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文艺评论必须深刻把握当下所处的历史新方位，增强文艺发展的时代感、树立大历史观，引导文艺创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当下，文艺发展日益进入泛娱乐大文创和人民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必然要求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使人民有更多的文化获得感，这使得坚持什么样的文艺观的问题凸显，建构中国形态的文艺评论变得极为紧迫。所谓中国形态的文艺评论是在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特别是艺术创新实际，经由弘扬文艺批评的主体性、强化批评精神和增强使命感，以中国自身文艺发展和大众审美自觉为目的，创造既面向文艺现实和大众审美经验又引领文艺创作和文艺消费的评论话语，在加强交流对话和走向世界舞台，寻求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文艺评论的故事，提升中国文艺在全球化舞台上的位态，不断丰富文艺创作创造与文艺理论创新创意之间的接合功能，使之成为以中国理论有效阐释中国实践的生动体现。
与左翼文艺主要以理论文章彰显其文艺思想不同，苏区的文艺思想以更为隐性的两种方式呈现：其一，蕴含在各种政策、决议、规章、制度等文件中；其二，体现在有组织的文艺实践活动中。在苏区，文艺实践作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极致化呈现形态而广泛存在。苏区文艺理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是《讲话》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方面体现在《讲话》所肯定的来自苏区的文艺思想上，如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及如何实现这一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批评的标准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讲话》所批评的来自亭子间的一些不良文艺作风上。
倪迢雁是近廿年新起的新美学代表人物之一，对“有趣”作为一个审美范畴作出了系统论证。新美学新在哪里?它如何处理自身与传统的哲学美学的关系?它何以能在“理论”之后让美学重获生机?倪迢雁对“有趣”范畴的创设和喻说，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有趣首先悬搁审美判断，使之变成一个延展的叙事，说服受众参与，展开和接受，最终完成该审美判断。这给了康德的审美判断的普遍有效性一个操作的途径，也阻止了以定义为标的的形而上学范畴建构原则，对其他范畴的叙事化改造有示范作用。但倪迢雁在两种理论立场间的徘徊，也为她制造了特有的困境，涉及新美学本身的合法性，值得深思。
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只是批评进入后现代阶段才发生的现象。其中，道格拉斯·克林普借助拉康的能指理论，把“图像一代”作品中的图像结构解释为能指链，这可以看作后现代艺术批评进行理论迁移的一种典型形式。根据这种形式，克林普指出了阅读“图像一代”作品的基本方法。由追问意义转向探究图像与图像，再现与再现之间的替代关系。在后来的批评实践中，克林普将图像的能指链结构进一步聚焦到摄影领域通过改写本雅明的灵晕和复制概念，指出后现代摄影应该是批判摄影的摄影。于是，莱文的复制和舍曼的虚构手法自然成为克林普所认为的后现代摄影的典范。他通过对“图像一代”的批判性阐释，把拉康和本雅明的理论带入当代艺术话语系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
“沉睡”作为绘画中的重要母题，对它的表达与理解成为一个疑难。尼古拉·普桑的《里纳尔多与阿米达》揭示了沉睡图像的三重奥秘。基于对无差别之爱的寻求，“惰性身体”彰显肉体的还原，进入非时间维度。普桑的沉睡图像表明一种以镜式结构所引发的心灵时间，开启“凝神”效果，指向情感进程的无限性。最后，《里纳尔多与阿米达》的内在主旨是：作为拓扑结构的“沉默”得以揭示。至此，沉睡母题出离图像性边界，通往艺术性领域。
审美共同体是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美学问题，呈现为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与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等若干向度的问题式探究。当代批判理论重审总体性危机，经由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建构出容纳差异的、去主体化的、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审美共同体范式。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极强的实践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在面对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其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
反思性研究是一种滤去感性、回到本根、凝视自身的研究。反思性研究是人文学科最活跃，最具批判潜能和思想能量的研究范式。反思性研究绝不只是“回头看”的研究，还体现一种对自身如何可能的问询态度。反思性研究是理论高度自觉的产物。理论研究如何可能，理论言说的限度何在，谁为理论的合法性辩护，这是反思性研究提出的基本问题。反思性研究也是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与旨趣的内在要求，对个别、独特的价值事实的关切，内在地要求文学理论把反思性作为思想在场的方式。知识学模式，也可以称为知识学视角、知识型。知识学模式的生成机制是跨学科，基于问题的。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应该致力于揭示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学立场，从而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意见的表达、经验的归纳和各种“主义”的论争中超越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观测文学和各种社会文化问题的视角、观念和话语。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1908—1911年间，俄苏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把目光聚焦在托尔斯泰“重新估值”上，形成了俄苏文化界的论争势态。这一时期列宁的“托尔斯泰论”具有正本清源的效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经典文本。随着俄苏“托尔斯泰论”译介到中国，并在1928年托氏百年诞辰纪念时达到小高潮，“托尔斯泰论”也成为这一时期被频繁谈论的话题。探讨国内托尔斯泰评价的俄苏资源，托尔斯泰接受如何经译介、征引到论述而具有文论化特质，这对考察创生期的中国左翼文论从“重新估值”托尔斯泰的思想训练到呈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状貌，以及审视文论史视野下的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理论体系构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参照意义。
作为“抒情”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王德威的近著《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对抒情谱系的爬梳颇见匠心和功力。相比于经典抒情论述，王氏虽强调抒情的古典渊源，但主要还是受普实克的影响。然而他并不认同普氏对“史诗”的看重，实际上，其转向抒情的原因即在于不满启蒙、革命话语的单一化范式，而希图以“抒情”为参数，将二元论述三角化，关注三者间的联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王氏将抒情与史诗的互动窄化地置换为抒情与革命的博弈，有意无意地模糊抒情与启蒙以及启蒙与革命的异同。这就隐隐透露出王德威抒情论中的诗学政治，他在很大程度上把“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直接理解成了“诗史”，这也正解决了抒情如何介入的问题，而他的思考便是对于“诗史”的现代意义的重新发明，即“朝向史诗时代的批判抒情主义”。不过，王氏的抒情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所谓单一化史诗模式的批判之上的，其论调似又陷入了某种多元论的话语霸权。
在新冠疫情期间所经历的孤单感和不确定性使手我们回想起两个关于瘟疫的历史叙述：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古代雅典瘟疫的描绘，以及薄伽丘在他的杰作《十日谈》中提到的引发此书写作的背景，即1349年席卷佛罗伦萨的黑死病。在这两种叙说中，一种由仓促的决定和自信的话语构成的政治模式与一种文学模式形成了对比。这种文学模式重视时间和空间在对事件的判断中所起的作用。本雅明对伪有效政治话语中的“扩张性倾向”的批判，以及德里达对动物的“感觉”的强调，为进一步理解薄伽丘的“摩擦”叙事提供了双重理论基础，并将情感和独异体验置于“同情的政治”的核心地位。
从肉体之眼的观看到灵魂之眼的开启，从感受图像到仰望星空，从欣赏美的身体到观照美本身，视觉问题在柏拉图对话中都非常受重视。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灵魂的角度看，视觉总是与人的爱欲相关,这赋予了视觉特殊的内涵。一方面，柏拉图使视觉的即时性导向了爱欲之沉醉，这既是身体层面人与世界和他人互动的不可分离的原初现象，也是灵魂在洞观天宇最高景观时不可言说的深沉奥秘；另一方面，视觉的瞬间性达成了美的事物与美本身之间的跳跃，从而克服了逻各斯的自我封闭和属人智慧的固化，这恰恰孕育了形而上学的反题。必须拨开传统形而上学观念的迷雾，柏拉图对话中视觉本身之于人的重要意义才能得到彰显。
海德格尔将“祖国”阐释为“存有本身”是与其“大地和自然”思想密切关联的，是在古希腊-日耳曼(德意志)与犹太-基督教(或天主教)两大欧洲传统的对峙中展开的。海氏关于希腊的“第一次开端”和德国的“另一次开端”的叙事指向了对于犹太主义的批判，是关联着家乡大地和本真自然的生存的；建构存在论意义的祖国，就是从时间出发以寻找德国精神的源头，是民族的历史性此在时间与创造者时间的实现；作为“存有本身”的“祖国”和海氏的基础存在论相关，是穹苍、大地、终有一死者、诸神所共属的命运，是不断涌现和沉落的孤独者和憔悴者，是与资本和技术对立的幽然自闭的存在；海氏对“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审美性建构，要旨在于将祖国建造为庇护人之诗意存在的居所，但其在伦理学上还相对欠缺一种共享或大享精神，也当值得注意。
“后人类”转向的出现使得女性主义讨论的核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结构理论支持的反思人文主义扩展到多元的后人类主义视域，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谱系。本文将梳理当代“后人类女性主义”的多重思想资源和主要理论观点，重点研究后人类女性主义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的延续和突破，即后人类女性主义如何继续深入反思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并在新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础上开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维度，以及后人类女性主义新的“主体观”和“性存在/性别观”。本文最后反思这些理论新变，探讨其对当代文化批评的启发。
英国戏剧家戈登·克雷构想的“超级傀儡”概念隐喻了理想演员的身体所具有的纯粹的“肉/物”性，而以虚拟偶像为代表的，数字时空中的“赛博超级傀儡”的身体则是一种离身化的信息身体。从“超级傀儡”到“赛博超级傀儡”的身体景观进化标志着戈登·克雷继承与发展的实体论身体观被“后人类”时代的控制论身体观所取代，这不仅使演员的身体存在范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也使观众的身体被虚拟化并对观演关系造成了冲击。为了应对作为离身化“超人类”的“赛博超级傀儡”的挑战，人类演员不应该退回到“超级傀儡”意象所暗示的“前人类”状态，而是应该凭借与技术共存的强化肉体进化为一种具身化的“后人类”。
海洋文化对晚清小说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多篇涉海题材小说作品。晚清文人自撰涉海小说至少有81篇(部)，从小说艺术层面进行考察可知，与传统涉海小说相比，这些作品在继承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突破与创新，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体现海洋文化和时代心理的时空设置、海岛(异域)奇遇式情节模式的晚清书写、由想象和虚幻到注重写实的叙事笔法。探讨晚清涉海小说的艺术表现，有助于我们从特定视角认识、理解和研究晚清小说创作。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骈体小说在民国初年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繁荣。根据此前相关研究的统计，1912年至1919年，《民权报》《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等文学期刊上先后刊载过45种骈体小说。这些骈体小说受民初文学场域诸因素影响而出现，在情节模式、作品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但是受制于骈文在小说创作上的局限、读者群体阅读选择变化等诸多因素，最终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成为文学场域变迁对小说发展影响的典型范例。
古代文学批评在要求文学创作追求微言曲笔、含蓄褒贬的同时，也往往追求自身的隐微修辞与效果。无论是面对政治权力或文学的社会功能压力，还是表达某种文学主张、意见与评价，隐微修辞都是文学批评规避压力、涵养蕴藉的策略性反应。隐微修辞应用于各种复杂的文学关系，也呈现出十分丰富的表现形态。通过材料取舍、谋篇遣词等“笔法”曲传微旨，或假借典故、总集、别集、笺注和评点等侧翼迂回，寄托抑扬，或将散见于不同之处的批评见解并置以形褒贬或寓规于颂，反言以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如何在较广泛的社会心理期待的基础上恰当解读文学批评的深微之意，也需要开放式的批评共同体的商量培养。
唐宋砚台主体经历着陶砚到石砚的材质变迁过程，伴随宋代文人蓄砚风气的兴起，砚铭写作数量得以在北宋时期骤然增长，并出现以苏、黄为代表的典型作家群体与书写范式。延续唐代铭文书写的物质美感转向，苏轼着重于砚台审美的艺术性展现，由此完成以诗为铭的破体尝试。相较而言，黄庭坚试图调和砚台物质审美与铭文箴规功能的割裂，借由物质形态的比德书写达成铭文初始功能的革新式复归。南宋砚铭写作的路径选择趋近于黄庭坚范式归因于铭文列入宏词科的官方考试项目，其尊体与合题的应试标准与黄氏砚铭书写桴鼓相应。基于南宋石材的急剧枯窘，砚台被视若文字之祥的符号式表达楔入铭文物质审美与伦理价值的叙述过渡之间，造就砚铭写作的三段式构思形态。
《世说新语》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关键在于南宋时期的刊刻及文人传播。学术界普遍关注《世说新语》在南宋时期的三次刊刻，即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淳熙十六年张縯刻本，却忽略了张縯刻本跋语中提及的“蜀本”。这四种刻本存在文本合流的现象，呈现出《世说新语》区域化传播不平衡的特征。刻本出现之初，《世说新语》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刊刻地江南、西蜀、潭州，出现了研究、注引、传播的文人群体，且彼此交游。其中，陆游身兼刊刻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游历遍及湘蜀、江南，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世说新语》钞刻嬗递时期，文坛大家和文人群体的积极参与，彰显出《世说》在南宋时期的流播面貌，在文学经典书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对有清一代诗史的建构，离不开对典型事件的关注。从曹寅对楝亭的营构及图文题咏这一典型事件开始，即伴随着对楝亭“家屋”伦理的、文学的、审美的多重意蕴的空间建构。曹寅以楝亭形成的亭台空间为据点，当他尝试建构自己对于南都昔日生活的记忆乃至居住于此后的生活情状时，一方面借助孝悌意象符号来描写其栖居空间、生活状态，并新添入会友、园隐的栖迟意象内涵，以此塑造自我形象；一方面在建构自己社会身份与生命格局的过程中，透过征集楝亭题咏、宴集酬唱等方式传布风雅，完成了艺文书写的全过程。裹挟在清初唱和之风的浪潮中，文事亦带动着雅集传统的复归。而楝亭开放性隐喻意蕴空间形塑完成的同时，召唤着江南文士们一起参与进金陵这一地方历史记忆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