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字渔洋）以标举“神韵”而名载批评史。然历代（含当代）批评史家对其“神韵”说实分“青年版”“晚年版”两种，是万年撰《池北偶谈》才将“神韵”定位于“诗贵清远”，堪称“破题”一案，则语焉未详。至于为何说钱锺书才是系统阐明“神韵”，以期奠定“诗贵清远”说的现代解人，则当代学贤几近无感。本文旨在“双肩挑”。一方面，针对渔洋“神韵”说，既澄清其“青年版”不如“晚年版”，是因为前者将“李杜”与“王孟”硬提成一个“神”字，系逻辑参照紊乱所致；又追认其“晚年版”优于“青年版”，是因为后者终将“神韵”落到“清远为尚”，郭绍虞在这方面比张少康更具识鉴。但另一方面，晚年渔洋虽将“神韵”定位于“清远为尚”，然又不说明何谓“清”，何谓“远”，何谓“清而不远”抑或“远而不清”，又何谓“清远兼圆”。自清代迄今，惟钱锺书对“神韵”给出了无愧为“现代解人”的诗学答卷。钱锺书以释“神韵”为平台重构“诗贵清远”之现代学说，是依次从“源头（谢赫《古画品录》）”“拐点（借南宗画理来‘以画论诗’）”“机制（范温‘余味即韵’）”三层次来纵深营造，所有的诗学建材皆取自千年国故，然其落成的诗学建筑（内涵）却极具现代理论之严整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