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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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言象意研究

言-象-意：中国文化与美学中的独特话语

张法

2018, 38(6):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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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言象意理论中，象具有独特性。从《周易》哲学之象到美学的文学之象，言象意理论具有相互关联和各自独立的特征。美学的言象意理论从魏晋的基本形成到唐代在与佛教境的境理论的互动中，演进为境论，完成了言象意理论的美学转型，形成了言-境内之境（景-象-情-意）-境外之境（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意外之意）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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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言象意研究

“立象尽意”与中华审美文化

马大康

2018, 38(6):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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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象罔”并无神秘，实即“非对象性”之状态。人与自然之间从“物我分裂”的对象性关系，经由模仿、想象而建构“物我合一”的非对象性关系，也就进入“大象”之境，由此而体道得意。“立象尽意”就是指由对象性之“象”转换为非对象性之“大象”而体道得意的过程。对“象”与“道”之关系的理解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践。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则体现为“象”与“大象”互换互动互生互释，无论“意象”“意境”“境界”都同时包含着“象”与“大象”，是双方共同构成的张力场，或曰“象—大象”。“象—大象”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细胞，它生成了中华审美文化的独特品格，也决定着中国古典美学和古代文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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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研究：言象意研究

杨万里诗学中的意、象、言关系

李瑞卿

2018, 38(6):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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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通过阐释《易》中的意、象、言符号系统，生发出“因辞求象，象不能外乎辞，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的意、象、言理论。在其诗学中，这一哲学逻辑得以转换为诗学逻辑，而有“万象毕来”，“意在句中”之论，从而形成内蕴儒家言意传统、结构谨严邃密的诗学体系。“万象毕来”论基于杨万里建构的独特的心物关系，更源于他对自然物象的青睐；他论证并建立了凭借自然现象也窥见事理悔吝、入于道境的逻辑，类推于诗学，通过感发自然物象而进入到审美自由便属水到渠成。“意在句中”论建立在杨万里对事理或意义可以被象与辞表达这一观念之上，将意义通过句子的细致表达与言外之意的生成是并行不悖的，言外之意的存在依赖于辞藻字句的精心结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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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新诗知识生产与经典化功能——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

方长安

2018, 38(6):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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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臧克家选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它是新中国第一个最重要的新诗选本。作为“代序”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从新中国文学建设出发，重构出以1919年“五四”为起点的现代新诗发展史，这是一个反帝反封建主题不断彰显、现实主义成为主潮的历史；《中国新诗选（1919-1949）》以此为历史框架和话语依据，打破既有的新诗知识体系，重新遴选诗人、诗作，通过取与舍而拼构出一个全新的新诗地图，生产出满足那个时代要求的现代新诗知识。该选本发行量大，曾经是一代人阅读、了解新诗最重要的读本，但长期以来学界未能对其进行客观而深入的研究。事实上，它对诗人、诗作的取与舍，既是遮蔽也是敞开，将其放在现代新诗百年选本史上考察，放在20世纪20年代至今仍在延续的现代新诗经典化历史中理性审视，则不难发现其对于现代新诗经典遴选、塑造具有独特的历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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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自我视域中的他者与他者镜像中的自我——美国《文心雕龙》翻译文本中的“经典重构”问题

谷鹏飞

2018, 38(6):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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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跨文化翻译改写而完成的美国《文心雕龙》流传文本，是《文心雕龙》源文本在异质文化空间中全新的“经典重构”。正是通过施友忠、宇文所安、杨国斌等美籍学者在翻译实践中对源文本所作的语境还原、副文本形式重构与中西范畴互文性比堪，《文心雕龙》翻译文本才超越本土文学的“经典”身份而实现了在美国文学语境中的“经典重构”。这种“经典重构”，既是异质文学交流中“边缘文学文本”抛弃“他者”身份而努力成就“自我”的技术策略，也是“中心文学文本”俯就“边缘文学文本”来延拓并创新自我的文化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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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音乐化：徐志摩的诗歌美学

陈历明

2018, 38(6): 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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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一直多受诟病，除了因语言的俗白透明而缺乏意境深度外，很重要的不足就是音乐性问题，与古典诗歌相比则更为彰显。但徐志摩却是一个例外，他通过阅读、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将中外诗歌的音乐化（主要包括音节、音韵、律动与再现等音乐写作手法）呈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转化。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富于音乐性，那么，其音乐性最突出地表征为音乐再现艺术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完全再现、部分再现和变奏再现及其综合运用。本文通过实例分别阐明其音乐性的师承以及音乐诗学的内涵，将其置于中外诗歌音乐性探求的纵横坐标中，借此为新诗的音乐性正名并予以反思。质言之，徐志摩为新诗的艺术化与音乐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石，促成了新诗的文学性与音乐性本质的回归，值得后来者总结继承并光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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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歌谣的形式美学：生发于“歌谣运动”的文学语言观

曹成竹

2018, 38(6):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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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语言看似简单质朴形式自由，但其具体的形式技巧和整体的形式观念又是无处不在的。它不仅有内在的形式法则，更保持着与口语方言、精英文学乃至社会生活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一种既稳定又开放的形式观。可以说更值得新文学借鉴的并不是歌谣中的妙语金句，也不是其简单自然的语言风格或表露民众心声的勇气，而是歌谣语言的形式经验。这一经验不仅为文学语言的革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滋养，更从情感结构和现实内容上充实了新文学，推动了中国文学表达方式和审美内涵的现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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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文学理论的国际政治学：作为学说和作为学科的西方文论

林精华

2018, 38(6):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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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的《文学理论》（1949年）刊行，标志着欧洲文学批评经由美国迅速转换为文学理论，即英国注重字词句细读的新批评转化为注重语义结构分析的美国新批评，发现并激活俄苏形式主义遗产，继而出现符号学、结构主义、阐释学、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与这些在表述上显示出科学性的理论一道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转化而成的马克思主义在欧美方兴未艾，伴随女权主义运动而来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以及持续充满活力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批评和文化研究等以深刻批评资本主义若干问题著称的理论。但它们皆产生并兴盛于冷战岁月：此时苏联完善并强化一整套共产主义学说，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为应对苏联反映论文艺学威胁，使原本只是个人经验性“文学批评”，转化为学科和课程体系的“文学理论”。由此，得益于冷战格局而兴盛起来的文学理论学科，就和不关乎冷战意识形态的具体文学理论常常冲突，有关文学批评的争议不断。但冷战以苏联及其反映论体系的失败而结束，西方文论也和“历史终结论”一样获得合法性。在后冷战时代，如何使这种饱受争议的理论合理扩展，成为近40年来西方文论界最为关心的话题，但“后理论”本身也充满着国际政治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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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什么是叙事的“反模仿性”？布莱恩·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学论略

尚必武

2018, 38(6):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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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自然叙事学的首倡者和领军人物，布莱恩·理查森在当代西方叙事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概念层面上，理查森将“非自然”等同于“反模仿”，把非自然叙事界定为“包含重要的反模仿事件、人物、场景或框架的叙事”；在特征描述上，他主要聚焦于故事、话语或叙事再现层面的反模仿性；在功能层面上，他着重辨析了非自然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自建构以来，理查森倡导的非自然叙事学在引起高度关注的同时，也招致了诸多批评争议，如非自然叙事的概念、研究方法以及非自然叙事学的适用性等。就其未来研究而言，非自然叙事学既需要在微观层面上区分辨析非自然叙事学概念与其他相邻概念之间的差异，也需要在宏观层面上建构可操作的阐释模式，并在批评实践中对之不断修正和完善，以便真正发展成为“一门非自然叙事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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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世纪化”的历史：百年何以成为历史分期的基本单位？

克里斯多夫·普任德葛斯特

2018, 38(6): 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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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历史学与文学史书写中将时间以百年划分的做法，尤其关注法语词“siècle”的语用情况。本文分析“siècle”一词的词义如何在我们所谓的17世纪从“时代”或“时期”转变为现在的“一百年”。将这个转变放在古今之争的语境下讨论的同时，本文也反思，如果出现一种与这种现代历史年代学相异的反事实另类年代学，会暗含何种启示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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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莎士比亚的“世界历史”——赫尔德的“狂飙突进”剧论与激进启蒙

冯庆

2018, 38(6): 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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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赫尔德与歌德的影响，德意志“狂飙突进”运动将莎士比亚奉为天才戏剧诗人的样板。通过将莎士比亚解读为表现可能的“世界历史”的想象力“天才”，赫尔德把泛神论哲学融贯到戏剧理论当中，发展出一种激进的启蒙观。将这种戏剧观与莱辛的莎士比亚解读及其秉承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启蒙戏剧观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极大差异：莱辛旨在培养公民道德，赫尔德则旨在唤起民众对自由的激情与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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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世界文学、距离阅读与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弗兰克·莫莱蒂的文学理论演进逻辑

陈晓辉

2018, 38(6): 1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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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莱蒂是当今最具争议的世界文学学者之一。与他人相较，其世界文学不是“实存性”的，而是“观念性”的。从观念性出发，莫莱蒂将世界文学视作全球化时代整体性思考文学演化的思维方式，也是亟需新的批评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本身。作为莫莱蒂破解世界文学难题的方法，“距离阅读”以其“二手阅读”、大规模阅读、协作阅读和计算批评的症候，表征了阅读对象、阅读主体和阅读方法的范式革命，从而促成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从世界文学、距离阅读到数字人文，莫莱蒂不仅展现出清晰的理论演进逻辑和理想色彩，而且构建了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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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假传的文人旨趣及其“以文为戏”的理论反思

黄小菊, 赵维国

2018, 38(6): 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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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传滥觞于韩愈的《毛颖传》，由宋明发展到高峰，是文人以拟人笔法寄寓情感的一种重要文体之一，反映了文人以文章自娱的精神。古代文人在“文以载道”的同时也不乏自娱的精神，而文人的自娱与普通人的娱乐方式不同，往往体现了文人的高雅旨趣。本文以假传为研究对象，探讨假传作者的炫才之笔和游戏之笔所体现的文人审美情趣，并且分析历代文人对假传作品“以文为戏”的理论批评，探究传统儒家文学思想关照下的“以文为戏”是古代文人在息焉游焉之时排兴遣闷的重要手段，科学地认识假传文学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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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美文”传统与明清传奇叙事

何萃

2018, 38(6): 1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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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借各体文字显示其才情和学问、修养，这种追求“美文”的传统非常既深且久。明清传奇是中国古代戏曲中最见民族个性的一类，其写作无疑也处于这一传统之中。但传奇毕竟是一种叙事艺术，故“美文”传统与戏剧叙事必然形成一定的张力，这在传奇曲辞、宾白的写作中都有反映。曲辞写作主要表现为套曲的程式化、曲辞的案头化以及曲与人物的悖离，宾白写作则主要表现为人物定场诗词、人物定场骈文、出末收场诗以及赋、表、诏、笺、诔、策等各体韵文的插用。明清的传奇家们一方面试图成功地讲述故事，但他们也不会放过任何良机以表现其才学、修养，以便赢得当时人的认可和赞誉。在今人看来，“美文”传统或为传奇叙事不能承受之重，但如果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我们或能产生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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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情”“事”互济观念

李桂奎

2018, 38(6): 14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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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物吟志”“感事遣怀”“述事寄情”“情事合一”等一系列基于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诗论包含着一套“情”“事”同舟互济原理。从诗论传统看，“感事而生情”观念根深蒂固。根据“感事而生情”“缘事而发”等传统观念，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应该是先有“事”，后有“情”，情因事发，叙事是抒情的支撑和必要手段。基于此，宋代的魏泰在其《临汉隐居诗话》中提出了“述事以寄情”观念，明确了叙事服务于抒情的关系。后来，关于“述事以寄情”笔致下的诗歌文本生态，明代孔天胤在其《唐诗纪事序》中有这样几句概括：“[……]皆情感事而发，抒辞缘情而绮丽，即情事之合一。”此所谓“情事之合一”道出了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的文本秘密。当然，传统诗歌理论史上逐渐形成的“意境”或“境界”等重要范畴包含着“情事之合一”思想。“意”偏于抒情而又含有叙事因素，“境”则因以情领事而又偏于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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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文选颜鲍谢诗评》与方回的六朝诗学观

赵厚均

2018, 38(6): 15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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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成书于其晚年，集中体现了他对六朝诗的看法。在选评诸家诗作时，方回乃悬置“建安体法”与“建安风味”为高标。建安诗以“散义胜偶句，叙情胜述景”的体法所形成的“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驰骋痛快”的诗歌风貌，为颜鲍谢诸家所不及。由是，谢灵运之“艳过于工”、颜延之之“雕缋满眼”、谢朓之“太工太巧”，均在被批评之列。方回对颜鲍谢诸人不是一味否定，也激赏其自然天成、富于意趣的作品；赞许他们对唐宋人创作的积极影响，进而从江西诗法的角度梳理诸人作品在章法、句法和字法上的特色，肯定诸家在诗运转关之际所作出的种种成就。这也显现了方回企图矫正江湖、四灵诗派颓俗卑弱的诗风，从而重振江西诗派旗帜的目的。方回还在其他著述中表现出了对陶渊明的偏爱，与此书一道共同构建了其六朝诗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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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文心雕龙·原道》之“道-德-圣-文”含义及其关系疏解

李凯, 缪勇

2018, 38(6): 15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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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细读文本并结合中西哲学有关理论，文章评述了前人对《原道》之“道”的不同解释及其存在的缺憾；重新解读了《原道》之“道”的内涵并梳理了《原道》之“道”与儒释道之道的区别与联系；分析了刘勰征儒家之圣、宗儒家之经与视老子为贤、《道德经》为子书的理由。通过上述工作，文章重新梳理了《原道》之“道—德—圣—文”内涵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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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美学之政治伦理维度的跨学科探讨——与西蒙·克里奇利教授的访谈

王曦

2018, 38(6): 16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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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现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系教授，约翰·乔纳斯荣誉教授，欧洲哲学论坛执行委员会创始委员、常任委员，曾任英国现象学学会主席，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研究员。克里奇利笔力雄健，个人学术专著二十本有余，部分著作已译成汉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此外，他还是《卫报》的撰稿人，《纽约时报》大众哲学专栏《石头》的编辑，该专栏已经吸引了数百万的读者。克里奇利对美学和政治伦理学交叉领域的探讨在西方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他的《极少的，近乎无的》《无尽的求索》《无信仰者的信仰》等书在齐泽克与巴迪欧等左翼学者中引发了广泛的理论对话与争锋。在这篇访谈中，克里奇利教授将政治领域不可削减的美学维度追溯至古希腊，细致探讨了跨学科视域下核心美学范式的转换，及其在研究视角上带给当代伦理学和政治研究的独特影响，这些范式包括：“诗性虚构”“升华”“喜剧范式”“自律/他律”。这既解释了当下西方人文研究领域的“美学回潮”，又暗示了西方批判理论潜在的社会介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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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柏拉图反对艺术（Art）吗？——柏拉图的技艺（technē）思想和古希腊的自然（phusis）

尹德辉

2018, 38(6): 17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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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技艺”（technē）并不是一个和我们今天的“艺术”（Art）完全等同的概念，所以说柏拉图支持或反对艺术都是不严谨的，然而柏拉图对某些“技艺”（主要指的诗和绘画）的反对，在事实上对迄今的美学、艺术哲学又持续地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就有必要说明柏拉图所反对的究竟是怎样的“技艺”。柏拉图在对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最先把古希腊的术语“技艺”（technē）奠定在哲学的基础之上，他的“技艺”思想就与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中的“自然”（phusis）有关；“技艺”在柏拉图那里有悖于“理式”（idea）而受到贬抑的一面，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其中“不自然”的一面。因此，如果把柏拉图的“技艺”对应于现代的“艺术”概念，则其中既包括为现代美学所秉持的“艺术”（Art）、也就是那个“美的艺术”（Fine Arts）的含义，还包括“技艺”概念本身所特指的技术（skill）意味，再有就是为柏拉图所真正批判的现代美学中的“庸俗艺术”（Kitsch）的含义。在柏拉图的“技艺”思想中，这些含义是交融混杂在一起的，他的时代没有为他提供区分这几个不同方面含义的现实条件，但至少，柏拉图是不反对艺术（Ar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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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表意学“意义三分”问题探讨

孙凤, 屠友祥

2018, 38(6): 18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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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意在探讨“意义三分”何以成为表意学的核心概念，并得出以下结论：“意义三分”是作为“意义科学”的表意学的基础理论，是表意学“翻译-解释”活动的展开依据，是使表意学发展为“意味哲学”的前提，是表意学得以恢复“母性感知”同“父性理智”之关联的关键所在，是对表意学思维方式的凝缩，是表意教育的核心教义。得益于“意义三分”的提出，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理论确立了语境的重要性，彰显了“对话”与“他性”哲学，将符号论与价值论结合起来，强调人类在符号使用中的责任行为能力，赋予表意学明显的伦理色彩。对“意义三分”在表意学中重要作用的探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表意学理论特色之所在，从而深化对表意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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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神经美学之父”泽基的审美体验及相关研究

胡俊

2018, 38(6): 19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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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美学之父”泽基教授从脑神经机制的角度，持续研究视觉大脑、审美体验和判断，以及色彩、形式和运动等知觉与审美关系，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聚焦泽基的审美体验研究，阐述泽基通过核磁共振的脑扫描实验,揭示审美体验激活大脑的特定区域位置，即内侧眶额叶皮层的A1区，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探索美的定义，最后延伸到审美体验与快感体验等美学核心问题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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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情动”理论的谱系

刘芊玥

2018, 38(6): 20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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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情动”理论盛行于西方人文学术界，在批评理论中形成了“情动转向”的范式转型趋势。这种范式以情感为理论焦点，侧重于研究情绪历史的复杂叙述，从而超越了基于修辞学和符号学的研究范式。“情动”概念源于斯宾诺莎，经由德勒兹而发展成为有关主体性生成的重要理论。在这种哲学背景下，情动理论演化出两条理论路径，一条是由马苏米继承的斯宾诺莎到德勒兹的本体论路径，另一条是塞奇维克开启的情动理论的女性主义路径。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由于“情动”概念的引入，酷儿理论和相关的女性主义研究发生转型，尤其致力于探索欲望和感觉的变革潜能和乌托邦愿景。“情动”概念作为知识/话语，已经蔓延于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深刻地作用于文化政治领域的表意实践。在这种理论挪用中，它已成为揭示情感之政治性的有效理论工具，表达出将情感的本体论承诺加以理论化的强烈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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