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物质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欧美哲学和批判理论中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思潮之一。从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反文化建构主义研究的立场出发,新物质主义主张物质具有能动性和生机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系本体论。在新物质主义的视野下,人与非人物质具有物质性上的绝对相连。与此同时,非人物质具有与人平等的生态、社会和政治的参与性和行动力。尽管带有无法避免的为物质赋魅和拟人化色彩,作为一个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于一体的哲学思潮,新物质主义可以为人类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的本体论和生态伦理观。

卡夫卡生涯末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一个在铁笼中以身体的饥饿作为表演内容的艺术家形象。该人物以其蕴含的自我指涉的反身性这一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以及作品容纳“见证”与“预示”两重不同向度,引起了包括本雅明和阿甘本在内的理论家,从神学寓言、身体装置、历史意识、见证书写等角度作出的创造性回应,并共同指向了“作为‘装置—事件’的艺术”这一核心主题。对小说文本与相关阐释作对照阅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在20世纪经由静物向装置、行动以至事件转变的现代艺术运动中,先锋艺术呈现的兼具破坏与创造作用的“辩证现象”。

重审20世纪20年代“自然主义”概念的表述实践,可以看到,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主体,通过重构性诠释,析取不同路径的“自然主义”资源中具有参考性的价值成分,拼贴出更为理想化的文学模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初中国吸收域外文学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处在相对“事后”位置上的中国主体,能动地抽取、化合了欧日学者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使概念重新打开自身,进而为本土文学史演进提供驱动。总而言之,从文论翻译、引用、借鉴到重述,中国文学场域内见证了欧洲和日本经验的交汇、互文、离析和再输出。在意义层叠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中国批评者的方法论建设和能动性思考。

美国著名分析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的电影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是汇聚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认知科学与生物学等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揭橥了20世纪后期分析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卡罗尔采取折中主义的策略与中观研究的方式探究艺术哲学,其历史叙事法结合了艺术定义中的历史性与叙事性维度,补充与发展了历史—意图论和艺术惯例论。他又以分类意义上的中性立场审视传统的大众艺术观,试图建构大众艺术哲学。同时,他结合心理学、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提出情感认知论,将理性视为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卡罗尔的艺术定义、艺术本体论与艺术情感论等理论建构呈现出一种中间层面的研究方法,它介于宏大理论的建构与对具体艺术品的批评实践之间,倡导理论化的分析行为和一种复数而非单数的理论。

今文经学于晚清的再度勃兴,为其时“文学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为应对今文经学家的挑战,古文经学派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文学变革思路,这不仅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形成了双峰并峙的独特景观,也引起了时人对文学本质与文学变革的多元思考与实践。今、古文经学之争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由于受西学东渐的遮蔽,这一来自传统内部的重要动力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从而影响了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红楼梦评论》因“有组织、有系统”而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破旧立新的经典之作,不过其第三、四章间其实存在隐秘断裂,并不构成一以贯之的整体。王国维从思想角度尤其是编稿角度,留下文本断裂的痕迹。他自述撰文时“思想上之陈迹”,由前三章立足早前崇奉的叔本华意志论,转向第四章对此“提出绝大之疑问”和“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时的编稿惯例,凡上期文末标识“下期续印”者,半月后必然如期连载,唯讨论“伦理学上之价值”的《红楼梦评论》第四章破例推迟。他受当时正在编译的尼采伦理学说启发而质疑“叔氏伦理学上之最高理想”,遂调整第四章刊期并探索新理想,甚至在《红楼梦评论》的媒介形态由报刊连载转变为结集出版时,专门修订前三章原本与第四章新理想存在龃龉的论点。组织和系统遭遇意外破坏,构成《红楼梦评论》形式上的现代意味。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之初,媒介形态起到关键的形塑作用。

虚无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自晚清传入中国,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鲁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但其思想中有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朱谦之是五四时期虚无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一切,反抗一切,宣扬“知识是赃物”,受到鲁迅的讽刺与批评。鲁迅和朱谦之虽然都与虚无主义思想发生过密切联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形态:一边是一位成熟的思想家对虚无主义思想的征用、体味、克服直至最终扬弃;一边是被五四唤醒的青年人借助虚无主义极端地张扬个性、试图颠覆一切的思想冲动。一边是尼采所说的“消极虚无主义”,体现为游戏绝望、品味绝望等“与绝望捣乱”的油滑战术;一边是“积极的虚无主义”,体现出渴望“虚空破碎大地平沉”式的近乎癫狂的思想状态。他们完整呈现出现代中国虚无主义的两副面相,是巴扎罗夫虚无主义思想在中国引发的两个变体,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虚无主义的两种路径。

学界普遍认同波德莱尔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鉴于波德莱尔的“应和论”赓续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总汇精神,强调代表诗的本质的想象力具有融合万物于一体的功能,业已包含艺术与生活相融合的维度。波德莱尔聚焦于现代性的具体时空,视浪荡子为现代生活的英雄,并把由人工的方式所制造的惊奇美作为现代生活意义的表征,借此从日常生活这一更为革命性的领域以美含纳真与善,力图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道德。尽管对瞬间快感的过度追求使人陷溺于快乐主义的泥淖之中,然而“应和论”因发现现代生活的意义,从而开嗣后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体美学等诸种生活美学的先河,具有重要的美学史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原稿》中有论词体特征的“要眇宜修”一则,广受词学研习者的称道,但此则词话却见弃于正式发表的《人间词话》。对此研究者或未曾注意,或心存疑窦。本文认为“要眇宜修”和诗词之辨的论述表现了王国维早期的词学思想,而与《人间词话》以“境界”为核心的具有现代审美意旨的新词学思想以及诗词一体的观念相悖;“要眇宜修”一则基本上是对前人词论的引录整合,“诗词之辨”数语亦不过是前人论述的沿袭,并无更多的理论创新意义,因而遭弃。深入系统解读“要眇宜修”一则词话,对认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类型文模式是中国网络文学在当下阶段的主要形式,尽管这一形式凝聚着网络时代大众作者—读者的共同劳动,但它并非网络文学自我生产的结果,而是已经内在于出版资本主义推动的文学商业化的历史,并成为资本主义向文学、文化领域扩张的新手段。从早期论坛和文学网站的实体书出版实践,到文学网站“起点模式”的确立,贯穿着连续性的文学商业化脉络。“起点模式”通过对文学活动的闭环运作和系统的抽象化,打造出中国网络文学生产的行业标准,确立了类型文生产模式,同时也使资本的积累逻辑正当化。对网络类型文主潮的认识,忽略文学商业化的连续性历史,就会失去网络文学研究的批判性视野。

戏剧性(Theatricality)作为戏剧研究的核心概念,其内涵意义受戏剧实践、社会文化语境及学术话语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并逐步从戏剧研究范畴扩展至文化研究和哲学领域。长期以来,戏剧性因与虚假、夸张、模仿等特征相联系而在社会普遍观念中被贬义化,但在现实主义戏剧、现代主义剧场及后现代戏剧的持续革新中实现了内涵重构而获得正面价值。20世纪以来,戏剧性研究主要以剧场模式和文化模式两条路径发展,前者强调其作为戏剧艺术的独特美学属性,后者则主要探讨其在日常生活、社会行为、政治文化中的隐喻性意义。在跨学科视角下,戏剧性又成为当代艺术哲学、人类学及媒介文化批判等的重要工具。在不断增长的理论丰富度和适用性之下,戏剧性也面临表演性概念(Performativity)兴起所带来的范畴重叠与理论危机。

本研究质疑了涂鸦创作,尤其是签名和大规模涂鸦,被普遍视为无意义破坏行为的观点。本文主张,涂鸦是一种具有内在政治含义的表达形式。借助空间正义的概念以及雅克·朗西埃的哲学,本研究展示了涂鸦如何在商业垄断公共空间可见性的情况下,重新夺回城市中的可见性,并挑战现代城市中自我表达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尽管涂鸦创作者普遍否认政治动机,他们的行为仍可被解读为更广泛社会—空间冲突中的抵抗表现。本研究将涂鸦置于政治艺术、空间商品化和日常抵抗的讨论框架中,提出一种规范性视角,将城市签名的艺术视为重新定义“发声共同体”的实践活动。

20世纪以来,抒情诗理论在现代西方批评界重焕生机。保罗·德·曼选择在现代性视域下讨论抒情诗的问题,在历史与当下的悖论、语法与修辞的辩证中重置了抒情诗的特质,从抒情主体、文类、修辞三个方面解构了学界对于抒情诗的传统认知,从而认为抒情诗是一种拒绝纯粹经验主体的、外在于时间的、逃逸历史的寓言修辞。虽然这一批评观引发了学界对其中隐含的历史回避与消解的质疑,但仍不失为20世纪西方诗学研究领域的新路径。

性别特质是性别群体生理属性与社会意识的互织和共构,男性气概是男性特质的平移、延伸或扭曲化表达。明清小说性别叙事中隐含着构建男性气概的主观意图,现实与非现实女性成为凸显男性气概的重要媒介,而厌女倾向在相关叙事中也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刚毅勇武是男性特质的重要范畴,但它在某些情境下容易向暴力方向演变,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从而引发道德失范行为。另外,男性群体的内部差异性使得明清小说中的男性气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而这与作者在何种领域通过对女性的他者化完成男性气概的重构关联密切。

“Representation”概念具有一个由多民族语言构成的词汇谱系。此一谱系的语义内核为替代,兼涉自我与他者,展现出一种在场的摇摆特性。以此观之,“再现”虽具备他者指涉内涵,却往往被视为模仿的另一种表述;再现还被用以翻译“reproduction”,后者也是模仿的代名词。“表征”尽管突破了模仿的思路,试图涵盖“representation”的自我和他者面向;但是其古代汉语内涵和当代科技中文运用与“representation”原义不相凿枘。“表象”自古具有象征、代表和表示之义,能够涵盖“representation”的客体化和动作化意味。现代汉语翻译实践印证了这一点。所以,与再现、表征相比,表象更适合成为“representation”的主要中译名。将“representation”中译名拟定为表象,能够更好地释放出这一概念自身的理论潜能,以及它与中国文论的对话潜能。对“representation”概念进行语义学和中译名考察,乃尝试以还原、释义和正名之法,探讨异域概念的合适的汉语表达方式,进而寻求中西方文论对话、汇通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学界皆视《译文》杂志1957年9月号刊出的范希衡译《论风格》为布封演说Discours Sur Le Style的权威译本,但在同为范译的1958年版《布封文钞》中,却有与之相异的《论文笔》译本。结合范氏其他译著,可以推断《论文笔》才是其本人所认可的原译本,《论风格》则极可能是《译文》杂志编辑修改其核心概念Style译法后的刊本。在西方Stylistics(语体学)中,Style的主要内涵是指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布封演说原文所论Style也是指具有规范性的文章笔法,即有层次和计划的语言表达方式,范氏采用的“文笔”这一译法准确传达了这一内涵。但在“风格”译名之下,Style概念关联的个性特征之维往往被加以突出,甚至成为主导性语义,而其所指称的“语言形式”这一基本内涵则被严重遮蔽。考释布封演说的不同译文,解读相关概念语义,不仅能够厘清诸多误读,更能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国现代文学风格论的学理缺失,推动文体学、语体学、风格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交互性”作为数字媒介艺术的重要概念,呈现出“参与性”和“自动化”两个面向。但这一广泛接受的历史叙事,由于负担了过多的政治期待和技术进步观,掩盖了“交互性”概念解释艺术困境的理论潜能。交互性艺术可在参与式戏剧“失败”之处重获成功,是由于计算机避免了人类演员的疲劳,并能通过偶然性规避人类的习惯性偏向。这就让经验内容重新洗牌,为先锋艺术的生产环境奠基。这一趋势下,自动化被用来寻求独立于人类经验的美学显现,与交互性相对的“互消性”被用来阐释委托代理的美学,人类从艺术生产到艺术享受都可由自动化代理。但是,现代艺术案例表明,完全的自动化艺术环境总会陷入崩溃或僵化,自动化依然会造成艺术的“疲劳”。人机关系作为异质主体间的交互,可抵抗趋同性的“疲劳”。人类的“意义”在于始终保留系统反馈回路以外的解释和行动能力,保持经验的差异性以抵抗系统间的反身性趋同。

将周济与王国维置诸学词与词学的千年词史场域,重新考察词作与词论的互动关系网络,可见二者之于词体本位的三条拓展路线。一是作者意图层面,二者分别以唤醒结构的心画式和觉醒结构的天眼式,展演了作者意图融注于词作文本的不同方式;二是感兴过程层面,二者分别以沉浸结构的向心式和游牧结构的离心式,继承并丰富了感物兴情、神与物游的诗学范型;三是词作结构层面,二者分别以叠加结构的绵延式和爆破结构的刺点式,构筑了情理兼胜而要眇宜修的词体境界,也暗藏了结构论的理论先导。周济、王国维看似处于一新一旧的历史位面,实则在学词与词学的双重观照下,共同展现出对词体发展的开拓意义。

从快感(le plaisir)到极悦(la jouissance),在概念阐释及使用上存在从德国到法国理论谱系的转移。这也可以被视为法国理论改造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19世纪弗洛伊德时代的快感理论基于费希纳的生理学研究,与生理主义相关,实际是一种快感的教育学,如对快感的驯化与操控。20世纪,随着文化时代的思维转型,法国理论对极悦的讨论构成了对前者的解构与批判。虽然同为对快感的操控,但它追求一种快感的不被满足与匮乏,由此提供了一个“反快感”的快感理论。从快感到极悦在概念阐释及理论谱系的跨越与转型,从快感到反快感的逆写与演变,不但指认了快感理论的“内爆”与其向反快感理论的“滑坡”,更呈现了从19世纪至20世纪文化史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