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符号都是由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协同建构的，因此，最终都可以由这两者协同作用加以解释。只有深入了解行为语言、言语行为、其他符号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特别是言语行为和行为语言的施行方式和性质，才能对文学艺术作出合理解释。符号惯例的变革是文学艺术风格演变的直接原因。当惯例的变革涉及文学艺术观念和制度，也就是说，涉及变更符号背后的言语行为范式，造成注意力的转移，调整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张力结构，它将重构人的感觉配置，重塑人的感官，制造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就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建立中国人的主体性和认同的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思考。张旭东2005年初版、2021年三版的理论著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在文化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其影响延续至今。本文对比剖析张旭东与其论争对手的观点，检视它们各自观点主张与方法论的优缺点。

对艺术史的研究在中国和西方都与历史研究有密切关系。早期艺术史在西方和中国历史上都是以主流文化传统生成的经典艺术及其发展为线索的研究。自18世纪赫尔德倡导民间文艺以来，艺术史书写通过对民间艺术价值的发现而突破经典艺术史观，弥合“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种文化记忆之间的缺口而构成新的艺术史。进入20世纪之后的史学和艺术史观的发展影响到艺术史与历史的关系研究，形成了艺术史研究与历史的活化观念之间的互动。这种新艺术史观对于艺术史书写与传统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至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新时期中国自白诗只存在了较短的一段时间，但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在学界引发的关注却经久不衰。自诞生之日起，“自白诗”批评即与女性诗歌捆绑在一起并遭遇了诸如缺少中国文化指征、没有技巧或美学呈现等批评和诟病。但实际上，新时期的中国自白诗写作并非女诗人的专利，一部分男诗人也参与其中并创作了许多自白诗的佳作。而且，作为富含民族性的文体形式，新时期中国自白诗歌中包蕴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另外，新时期中国自白诗的上乘之作不但充满“灵气”，在诗艺方面的呈现也颇为精彩。

“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或称“言志派”与“载道派”，是周作人散文理论批评的两个关键词，也是他研究中国文学/散文史的一对重要范畴。长期以来，学界对其褒贬不一，争议颇多。本文评述周作人“言志”与“载道”说的生成和演变，同时探讨批评者对其论说的辨析和修正，力图从还原论辩的历史现场中对论辩各方的观点进行客观的历史审度，并从文学通变和话语建构角度重新审度“言志”与“载道”说的是非得失，寻绎出有益的文论资源与学理启示。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时代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重新反思语言的国别问题，将华侨外语写作纳入自己的视野与书写实践之中，认真思索华侨外语写作所内蕴的“东学西渐”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世界性”中国应是一个“传播”的中国，而在时代性、当下性，乃至未来性上，“传播”中国视域下的文学史“再”重写，既需要坚守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的“本土”视角，又要在此基础上有效整合华侨文学，特别是华侨外语文学所内蕴的具有文化间性与世界性的“海外”视角。

由于晚清以来描摹社会、揭露现实类小说的盛行，“五四”前后，评论界竞相对小说的写实问题展开讨论。评论者凤兮在自己的文章中以“自述体”一词代替写实，一方面重视写实的价值，同时也认为以作者自己为作品主角的自述体小说存在不够写实之处。其后的吴宓等人指出写实小说的弊端，而沈雁冰则否定时下流行小说隶属于写实派的身份和价值。整体上，他们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在写实方面的肯定呈逐渐递减之势。但凤兮所谓的“自述体”在强调写实的同时，也间接地触及小说的虚实问题、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呈现出在传统小说批评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双重影响下评论者对小说认识的突破与局限。

从近现代知觉心理学、哲学、艺术理论研究的走势来看，不同时期特定的视知觉解释范式往往与既定的图像研究及视觉研究阐释模式有着深刻的呼应关系，而以吉布森为代表的直接知觉论便是当代很值得重视的一种。论文论述了吉布森三个核心观点，并主张以此途径重新发现并思考图像观看经验中的三个问题。其一是当代图像再现研究中核心的二维图画、三维世界的视觉经验差异及相互关系；其二是新视觉图式，尤其是最初的视觉图式如何获得；其三则是通过观看图像实现视觉沟通共享何以可能？这些问题的发现或重新思考不仅推动了当代图像再现研究，同时也呼应了一种视觉生态主义与现象学的视觉研究路径。

在还原主义盛行的艺术研究领域，保罗·克劳瑟的形式主义美学却反其道而行，他以康德的艺术思考，特别是其有关“崇高”的思想为起点，结合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研究理路，形成了独特的后分析现象学方法。他以此重新思考和探究艺术的本质（“内在意涵”），开辟了研究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抽象艺术、观念艺术、数字艺术等等）的新路径和新的阐释可能。另外，基于其对艺术本质的新认识，克劳瑟的后分析现象学方法，也将适用于其尚未重点关注的领域（如“局外人艺术”等），为关于后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认知、实践和解释方式。

儿童问题是考察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演进的基本线索。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儿童观念的反思与革新中实现了意义重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前，一种“可知”的儿童观构成了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围绕着“不可知的儿童”与“不可能的儿童文学”的争论、反思，促成了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观念与方法层面的双重革新。从“可知的儿童”到“难解的童年”，“儿童”既为西方儿童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其自身也代表了一种重大而深刻的批评精神。

胡塞尔继承了康德的超越论哲学，在批判心理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认识批判，发展出了现象学反思的方法。这种方法被利奥塔用于解读康德美学中的审美反思，批判现代宏大叙事。通过现象学的视角，首先，审美反思是先验的反思，具有“启发性”特征，即确保感性在认识过程中的奠基性并限制诸认识能力的使用范围，防止超越性知识的出现；其次，审美反思具有“自指性”特征，是与反思性判断力相关的审美感觉，它保证了反思的内在性和批判的纯粹性，防止知识能力与超越性对象形成直接联系。这种认识批判为知识找到了明见性的基础，同时为后现代的崇高美学和伦理学奠定了基础。

法国左翼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在《速度与政治》中提出竞速政治的概念，认为肇因战争的竞速政治深刻改变了古往今来的地理形态及人们的时空感受。维利里奥认为，军事后勤学作为空间的部署方式经由“二战”兴起的视觉媒介，上承传统地理空间下启后人类语境下的人类身体，成为权力运作的有效逻辑。军事地理对于人类生活空间具有主导作用，深刻改变着人生存的地理环境；“后—城邦”语境下时间成为新的政治宗主，致使时空收缩的异化现象无以复加，知觉后勤学是媒介技术驯化人类的无形武器；当生物移植术塑造出人机合一的后人类环境，“身体后勤学”作为新型的驯化手段便应运而生。

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被归入美国阐释学发展的谱系，其论题、概念与论证逻辑却需联系分析哲学才能理解到位。罗蒂与唐纳德·戴维森的长期对话，既对接当代阐释学的诸种关怀，又开辟出独具英美理论色彩的哲学空间与文学空间，更为我们探讨罗蒂从分析哲学向新实用主义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于文学理论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线索。

艺术赝品经常被论及的角度大体包括审美价值、艺术价值、艺术体制等，但关于赝品的认知价值还鲜有关注。赝品认知存在“以假乱真”和“以假代真”情况，涉及到归纳逻辑的认知概率问题，这与古德曼所提出的归纳悖论存在学理上的相通性。无论是“以假乱真”还是“以假代真”，对赝品的认知过程存在“符号化的意向性”过程，即感性直观、形式直观以及本质直观三个阶段，最终的目的是离开艺术文本的符号构成，进入最后的“本质直观”，其间蕴含着探讨艺术符号学哲学向度的可能空间。从赝品的认知逻辑出发，探寻经验论与观念论之间的辩证张力，打破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分野，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人类的思想资源，使艺术符号学真正走向哲学的境界，共同面对人类思想的终极追求。

实用主义的戴维森主要通过新实用主义者阐发而来。然而，戴维森在文论中的实用主义面向更为复杂，主要呈现为三副面孔：新实用主义者戴维森、意图主义者戴维森和彻底诠释者戴维森。戴维森的不规则语言论成为新实用主义者的语言哲学基础，以此辩护文学语言等非惯常语言在语言交流中的原初地位。但是，戴维森本人的意图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多元诠释论发生张力，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戴维森一直坚持的反约定原则，由此主张以“第一意图”来充实戴维森文论的实用主义面向。为调和上述两种路径，我们在兼顾他前后期意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的隐喻论。它实质是基于彻底诠释立场发展出的修辞理论，是将隐喻放在戴维森文本内部实用主义化的成果，由此更好地实现了文本忠实和实用主义立场之间的平衡。

晚清外交官群体，由于域外的语言接触，对中国既有的语言文字系统进行了整体返观，诞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变革命题——“言文一致”。在“言文一致”观的萌生阶段，呈现出一种“混沌”的原生质杂芜状态。黄遵宪的出现，扭转了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建立起单向“现代”发展的“言文一致”观。由此“言文一致”，中国语言文字“现代”的“装置”边界，已然有所打造与建立。

王国维早期对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等西方美学和道德观的译介和运用，充满了主观上的偏好和倾向。这些偏好和倾向主要体现在对下层国民道德的强烈关怀、对西方伦理学中上帝概念的悬搁、对主体实践理性的政治道德化，和对道德和知识品性的等级化等方面。在对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等人的美学观点的补充和替换中，王国维早期诗学和思想的内在逻辑始终未能脱离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文化和价值结构。在王国维所宣扬的非功利、非政治道德的审美主义中，始终潜藏着对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倾慕和热诚。这一点与席勒等人的审美启蒙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也从侧面折射出王国维前后期思想学术分歧背后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新发现的汪辟疆1915年发表的《小奢摩馆诗话》，堪称其最早的一篇诗学著作。这部诗话不仅提供了汪氏诗作辨误与著述钩沉的线索，还论及诗史分期、以地域为标准划分诗坛流派等重要命题，反映出其关于近代诗学研究的若干主要观念在青年时期已初具规模，对理解汪氏学术体系的形成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诗话中所录赠陈三立诗，乃其《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赞诗之全璧，基于这一完整的新见文本，可更全面地理解汪辟疆高度评价陈三立的真正理由所在，加深对晚清诗坛及汪辟疆诗学体系的认识。

本文考察五言排律在诗学理论层面的阐述历史。唐人对五排诗体的理论阐述总体处于隐而未发的状态，惟有元稹对长篇律体在创作动机、艺术优长及缺陷等方面的特点有比较精当的表述，推杜甫五排为典范并触及“铺陈排比”这一艺术核心。宋代诗论家如叶梦得、张戒、杨万里、刘克庄等，在诸诗学范畴之下探讨长篇诗歌在诗法、诗风、题材功能及内在原理等多方面的特点，其论述对象虽不特指长篇近体，却对五排诗体理论的深化有重要影响。元代李存、杨士弘的唐诗选本，关注到以御制、试帖或应制台阁等为主的初盛唐五排，促使五排在诗学理论上的阐述重心向审评源流正变问题转移。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兼取前代提出的“铺陈排比”与“应制台阁”两个五排诗体艺术核心，重新论定了唐代五排的体制正变和艺术特色，并对五排在唐前的溯源问题提出独到见解，从而使五排在诗体理论上的阐述趋于成熟。此后，明清诸诗论家在高棅的基础上，围绕渊源和流变两方面问题展开论辩，持续深细地完善着五排诗体理论的阐述历史。本文最后一部分，则从渊源和原理两个角度，探析将“排律”作为该诗体的通用名目的合理性所在。

本文以王维《辋川集》的五言绝句、松尾芭蕉的俳句以及海德格尔晚年诗作作为分析对象，在结合禅宗核心思想、松尾芭蕉风雅之寂以及海德格尔后期对“存在的真理”之思的基础上，概括总结此类“禅境诗”的一些的共同特征：以极其简洁的文字和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示“刹那涌现”“法尔自然”“自存独化”的自然景象，其以禅宗思想而论则是表现诗人当下无分别意识的现量境，尤其符合王夫之对于现量境之诸要义的归纳及“云门三关”说，也与舍尔巴茨基对于现量境（“点刹那”）的分析对应相似，其所表现的是当下唯一真实存在的宇宙大化流行不息的生命力；在松尾芭蕉则符合俳艺的“闲寂”“诚”“本情”之主要思想特征；在海德格尔则体现为人如何凭借“诗”“语言”或“艺术”而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诗意化的栖居于世的诗化哲学思想。而作为此类禅境诗之魂的禅宗的现量境思想则是贯穿以上诸家思想的主要线索，于中显见实际创宗于七世纪中国唐朝慧能的禅宗思想已然贯通中西方而成为20世纪现代世界思想史共享的思想文化遗产。同时，本文也认为应该将这类“禅境诗”在古典诗歌分类中独标一格，以确立其在诗歌美学与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不朽的永恒价值。

文章总集是考察明人对传体文学接受的重要视角。通过考察总集的传体设置、作品选录、文体辨析等，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明人的传体文学观。具体来说，明人进一步明确了史传入集的“合法性”，将更多的史部作品加入传体中，扩大了传体的意涵。明人对传体作品的选录，以对本朝传体文的择录最为用心，选录作品数量多、代表性强、兼重文心与道义，能够反映明代传体文创作的总体态势。此外，明代文章总集对传之为体作了不断深入的辨析，传体分类精细而合理，其观念一直影响至今。

吹万广真对明末禅林抄袭模拟之风有着清醒的认知，其诗禅观念立足禅林，提出“诗家法即禅家法”的“以诗喻禅”之说，不但是禅林“借诗解禅”“借诗悟禅”的迭代，也体现了吹万禅师指陈时弊，力图纠正晚明禅林真源渐昧的现状。吹万以“真参”“真悟”为“真诗”，将谢榛“四格”诗法导向了“真参实悟”的参禅之法，融参禅之道于诗学，认为古今之道一以贯之，以禅僧的立场道出了诗家的真髓。在动乱频仍的晚明，吹万禅师以忠孝作佛事，展现了自己的忠义菩提心，将禅林缭绕之佛音与诗韵相结合，援儒入禅，体现了禅门的救世情怀。禅门“诗言志”“和声律入佛音”虽有用世之思，但其道最终导归于禅，诗与非诗在于性觉妙明之“真心”，而非艺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