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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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2017 (2): 6-18.

摘要 ( 205 )

PDF(1821KB) ( 71 )

本研究在各种比较中审视现当代戏剧文学，以独创为标尺评判所有剧作，给予常被忽视的戏曲剧本同样的重视，结论是：戏曲文学成就高于话剧，还无意中攻克了西方现代戏剧家百年来未曾解决的一大难题——现代诗剧，更可能出现中国现代戏剧中最有价值的世界性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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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朱军, 孙逊

2017 (2): 19-28.

摘要 ( 236 )

PDF(1314KB) ( 126 )

20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既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合，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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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朱自清文学鉴赏观念的理论取径及其思想意涵

罗成

2017 (2): 29-36.

摘要 ( 287 )

PDF(1737KB) ( 49 )

以往研究主要肯定了朱自清在现代解诗学、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学科化等方面的意义，多强调瑞恰慈、燕卜逊的语义学批评对朱自清鉴赏实践的方法论启示。但是，后五四时代的特定历史脉络表明，朱自清并非“为鉴赏而鉴赏”“为知识而鉴赏”，而是出于新旧文化政治冲突的焦虑而关注鉴赏教育。朱自清与顾随、朱光潜之间的两次文学事件，隐现出了朱自清在文学鉴赏的理论构建取径上的独特性：重分析轻趣味，重语义轻心理，最终兼重历史分析与审美分析。面对西方理论的接受选择，传统鉴赏诗学在朱自清的自我理解中以扬弃的方式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为现代中国大众的人生而文学，是朱自清文学鉴赏观念的真正思想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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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华夏神话天文学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

代云红

2017 (2): 37-47.

摘要 ( 235 )

PDF(2151KB) ( 157 )

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正在发生的方向性变化，就是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性，以及中国文学的多族群性和多源性构成等方面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做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神话学与天文考古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华夏神话天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化与文学之源，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与文学之本。从中国多民族国家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视域、比较视野和全球眼光来看，华夏神话天文学理应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石或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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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边界与越界

李长中

2017 (2): 48-57.

摘要 ( 225 )

PDF(1487KB) ( 103 )

传统与现代的面叙，本土与全球的相遇，使得“重述历史”成为当下小民族文学①最为凸显的叙事症候。以重述历史召唤族群记忆，以族群记忆强化边界意识与身份再生产，是重述历史的基本诉求，这里的“历史”并不是文字书写的、可资验证的“大历史”，而是一种叙事与阐释的“传统”，是文本建构或赋形的“过去”。由于“自我—他者”空间维度的缺席，“传统—现在”的单一时间维度，使得“重述历史”溢出了文学/伦理的边界。以“流动的传统/历史”为基本叙事伦理与族际交往原则，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仲裁，重述历史才能走出既有叙事的偏至或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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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湘君》与《学衡》的离合看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陈文新, 江俊伟

2017 (2): 58-68.

摘要 ( 233 )

PDF(1795KB) ( 152 )

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的刘永济为中心，以“学衡”这一宽泛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为参照，以《湘君》与《学衡》的离合为焦点，旨在揭示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刘永济之于《学衡》，始终扮演支持者、追随者的角色；而在《湘君》的话语空间中，他则有着更为自主的文化姿态。《湘君》与《学衡》一重创作、一重学术的差异，刘永济等的清高自持与吴宓等的斗士风范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亲切把握刘永济作为辞章家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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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竹枝词创作范式转变与地位提升

朱易安

2017 (2): 69-78.

摘要 ( 264 )

PDF(1741KB) ( 144 )

清代竹枝词的创作，比起明代，有明显的“纪实”倾向。“竹枝词”或“百咏”的作品中，有许多引证典籍和方志的详细注释，作品注重“纪事”“纪实”的追求。这种转变与清初“经世致用”和“文须有益于天下”等实用思想的提倡有关；同时，参与“修史”的愿望与实践，促使许多文人有意识地用竹枝词来兼记地志，使其成为“其文虽小，志则大焉”的传世之作。清人运用竹枝词来补地志之遗的志向，以及对一方风俗稽核精详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竹枝词原有的以抒情为主的创作范式，而转变成以叙事为主的创作范式，促使竹枝词进一步拓展了纪实功能，清代竹枝词的审美变迁和创作范式的确立，对近代都市竹枝词创作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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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喻诗：明代复古派的书学与诗学

袁宪泼

2017 (2): 79-87.

摘要 ( 288 )

PDF(1298KB) ( 219 )

以书喻诗是明代复古诗学重要的批评策略，其上源自于苏轼与严羽，而后大盛于前七子、后七子以及末五子，这种将书学与诗学并举的言说方式，旨在取法书学的复古品格，为诗学上的复古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并形成了古雅的美学概念。进而言之，复古派突破书学与诗学外在美学形态的相通，上升到创作实践的高度，强调以书法临摹的方式来进行诗歌创作。总之，明代复古派正是以以书喻诗的方式确立了一套成熟的诗法观念，为复古思想在有明一代的大行其道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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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笔”之病犯论南朝“文笔说”

唐芸芸

2017 (2): 88-93.

摘要 ( 249 )

PDF(1692KB) ( 75 )

关于“文笔说”的讨论至今已延续良久。人们一直关注于其在文体分类中的作用。在《文镜秘府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笔”亦存在病犯，强调句中宫商和谐，且句末不押韵。由此我们得出，“文”“笔”之分，应该是骈体的写作方式在南朝时流行的体现。唐代“文笔”说的式微也与骈体的衰落有关。从这则材料还可以看出南朝人对声律的重视和探索，但这并不足以构成“纯文学”观念形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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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说发微

伏煦

2017 (2): 94-101.

摘要 ( 311 )

PDF(1759KB) ( 213 )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篇提出的“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这一命题，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战国以降诸子和史学等专门之学的衰落，与文人文集的兴起这一学术变化。此命题不仅描述了私人写作的形态变化，其深层意蕴在于揭示“私家之言”丧失立言宗旨的实质性变化。在史学衰落的相关论述中，章学诚特别强调了专门之学的丧失。此说不仅寄托了章学诚本人“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理想，更为《文史通义》所涉的其他畛域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其中所包含了多对二元关系，与《书教》篇提出的“撰述”与“记注”有着一致的内在涵义，亦可以为理解章氏思维方式提供例证；对辞章之学和文人自矜文辞的批评，亦能体现了章氏对“言公”之旨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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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黑色电影《疯狂的石头》现象研究

徐海昕

2017 (2): 102-117.

摘要 ( 313 )

PDF(1545KB) ( 205 )

《疯狂的石头》现象常常被比喻为大众的黑色的狂欢，它所引发的电影与话语的狂潮使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备受瞩目，也带来了更多对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注。梳理疯狂在文化上的寓意和在近期电影制作上的传承，特别是狂潮电影和世界电影的连接。笔者注意到黑色电影的理念在这潮话语中的缺席，并由此将新黑色电影的概念引入讨论。相佐于黑色幽默，新黑色电影的相关概念更好地沟通了这潮话语中诸如大众，狂欢的视觉想象，电影的信息场，犬型的中西文化运用，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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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候解读”的理论谱系与文学归趋

姚文放

2017 (2): 118-128.

摘要 ( 311 )

PDF(1787KB) ( 103 )

从谱系学的角度着眼，阿尔都塞关于“症候解读”的创见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拉康。弗洛伊德是从过失、梦以及神经病的症候之中解读出意义来。拉康借助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对于精神分析学进行重建，用科学的、系统的理论对于弗洛伊德关于“症候是有意义的”思想进行重构。而这恰恰为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奠定了理论基础。阿尔都塞是从黑格尔逻辑学的否定性形式中获得了方法，从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精神病心理机制的研究中找到了概念，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从而铸成“症候解读”的理论。阿尔都塞将“症候解读”视为一种生产，它借助自身的证伪、校正功能倒逼和反推知识增长和理论跃迁。此后“症候解读”理论向文学归趋，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马舍雷将之引向文学批评，而卡勒则进一步将之引向了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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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文论视野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蒋洪生

2017 (2): 129-140.

摘要 ( 277 )

PDF(1817KB) ( 177 )

长期以来，诗和哲学的分离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一种自然的事情，但阿甘本认为两者的分裂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是西方文化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主体无法“完全拥有知识之客体”，无法经验人性的完整性，从而导致了自我和文化的异化。为了处理诗与哲学交恶的问题，阿甘本致力于倡导一种融批评与创造为一体的创造性批评，以此来重新恢复西方文化中碎片化语词的统一性。汇聚包括诗和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科学，促成一种没有特定研究客体的“跨学科的学科”，在阿甘本心中，是来临中的一代人的重要文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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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性别理论视域下的女性研究及其争论

张成华

2017 (2): 141-147.

摘要 ( 313 )

PDF(1255KB) ( 306 )

社会性别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依托美国精神分析教授罗伯特·斯托勒的研究兴起。依据社会性别理论进行女性研究的理论家将关注焦点集中于社会对男女身份认同的塑造，阐述围绕男女两性的话语如何塑造不同的气质及依托气质差异建构起的两性等级结构。基于社会性别理论，女性研究在象征形象分析、规范学科建构、社会角色区分、价值体系认同四个方面拓展和取得丰硕成果。社会性别理论也促生对权力的一般化理解，忽视对具体语境的关注，造成女性研究的狭隘、僵化和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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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卡勒的女性主义阅读理论

吴芳

2017 (2): 148-154.

摘要 ( 377 )

PDF(1250KB) ( 243 )

乔纳森·卡勒从解构主义文学接受角度建构了女性主义阅读理论。他从对妇女经验的阅读和阐释，认同男性的女性阅读和维护理性的女性阅读三个层面阐释了女性阅读理论，同时进行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位被女性批评家们认可的男性批评家，卡勒充分肯定了女性主义，并对女性主义进行了解构主义方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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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伤操演与创伤话语建构

王建会

2017 (2): 155-161.

摘要 ( 347 )

PDF(1515KB) ( 165 )

作为文学理论，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操演是创伤表征的过程；创伤成为操演的对象。创伤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对文化创伤的操演是建构创伤话语的途径。本文对文化创伤操演和创伤话语建构的探索与研究，其目的是对所研究的文学理论及批评范式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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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谜及其在瓶画上的面容：对前苏格拉底宇宙论美学核心问题的一种解读

汪顺宁

2017 (2): 162-172.

摘要 ( 188 )

PDF(1515KB) ( 199 )

前苏格拉底宇宙论美学的核心问题乃是对生死之谜的思索，这使得前苏格拉底思想一开始便非自然探索，而是生命追问。这种追问并非缘起于赫西俄德与荷马的文字之中，而是孕育在黑暗时期带饰陶器与瓶画的原型几何与几何时期的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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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冲动何以在时间中扬弃时间？——论席勒美学思想中的时间性问题之二

刘彦顺

2017 (2): 173-182.

摘要 ( 303 )

PDF(1797KB) ( 150 )

本文认为，“时间性”是席勒的美育思想与美学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机杼之一，也是亟待揭示的隐秘之所在。席勒认为，要从构成状态上对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进行清晰的描述，就必须依据“时间性”，前者作为促迫的时间性不可能具有深远之未来前景，而后者作为科学之原理、伦理之规范、宗教之神祗则会扬弃时间；且时间性绝不是一个独立于两种冲动之外的第三方标准，而是两种冲动自身原发性的呈显状态。只有在游戏冲动之中，才能使理性在感性活动之中开启、兴发出来，并持守于游戏活动之中。席勒的“活的形象”思想则是侧重对审美活动进行内时间意识构成维度的“流畅”特性分析，由此出发，席勒奠定了美育思想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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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行事”的逻辑基础及其“意向性”疑难——从蒯因的“归谬法”到维特根斯坦与克里普克之争

林云柯

2017 (2): 183-192.

摘要 ( 293 )

PDF(1343KB) ( 74 )

随着分析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分析”介入到文艺理论研究中，“以言行事”逐渐成为了一种被广泛参照的理论资源。然而对“以言行事”理论的直接使用，往往由于忽略了语言分析哲学内部的演化过程而造成了在“文艺理论”段出现的诸多问题。这其中最显眼的问题就是“以言行事”中的“意向性”问题。塞尔的经典论文《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标志着分析哲学对文学理论研究的直接介入，然而其中对给定“意向性”的立场却成为了新的难题。如何安置“意向性”的逻辑位置，就成为了“以言行事”理论介入文学理论研究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就需要我们站在语言分析哲学的内部视角，来探究“以言行事”的逻辑基础以解决这个疑难。本文通过对蒯因“译不准原理”中“归谬法”方法论的阐明以及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与克里普克之争，对“以言行事”理论进行一次逻辑“下探”，最终说明“意向性”在“以言行事”理论中的逻辑地位，以及“以言行事”与文学理论相结合所导致的“日常伦理学转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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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伊格尔顿的革命批评

王伟

2017 (2): 193-199.

摘要 ( 228 )

PDF(1259KB) ( 93 )

伊格尔顿在解读本雅明时使用的“革命批评”范畴常被研究者等同于“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而“革命批评”与文化革命、革命文化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中蕴含的革命性能量被弱化乃至忽略。伊格尔顿指出，“革命批评”既预示了当代解构主义的批评实践，又与解构主义有着质的差别。需要注意的是，他对解构主义的另一些描述有些漫画化、简单化。有学者认为，“革命批评”是伊格尔顿理想中的批评取向，这种看法忽视了“革命批评”中存在的唯心主义缺陷问题，也忽略了伊格尔顿对本雅明“星座化”批评模式的心仪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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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暴力的“语言乌托邦”——论伊格尔顿关于“恶”的话题

王健

2017 (2): 200-205.

摘要 ( 269 )

PDF(1698KB) ( 82 )

西方学界对奥斯维辛事件的反思由来久矣，伊格尔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阐释的重点拓展到了语言的维度上：即认为语言中所蕴含的超越性既能够被当作创造性的源头，也会因忽视作为界限的他者而成为暴力的渊薮，最终形成“恶”。基于这个层面，伊格尔顿的思考也包含着对阿多诺等精英主义者理论的反思。对此，他呼唤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它与现实个体的有限性与他者相连，强调二者都具有不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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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谈文化与上帝之死——兼评西方左翼的“神学转向”

王曦

2017 (2): 206-213.

摘要 ( 261 )

PDF(1759KB) ( 168 )

伊格尔顿作为在西方文化左派中锋芒正盛的批评家，自本世纪伊始即将其理论批判的重心从文化领域移向时下政治热点。在他看来，当今西方社会早已从世俗化年代过渡到了一个以由宗教冲突引发的严重暴力事件为特征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有责任进入宗教与政治之间危险的交叉地带，正视当代西方政治的两难选择。伊格尔顿的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即试图回应这一难题，尝试在世俗主义与宗教狂热的两极之外开出重返信仰本质的第三条道路。质言之，伊格尔顿投身新时期西方左派神学转向思潮，试图在宗教话语中寻找辅助左派政治实践的思想资源，谋求解决当前文化与政治问题之道。这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西方知识界左翼是如何经历这场神学转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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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建刚

2017 (2): 214-216.

摘要 ( 165 )

PDF(1238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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