 )

易顺鼎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早年酷好填词，乃至“以词为性命”。其论词，遵从本色派，尊尚“灵气”“情兴”“清空”，强调在“用意”“铸词”“设色”“命篇”等方面下工夫。其词论不仅与主张“托体之尊”的清代词学主潮异趣，也与“词为小道”的观念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其词“奄有众妙，不名一家”，以抒写性情、逞尚才气为旨趣，意蕴深挚曲折，语言流利尖新，尤以意境深邃之作最具特色。在对待传统路径上，他的词与他的诗很不相同，但追求“不唐不宋”“成咱们家一派”的精神却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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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迹”“赋心”说涵义新探

陶慧

2017 (4): 26-31.

摘要 ( 452 )

PDF(1870KB) ( 159 )

“赋迹”“赋心”说出自《西京杂记》卷二“百日成赋”条，历来被学者作为研究司马相如及西汉赋论的重要材料。然而其说实际上并非出于西汉时之司马相如，而是魏晋人假托古人发表的对赋的一些观点。而这则赋论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它对汉大赋词采华瞻、内容宏富的特点作出了精准的概括，更在于其间折射出了在魏晋文论观和玄学时代思潮影响下，魏晋时人对辞赋本体与辞赋创作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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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事作诗人”的接受维度与误读原因探析

熊湘

2017 (4): 32-39.

摘要 ( 432 )

PDF(1908KB) ( 151 )

“余事作诗人”是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中的诗句，其本义为韩愈对席八的赞许。自宋代始，部分论者将其作为独立的话题，阐发一己之见。部分论者将自己的理解附会到韩愈身上，形成解读与还原之间的错位。他们对“余事作诗人”的理解包括：以诗歌为文章余事；以诗歌为政事、德行之余事。前者反映出北宋欧阳修等人的诗学观念，后者延续了古人传统的价值判断。重视典故、出处的笺释思路，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原诗的本意，从而成为误读不断的重要原因。此外，后人在诗歌中对“余事作诗人”的化用，则继续了“诗人”身份的诗性表达，也接近于韩诗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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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法兰克福学派：从“非同一”到“独异”——塞缪尔·韦伯访谈录

赵勇, 塞缪尔·韦

2017 (4): 40-47.

摘要 ( 346 )

PDF(1391KB) ( 193 )

通过这一访谈，塞缪尔·韦伯教授生动地回顾了1960年代跟随阿多诺学习的经历，呈现了阿多诺思想中目的论倾向和“非同一”观念交织的特征。结合阿多诺的真实处境和“非同一”思想的局限，笔者和韦伯教授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行动规划之间难以逾越的间隙。在“非同一”观念的基础上，韦伯教授汲取了克尔凯郭尔、本雅明、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重复”“独异”这些聚焦于具体事物的观念。访谈还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引出了“异域词语”问题和阿多诺的身份问题。此外，韦伯教授从词源和义理的角度出发为汉语译介“Essay”提供了参考，并风趣地评点了阿多诺的爵士乐批判和鲍伯·迪伦的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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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碎片的解剖与审美——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碎片思想谱系解读

杨向荣

2017 (4): 48-54.

摘要 ( 506 )

PDF(1371KB) ( 158 )

在齐美尔的审美思想中，印象主义式的现代性审美体验源于对碎片的关注，他在碎片中建构审美救赎路径。齐美尔思想中的现代性审美碎片主题在克拉考尔、布洛赫和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文本中得到了沿续与拓展。克拉考尔强调现代性碎片的历史本真复原，布洛赫诉求现代性碎片中的哲学隐喻，本雅明则希望在碎片和废墟的拾荒中实现现代人的审美救赎。关注碎片已成为他们文本中的共同标签和印记，也建构了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碎片审美思想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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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对先锋艺术“自发性”的批判

常培杰

2017 (4): 55-69.

摘要 ( 498 )

PDF(1983KB) ( 156 )

阿多诺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坚定维护者。他从“艺术自律”观念出发，批判了先锋派以“自发性”为核心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所谓的“自发观念”和“直接意识”往往是未经反思的“物化意识”。先锋派的“自动写作”“拼贴”和“蒙太奇”等创作手法，不仅使得自律艺术陷入危机，还会危及艺术本身。先锋艺术的艺术形式是无机的，这使得它们不仅不能“介入”现实、批判资本体系，还会因形式破碎而受到“文化工业”的侵染，堕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对此，阿多诺认为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应是依据“艺术逻辑”构建自身的作品。此类作品是理性的结晶。“艺术逻辑”既吸纳了“演绎逻辑”的合理之处，又批判了“演绎逻辑”的压抑形态即“工具理性”。然而，阿多诺借助艺术批判理性的做法，遭到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的有意“误读”。他们认为阿多诺的“审美主义”观念实则将审美置于理性之上，试图通过审美来解决社会现代性带来的问题。然而，这种“审美主义”观念恰恰是阿多诺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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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承诺——论本雅明历史哲学中的未来维度

胡国平

2017 (4): 70-75.

摘要 ( 307 )

PDF(1353KB) ( 180 )

本文试图呈现本雅明历史哲学中的未来维度。本雅明拒绝一种体制化的未来，他认为这种未来造成了对失败者的遗忘。他建立了一种未来由过去的非正义性所启示的历史哲学，这种忠实于时间伦理的历史哲学将过去视作是未完成的，它携带着记忆的责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一种伦理关系，并最大限度地向他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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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体音乐性特征新探——音乐符号“兮”的确立

戴伟华

2017 (4): 78-88.

摘要 ( 476 )

PDF(5453KB) ( 202 )

“兮”为楚辞音乐性的标志性符号，楚辞音乐性“标准器”的构建，基于“越歌”与“楚歌”的对译关系，也基于《渔父》中“歌”与“言”的对应关系。“兮”是音乐的泛声，文本中的虚字。传世《楚辞》，并非都是可歌的“楚歌”，《渔父》篇“歌”“言”之别即是确证。标明“楚歌”的作品，有“兮”字是音乐泛声的记音表现，而不带“兮”字的楚歌则是文本记载。传世《大招》在形式上是《招魂》的招辞部分，其中“魂乎归徕”与“魂兮归来”的差异，说明彼此的关系不是文本的模仿，而是对音乐记音的不同。《招魂》音乐结构的特殊性在于：从“兮”“些”记音区分出不同角色的扮演，说明它具有仪式功能。“些”或为“止止”二字误写，或为“

”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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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诗经》研究献疑

解玉峰

2017 (4): 89-99.

摘要 ( 365 )

PDF(1981KB) ( 151 )

胡适等近代学者勇于打破传统的禁锢，为近百年来的《诗经》研究做出许多了开创性贡献，其影响至今犹存。自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人们对相关《诗经》的基本问题也达成一些共识：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皆为“乐歌”、《诗经》分“风”“雅”“颂”三类等。然而相关《诗经》这些基本问题，或者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和思考，有些学术共识也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解。今人理解《诗经》当然离不开前人的启发和引导，但我们也可能不自觉地被一些前人所误导，这些“前人”既包括汉唐人或宋元人、明清人，也包括胡适之、顾颉刚等近代人。只有不断拨开重重迷障，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相，《诗经》真相的研究可能永远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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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朱惠国

2017 (4): 100-109.

摘要 ( 775 )

PDF(1919KB) ( 230 )

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留存的24首均选用双调60字基本体，格律处理十分严谨，平仄安排不仅符合《临江仙》的声律要求，甚至比《词律》和《钦定词谱》所总结的谱式更符合创作实际。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24首词大部分作于辛弃疾退居江西时期，作者有较多时间观察农村的美景，体验家居的闲适乐趣，因此词的题材虽然比较广泛，情感层次也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冲淡、舒缓雍容的特点，与《临江仙》60字体流丽谐婉、舒缓和畅的体式特征相一致，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辛弃疾所用的《临江仙》60字体较为后出，由58字体变化而来，但由于增加了律句，使其更加和谐整饬，受到文人普遍欢迎。从留存的作品看，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由苏轼初步成型，中间经叶梦得等人的创作实践，最后由辛弃疾确定其词调风貌和词谱定式，并通过大量创作而彰显其活力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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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与“场上”——明中叶戏曲创作技术性难题与沈璟的曲学贡献

朱万曙, 朱雯

2017 (4): 110-118.

摘要 ( 434 )

PDF(1902KB) ( 180 )

对于沈璟的曲学，以往学术界较多局限于“汤、沈之争”的思维之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客观评价。本文认为：在明代中叶后，不少文人积极创作戏曲作品，但他们没有可以遵依的曲律规范，加之吴中昆山腔兴起，所创作的剧本难以在舞台演出或演唱，因此他们都面临着戏曲创作的“技术性难题”。沈璟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词人当行，歌客守腔”的理论主张，并通过编纂《南曲全谱》等多种曲学著作，示以范式，化解了戏曲创作的技术性难题，赢得了诸多创作者的推崇，为明代中叶后的戏曲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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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与破坏：关于扬州评话记录与整理的思考

汪花荣

2017 (4): 119-132.

摘要 ( 320 )

PDF(4489KB) ( 123 )

受中共文艺政策和书面文学审美的影响，在扬州评话的记录和整理过程中，整理者们对一些不符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了删改，同时也评话的一些语言进行了书面规范。评话的整理一方面保存了评话书目，扩大了评话的影响范围，也推动了评话的学术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它破坏了评话作为口头文学的特质，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采用更为多样的、更为科学的方法来记录整理评话，以保存评话书目，并为进一步研究评话提供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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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斯《细察》集团回溯实录

张瑞卿

2017 (4): 133-142.

摘要 ( 533 )

PDF(1930KB) ( 510 )

本文聚焦于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F.R.利维斯及其《细察》集团。《细察》（Scrutiny，1932年—1953年）乃利维斯夫妇于1932年创办的一份学术期刊。它不仅深刻影响了英国几代人的批评思想和教育理念，而且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特别是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我国的利维斯研究渐呈上升趋势。但多数学者趋向将利维斯及其《细察》集团的学术成就统称为“利维斯学说”“利维斯派”“利维斯主义”，或直接以“利维斯”一概而过，似有将其视为“孤身英雄”，而忽视《细察》“批评共同体”成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这份期刊做一回溯性书写，以真实再现利维斯《细察》集团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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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仿的暴力与他者问题——勒内·基拉尔新解

李雪, 毕晓

2017 (4): 143-150.

摘要 ( 533 )

PDF(1390KB) ( 210 )

法国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通过一些经典的文学文本对人类的欲望进行分析，总结出了“摹仿的欲望”学说：一个人的欲望作为欲望的主体，通常总是要摹仿欲望介体的相似的欲望。基拉尔将这一类欲望模式“内中介”与“外中介”两部分，并得出了“内中介”的摹仿机制因为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的竞争而必然会导致暴力的结论。本文参考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指出“外中介”的摹仿机制所产生的现代神话同样会导致暴力。基拉尔的理论涉及到经典的“他者问题”，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故而将巴赫金与基拉尔隐秘的对话关系揭示了出来。一方面，巴赫金在“自我与他者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努力，指出了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性，这能够处理“内中介”的摹仿机制导致的暴力；另一方面，在“巴赫金主义”的视角下对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进行阐发，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外中介”的摹仿机制导致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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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码：想象的公共表象——以维科、阿伦特为中心论心性-秩序的融合是如何可能的

李河成

2017 (4): 151-160.

摘要 ( 330 )

PDF(3520KB) ( 130 )

作为想象的公共表象，符码可以为心性-秩序、个人-社会的融合提供一种分析范例。维科的民政神学，通过“想象性的类概念”和“以己度物的比喻”，阐释了人类共同意识的起源，展现了诗性智慧对于共同体的心体意义。这对主体性哲学分化表象与存在的趋向具有批判性意义；阿伦特关于“范例”的观念通过特殊表象的交互共通而将具体与普遍相连接，从而达致可公度性的效力。这提供了理解想象机制如何由审美感通（心体）走向社会共通的路径。想象符码“亲在-绽现（Dasein-ekstasis）”的存在样态不同于说教、规训的知识论策略在于：符码历史生发于“共同意识”和“公共交往”，植根于对个体生命的提升以及与他者的融通，借以展现了审美共通感的公共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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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审美伦理——理解现代叙述中的“恶”

唐诗人

2017 (4): 161-168.

摘要 ( 377 )

PDF(1903KB) ( 150 )

现代小说惯于直观、冷漠地叙述“恶”，追求非人格化叙事、去人性化效果，与道德态度鲜明的传统叙述有着重要区别。同时，理解现代叙述中的“恶”，领悟现代文学复杂的伦理意旨，也需要读者具备现代审美伦理观念。这些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当代先锋、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与评论中。从恶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叙述，探讨小说叙事伦理，也指向现代审美伦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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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赵黎明

2017 (4): 169-176.

摘要 ( 410 )

PDF(1895KB) ( 96 )

在新文学发生之初，《东方杂志》自觉为“戏剧改良”提供舆论平台，对中国戏剧改革做出了贡献。在旧戏改良问题上，它提出中国戏剧“三条路”，纠正了新青年派对于旧剧的决裂态度；在译介西方戏剧方面，它注意移植先进的戏剧观念，如自然、进化、写实及悲剧观念等。它还大力提倡剧场改革，介绍西方实验剧经验，促进了“小戏院”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作为一家现代媒体，《东方杂志》以一种更为理性、中和与切实的态度，曲折迂回地参与了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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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尽意”论的传统误区及出自语言哲学观的修正

赵建章, 赵迎芳

2017 (4): 177-187.

摘要 ( 367 )

PDF(1935KB) ( 218 )

“言不尽意”是言意关系在理论上的神秘化。在主客不分的道境中，“意”和“言”都是不存在的，因此并不存在可说不可说的问题。传统思想对言意关系的理解，以朴素的反映论为基础，认为思想是对世界的符合，语言是对思想的符合。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思想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世界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被理解的。意识和思想是语言的建构，而不是在语言之前已经存在的现成之物。“言不尽意”论暗示存在一种私有语言，但脱离公共语言规则的私有语言并不能产生意义。“言不尽意”在某种程度上说的是语言不能代替现实或不能代替我们对现实的感觉，但这种说法在哲学上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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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转向”与身体美学的现代逻辑

张伟

2017 (4): 188-195.

摘要 ( 353 )

PDF(1376KB) ( 130 )

作为视觉审美的常态对象，身体在“视觉转向”及其形构的现代审美机制中发生了多元嬗变。一方面，现代视觉机制深度消解了传统“身心二元”的既定内涵，强化了现代个体的身体意识，在提升身体审美旨趣的同时孕化了身体的资本效应，拓展了身体的消费表征，催生了“身体消费”的美学实践；另一方面，借助现代视觉传媒的技术支撑，现代视觉机制使权力对身体的规制更趋隐性，它造就了现代社会对身体的过度迷恋与膜拜，并营造了一种普泛的社会“窥视欲”，在促进身体审美多元化的同时又衍生了普遍的身体焦虑。由此造成的身体的在场效应与精神意义的消解成为现代社会身体美学的又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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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返的寻梦之旅——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中的美国叙事

陈国战

2017 (4): 196-205.

摘要 ( 290 )

PDF(1414KB) ( 155 )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中的美国叙事，有一条明显的变化轨迹——主人公从1990年代初期奋不顾身地到美国去寻梦，到2008年以来集体性地掉头转向，这种寻梦之旅上的折返跑，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透过这一叙事模式，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美国形象的变迁。从追求美国梦，到返回国内实现中国梦，这一叙事模式借由主人公在寻梦之旅上的折返跑，讲述的其实是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的故事，是中国梦战胜美国梦的故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它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它的很多判断都带有西方主义偏见；它常常借助“厌女症”的情节设置，来确立中国男性主体的自信；它没能提供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关于如何实现中国梦的故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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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的四个维度

卢永和

2017 (4): 206-216.

摘要 ( 419 )

PDF(1433KB) ( 123 )

记忆、历史和文学三者的本质共相是基于现实语境对“过去”的一种有意建构（重构）。狄尔泰认为，不同的“精神科学”在“体验”和“理解”之基础上共同创构一个“生产关联体”的精神世界。作为两个不同的精神“关联体”，文学与历史相互阐发，共同创造一个整体的意义系统。安克施密特的“叙述实体”概念是一个对“过去”的不同叙述的集合体。“叙述实体”非指称历史的客观存在，而是意指历史的“图像”或“隐喻”。“叙述实体”的思考路径为我们架起一道沟通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的桥梁。人类的“共同体”生活以“记忆共同体”为表征，“共享的记忆”需要人为建构。作为共享记忆规范化与正统化之结晶，“文化文本”是一个身份认同和历史传统的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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