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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
    付建舟
    2022, 42(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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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见成效,社会主义中国为世界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在文艺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尝试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艺学”。这种“政治文艺学”基于政治和文艺辩证关系的基本原则,拥有“小政治文艺学”的“阶级”视野和“大政治文艺学”的“人类”视野,突出党性、人民、实践这三种基本品格,追求三种理想原则即“文学与政治相互想象”、“傲慢与偏见”的双重克服、“文艺的政治化”“文艺的政治色彩”“文艺的政治契合”三境界,并以“‘人民’文学主题”“人民中国”“社会形态”“原动力”四个关键词建构理论框架。这样的“政治文艺学”是“审美文艺学”的有益补充,使现有的文艺学更加丰富多彩。
  • 专题:美学研究
  • 专题:美学研究
    张颖
    2022, 42(1):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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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现代美学属于一种古典主义美学体系。在17世纪的现代民族国家法兰西大力发展古典主义文化中成型,牢据现代欧洲普通知识核心区。鲍姆嘉通提出“埃斯特惕卡”学科设想后,美学学科在至少半个世纪里遭到法国知识界整体抵制。在德国美学成就的强大压力下,法国美学从19世纪开始自觉展开学科化探索,既吸纳德国古典美学,又回归并发扬自身的“美之学”传统。这一学科化进程经实证主义渗透后发生质变,专注于艺术“事实”的科学实证美学越来越远离形而上的“美之学”,古典主义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通过整理此期主要美学家及其代表性文献名目,呈现其彼此之间层累与呼应的密切相关性,可以看到,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体系呈现出起源、成熟与衰朽的生命历程。拜泽尔力主后康德时代的美学回归从莱布尼茨到莱辛的审美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发现,法国古典主义现代美学与这一传统之间有亲缘关系。这提示我们,“民族美学”视角的引入,或许能够给美学通史增补新观念,灌注新活力。
  • 专题:美学研究
    李国辉
    2022, 42(1):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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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格纳的音乐美学因为对梦幻的关注,吸引了自波德莱尔以降的象征主义诗人,这种音乐美学推动了象征主义的音乐转向。瓦格纳的音乐的立脚点在乐音及其组织,而象征主义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对感应世界的强调,对理性语言的运用,对形象组织的创造,使象征主义诗人无法真正采用音乐的做法,而不得不创造新路。象征主义诗人将音乐的概念抽象化,发展出象征的音乐、情感的节奏的理论,具体来看,这分别表现为形象的暗示作用,以及形象、印象的自然流动。虽然象征主义的音乐转向不同于瓦格纳的模式,但是瓦格纳的理论仍旧是它的主要参照。
  • 专题:美学研究
    涂慧
    2022, 42(1): 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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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传播过程中,美国汉学家罗伊斯·福瑟克译介的《花间集》具有不可忽视的阐释价值和诗学启示。就阐释角度而言,福瑟克从普遍审美意识和现代性理念出发,对中国花间词予以现代性体验和创造性阐释,认为它具有现实超越性、文本自律性、人工技艺性、创造想象力、主题多义性等特点,契合并遥指19世纪晚近西方兴起的现代审美症候。就译介诗学而言,福瑟克从跨语际译介和跨文化诗学出发,重视词作的结构布局与意象安排,关注词体形式的诗学维度及其与主题的关联,以“结构对等翻译法”赋予译文结构形式以审美意义和诗学价值。《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密切关联,呈现出既彼此呼应又相互彰显的张力关系。它植根于西方主体性与现代价值观的“自我想象”与“中国想象”,是现代性价值与民族性诉求之间互动的变异呈现。
  • 专题:美学研究
    陈佳
    2022, 42(1):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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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ublime”输入漫长的汉译史中,汉语固有的“崇高”一词得以从众译语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匹配,“崇”与“sublime”所包含的山峦意象暗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但中西自然观的差异又导致山峦意象在两种文化中所唤起的情感存在巨大差异,从而造成“sublime”在西方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激烈对抗色彩在中文语境下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
  • 专题:美学研究
    尹林
    2022, 42(1): 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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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前后,新中国文学期刊经历了第三次改名热潮。这次改名潮是“新时期”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它昭示着“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的渴望,且与“十七年”文艺主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它也深刻地体现了期刊办刊理念及审美想象的转折。此后,文学渐渐从“文艺”中独立出来,逐渐淡化工具性,洞悉“改革”难题,关注知识分子。文学界对于民族性的理解,也渐渐由利用民族形式转化为剖析民族伦理。在从动员功能慢慢到启蒙面向的转化之中,以文学期刊为主要媒介的“新时期”文学得以复苏并转型。
  • 专题:近代教育与文学
  • 专题:近代教育与文学
    刘晓军
    2022, 42(1):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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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近代西学东渐的传播路径,学校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教育宗旨的确立、课程标准的设置、教科书的编纂,乃至课程练习与考试等环节,都将影响学生文学观念的形成。中学国文教育在最基本、最庞大的学生层面树立了国人的新文学观念,文学成为表现人类情感与想象、反映社会现实与表达人生理想的艺术,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散体叙事文学。国文教科书选录课文时有意偏重代表现代小说观念的翻译小说、自创小说和小说理论,给学生营造了接触、亲近现代小说的文本空间。经过小说作品的讲解、小说理论的阐释以及创作方法的指导,学生从思想上接纳了现代小说,并以小说习作的方式进行文体实践,最终形成现代小说观念。
  • 专题:近代教育与文学
    余来明, 严欢
    2022, 42(1): 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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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全英文授课的教会学校,创设之初就非常重视西方人文思想。该校自19世纪末以来开展的全英文与通识教育模式,对培养学生的西方文学素养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方面,西方文学相关课程注重元典阅读,促使学生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入学考试对英文名著的重视在社会上形成了英语学习的“倒逼”机制,使学生学习英文和西方文学作品不断小龄化、深入化。与此同时,“五四”前学校刊物上学生创作的小说及诗歌,在思想和创作手法上均显现出西方文学影响下的新文学印记;学生表演莎剧与中文剧,开国内新剧表演之先,是现代戏剧运动史上不可忽视的部分。
  • 专题:近代教育与文学
    陆胤
    2022, 42(1): 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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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西学涌入,伴随着学堂教育和铅石印出版机构的繁兴,涌现了一批新编尺牍教本。先是在教科书体例和英文尺牍范本启发下,尺牍被新式文学教育接纳,成为蒙学读本和国文教科书的一部分;继而出现了专门的“尺牍教科书”,并带来了学生尺牍、女子尺牍、白话尺牍等新类型。这些新编教本无不将关注点放在尺牍程式的传授上。作为一种“应用文”,尺牍适应了近代以来日趋功利化的教育氛围,但伦常秩序与身份礼俗的震荡,也使尺牍程式在“实用”与“虚文”之间的张力逐渐凸显,最终导出了改良尺牍的方案。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旧程式与新内容、新语体,仍有一段共存时期。
  • 专题:近代教育与文学
    李敏
    2022, 42(1): 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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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初新式学校教育延续清末以日为师的整体趋势,“文学”观念受知识资源与教育理念等因素影响,呈现复杂的纠葛状态。小、中、师范等初等学校,定位于普通国民教育,不同人对“文学”的意涵、性质及取舍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新学制虽确定小学以上国文科以“涵养文学之兴趣”为要旨,但在实际教学中,在国文科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同时,也有人质疑国民教育中“文学”的适用性。受西学影响而出现的《中国文学史》,在编撰体例、材料取舍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这些问题正是19世纪以来,“文学”概念受不同知识资源影响,随时代而变化的特点在教科中的表现,影响着教育与学科的发展。
  • 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 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Li Zhenling, Ha Jin
    2022, 42(1): 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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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访谈中,哈金教授不仅通过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生涯,分享了他对文化立场、语言、翻译和传统等与海外华文写作相关的关键术语的思考,而且通过讲述早期的中国写作和后期的移民作品,披露了自己的写作关切和策略。哈金将流亡与移民区分开来,强调两者之间的动态转换;他看重移徙的超越性、包容性和形而上层面,认为移徙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状况。哈金坚持语言的可译性,认为移民作家应该利用语言“瑕疵”,把错误的或有缺陷的英语作为一种风格,并认为找到自身在不同语言和传统中的独特存在尤其重要。哈金认为写作应传递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但不认可文学的典型化塑造,因为文学是关于个性和特殊性的呈现。他还指出,海外作家应该更多地关注新移民的挫折经历和其中存在的性别问题,美国梦和种族主义这些主题已经过时。
  • 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沈杏培
    2022, 42(1): 1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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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青春万岁》(1953年)至《笑的风》(2020年)之间的小说写作,清晰地存在着一个关于人的“被缚”与“脱缚”的精神脉络,由郑波、林震、钟亦成、张思远、钱文、倪吾诚、青狐、苏尔葆、傅大成等构成的人物形象序列,隐含着由“政治人”到“自由人”的形象谱系历时性变迁,而在价值层面体现了由革命伦理和政治伦理本位向个体伦理和自由伦理的转化。王蒙式的“政治人”是一种单向度的人格类型,隐含了政治同化与自由冲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尖锐对立。近作《生死恋》和《笑的风》中的苏尔葆、傅大成所代表的对自由执倔渴望并决绝行动的“自由人”,建构出了新的“人学”话语和新的价值向度。通过“自由人”的婚姻变故和人生悲喜剧,王蒙探讨了自由的代价、边界和困境。论文重在考察“政治人”到“自由人”的历时性转变过程,以及两类人格各自的文化特征与内在危机。
  • 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谢力哲
    2022, 42(1): 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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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考察《围城》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受到“左中右”臧否的时代际遇,本文旨在揭示1946—1949年的《围城》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时期及小说经典化历程上的独特文学史意义。以自由主义文学观为基调的中间派与右翼方面虽初步概括了该作的成就与瑕疵,却未取得较高的理论建树;左翼作家的相关评说则既有偏激过火的批判,也有自成一家之言的创见。这既为后世“立此存照”般地展示了现代-当代文学转型之际自由主义与左翼文学批评范式的对峙情形,又作为《围城》批评的“起点”而映照出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追认”相当程度上正是对此前自由主义文学价值观的接续与重拾。
  • 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周才庶
    2022, 42(1):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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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介文学以文字、影像、网络语言为媒介,突破以文字为本的传统文学形式,形成文字、声音和图像相互关联的文学形态,其逻辑起点是以媒介为基点来认识文学作品的物质基础和表意符号。文学具有物质性,媒介的物质基础决定语言的符号系统,以及文学创作和接受的社会情境。超文本、遍历文学、数字文学、电子文学是新媒介文学的诸种理论表述,新媒介文学形成了印刷文本、影像文本和网络文本交叉融合的复合文本形态。数字文学情境出现了三种明显的倾向,其一为商业化、产业化,其二为社交化、社群化,其三为文学的审美特性从语言文字向画面影像层面渗透。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菲利普·罗杰
    2022, 42(1): 1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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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贝·加缪在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却受到了几乎所有同时代法国哲学家的批评和排挤。然而,加缪对反抗与暴力、自由与正义之间关系的思考,却依然是当今法国知识界及时事辩论不断参考和讨论的对象。本文首先通过介绍加缪的个人经历、他与萨特在二战后的论战,以及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加缪思想的接受,来强调加缪在20世纪法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随后,文章将重点讨论加缪在《反抗者》中提出的“正午思想”的两个核心要素: 自主原则与节制。“正午思想”如何通过对希腊文化的借鉴和对“地中海”的想象成为一种“思辨的地理”?这一融合了政治、伦理和美学的沉思对以德国历史哲学和辩证法为主导的现代欧洲思想又提出了怎样的批判?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贾玮
    2022, 42(1): 15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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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双方人道主义争论的延续,萨特的“文学介入论”以“为了他人的自由”与海德格尔“诗论”对于“自我学”的维护,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是以绝对自由为支点的“文学介入论”,最终还是将他人进行了同一化,因此未能真正走出唯我论,进而触及文学的处身于世性。梅洛-庞蒂将文体还原为“风格-制度”,不仅超越了萨特与海德格尔的文体之争,而且表明作为“身体-姿势”的延伸,“文学-文体”更为彻底地显现出自我言说的他人性,展示出“我在”的真实,即自我与他人的根本性联系,从而彻底突围我思对于自我的自足性假设。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肩负起了对于他人的责任。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尉光吉
    2022, 42(1): 16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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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水的体验贯穿着法国作家乔治·巴塔耶的作品。在其最后的图册《爱神的眼泪》里,泪水体现了情色和死亡的同一性,并把激情的表达赋予了哀悼。而在第一部小说《眼睛的故事》里,泪水既是欲望叙事的基本元素,也是幻视生成的根本动力。根据巴塔耶的社会学研究,泪水还和笑声一起揭示了社会结构的神圣内核。作为非知的重要形式,泪水反映了人的至尊价值,它代表着存在的流泻,以及存在向外展露的维度。由此,泪水成了存在的边界,以及思想和书写的边界。巴塔耶总在泪水的边界上书写。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石绘
    2022, 42(1): 17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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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坚定的反神学逻辑的哲学家,德勒兹在分析梅尔维尔小说《抄写员巴特比》时悖论性地征用了诸多神学表述,甚至将巴特比视为我们时代的“新基督”,这似乎与其一以贯之的内在性原理相互抵牾。但事实上,德勒兹将巴特比纳入斯宾诺莎-尼采-劳伦斯的基督论谱系中进行阐发,通过对句式“我宁愿不”的读解,将其塑造成以“意志的虚无”消解超越性并契合内在性的“新基督”;他的生命形象在培根笔下的基督受难画中获得了视觉表达;并且,按照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新基督”传播的福音正是引导人类从被动朝向主动的“超善恶”的伦理学。由此,贯穿德勒兹哲学、文学、绘画论著的“新基督”成为其哲学的“道成肉身”,此“道”乃内在性之道,此“身”实为“无器官的身体”。
  • 专题:法国理论研究
    张执中
    2022, 42(1):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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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利里奥的“意外/事故”指向“必然是别样”的激进姿态。技术“事故”中断人类经验中的既定幻象,而艺术“意外”则重塑主体观照世界的视线。文学作为书写技术,其“意外”关涉多重维度的知觉更迭。从外部效应看,文学技术的半透明性以技术世界的调解路径取代自然世界的对立模式,文学“意外”生成于知觉系统更迭之际。而在内部机制上,文学技术的准时间性调适读者的理解立场,解构时空对立的范式分野,揭示情节与意图的“均势妥协”,在时间与反时间的悖立中,文学的“意外”得以显现。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姜荣刚
    2022, 42(1): 18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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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范畴的现代嬗变,以往认为主要受西方意象派范畴的影响,而意象派范畴又先于此受到中国传统意象思维或范畴的影响,这种看法有悖实际。事实上,在此之前,“意象”就以格义的方式开启了与西学的对接,这一过程才是“意象”范畴现代嬗变的关键,意象派范畴的影响只是这一大河中汇入的一条支流。同时,由于“意象”的现代建构又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与其极相近的“意境”概念,从而造成了二者长期以来的理论纠葛。厘清这一点,不仅可以清晰地见出传统“意象”“意境”概念如何在西学渗入下裂变的整个过程,而且对于认识二者理论现代建构的得失以及当下的理论重构来说,均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乐进进
    2022, 42(1): 19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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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庭坚文名不显,他的文法随之湮没无闻。实际上,他的作文理论对南宋文章学的成立影响深远。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黄庭坚从作品典范中抽绎出文章法度,用来指授后学,开时代风气之先。他的文法涵盖双重面向,针对入门的初阶技法与引领自成一家的终端旨趣。基于对科举作为仕进之阶的体认,黄庭坚教导士子通过修习古文法获取时文写作技能,是为南宋借由剖析古文来充当时文教科书的先声。同时,黄庭坚以法则为门径却极力摆脱前人窠臼的尝试,衍化为吕本中的活法理论。以之为媒介,黄庭坚从有定法到无定法的作文旨趣辗转生成南宋文章程式化的救弊之资。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陈刚
    2022, 42(1): 20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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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心学思潮影响,公安派文人认为常和奇并非事物本身所具备的物质属性,而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产生的感觉性概念,由此得出不能以一己见闻来定义、衡量整个世界的观点。为了达到“视奇为常”的精神境界,公安派文人往往对奇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并在常、奇二者之间以奇自居,由此对常发起一股猛烈的撼动与冲击。具体到人格领域,公安派所谓的奇人有以下三种类型——遗世独立的宗教奇人、经世致用的豪杰之士、骨趣兼备的文人才士,而独立性是三者的共同特征。公安派正是将独立自主的奇人品格灌注到文学创作之中,通过与复古派在古今、学古等问题上的诸多龃龉,构建了自身在晚明文坛上奇人的文学姿态。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方舒雅
    2022, 42(1): 21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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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骨夺胎”作为北宋诗学语言学转向下的写作策略,相比梅尧臣“意新语工”式的创作追求,“换骨”“夺胎”二法淡化对“意新”的自创,关注诗歌语言本体。以“造语”与“形容”的表达艺术,或改变诗句的语言风格,或增强对诗意的修饰,最终实现诗句由“言”及“意”的提升。而句法层面之超越,既是“换骨夺胎”生成时的内在规范,亦成为接受语境中绝大多数宋人认可此诗法的内在标准。由此,从北宋诗学语言观念的视域观照“换骨夺胎”,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解释“意”或“语”因袭的新貌,这同时构成回归历史语境探究二法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