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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专辑:文学理论的未来
  • 会议专辑:文学理论的未来
    王宁
    2013, 33(6):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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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当今东西方文学理论界流行的一些悲观论点,本文作者认为,虽然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理论本身并没有死亡。我们正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的功能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而是有了一定的限制。所谓“后人文主义”理论思潮近十多年来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就说明,不仅理论本身的功能有其局限,就是生产出这些理论的人的作用也有着一定的局限。后人文主义旨在表明,在当今时代,人类和那些同样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只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种,他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自然规律。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合理有效地发展人类自身。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它意味着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期已经终结,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后人类”阶段。在这样一个“后人类”阶段,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的具有理性的生物,甚至在地球上也不是各种物种之首领,只是人类的进化程度最高,因而最带有理性的特征。此外,人类也最具有想象力,他可以创造各种奇迹,甚至创造出连自己也无法驾驭的东西。后人文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文学理论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 会议专辑:文学理论的未来
    徐亮
    2013, 33(6):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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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始于文学理论,但“理论”的进程却显示出对文学的不断的疏离。从文化符号学到福柯学派的社会政治理论,“理论”涉足的领域无边无际,唯独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冷漠有加。“后理论”中有人试图回到前“理论”以扭转这种倾向,但也有人提出文学实际上已经“统治”了学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文学”的观念及文学与理论的关系。语言论转向彰显了语言的不及物性,由此而到处突现的文学性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文学作为语言效果的运作方法掌控着包括理论和学术在内的各种写作。只有在这个视野下,才能恰当地评估文学理论的未来。
  • 会议专辑:文学理论的未来
    乔焕江
    2013, 33(6):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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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新时期”这一概念,是1990年代初学界对新时期之后中国文学的命名。本文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话语考古指出:与其说这一概念是基于对文学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某种价值预期的表达。正是在这种专注于文学主体地位及其自律性的想象性话语中,“后新时期”理论悖离了当代社会文化的基本面,体现出历史意识的缺失。如果说,1990年代之后的当代文学实践的确显示出迥异于新时期文学的某些特征,但这并非人文精神的断裂或文学内在规律的中断所能解释的,而是缘于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在文化格局中的兴起。作为1990年代以来不同文化意图争相接合的要素,更作为平民文化诉求的主阵地,日常生活及其文化兴起或可作为对“后新时期”文学加以整体性描述的关键要素。
  • 会议专辑:文学理论的未来
    吴秀明, 章涛
    2013, 33(6):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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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文学史版本研究不但关系到对文学史编纂经验和思想学术成果的清理,同时也对学科建设乃至文学教育、人才培养产生重要的辐射和影响。本文基此,以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及其编写范式变化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探讨当代文学史版本及修改有限性问题。意在强调和指出:从政治或泛政治向审美、文化范式转换固然是修史的一大突进,但它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纠结与历史局限;仅仅凭藉观念创新是不够,只有以坚实的史料为支撑,实行观念与史料的参证互渗,才有可能使文学史编写及修改在赓续与建构的学术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 会议专辑:文学理论的未来
    张良丛, 冯毓云
    2013, 33(6):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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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在文学理论界重新反思理论的语境中举行的,与会学者集中讨论了文学理论的危机现状,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方法,以及文学理论的中西语境和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在新的语境中,会议聚焦了理论如何走向的具体问题,展望了文学理论的未来,对当前文学理论话语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 现当代文论研究
  • 现当代文论研究
    牛学智
    2013, 33(6):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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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话语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思想行为,晚近些年所遭遇的诟病不可谓不大。其中原因自然很多,但最直接原因,不能说与批评的“泛价值论”无关。身体性话语就是致力于在文学的“身体叙事”之内观照批评的一种价值选择。在批评中,“身体”是怎样被文化规范所规定的,是如何被当作欲望客体而被抑制的,以及在身体叙事走向“失控”之时,作为批评之一种,身体性批评话语方式的作为在哪里的问题,等等。只有通过先避免泛价值层面的指责,才能真正进入到该类型批评的纹理之中,从而把看似“死”的问题激活。
  • 现当代文论研究
    曹清华
    2013, 33(6):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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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知识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之下,倡导的是一场“表达的革命”,而居其首者乃表达工具与表达方式的变革。他们在“新文学”的“内容”方面的话语建构,则是对表达的对象、表达者的位置以及表达与表达对象之关系的规范和描述。他们的基本的关怀均在于如何令“表达”更加有力。所谓的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事实上是“全盘性反表达”——反对包括“见容于社会”的表达,通过权力网络保存和传播的表达以及权力者的表达。而对弱者的表达、不为权力网络所保存和传播的表达、不被人注意的表达却做了整理和研究工作。
  • 现当代文论研究
    蔡江珍
    2013, 33(6):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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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散文理论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现代性”是一个巨大轴线,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作为理论变革的象征性呐喊,影响深远,他所奠定的“诗化”现代性取向一度成为散文变革的主导方向。而近二三十年台湾学界加重了散文文体本质的研究,其以“破体”的方式“辨体”,和对散文文学的想象力和虚构性的推崇,都对传统散文的“非虚构”和“真实性”观念构成极大挑战。世纪之交,大量新世代作家的理论反思和实验性写作,切实拓展了散文审美经验视域,并推动散文审美现代性研究的深化。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徐默凡
    2013, 33(6):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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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关谐音是当代网络语言中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即不使用语言中已有的语言项目,而是另外创造一个没有语义关联的谐音形式来替代。无关谐音不是一种造词手段,而是一种受网络交流的技术特点制约而产生的特殊用法,是一种常态化的语言嬉戏活动。无关谐音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制造能指噪音以获取读者的注意,另一方面也通过用任意的语音外壳来盛装原有的概念内容,由此达成了反讽的效果,其反讽指向则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群体心理。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张念
    2013, 33(6):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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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群雕《收租院》与蔡国强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诞生在不同的时代,在此,原件与复制品的关系,已经跃出了文化工业的议题,进入到历史抗争的符号性生产之中。前者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典范,其悲剧性的命运脱轨在于,当初的抗争对象在如今成了抗争得以展示的条件,没有艺术资本的运作,就不会有《收租院》的主题公园及其衍生产品。艺术抵抗与政治革命作为非法的正义观,潜入《收租院》和《威尼斯收租院》的欲望游戏之中,真正的革命从未发生过。艺术符号作为革命的替代品,在真理幻像中获得暂时的满足。当代政治文化中的左翼致幻剂,使得《收租院》的魅影游荡在资本帝国,而革命的珍宝只能在政治诸众的手中得以幸存。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危磊
    2013, 33(6):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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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图是华夏民族古代思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化生动形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是中国古代《易》理具象而直观的概括。立象尽意之太极图所蕴含的在“阴阳”对立统一辩证关系中寻求圆融和谐之理念,所体现的动转不居、周行不殆、无往不复的S形太极曲线或龙形曲线之美,所呈现的阴阳相应、虚实相生、刚柔相济的中和之美与圆融之境,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础与精髓,对中国书法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书法乃至华夏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刘占召
    2013, 33(6):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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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古为律”是中唐以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诗学观念,律诗定型后受“尊古轻律”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在批评律诗缺乏古诗的风骨、兴寄、质朴、自然等美学特征的同时,倡导“以古为律”,即借鉴古诗的修辞技巧、篇章结构、诗体功能和创作精神来改造律诗。唐人主张“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试图把源自齐梁的律诗纳入到《诗经》以来关怀现实、讽喻政治的比兴传统;宋代以后的“以古为律”思想侧重于修辞技巧和篇章结构,清人的声律论细致辨析古、律体诗歌声律规则的差异,更将“以古为律”引向细密和琐碎。“以古为律” 展现了律诗学习古诗艺术的不同角度和层面,体现了历代学者对古诗、律诗不同的艺术法则的深入思考,值得我们借鉴。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陈火青
    2013, 33(6):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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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庄子技艺故事中道与技的关系,流行的看法是“技中见道”,其实,“技中见道”并非庄子本身固有的思想,而是后世艺术家或理论家立基于艺术与审美的实际从其思想转化出来的一种理论,也可以说是儒道会归的结果。“技外见道”的心斋、坐忘体验既非艺术精神,也非审美精神,而是道德精神。庄子追求一种大巧神技,反对现世的技艺。从技艺出发见道的过程,恰好是“遗技合道”的过程。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刘青海
    2013, 33(6): 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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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庭筠的乐府体艺术主要渊源于李贺,兼法李白与六朝乐府,主要通过环境烘托、兴托引喻等富于暗示性的手法以及绮丽的语言,形成以绮艳为主的艺术风格。其乐府体对温庭筠的词体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在中晚唐的文人词创作中引入了文人乐府的浮艳风格,并对以后的文人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温庭筠乐府诗对词体绮艳风格形成的影响,可以一直追溯到大历诗人韩翃乐府中的婉媚之调。这种婉媚之调经由李贺乐府的发展,在温庭筠乐府诗中得以深化。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何悦玲
    2013, 33(6): 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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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本质特征,不论属性生成,还是内涵变迁,均与中国古代史传存在密切渊源联系。小说与史,“不尽同而可相通”,史之叙事基于“神道设教”目的对奇闻异事的采撷、基于传“义”目的对“文”的凭藉,均对古代小说传“奇”提供了丰富艺术资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历史正统观、史传编撰对“怪力乱神”的一般性排斥及对“文”的限制使用,既促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奇”本质的生成,又促使小说传“奇”由“怪力乱神”向化奇入正、常中见奇、笔下生奇道路迈进。好奇异之事,喜谲怪之谈,能于常中见奇,笔下生奇,既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大的民族特点,也是中国文化中一直遭受“雅正”文化压抑的“亚文化”或“第二文化”。本文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一历来被遮蔽和压抑的“第二文化”,以“去蔽”方式,还它们的本来面目。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李波
    2013, 33(6): 13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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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庄子》散文评点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理论,建立了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学批评话语系统,特别是对《庄子》散文的“叙事论”“鉴赏论”以及“文道论”等方面的阐述,开拓了《庄子》散文的审美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树意义。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约·瑟帕玛
    2013, 33(6): 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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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与文明态度,启蒙与智慧,这些都与环境密切相关,而环境也与它们相关。对环境采取一种文明态度,是一种自觉而充满感情的技巧或意愿,它为我们提供一种基本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方式。文明态度和智慧彼此密切相关,近乎同义。知识是基础,但它需要与一种能够维持、并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优雅的态度相结合。文明态度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导向,它至关重要。它意味着,给予正确的行为以适当的尊重和赞赏,并向往更美好的追求。生态人文主义强调人类和人的行为的积极价值和正确的行为印记:我们创造自然界所不能创造的,但同时也强调人类的责任。至少有两种环境文明态度和启蒙。一种是环境知识,它通过自然和文化科学、教养,通过观察和系统学习而获得;另外一种是积极态度:恭敬的行为方式,关心和同情。依恋,基于知识的爱和尊敬,都会鼓励保护和关心。按照成效的等级,我们可以说文明的或不文明的环境关系。为了改善环境关系,已经做了很多软文明和教育工作。更加强硬的方式是各种法律,它们可以在国家或国际层面上发挥监控作用。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健康与福祉,完全取决于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福祉。人与环境处于相互支撑和依靠的互动关系中,这种互动的关联普遍存在。人类的存在与否,对地球的正常运转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如果地球没有人类,在很多方面会比以前更好。然而,地球上很多重要的东西将随着人类的消亡而消失。就像地球也必将在某一个时刻终结一样,人类也会消亡。但是,如果这种消亡是由人类造成的,这将意味着生命丰富性在一个时期内的锐减。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刘耘华
    2013, 33(6): 14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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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美国学者郝大维和安乐哲合作撰写的“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为中心,对其比较文化方法论作出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文章首先将郝、安心目中若干亟需“清扫”的障碍归为四类并予以概要的阐述与诠释,然后对其“新实用主义”之文化比较观进行了内涵归纳,又在中西两种不同“问题框架”的相互对照下,对郝大维、安乐哲所谓中西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以及“语境化方式”的独特蕴涵均予以细致的分疏与论析。结论指出,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化的内部出现了试图弥补或联接思辨与现实、理性与感性或本体与表象之“本体论鸿沟”的强烈倾向并涌现了一系列新的思潮,郝、安的方法论,无疑受到了这些新思潮的感染,但同时他们又怀疑来自西方自身的“救治”是否真的有效,故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诠解,一方面固然表现出对于后现代思潮的汲取与利用,另一方面从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借鉴,却又能够看到其寄希望于东方来救治西方传统之“超越性偏至”的“期待”。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孙士聪
    2013, 33(6): 15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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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中的本雅明的文本化有生活与思想之间的复杂纠缠,更有本雅明的自我投射渗透其间。因而,有身体的本雅明并非“本雅明工业”的肉体化狂欢,无身体的本雅明亦非其思想灵韵的女性隐喻。本雅明的阿斯娅毋宁说是一个内在本雅明的源头,一个指向现代性批判的哲学思考。在总体物化、漫溢“伪经验”的时代,个体的真实经验被本雅明视为超越并拯救的最后希望,在感性的《莫斯科日记》根基处是一以贯之的具体而微的“经验的哲学”追求。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王涌
    2013, 33(6): 16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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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雅明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他的灵韵理论表面上揭示了艺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其实是披露了现代性的大众文化特点:一体化和程式化;他对德意志哀悼剧以及波德莱尔,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等的阐释,又进一步揭示了先锋派的固有特征:形式游离出内容之外。这深刻揭示了现代性的两种文化形态:其一,不满于现实,进而将另一种理性注入到现实中;其二,认同于现实,任凭现实给出意义认同。这两种文化形态组成了现代性文化的整个景观,它们带有着其各自的建构性和破坏性,这就将文化自觉问题重又提了出来。当今时代的文化自觉势必要在现代性文化的形态特征中寻得其用武之地。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张尧均
    2013, 33(6): 17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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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梅洛-庞蒂的《眼与心》以绘画为主题,但它实际想要探讨的却是人与存在的关系;而在画家那里,视觉就构成了此种关系的纽结。本文因此着重考察了视觉的基本特征,进而探讨在视觉中所发生的人与物的可逆关系,及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的缠结关系,最后指出了经由绘画通达存在的可能性。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李兵
    2013, 33(6): 17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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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20世纪后期影响甚大,但对之也存在诸多误解。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突破并非是非理性的破坏,而是做了严密的逻辑分析,其异质性思维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视角:时间和他者。德里达的跨界书写暗合了后现代的去分化的思维,使艺术边界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其思维的主要局限在于还原论思维,语言被还原为超级主体,作者的权威得以重新返魅。语言的自反性使用导致德里达的文本处于自我解构的困境,被众多批评家诟病为双重逻辑,其思维方式中的前逻辑却一再被遮蔽。
  • 电影研究
  • 电影研究
    陈林侠, 杜颖
    2013, 33(6): 18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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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韩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国家经济产业转型的成功典范。客观地说,韩国电影以极端叙事推进商业化的方式,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文化折扣现象,海外市场远逊于电视剧、音乐等其他大众文化。在全球最大市值、国别电影竞争最为激烈的北美市场,韩国电影具有较强的政治传播意识,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表达,试图在当下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紧张形势中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公共舆论,但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 电影研究
    潘汝
    2013, 33(6): 19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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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存在的真相是现代艺术孜孜探求的主题。作为现代电影艺术的代表人物,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深入绝望之境、危险地带,以影像的方式揭开语言的一切伪装,暴露出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展示了“由白痴讲述,熙攘而疯狂”的生存篇章。《假面》《秋天奏鸣曲》《傀儡生命》等作为伯格曼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以“恶之花”的形式绽放,表明了这位电影导演这样的艺术诉求:揭开语言伪饰的生命假面,穿越“性”在权力要挟下言说的疯狂幻象,让汹涌在那貌似欢快的奏鸣曲下的骨肉相残的惊涛骇浪直抵人心。
  • 电影研究
    冯果, 田奥
    2013, 33(6): 20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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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历史题材电影所体现的历史观及民族性方面发掘电影《一九四二》的优秀之处。冯小刚的电影作品《一九四二》虽然面临诸多质疑,但影片在利用影像展现历史和揭示民族性方面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本文以新历史主义的“庶民历史观”、德国文化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等人的文化记忆相关理论、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的原型理论等为理论切入点分析该片的剧作因素与视听语言。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九四二》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中国历史片传统的历史叙事观念,并借助电影这个大众艺术形式完成了一次民族历史记忆的钩沉,其所讲述的故事不仅指涉历史,亦对今天有借鉴作用,并以西方的在场无为,表明了民族性的独立。用精致的视听语言表现了宏大场面与麻木个体间的矛盾冲突,用节制的情感表达映衬了历史的悲怆苍茫。
  • 电影研究
    刘苏周, 陈婧
    2013, 33(6):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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