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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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语言·无意识结构·文学活动

马大康

2016 (6): 6-18.

摘要 ( 265 )

PDF(1326KB) ( 127 )

人的意识是由言语行为记忆建构的，无意识则是由行为语言记忆建构的。两种语言（行为）的共性和差异性决定着意识、无意识结构的联系和区别，也决定着双方既可沟通又不可通约的关系。因此，拉康以普通语言的结构来解释无意识是不严谨的。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是意识与无意识间的充分合作，是言语行为记忆与行为语言记忆间的充分合作，是双方的共鸣共振，两种语言（行为）的特征决定着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具有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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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的衢路、矩阵和化域

张进

2016 (6): 19-26.

摘要 ( 194 )

PDF(1273KB) ( 88 )

新世纪文论研究的焦点转到了理论的“背面”，从中滋生的“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似乎向理论研究和文艺学学科投去了疑团。然而，理论的“背面”与“正面”只是理论的一币两面，归根结蒂属于理论的题中之义。理论的“衢路”在于其圆观统照和反思去蔽；理论的“矩阵”展示的是理论语义的千姿百态和内在关联；理论的“化域”则是理论在域化、解域和再域化之间的辩证运动趋势。“理论之后”是向生活世界的批判性回归，是对“反/非/非反理论话语丛”的批判性包容，也是文学理论向文学自身的延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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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凝视：对央视86版《西游记》的一个拉康主义分析

吴冠军

2016 (6): 27-36.

摘要 ( 262 )

PDF(1657KB) ( 96 )

首播于30年前的央视86版《西游记》，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创基性作品。作为对文学经典著作《西游记》的一个“忠于原著、慎于翻新”的“再制”，该作品实质性地构成了原著的一个症状性的溢出。通过由导演杨洁本人所奠基的“女儿情”，原著以唐三藏为中心的“男根中心主义”视角，被革命性地更换成“女国国王”这个女性视角。而整个剧集最末“取经”归来的唐三藏，仍然未能摆脱女性凝视所投下的深渊性烙印；而这对于拉康，便意味着从法律到爱这一激进通道的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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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

贺玉高

2016 (6): 37-45.

摘要 ( 241 )

PDF(1275KB) ( 173 )

在世纪之交围绕鲁迅“国民性”而进行的论争中，冯骥才和刘禾的后殖民立场受到普遍的激烈批评。但这些批评却无一例外地误读了刘禾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分析显示，批评者所持的“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造成误读的主要原因。而刘禾对后殖民主义的使用也有二元对立的教条化倾向。这种内在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思维模式造成了思想的浪费与局限。中国文学研究界应积极引进其他学科相关成果，早日超越这种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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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中的镜像变异：基于《读书》杂志的梭罗真假隐士论争再思考

刘略昌

2016 (6): 46-53.

摘要 ( 259 )

PDF(1305KB) ( 152 )

梭罗在中国近九十年的传播历程中，曾引发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营的真假隐士论争。这场激烈的论争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梭罗从未宣称自己是名隐士。由于思想及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中国的隐士和隐逸文化，所以梭罗在异域中国的旅行中硬是被扣上了真隐抑或假隐的帽子。从中国隐逸文化的视域出发，部分中国学人从隐居时间、隐居地点、隐居动机和隐居期间的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结果在历史时空的错位中误读了梭罗，从而造成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镜像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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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噪音、白噪音与幽灵之声——德勒兹的事件理论视域中的噪音本体论

姜宇辉, 郑艳

2016 (6): 54-63.

摘要 ( 341 )

PDF(1302KB) ( 142 )

德勒兹的事件概念错综复杂，贯穿于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意义的逻辑》中对斯多葛哲学的独到阐释无疑是这个发展历程的真正发端。通过细致辨析斯多葛学派关于“非实体”、因果性、两种时间性的相关理论，我们得以真正理解“事件”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并由此清除笼罩于这部著作之上的浓重的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的氛围，呈现出德勒兹早期思想中所隐含的深刻启示。而晚近的思辨实在论关于感性介质和神秘因果的学说则是对这一线索的最为极端但也最有创意的发展。其中尤其体现出与当代噪音艺术的内在关联。通过缕析20世纪噪音艺术的不同变革形态，噪音作为事件性本体的基本特征亦逐步呈现，由此不仅结合艺术领域的具体案例深化了哲学思辨，更是对事件概念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理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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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阅读、事件与图像学——略谈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图像知识”

赵文

2016 (6): 64-72.

摘要 ( 467 )

PDF(3232KB) ( 292 )

作为当代最为活跃的法国艺术史家之一，乔治·迪迪-于贝尔曼以“事件”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以之为重要的话语支点，在艺术史研究中复兴了阿比·瓦尔堡的批评传统。迪迪-于贝尔曼的理论创新在于在本雅明辩证图像的真理观语境中，使阿比·瓦尔堡的“记忆知识”的独特认识论得以确证，同时在阿比·瓦尔堡的学术路径中，使本雅明对图像真理事件的症状阅读获得方法论上的合法性。乔治·于贝尔曼的这一“批判的图像学”解读方式，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法国当代艺术史的地形，扰乱了学院传统中的“线性叙事”，使艺术史图像学研究走向了一种“真理-事件”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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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与艺术：利奥塔的语位政治学和后现代的崇高美学

周慧

2016 (6): 73-80.

摘要 ( 232 )

PDF(1260KB) ( 121 )

文章从法国当代哲学与事件、时间的关系入手，旨在阐述以“异识”为目标的语位政治学的主要内容，诠释“后现代”一词在利奥塔思想中的含义，比较利奥塔的判断力与康德的反思判断的异同，分析后现代艺术最终走向崇高美学的原因，并由此导出“事件”对于后现代理论的特殊意义。文章最后反思了后现代理论在主体的能动与被动之间的游移不定，以及精英为持守与现实的间距而付出的思想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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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三重涵义——兼谈作为书名的event

阴志科

2016 (6): 81-90.

摘要 ( 317 )

PDF(1646KB) ( 106 )

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与事件哲学有没有关联？如果有，为什么伊格尔顿直到第五章才开始讨论event？为什么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其中的一小节？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他所运用的部分概念。伊格尔顿的“结构/事件”观不但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以及保罗·利科尔的解释学，还参考了吉登斯的“结构化”以及伊瑟尔的“策略”概念。但是，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艺术的“事件性”并不同于巴迪欧的“事件”，倒是更接近于德里克·阿特里奇提出的“文学伦理学”，因为文学艺术在伊格尔顿这里最终要产生实效，是一种自我批判、面向未来、敞开种种可能性的伦理活动，审美实践最终可以看作一种更高层面上的道德实践，而这种理解，既符合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也符合我们对他的既定理解与期待。为了完整把握《文学事件》这个书名，不妨把“文学的发生”与“文学的后果”的涵义也囊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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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戴维森的事件理论谈论文学

张巧

2016 (6): 91-100.

摘要 ( 273 )

PDF(1695KB) ( 212 )

在当前文学理论中，我们对文学事件的谈论很大一部分借助了大陆哲学的理论资源。本文的目的是借助戴维森的事件理论，提供一幅分析哲学式的谈论文学事件的图景。戴维森式的文学事件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根据戴维森的事件本体论，文学的本质应当被视作殊相，谈论文学的方式应当从“存在”转变为“发生”，由此，我们的关注点应从文学存在论转向文学施行论；另一方面，文学事件也体现为意向性的文学行动，一个成功的文学行动表现为写作者如何使用个人习语与读者进行成功的交流。戴维森式写作行动和文学阐释对意向性的强调，突破了狭隘的文本中心主义视野，从而重新迎回了文学的主体性。最后，我们探讨了一种具有“断裂性”的事件特性与合理化解释如何能够相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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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

吴承学, 李冠兰

2016 (6): 101-113.

摘要 ( 273 )

PDF(2061KB) ( 137 )

“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在于人们清晰地认识并重复使用了某一文体体制的特点，或者说，在于对文体自身形态自觉意识的出现。最初的文体观念，是在文体运用或对文体的明确命名与称引中体现出来的。文体观念并非瞬间发生、一次完成的，往往是一个复杂、含糊甚至反复的过程。早期文体特定体式的重复出现，大致有功能性重复与艺术性重复两种情况。在制度设置中所发生的文体观念，是在制度设置之初就被规定、被约束的，伴随制度的设置与实施而发生。中国早期的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是基于礼仪、政治与制度建构之上的，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由于早期的文体写作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礼制的规定也就成为文体写作的重要标准，从而直接影响相关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由于受到礼学的影响，非常强调仪式感和秩序感，因此中国早期不少文体形成一种庄重、敬畏、虔诚甚至是神圣的特殊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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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观、群、怨”新解

王齐洲

2016 (6): 114-122.

摘要 ( 478 )

PDF(2440KB) ( 315 )

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中国诗学影响巨大。前贤对这段话有过许多讨论，尤以朱熹的解释最具权威。朱熹指出宋代学者对“可以观”的解说义有未安，然而，他自己对“兴、观、群、怨”的解释同样也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如果将孔子的这段话放在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语境中，就会发现，“兴、观、群、怨”既不是诗歌创作论，也不是诗歌本体论，而是诗歌功用论。孔子强调学《诗》可以“起人之善意”，“观己之得失”，使人“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从而令学《诗》者领会礼乐文化精神并完善其道德人格。“兴、观、群、怨”有其内在逻辑，实际上体现的是孔子所提倡的“为己之学”。当然，“为己之学”最后要“推己及人”，改造家庭与社会，即在完善君子人格的基础上“事父”“事君”，以实现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兴、观、群、怨”蕴涵有许多有价值的诗学命题，推动了诗歌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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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敦煌变文序跋与现代俗文学研究范式的建立

王雅静, 孙逊

2016 (6): 123-129.

摘要 ( 270 )

PDF(2627KB) ( 144 )

1907年，敦煌变文的发现，引来了一批国内一流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不仅推动这批文献的整理出版，而且积极为之撰写序跋，这些序跋展现了中国较早涉猎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批学者对于“变文”的多方面认识。其中，对变文价值的探究，进一步推动了俗文学纳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对变文文体的辨析，承续并引领了现代学术重内在体制研究的潮流；而对于故事源流的考述，则为俗文学中的叙事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这些早期序跋所确立的变文研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不仅彰显了20世纪初中国学术研究的成果，而且为现代俗文学研究范式的建立作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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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徐枕亚的长篇小说创作

柏英杰

2016 (6): 130-138.

摘要 ( 350 )

PDF(1627KB) ( 164 )

本文着重探讨《红楼梦》对徐枕亚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徐枕亚早年写过六十首《红楼梦馀词》，在这些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红楼人物以及宝黛爱情悲剧的认识。他的长篇小说一直以《红楼梦》为取法对象。《玉梨魂》《雪鸿泪史》虽是自传小说，但在人物形象和具体情节上却有多处模仿了《红楼梦》。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双鬟记》基本上依赖于对《红楼梦》的模仿，但是并不成功，之后的《余之妻》和《燕雁离魂记》也是借鉴《红楼梦》创作而成，且颇有新意。总之，徐枕亚既是一位《红楼梦》小说艺术的忠实继承者，同时也成为《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一个独特联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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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新论

何二元, 冯文丽

2016 (6): 139-147.

摘要 ( 241 )

PDF(1639KB) ( 133 )

1904年“癸卯学制”实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预科都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民国大一国文的前身，“大学预科国文”即代表着大学语文的早期形态。而刘半农在1917年完成、1918年发表之《应用文之教授》可谓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论文和实验报告。若将其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这篇报告更能凸显刘半农及其同仁的语文教育观念；其中关于“通人”和“普通人”的培养目标之辨析，对于当下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尤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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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传统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反思

朱子辉

2016 (6): 148-155.

摘要 ( 270 )

PDF(1617KB) ( 136 )

“以乐语教国子”，一直是中国古代蒙学的一大特点和优秀传统。它在各类蒙学文本的编撰上，具体地表现为语词的对仗与韵语的串联。这种整齐骈偶的句式结构与前后音声相应的韵语形式，从根本上来说，源于古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的深刻领悟。而在实际的蒙学教育中，它又不仅满足了儿童“乐学”的心理需求，更让他们从小就得到一种汉语言文化的美学濡染。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在最近百年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中，随着国人对国外各种教育思想的简单移植与片面吸收，这一优秀的蒙学传统几乎丧失殆尽。重新正视古代蒙学教育的优秀传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反思百年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未来的语文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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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的“统筹与救济”大学语文教育观

曹凤霞

2016 (6): 156-162.

摘要 ( 259 )

PDF(2073KB) ( 128 )

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针对当时社会教育现状，黎锦熙发表了“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等系列语文论著，最早提出了“统筹与救济”的大学语文教育观，黎锦熙的“统筹”意为全国统筹国文教材，注重“大中”衔接，并在教学中兼顾教材的讲读与写作训练；“救济”是根据学生国文程度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以期整体提高国文水平。中国语文教育走过了百年历程，但今天仍然存在着大中小学语文教育衔接问题、大学生语文水平普遍不高现象，因此，高等语文教育仍然要坚定语言能力的培养目标，培养以语用为核心的高层级语言运用能力，不仅具有高层级的阅读与理解能力，而且具有高超的交际与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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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文、中文到华文：新加坡中学华文教科书的本土化建构

王兵

2016 (6): 163-168.

摘要 ( 699 )

PDF(2031KB) ( 270 )

由于受到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的影响，新加坡的中学华文教科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本土化过程。早期殖民地时期和日治时期，新加坡的华文教科书几乎都从中国引进，径以“国文”名之；战后至1979年，伴随着中国局势和新马政局的巨大改变，中学华文教科书在“马来亚化”理念倡导下加强本土意识的宣扬，教科书的出版格局也随之改变，趋于自主。教科书的命名更易为“中文”“语文”或“华文”；1979年至今，新加坡教育部为了因应新教育体制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按照能力等级编写若干套华文教科书，文学教科书则在凸显本地化的同时，向更为包容的全球化发展。在华人占据主体的新加坡，梳理中学华文教科书的演进不仅可以透视其华文教育的本土化倾向，亦可窥见汉语或中文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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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八云《怪读》的“双重书写”与“起源”概念

Carlos Yu-Kai Lin

2016 (6): 169-183.

摘要 ( 210 )

PDF(1533KB) ( 48 )

对许多西方读者而言，小泉八云于1904年出版的《怪谈》经常被视为日本怪谈文学的重要文本。不过，此书原先以英文撰写并针对西方读者的事实，显示出在西方语境中作为一种文类的“怪谈”具有某种跨文化与翻译的特质，正因《怪谈》不仅仅是一本翻译作品，同时也是西方语境中怪谈文学源起的标记性著作，怪谈文类的起源因此可以是翻译研究上的有趣议题。本文企图呈现这种双重书写（double inscription）的逻辑，并依此逻辑展开对于怪谈故事中“起源”概念的分析。本文首先探讨小泉八云在该书序里描述各种关于怪谈源起的方式，其次分析书中名作《雪女》自我否定／再生产的故事结构，来解释“起源”的概念不仅仅是重复叙述/翻译所产生的效应，同时也是叙事结构本身对于故事起源的认定与扬弃的双重需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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