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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徐中玉文论研究
  • 专题:徐中玉文论研究
    陆晓光
    2013, 33(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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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中玉文论的独特底蕴在于心系“师范教育”的民本思想。其显著表征首先是格外关切社会基层人才培养所特有的问题。徐中玉文论之所以进入《大学语文》领域,潜在原因是古典“师范”之义所蕴含和要求的大学之道。徐中玉文论思想连同其长久的语文师范教育生涯,有可能为当代中国大学精神提供不同于西方“normal school”传统的新启示。
  • 专题:徐中玉文论研究
    王庆华
    2013, 33(2):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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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以来,徐中玉先生围绕着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建设民族文艺学来展开文艺理论研究,对文学的功用,文艺创作、批评、鉴赏中的种种艺术思维规律,文学理论的民族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以文学性为本位、以问题为中心、“悬置”体系性理论的独特研究格局。透过该研究格局,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崇高的学术人格、博大的治学精神和丰富的治学方法。
  • 专题:徐中玉文论研究
    王学振
    2013, 33(2):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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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前后,徐中玉先生有大量的文论著述,他对文学批评、民族文学、文学语言等理论问题表达了集中而系统的意见。徐中玉先生抗战前后的文论,体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和学术方法上的科学性,至今仍然葆有鲜活的生命活力和丰富的启示意义。
  • 专题:文学与思想史
  • 专题:文学与思想史
    刘小枫
    2013, 33(2):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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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早期抒情诗并非仅仅谈情说爱,通过对梭伦、阿尔凯奥斯、忒奥格尼斯三位早期诗人的扼要论析,本文力图揭示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诗歌对革命时代的反应,以及雅典政制从贵族政制向民主政制过渡时的基本经验。
  • 专题:文学与思想史
    娄林
    2013, 33(2):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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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达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写下的凯歌是希腊合唱诗歌的巅峰,其诗洵美,对传统政制伦常的传达亦复润物无声。凯歌中时常出现的第一人称“我”,或可视为切入其诗歌内涵的入口。拙文以第八首皮托凯歌第60-80行为例,尝试分析品达就诗人在城邦中的政治位置所传达出的古典意蕴。这一部分诗行以三个层次的“我”和“你”再现了诗人在城邦中的政治位置,笔法极为高妙。对太阳神的吁求、城邦中诗歌应该具有的“和谐”品性、城邦中贵族父子应该接受的诗歌教诲,由神、诗歌而及人,建立起一个有序的政治结构,而形成这个政治结构的核心,便是诗人和他因循神意正义而创造出的凯歌。
  • 专题:文学与思想史
    王柯平
    2013, 33(2):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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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看,先有神话,后有哲学。神话令人惊奇而思考,哲学探究惊奇之意义,此乃一个绵延不绝、上下求索的过程。因此之故,爱神话者类似于爱智慧者;也就是说,举凡喜欢神话的人,类乎于爱智求真的哲学家。柏拉图既喜欢神话,也讲述神话,同时还创作神话,由此构建出富有诗性智慧的对话哲学。正是在神话与哲学的互动之间,神话通过哲学的逻各斯被理性化了,而哲学借助神话的灵思性被直觉化了,由此便深化和强化了所讨论的相关主题。无论在创构型、转换型还是传统型的神话里,柏拉图的哲学都凸显出自身的独特风格与运思艺术。
  • 专题:文学与思想史
    张辉
    2013, 33(2):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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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看到的《诗集传序》并非为通行本《诗集传》所撰写,而是朱熹此前为其“失败之作”《诗集解》写的序言。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处于朱熹思想转折期的过渡性文本,试图揭示此序与《诗序》——《大序》、《小序》的对话关系。在展开《诗集传序》与其他相关文本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朱熹所做的内在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意将人性(“性”“欲”)置于汉儒的“风”“教”之先;其二,以理学悄然置换汉儒的经学;其三,通过刻意强调“以诗说诗”“将本文熟读玩味”,试图把《诗经》的解释权重新交还给每一个读者。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诗集传序》乃是《诗经》解释传统由政治解释转向文学解释的重要标志之一。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罗钢
    2013, 33(2): 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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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源于叔本华对概念与直观的区分,源于近代西方美学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思想传统,它与中国古代诗学“赋、比、兴”的批评范式是错位和矛盾的。正是这种错位和矛盾,使王国维把比、兴斥为隔。长期以来,我们不仅未能意识到王国维诗学内部存在的这种断裂,把“意境说”看作中西美学的某种融合,而且进一步用image等西方的诗学范畴来阐释和重构中国古代诗学,称之为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阐释”,这种方式造成对传统诗学的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和价值的遮蔽和压抑,应当进行认真的反思。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卓梦德
    2013, 33(2): 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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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敦颐通常被学界视为宋朝理学的创始人,他在《通书》中有关道德(“德”)的论述,将艺术(“艺”)和现实(“实”)加以明确区分,但他又认为表达(“文”)的作用在于成全古圣王的道。本文在此基础上讨论周敦颐的艺术在何种程度上与道德对儒道重建所起的作用,并探讨周氏道德论述中是否包含着一种艺术哲学。本文认为,在周氏思想中,“诚”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当道德修养需要通过艺术实践来完成时,那么“诚”或可理解为一个美学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讨论周氏的理论对后世理学家的影响,以及他是否为这一走向美学的思想运动设定了前提。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罗时进
    2013, 33(2): 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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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称是唐代文学发展史和学术史中的一种习见现象。如何并称,关乎语言符号秩序,而并称现象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学评论意义。如果说并称是抽象、浓缩的符号,阐释就是不可缺少的意义还原,通过还原实现对选择对象的再选择和淘汰,以达成文学经典化的推进。从并称的出现,到意义的生成,价值的确认,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些并称对象进入了唐代主流作家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另一些对象则在“循名责实”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其中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而无论必然,抑或偶然,作为唐代文学史的资源,总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杨焄
    2013, 33(2):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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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昭的《博弈论》并未受到萧梁以前文学评论界太多的关注,且其论旨与当时由梁武帝萧衍倡导并推动的弈风鼎盛的社会风尚格格不入。萧统选入此文,一方面是由于此文符合其个人的志趣爱好,想借此宣示其对弈棋的否定意见;另一方面则想以此整饬训诫某些臣僚的不当行为,同时也包含着委婉劝谏其父萧衍的意味。由此可见,对于《文选》的编选宗旨的考察,应当更多地关注个别作家、作品得以入选的原委。只有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探究,才能将其选录旨趣的复杂性尽可能地展现出来。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盛志梅
    2013, 33(2): 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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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宫调是一种在“诸般宫调”中唱“诸般曲调”的综合性音乐叙事艺术,主要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市井民间。诸宫调音乐叙事体制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宫调使用渐少,曲调使用渐盛,由词体向曲体演化。作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诸宫调既是变文以后的古弹词,又是戏剧的前身。她关联着书场和舞台两个表演场,其最终的曲体化,是其音乐叙事体制流变的必然结果。音乐体制不仅仅是诸宫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是其叙事的必备手段,是与其生命发展历程相始终的生存方式。
  • 现当代文论研究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刘俐俐
    2013, 33(2): 1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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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从跨学科视野出发,就鲁迅《故事新编》中的故事与小说做人类学思考。首先,指出鲁迅看重故事,且看重古代典籍中的老故事,并创造性地将典籍故事放入新编故事中以获得作者所要的意义。其次,鲁迅既借用典籍又突破典籍的束缚,将若干个典籍材料相互组合使用以“新编”故事,且具小说艺术特性。再其次,从中国小说发展的虚拟一脉来看,《故事新编》是我国从神话到传说,经先秦寓言,再经唐宋传奇和明清《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至现代的代表,可用传奇文体概括之。为了实现传奇体小说的奇幻特性,鲁迅在小说人物、情节、古今语汇夹杂、时空倒错等方面做了大胆尝试。最后,从《故事新编》意义发生方式考察,得出此作的特殊文本程式,导致文本没有阐释边界、属各时代读者、意义多向等特性,这正是后现代意义发生的方式。鲁迅《故事新编》借如上艺术的创造性,显示出讲述和倾听(书写和阅读)故事,是人类的本能性现象,故事始终蔓延和传递于口头与作家文学中,人类借对意义的需求与故事始终相伴。
  • 现当代文论研究
    代迅
    2013, 33(2):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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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中西比较美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和太强的时尚感,妨碍了我们对中国美学西化过程中多元发展线索的理解,我们长期忽略了中国美学西化过程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这就是朱光潜的表现论美学。由于受中国美学“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的熏陶和二十世纪前期西方流行的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朱光潜很难认同西方的摹仿论美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却创造性地把西方的表现论美学和中国固有的意境论融为一体。我们应调整对于中国当代美学基本框架的理解,在李泽厚已从过去的客观社会派改称实践派之后,朱光潜因强调情感表现,应称之为表现论美学,蔡仪深受摹仿论的影响,强调艺术的认识功能,应称之为再现论美学,这样更为贴近意识形态外衣包裹下的中国当代多元美学的真实内涵。
  • 现当代文论研究
    戴登云
    2013, 33(2): 12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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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某种同质化、单向度的思想视野的制约,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追新求变”的路径依赖。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如何超越这种“路径依赖”呢?“返本穷源”当是最根本的途径之一。本文遵循“返本穷源”的逻辑程序和方法论要求,重新勾勒文论研究所应具备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视野,重新论证文论研究所应遵从的方法路径,力图使文论研究真正介入文明转型的时代潮流,实现“理论”与“思想”的交融。
  • 现当代文论研究
    姜玉琴
    2013, 33(2):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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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人的文学史意识空前高涨,有不少诗人都自备了详细的“创作活动年表”;有的诗人明确提出要为文学史写作;更多的诗人由于不满学院派批评家的规范尺度和审美准则,在创作之余更是直接介入到理论批评的写作以及诗选集、诗论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之中。90年代的当代先锋诗坛,诗人们上演了一场“自己的诗歌自己做主”的戏。诗人们这种直接参与到理论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中的热忱,大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当代先锋诗歌的研究格局。
  • 比较文论研究
  • 比较文论研究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
    2013, 33(2): 14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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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立论的出发点是马克思按生产方式划分的历史阶段划分法与福柯的认识论分期法下的知识型阶段的综合,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杰姆逊有关意识形态要素的论述。杰姆逊可见的理论弱点是,对于那些若非乌托邦也起码是积极的元素未加论述,而这些元素或许对解构或拆解历史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具有工具价值。本文进而提出,其未加论述之理论进途或许能成为既是超认知的又是超历史的具体的普遍。我们有理由认为要在中国语言与哲学传统内部寻求具体的普遍。本文所基的理由包括本雅明“意象辩证法”的观念构想,最终落实到作为中国理想的“和”的概念。这一运思带来一个饶有趣味的论点。当代中国官方思维和宣传中的“和”正是意识形态要素的典范。本文认为这绝非巧合,反而能打开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批判性讨论。目前,意识形态要素可说是正在一个新转向的边缘,这样的讨论尤其能触及当前的意识形态要素。
  • 比较文论研究
    黄鸣奋
    2013, 33(2): 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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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天机”来源于道家灵感观,重在自然存在的时机、机遇、变化中的条件,强调艺事以随机应变为要旨;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中“随机性”来源于数学概率论,重在人工制造的或然性,被用作开拓思路的契机。它们都不属于纯粹偶然性范畴,而是体现了人们透过偶然把握必然的努力。
  • 比较文论研究
    曾繁健, 刘汉波
    2013, 33(2): 1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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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诗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由来已久,从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来看,它必然是虚构、想象与事实的对立统一;其中虚构与想象是诗性的必然,而中国事实与西方主体意识却是前两者存在的基础与归宿。假如兼以本土诗论方法对读考察英诗中国形象的本质,尤其从文学虚构与西方意识的角度主客观照,从具体的英诗语言数据进行实证,它虚构、想象、西方意识及中国事实的核心特质则得以越发彰显。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单小曦
    2013, 33(2): 17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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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媒介存在论的目的是为新媒介文艺研究奠定哲学基础。媒介存在论是相对于媒介认识论、媒介本体论而言的,以现代哲学存在论为依托的一种后形而上学媒介哲学思想。媒介哲学的相关讨论和传统本体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型研究构成了媒介存在论提出和研究的主要理论语境。媒介存在论由“存在即信息”“媒介即信息”“媒介即存在”三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命题构成。媒介存在论认为:存在可以通过存在者的信息活动得到阐释。任何信息都是媒介中的信息,不存在媒介之外的自发、自在的信息。当存在者发挥媒介性功能时即为媒介。居间、谋合、容纳、赋形、生产等活动性质构成了媒介之为媒介的“媒介性”。在媒介性存在关系中存在方可显现。处于媒介位置的此在、语言等媒介性活动构成了存在的重要展开方式。媒介在根本上即存在“在起来”的境域,存在即存在者的“媒—介”化活动方式。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龙迪勇
    2013, 33(2): 19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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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文学艺术看做是孤立的现象,他在考察文学现象时与考察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大体一致的思维方法或思想路径——从抽象到具体。这一方法在文学上主要表现在:首先,作家们应该以历史的观点去观察时代和社会,创造出足以体现时代趋势和社会本质的典型人物形象;其次,在具体写作中,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地把人物形象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不是片面强调“抽象”和“具体”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希望这两者在具体作品中能达到有机融合和辩证统一。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李河成
    2013, 33(2): 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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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爱这个世界,而痛绝其恶;因为憎恶恶的私人幽闭,而深情地探寻人的公共条件。行动者超出“制作”之上的德艺绽现,是阿伦特对现代性政治处境的药方。超出物质“制作”的命意在于使臻于美的政治交往具备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体意义;“绽现”即颠覆善良意志、排除物质私欲的现代性(即审美)体认。判断力的生发,即反思的判断力、想象、审美共通感等等的生成,是我们交往共聚的生成,也是私我开放向整体的自由安顿。行动和判断始终一贯,投身者和旁观者不应分判,这是阿伦特的交往政治美学对现代孤立世界的意义。
  •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朱军
    2013, 33(2): 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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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与地方的二元关系是空间研究的永恒命题。在新媒介时代,新媒介的拟态文化重塑了空间与地方的关系。空间生产在遵循消费主义逻辑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地方主义信仰。这一空间与地方的深刻矛盾通过粉丝文化、网络亚文化、原教旨主义思潮乃至网络恐怖主义等等多重面相彰显出来,制造了愈演愈烈的全球风险文化。当下,新媒介文化化解空间危机的努力主要围绕朴素的地方主义策略、日常的话语策略和超越的乌托邦策略展开。这提示我们通向“希望的空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