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抒情诗理论在现代西方批评界重焕生机。保罗·德·曼选择在现代性视域下讨论抒情诗的问题,在历史与当下的悖论、语法与修辞的辩证中重置了抒情诗的特质,从抒情主体、文类、修辞三个方面解构了学界对于抒情诗的传统认知,从而认为抒情诗是一种拒绝纯粹经验主体的、外在于时间的、逃逸历史的寓言修辞。虽然这一批评观引发了学界对其中隐含的历史回避与消解的质疑,但仍不失为20世纪西方诗学研究领域的新路径。

学界普遍认同波德莱尔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鉴于波德莱尔的“应和论”赓续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总汇精神,强调代表诗的本质的想象力具有融合万物于一体的功能,业已包含艺术与生活相融合的维度。波德莱尔聚焦于现代性的具体时空,视浪荡子为现代生活的英雄,并把由人工的方式所制造的惊奇美作为现代生活意义的表征,借此从日常生活这一更为革命性的领域以美含纳真与善,力图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道德。尽管对瞬间快感的过度追求使人陷溺于快乐主义的泥淖之中,然而“应和论”因发现现代生活的意义,从而开嗣后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体美学等诸种生活美学的先河,具有重要的美学史意义。

法国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相互对抗的两个不同的流派。颓废主义注重以神经官能症为代表的病态感受,以及随之而来的细腻措辞。在颓废派形成的过程中,神经官能症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它不仅是颓废感受的典型样式,也是颓废美学的浓缩。为了摆脱神经官能症的道德和美学上的负面形象,让·莫雷亚斯提出了象征主义的文学主张。莫雷亚斯和他的象征主义派主要关注“可感的形式”“词语的音乐”、自由诗等一系列形式的做法,造成了象征主义派与颓废派的分裂。面对流派的竞争,颓废者阿纳托尔·巴朱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给神经官能症寻找心理上的合理性,稳定了颓废派之前利用的感受的路线,他把这种路线定义为颓废主义。巴朱和魏尔伦还让颓废主义具有抵抗腐朽社会的文学与道德观念的功能,深化了颓废主义的意义。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在形式的路线和感受的路线之间的分裂,不但缔造了几乎全新的象征主义,也巩固了颓废主义的文学特征。

类型文模式是中国网络文学在当下阶段的主要形式,尽管这一形式凝聚着网络时代大众作者—读者的共同劳动,但它并非网络文学自我生产的结果,而是已经内在于出版资本主义推动的文学商业化的历史,并成为资本主义向文学、文化领域扩张的新手段。从早期论坛和文学网站的实体书出版实践,到文学网站“起点模式”的确立,贯穿着连续性的文学商业化脉络。“起点模式”通过对文学活动的闭环运作和系统的抽象化,打造出中国网络文学生产的行业标准,确立了类型文生产模式,同时也使资本的积累逻辑正当化。对网络类型文主潮的认识,忽略文学商业化的连续性历史,就会失去网络文学研究的批判性视野。

重审20世纪20年代“自然主义”概念的表述实践,可以看到,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主体,通过重构性诠释,析取不同路径的“自然主义”资源中具有参考性的价值成分,拼贴出更为理想化的文学模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初中国吸收域外文学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处在相对“事后”位置上的中国主体,能动地抽取、化合了欧日学者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使概念重新打开自身,进而为本土文学史演进提供驱动。总而言之,从文论翻译、引用、借鉴到重述,中国文学场域内见证了欧洲和日本经验的交汇、互文、离析和再输出。在意义层叠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中国批评者的方法论建设和能动性思考。

《狂人日记》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革新力量与西方现代文化充分融汇化合的结果。尤其是明清反理学传统,构成了催生新文化的内在动因,其内部丰富复杂的狂人思想资源,孕育着现代狂人的出现。在明清理学框约的正统文体之外,日记成为士人发展自我精神空间和形成新的认知的重要文体,并以边缘反抗正统的形式,为新文学文体的产生奠定了内在基础。明清反理学脉络中的思想和文体资源,成为接纳和消化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载体,它一方面充分发挥与之相契合的部分,创造了具有现代思想和形式的中国新文学的典型;另一方面,深远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多元复杂的现实境遇,又使得中国新文学富有思想递嬗过程中不同文明进行激烈博弈的文化特征。

作为“左联”外围组织的天马书店,尽管是一个微型民营书店,却在1930年代反文化“围剿”中,努力出版了数种“文学丛书”,尤其是许多左翼文艺书籍,对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文化领导权”,新兴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官方知识分子”在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市民社会”中激烈博弈,结果是“官方知识分子”不断削弱,“有机知识分子”不断增强。“天马”同人,如鲁迅、三任编辑、两任负责人等,就是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在鲁迅的引领下,这种革命精神进一步建构了新文学的革命传统。

今文经学于晚清的再度勃兴,为其时“文学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为应对今文经学家的挑战,古文经学派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文学变革思路,这不仅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形成了双峰并峙的独特景观,也引起了时人对文学本质与文学变革的多元思考与实践。今、古文经学之争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由于受西学东渐的遮蔽,这一来自传统内部的重要动力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从而影响了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性别特质是性别群体生理属性与社会意识的互织和共构,男性气概是男性特质的平移、延伸或扭曲化表达。明清小说性别叙事中隐含着构建男性气概的主观意图,现实与非现实女性成为凸显男性气概的重要媒介,而厌女倾向在相关叙事中也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刚毅勇武是男性特质的重要范畴,但它在某些情境下容易向暴力方向演变,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从而引发道德失范行为。另外,男性群体的内部差异性使得明清小说中的男性气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而这与作者在何种领域通过对女性的他者化完成男性气概的重构关联密切。

诗体难易之辨是辨体批评深入发展的产物,言人人殊。自严羽系统提出诗体难易序列后,明清两代不乏嗣响。然而,受到格调派内部诗学转变的影响,出于尊体和阐扬诗学的需要,明清诗论家“断章取义”,单方面强调律体难于古体,七律最难论更是被阐说成为诗坛共识。此外,七律最难的强调还着眼于七律一体的泛滥,及其引发的诗坛空疏、应酬等流弊。鉴于格调派独尊盛唐和拘泥近体的偏颇,明代中后期开始,宋诗风潮迭起,由此带来诗歌体制、趣味、技法、功用等方面的变化,推动古体地位的提升,“古难于律”等论调随即涌现,构成对主流七律最难说的挑战。看似简单的创作论问题,实则隐含着诗学流变、诗体发展等深层内蕴。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梳理赋体递延流变脉络时,提出“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将荀况《礼》《智》与宋玉《风赋》《钓赋》作为赋体“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的标志。荀况《礼》《智》与宋玉《风赋》《钓赋》所呈现的客主问答、铺陈渲染、作赋以讽、博引谏君、修齐治平等特征,既与刘勰“征圣”“宗经”观念下“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的文章功用论相一致,又与先秦时期的咨询制度、卜筮预言、讽谏制度、讲史制度、礼教制度等礼乐制度密切相关。刘勰选择这四赋作为赋体独立的标志,既是其兼顾赋体功用与“丽词雅义”批评观的表现,又是基于其“折衷”于赋体之“势”“理”的必然结果。

长期以来,学界皆视《译文》杂志1957年9月号刊出的范希衡译《论风格》为布封演说Discours Sur Le Style的权威译本,但在同为范译的1958年版《布封文钞》中,却有与之相异的《论文笔》译本。结合范氏其他译著,可以推断《论文笔》才是其本人所认可的原译本,《论风格》则极可能是《译文》杂志编辑修改其核心概念Style译法后的刊本。在西方Stylistics(语体学)中,Style的主要内涵是指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布封演说原文所论Style也是指具有规范性的文章笔法,即有层次和计划的语言表达方式,范氏采用的“文笔”这一译法准确传达了这一内涵。但在“风格”译名之下,Style概念关联的个性特征之维往往被加以突出,甚至成为主导性语义,而其所指称的“语言形式”这一基本内涵则被严重遮蔽。考释布封演说的不同译文,解读相关概念语义,不仅能够厘清诸多误读,更能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国现代文学风格论的学理缺失,推动文体学、语体学、风格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美国著名分析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的电影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是汇聚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认知科学与生物学等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揭橥了20世纪后期分析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卡罗尔采取折中主义的策略与中观研究的方式探究艺术哲学,其历史叙事法结合了艺术定义中的历史性与叙事性维度,补充与发展了历史—意图论和艺术惯例论。他又以分类意义上的中性立场审视传统的大众艺术观,试图建构大众艺术哲学。同时,他结合心理学、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提出情感认知论,将理性视为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卡罗尔的艺术定义、艺术本体论与艺术情感论等理论建构呈现出一种中间层面的研究方法,它介于宏大理论的建构与对具体艺术品的批评实践之间,倡导理论化的分析行为和一种复数而非单数的理论。

卡夫卡生涯末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一个在铁笼中以身体的饥饿作为表演内容的艺术家形象。该人物以其蕴含的自我指涉的反身性这一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以及作品容纳“见证”与“预示”两重不同向度,引起了包括本雅明和阿甘本在内的理论家,从神学寓言、身体装置、历史意识、见证书写等角度作出的创造性回应,并共同指向了“作为‘装置—事件’的艺术”这一核心主题。对小说文本与相关阐释作对照阅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在20世纪经由静物向装置、行动以至事件转变的现代艺术运动中,先锋艺术呈现的兼具破坏与创造作用的“辩证现象”。

从快感(le plaisir)到极悦(la jouissance),在概念阐释及使用上存在从德国到法国理论谱系的转移。这也可以被视为法国理论改造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19世纪弗洛伊德时代的快感理论基于费希纳的生理学研究,与生理主义相关,实际是一种快感的教育学,如对快感的驯化与操控。20世纪,随着文化时代的思维转型,法国理论对极悦的讨论构成了对前者的解构与批判。虽然同为对快感的操控,但它追求一种快感的不被满足与匮乏,由此提供了一个“反快感”的快感理论。从快感到极悦在概念阐释及理论谱系的跨越与转型,从快感到反快感的逆写与演变,不但指认了快感理论的“内爆”与其向反快感理论的“滑坡”,更呈现了从19世纪至20世纪文化史的演变。

“Representation”概念具有一个由多民族语言构成的词汇谱系。此一谱系的语义内核为替代,兼涉自我与他者,展现出一种在场的摇摆特性。以此观之,“再现”虽具备他者指涉内涵,却往往被视为模仿的另一种表述;再现还被用以翻译“reproduction”,后者也是模仿的代名词。“表征”尽管突破了模仿的思路,试图涵盖“representation”的自我和他者面向;但是其古代汉语内涵和当代科技中文运用与“representation”原义不相凿枘。“表象”自古具有象征、代表和表示之义,能够涵盖“representation”的客体化和动作化意味。现代汉语翻译实践印证了这一点。所以,与再现、表征相比,表象更适合成为“representation”的主要中译名。将“representation”中译名拟定为表象,能够更好地释放出这一概念自身的理论潜能,以及它与中国文论的对话潜能。对“representation”概念进行语义学和中译名考察,乃尝试以还原、释义和正名之法,探讨异域概念的合适的汉语表达方式,进而寻求中西方文论对话、汇通的可能性。

本文对围绕“跨层”概念的争议进行了梳理,并尝试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结合跨层的性质、范围、程度与效果、现实与虚构、作者意图与读者阐释、不同媒介特性等情况,提出一种相对更有包容性的界定。跨层不仅存在于文本内部,也可能发生在文本与现实中作者、读者及语境的关联中,所跨越的除了叙述层次,也可包括不同的再现世界、故事世界、现实世界、话语世界。本文进而参照非自然叙述理论,讨论学界尚未论及的“自然跨层”与“非自然跨层”问题。

伦理符号学的主旨是探讨被既往符号学理论所遗忘的伦理问题。伦理符号学认为符号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是自我与他者间的对话关系,并将倾听他者视作符号活动中应当追寻的道德价值。由于深受巴赫金影响,伦理符号学将“对话”作为最根本的符号活动,并指出了“对话”中不可回避的他者性。在自我问题上,伦理符号学吸纳了皮尔斯的思想,重视自我的符号本质,强调无法从社群中抽离出来的“符号自我”,并将“元符号活动”视作衔接道德判断与道德行动的桥梁。同时,伦理符号学通过巴赫金对“怪诞身体”的探讨,提出了“肉身交互性”概念以纠正皮尔斯忽视身体的偏颇。受惠于列维纳斯对“说”与“所说”的区分,伦理符号学强调被“意义”所遮蔽的“表意”,并以“表意”召唤自我之于“绝对他者”的回应。在列维纳斯的基础上,伦理符号学进一步界定了“倾听”和“听取”的区别,并将“倾听”视为符号自我应当追寻的道德价值。

将周济与王国维置诸学词与词学的千年词史场域,重新考察词作与词论的互动关系网络,可见二者之于词体本位的三条拓展路线。一是作者意图层面,二者分别以唤醒结构的心画式和觉醒结构的天眼式,展演了作者意图融注于词作文本的不同方式;二是感兴过程层面,二者分别以沉浸结构的向心式和游牧结构的离心式,继承并丰富了感物兴情、神与物游的诗学范型;三是词作结构层面,二者分别以叠加结构的绵延式和爆破结构的刺点式,构筑了情理兼胜而要眇宜修的词体境界,也暗藏了结构论的理论先导。周济、王国维看似处于一新一旧的历史位面,实则在学词与词学的双重观照下,共同展现出对词体发展的开拓意义。

《红楼梦评论》因“有组织、有系统”而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破旧立新的经典之作,不过其第三、四章间其实存在隐秘断裂,并不构成一以贯之的整体。王国维从思想角度尤其是编稿角度,留下文本断裂的痕迹。他自述撰文时“思想上之陈迹”,由前三章立足早前崇奉的叔本华意志论,转向第四章对此“提出绝大之疑问”和“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时的编稿惯例,凡上期文末标识“下期续印”者,半月后必然如期连载,唯讨论“伦理学上之价值”的《红楼梦评论》第四章破例推迟。他受当时正在编译的尼采伦理学说启发而质疑“叔氏伦理学上之最高理想”,遂调整第四章刊期并探索新理想,甚至在《红楼梦评论》的媒介形态由报刊连载转变为结集出版时,专门修订前三章原本与第四章新理想存在龃龉的论点。组织和系统遭遇意外破坏,构成《红楼梦评论》形式上的现代意味。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之初,媒介形态起到关键的形塑作用。

王国维《人间词话原稿》中有论词体特征的“要眇宜修”一则,广受词学研习者的称道,但此则词话却见弃于正式发表的《人间词话》。对此研究者或未曾注意,或心存疑窦。本文认为“要眇宜修”和诗词之辨的论述表现了王国维早期的词学思想,而与《人间词话》以“境界”为核心的具有现代审美意旨的新词学思想以及诗词一体的观念相悖;“要眇宜修”一则基本上是对前人词论的引录整合,“诗词之辨”数语亦不过是前人论述的沿袭,并无更多的理论创新意义,因而遭弃。深入系统解读“要眇宜修”一则词话,对认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本雅明曾于20世纪20年代的私人书信中透露了进入瓦尔堡图书馆的渴望,相较于两人各自“最后计划”的知识论层面的默契,这一时期的本雅明与瓦尔堡的联系更具本质性。瓦尔堡将历史能量的倒转、极化的动力形态称作“动力图”,并强调其垂直方向上的运作。本雅明在《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中类似地提供了一种空间化、舞台化的历史动力学。寄寓与动力图二者提供了相似的历史结构,寄寓中时间的空间化对应于巴洛克历史的自然化。寄寓的二律背反意味着古代情念程式的“能量倒转”。瓦尔堡的工作带有隐含的历史哲学维度。忧郁同时构成了巴洛克历史与《记忆女神图集》的形而上学支配性情绪。尸体作为连接内脏与星辰的中介,揭示出具有宇宙论意义的灵魂运动形式。悲悼剧的舞台必然地被鬼魂占据,巴洛克历史乃是一种瓦尔堡意义上的幽灵史。

艺术作品之为单子的美学命题表达着特殊的作品观念。这种观念成形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与宇宙关系的变革重构了经验世界,本雅明在批判近代机械宇宙论和康德经验论的基础上提出全新的宇宙经验理论,从而建构了一个为认识奠定经验基础的星丛世界。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对其进行动态重塑,从微观至宏观建构了艺术力场、星丛意识、社会历史多层次的艺术单子结构,正式确立艺术单子论。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艺术单子论在文化批判的思想史氛围中释放出意识形态批判潜能。它通过原子与单子的基质对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审美幻象。艺术单子论的表象性地位标识出其在政治实践上的限度,这一限度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建设中表现出与政治艺术相融合的两种趋势。

本雅明的姿势批评围绕“姿势”中断与引用开展剧评实践,并以戏剧姿势论开启卡夫卡小说的神秘之门。戏剧姿势论旨在抉发姿势蕴蓄的陌生化美学效果,凸显舞台“辩证意象”的认知功能;小说批评毫无违和地承继了剧评的叙事分析策略,并由舞台展演进向社会空间,对姿势的探索由美学路径转向哲学路径:一方面剖析潜匿于姿势中的异化状态、深层生产机制及其现代表征,另一方面把姿势视作召回失落经验的远古意象,开掘从神话暴力中救赎人类整体经验的契机。姿势批评既是本雅明富有张力的思想写照,亦是他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独特创造。

冗余概念衍生于信息论,但信息论中对意义问题的搁置,使冗余在文本意义传播中的重要作用难以被厘清。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将冗余分为文本内冗余与文本外冗余。文本内冗余主要以自携元语言指示符、接触性符号以及作为应对符号学噪音的内置性冗余的形式出现;文本外冗余则发挥了文本体裁确定、亚文化风格表征以及标出性翻转的势能等作用。冗余作为意义解释与时间向度上的组织形式,为文本的解释提供了索引,保证了文本解释过程中不同意义的同一性,为社群内达成广泛的共识提供了足够的意义基础。

衍自古典修辞学的艺格敷辞是艺术史传统写作范式,但其如何从修辞学手段转为艺术史写作范式的问题一直受到回避。被视为“艺格敷辞品质”的生动描述,是艺格敷辞特有的语言特质拟视觉化和情感说服力的修辞学来源。经由古典修辞学家的转化和运用,艺格敷辞从修辞学手段转为艺术史写作方法,再至文艺复兴时期成了艺术史写作范式,拟视觉化和情感说服力的修辞学语言特质一直贯穿其中。如今,艺术史书写中的艺格敷辞与当代艺术共同面对着困境与转变,在当代艺术的不同境遇中,艺格敷辞显示了自身在更开放的视角中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朗西埃的批评文本包含了以可感物的重新发现来颠覆艺术的再现逻辑、展现寻常之物的力量以及从意指的王国中解放出来的诸种努力,此类努力同时在言语层面、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展开。在言语层面,朗西埃在19世纪法国小说中发现言语的流溢使得不平等的感知秩序被悬置;在时间层面,他梳理了电影《都灵之马》中的多重时间结构,纯粹物质事件颠覆了再现传统;在空间层面,他重构了生活之物与艺术形式既纠缠又分离的关系,以日常生活之物展示艺术的恒久感召力。朗西埃的批评文本由此呈现出一个可感物诗学的理论体系,这既是不断推动时间与空间、宏大事件与微小细节的转化,以批评实践构建新的审美经验论;又是持续地冲击高雅与平常的界限,使我们在思考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革命性意义时获得新的起点,即纯粹感知的泛滥如何辩证地包含着感性重新分配的可能。

基特勒是“媒介物质主义”研究范式的理论先驱之一,他视文学为一种媒介物,以此剖析文学的物质基础和技术特性。从印刷时代的书写实践到模拟技术时代的现代文学,技术媒介的转变使文学历史发生断裂,文学在计算机时代走向死亡。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文学观强调文学作为媒介物的外部硬件条件,从技术维度对文学发展作出新的技术梳理,革新了文学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前沿的方法,对拓宽当下的文学研究路径颇具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