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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
Liu Yang
摘要： 在福柯前期对疯癫史四个阶段的考察中，理性压抑非理性的路径是逐渐微妙地将非理性的内涵由“外在于理性”缩换为“反理性”。前者不属理性，却兼容于完整的理性。后者不属（合）理性，拒斥狭义化的理性。后期福柯将康德启蒙观也置入后三阶段，显示这一压抑路径如何被强化，引出事件化思想。而最后一阶段以精神分析学为代表的“理论”之所以被福柯指认为推动着这一路径，是因为尽管“理论”表面产生于语言这一不及物的符号系统对意义的建构而不持合理性，但其揭示对象的深层结构时面临悖论：依托于语言的“理论”仍不得不掩藏自己的深层结构以完成意义建构而避免自我解构。事实上“理论”重复操作语言论底牌，将符号区分关系固化为二元位置，与意图—效果模式合流而形成及物冲动，仍落入着合理性。“理论”之后便需要考虑如何来积极兼容上述悖论，并由此自然地走向文学及其“外在于理性”的思想方式以更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