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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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

中华造物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管宁

2019, 39(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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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文化是相对于精神文化而存在的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传统造物文化内涵深厚、特色鲜明，曾以其杰出的造物智慧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中华造物文化因错失新的产业革命和文明形态转化机遇，逐步被西方国家超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制造业的全面复苏与振兴，迅速赶上当代造物的世界步伐，并逐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重振中华造物文化，使之在21世纪丝绸之路乃至全球再创辉煌，必须继承优秀传统造物文化和精神文化精髓，吸取外来造物文化营养，密切跟踪当代新技术、新材料、新技艺发展，突破造物域限，开拓造物空间，科学转化创新，将中华造物文化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与此同时，还要用中华造物讲好中国故事，铸就中国品牌，构筑中国价值与国家文化发展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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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百年纪念”专题

魂归何处——回看辛亥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艺术

王一川

2019, 39(2):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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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把五四文学同辛亥文学联系起来并扩展为五四艺术去分析。伴随政体由古典帝制向现代共和制的根本改变，现代中国艺术逐渐开始自身的现代性转变：徐枕亚的断魂之痛，苏曼殊的无魂之殇，吴昌硕的强骨向生，鲁迅的丧魂之狂语和胡适的白话文乌托邦等，相继成为辛亥至五四时段中国艺术的引人瞩目的风景带。它们的共同点之一在于要在丧魂落魄的年代为现代中国艺术寻找和建构新灵魂，尽管魂归何处仍是一个待解的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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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百年纪念”专题

评判齐白石的两条史学路径——聚焦于“人民画家”说的虚构及证伪

夏中义

2019, 39(2):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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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十年来，中国艺术史论围绕怎样评判齐白石（1864年-1957年）花鸟写意，有一显一隐地纠缠着两条路径。其中，“以论带史”“以论代史”为标识的苏式路径之特点，是在用苏联理论模式把齐白石虚构为“人民画家”，强调是齐的贫农身世造成了其绘画的民间趣味暨工笔写实（近乎“现实主义”）。其始作俑者是王朝闻，这一路径自1952年至2013年，至少绵延了六十余年，堪称显性“主流”。另一条非苏式路径之标识是“以史鉴论”“论从史出”，其要害是解构“人民画家”说，还齐白石在艺术史的本来面目，证明齐之所以成为“齐白石”，关键在其“衰年变法”（1920年-1930年），遂使其“画法”（技）从簪花工笔变为写意粗笔，其“画风”（艺）从冷逸寒鸟变为红花墨叶（温情虫草），其“活法”（道）从湘土画匠变为吴昌硕（1844年-1927年）后足以标志中国现代水墨之高峰的世纪传人。这条隐性“边缘”路径的代表是齐白石本人，其生前留下的《白石老人自传》《齐白石诗集》《谈艺录》作为非造型性文献（史料），当能启示后学从中读出另一条真正无愧于中国艺术经验的史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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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百年纪念”专题

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

陶东风

2019, 39(2):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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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回应贺玉高的《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文，并结合对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的再批判，阐发了笔者对国民性论争的最新看法。首先，本文回应了贺玉高关于刘禾没有批评鲁迅的说法，指出刘禾反复强调传教士国民性话语对鲁迅的支配性影响，甚至断言鲁迅笔下的阿Q“一字不改地演出了”传教士书写的国民性“剧本”，本身就是对鲁迅艺术创造性的彻底否定。其次，文章反驳了刘禾关于追随鲁迅批评国民性的批评家们充当了国民劣根性看客的观点，指出：阿Q是鲁迅塑造的艺术形象，不等于现实中或幻灯片中盲目的看客。第三，文章重点批驳了刘禾和贺玉高关于鲁迅对国民性话语进行了成功颠覆的观点，指出由于刘禾把西方国民性话语对鲁迅的支配性影响强调到了极端程度，因此完全否定了鲁迅对国民性话语的超越可能性，同时她把超越的原因归之于叙事人的识字能力也十分荒谬。第四，文章质疑了刘禾所秉持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和知识论虚无主义，指出刘禾文章不是充满“张力”而是充满矛盾。最后，文章对贺玉高关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二元对立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指出：在没有澄清“启蒙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情况下，贺玉高没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启蒙和殖民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使得他对启蒙的批评变得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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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百年纪念”专题

“五四”时期现代文艺学学科的诞生

祁志祥

2019, 39(2): 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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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5年到1927年“五四”前后这段时期，是中国现代文艺学科宣告诞生的阶段。本文以黄忏华的《美术概论》、徐庆誉的《美的哲学》、徐蔚南的《艺术哲学》以及刘永济的《文学论》、潘梓年的《文学概论》、马宗霍的《文学概论》、沈天葆的《文学概论》、田汉的《文学概论》为抓手，探讨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阶段艺术哲学建设的历史状况，这对人们认识现代文艺学科在中国的由来及其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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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百年纪念”专题

“文艺”如何“复兴”：“诗性”文本的没落与重建

贺昌盛

2019, 39(2): 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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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类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目的在借助“语言”为突破口，通过“文言”向“白话”的“换形”，为现代中国寻找到能够与之相对应的“言说/书写”的总体性“形式”。但基于汉语文学自身悠久的“抒情”传统，以“诗”为正统本位的“文体形制”已经无法“赋予”与“现代”的“叙事”世界相对应的“心灵形式”了。“白话新诗”的尝试既未能延续汉语文学的“诗”的传统，也未能成功地移植域外“现代诗”之召唤真理的特定功能，由此导致了汉语文学“诗性”的没落。而在另一方面，出于晚明小品文和欧洲絮语散文的启发，白话的“美文”反而为现代文学寻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赋形”路径，汉语文学自身的“诗性”传统也因此得以“再生”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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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百年纪念”专题

“感动”的启蒙 ——早期鲁迅文艺思想起源的内面构造及历史意义

罗成

2019, 39(2): 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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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鲁迅研究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研究，亟待突破近30年的诸种范式，构建一种历史中的“人—文”学解释路径，以关注文学内面的方式丰富对历史的理解，而非成为历史学的注脚。1908年，早期鲁迅发表的五篇古文，在以往“语言中心主义”的主流论述之外，实际隐现了别种“艺文”经验的内在视野。鲁迅通过对历史、科学、诗歌、文化与政治诸领域的广泛讨论，批判了崇古与蔑古、自大与自轻等各种表面对立的乱象，提出“遏末流而生感动”的观点，以“感动”作为自我文学经验内面构造的认识论装置。“感动”而非“语言”“进化”，才是鲁迅文学及其历史主体性的核心。鲁迅的“心声”有着“物色”与“返顾”两种古典诗学的历史起源，“新声”并非源于“异邦”，而是“感动”于“怀古”。早期鲁迅并非限于“进化论”的思想启蒙者，而是一位深执“感动论”的生命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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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百年纪念”专题

试析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的整体构想与书写创制——以《新青年》上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的三份方案为中心

邓伟

2019, 39(2): 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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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之上，可以找到三份对白话文进行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它们将语言文字变革的意见明确化、条理化并固定下来，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白话文的面貌。在其中，不难发现以“欧化”方式全面改造中国既有白话书面语、以无歧义的确定意义沟通社会实用需求的思路，即造成所谓的五四“欧化白话文”。这一白话文起到了凝聚中国现代文化、联络现代中国人情感、满足现代中国人文化书写的作用，也奠定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行进道路。同时，这三份方案还是对白话文的一种“科学话语洗礼”，参与了在现代性支配下统一而均质的一般书面语的建设，而这也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现代中国”一般书面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书面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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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百年纪念”专题

从精神谱系看百年中国文论话语新变的可能性——以宗白华、李长之为中心的探讨

张蕴艳

2019, 39(2): 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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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的初稿与增订稿，有很大的不同。增订稿以浓厚的中西比较意识，突出强调了意境的精神向度。当宗白华将意境视为“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Incarnation）”时，“Incarnation”当也具有深层的宗教精神的含义，而非仅仅是表层的审美表达的方式。“象征”则是这种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的一个途径。李长之的文论与美学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宗白华的思考，从他们的精神联系可见现代中国除胡适、陈独秀的思想启蒙路径之外的另一精神脉络。精神向度的思考是他们的文论的基石，其源头是德国现代美学的新浪漫主义与生命哲学的精神谱系。而其中的一位重要关节性人物，就是狄尔泰。狄尔泰对“精神”的理解直接影响了宗白华、李长之。并且由精神史到文论，他们强调“精神性”与“科学性”的学术思想为现代中国美学与文学学术范式性的新变提供了可贵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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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地域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以清代江南为例的讨论

罗时进

2019, 39(2):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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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学研究正在受到广泛重视，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认知理路一致、表达方式近似、基本结论雷同等问题。地域文学研究往往隐含的价值预期，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思维过程，消解了学术意义。要改变地域文学研究的同质化倾向，研究者要注意对共同性的认识、对差异性的把握、对独特性的发现，而任何事件都发生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也要重视从事件视角拓展地域文学研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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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综论

彭玉平

2019, 39(2): 1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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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词是词学要义之一，修订与批点因此成为学词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者自窜自订与师友彼此研讨则是主要的两种方式。清末民初，年轻人私淑名家习词成为一种风尚，这也因此催生了改词实践和改词理论的成熟，况周颐堪称是其中的代表。今存况周颐批点陈蒙庵癸亥甲子年填词月课，正贯穿了其改词理论和方法，在正律、改字、改句、改句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换意和提升词境、格调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示范。况周颐并在修择之余以批点、命题等方式引导陈蒙庵词学思想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况周颐对陈蒙庵填词月课的批点不仅是以个人方式努力延续旧文体的生命，也是当时旧文化阵营共同心愿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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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晏殊“明哲保身”辨正

邵明珍

2019, 39(2): 1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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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评价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其中“明哲保身”一词历来被曲解为欧阳修对乃师的批评，并以此作为对晏殊一生之定评。而事实上，在欧阳修以及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富贵”“优游”与“明哲保身”一样均无贬义。“明哲保身”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是朱熹充分肯定的一种修养。“明哲保身”者，不仅要尽心国事，犯言直谏，而且还要大公无私，这与后世理解的所谓圆滑处世、自私自利没有丝毫关系。以此解读“明哲保身”一词，才能破除过去对晏殊“居官油滑”等的不当评价，还晏殊以“刚俊”“鲠峭敢言”之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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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国朝文汇》与20世纪初文学史观之关系

常恒畅

2019, 39(2): 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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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朝文汇》乃集体编纂而成，黄人可能承担了主要编纂工作。该集以广博著称，其“以人叙次”的编选方式继承《列朝诗集》的体例，又呈现出独有特色：搜集反映新学新知的文章，使总集面貌为之一新；以“经世致用”为主导，且兼顾选文的审美特质；收录大量边疆史地学文章与乡土文献，展现了编者颇为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国朝文汇》编选受到黄人文学史观潜移默化的影响。黄人对20世纪初西欧、日本文学理论的借鉴与吸纳，使传统文章总集有了接合近代世界文学思潮之可能性，彰显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背景下文章总集编纂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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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王国维“境界”说的生成机制研究

耿志, 寇鹏程

2019, 39(2):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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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的“境界”说研究多将其作为一个静态的理论来考察，或以西学视角进行横向解剖，或以中学视角进行纵向比附，或中西互参，剔骨还父，析肉还母。三种阐释方法均需预先设定“境界”说的内涵，从而陷入了自我证明的逻辑困境中。这种困境根源于研究者的“阐释”方式与王国维的“建构”方式暨“境界”说的生成机制之间深刻的错位。《人间词话》的版本差异及相关成书过程清晰地昭示着这一理论的动态生成机制：“境界”说是以西方哲学、中国传统文论和王国维的生命体验为“养分”，以其诗词创作经验和阅读体验为“母体”，以诸多子概念及其内部的逻辑关系为“血肉”和“筋脉”的有机体系。“境界”说的研究，需要打破中西方理论成见，立足于王国维的创作经验和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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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哈贝马斯与阐释学：从理解到生活世界

理查德·沃林

2019, 39(2): 1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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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一生都在追求忠于非教条的、反思性的马克思主义，即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哈贝马斯从未使用社会现象学这一框架，但他对晚期胡塞尔生活世界这一观念的接受在他自己的后期著作中发挥了核心的方法论的作用，他因此得以规避哲学与社会科学那些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的偏见。哈贝马斯1965年在法兰克福大学题为“知识与人类兴趣”的首讲中，他拥抱了胡塞尔对现代科学误导而产生的自然之数学化的批判。哈贝马斯在《交际行为理论》发表之前对胡塞尔并没有系统的运用。哈贝马斯把“生活世界”这一观念作为一个非设定的、具有隐含意义的用之不竭的宝库，它代表了以语义来抵抗金钱与权力这些压迫性的次级体系，而金钱和权力在后期资本主义体制下越来越成为一种霸权。哈贝马斯创造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术语，并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人类交往的日常领域越来越受制于经济和官僚体制这一过程。对哈贝马斯而言，社会现象学的话语因其源自胡塞尔，最终取代了“现象学”在其早期著作中的角色。对他来说，匡正哲学的自我误解这一尝试不仅仅是一重抽象的理论关怀。“生活世界的科学技术组构”日益恶化，其拓展已危及对西方规定性的自我理解，而对哈贝马斯来说，这种自我理解是围绕个体自主与民主自治这一对互补的观念。在这一方面，哈贝马斯与晚期胡塞尔建设性的相遇与他致力于发展“带有实用目的的批评理论”这一工程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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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未完成的现代主义理论体系：基于知识形态的探源

易晓明

2019, 39(2): 15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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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因存在缺失而处于未完成状态，这与现代主义概念自身的非稳定性及其与现代性等概念之间的非稳定复杂关系有关，更与认知现代主义的知识路径偏于传统、缺乏新知识视角有关，即对产生于新型技术社会、转向审美的现代主义的认知，偏向人文知识框架而没有引入技术社会的媒介知识。然而，电媒环境恰恰是现代主义审美转向的基础，它塑造了现代主义审美范型。这从麦克卢汉等的媒介美学理论可以看出来。技术与媒介知识的缺位，造成了现代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此外，理论滞后作为普遍现象，也是一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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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用

何卫华

2019, 39(2): 17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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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事件留下的各种“踪迹”使得创伤叙事成为可能，此类叙事的功用不仅在于其具有强大疗治性功能，更在于其能烛照通往历史现场之曲径。近年来，创伤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个体性创伤及其修复，而开始更多地聚焦于集体创伤。一旦集体创伤在某种文化中得到确认，不仅会影响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同时还会影响共同体的塑造、维护和巩固。由于蕴藏于其中的巨大能量，集体创伤的表征因此必然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众多的权力关系都会参与其中。在剖析这一建构性的过程中，各种“他者”遭受的创伤开始显影，创伤研究由此成为批判殖民主义、父权制、战争、偏见和各种不合理制度安排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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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异名的无限远航：巴迪欧论佩索阿与柏拉图

王欢, 蓝江

2019, 39(2): 17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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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通过分析发现，佩索阿诗歌中的“异名”思想处处折射了其反柏拉图主义的倾向，而对佩索阿整个诗歌的背景分析却又发现了其与柏拉图主义的藕断丝连。事实上，佩索阿的现代性在于其对柏拉图主义与反柏拉图主义之间关联性的疑问：沉思诗的任务在于既不效忠于柏拉图主义也不效忠于反柏拉图主义。我们应当沿着诗人在柏拉图主义与反柏拉图主义之间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即创造一种关于复多、关于空、关于无限的真正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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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让艺术为历史建基——论海德格尔艺术批评的历史维度

宋聪聪

2019, 39(2): 18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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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夏皮罗有关梵·高的画作《鞋》的阐释之争近年来重新激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兴趣，批评海德格尔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亦有之，然而无论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多大的分歧，有一点却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即认为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主要源自艺术哲学，缺乏像夏皮罗那样的艺术史眼光。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误解，实际上海氏的艺术批评也始终贯穿着一个历史维度，因为他同样追问了艺术的历史，而且十分关注艺术与历史的关系。只不过夏皮罗考察的是具体艺术作品的历史，海德格尔探究的却是艺术之本质的起源。前者主张把历史作为评价艺术的基础，后者却试图让艺术为历史建基。纵观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这一维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让艺术为此在历史建基、让艺术为民族历史建基以及让艺术为存有历史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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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康德鉴赏判断之语义分析

薛霜雨

2019, 39(2): 19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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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批判》中，一个典型的鉴赏判断可表述为“这朵花是美的”。主词“这朵花”与谓词“美的”通过系词“是”发生了关联。第三批判之鉴赏理论是康德将认识论之概念工具移至审美领域从而建构起来的，诠释者热衷于借助康德的认知理论探究其鉴赏理论。而借助第一批判之思想资源对鉴赏判断进行语义分析在第三批判的研究中是鲜有的，亦是十分必要的。其不仅触及了鉴赏理论的基础问题，还引出了一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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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无概念的图型化——康德论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

李伟

2019, 39(2): 20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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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关于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的理论要么会导致一切皆美，要么会无法保证鉴赏判断的普遍性有效性。为了克服这种两难，一种新的思路是遵循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辨证论附录》中“理念—图型—对理念的表达”的思路，对文本进行一种非认识的观念论解释。即从分析无概念的图型化着手，主张这种无概念的图型化是无确定概念的图型化，从而对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进行一种非认识的观念论解释，由此来解决一切皆美的问题。并且根据《判断力批判》§57节内容，从非认识的观念论解释进路出发，重构鉴赏判断的普遍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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