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文艺报刊: 晚清“乌托邦话语”形成之考察

梁淑雯

摘 要：本文旨在分析晚清乌托邦小说作为一个“话语形构”的产生过程，讨论生产这个“乌托邦话语”的操作模式：“公共领域”与文艺报刊的关系。瓦格纳(Rudolf Wagner)依据近代中国历史语境，重新厘定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公共领域”的概念，敏锐地指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是由上层(清廷)至下层(平民)所组成。依据上述的理论框架，本文讨论晚清乌托邦小说是如何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连同文艺报刊是如何作为舆论平台的问题。本文以《月月小说》及《竞立社小说月报》出版的乌托邦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与清廷上层对话的关系。由此展示“新中国”是如何在叙述过程之中成为一个被建构的概念。这种展示舆论的生产过程，将成为研究晚清“乌托邦话语”形成之另一途径。

关键词：公共领域 乌托邦想象 国家叙述 新小说 话语形构

作者简介：梁淑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现当代文学专业，主要从事晚清小说及文艺报刊、文革后小说研究。电子邮箱：leungr2d2@gmail.com

Title: The Public Sphere and Literary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Investigating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the Utopia in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utopian fic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s a discursive formation, and investigates it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al mode of the utopian discourse. The paper examines how literary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served as a channel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utopian discourse in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By revising Habermas’s no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Rudolf Wagner is able to redefine Chinese public sphere and discovers that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public sphere is constructed by the top and the bottom strata of the society. In light of Wagner’s theorization, the paper takes the utopian novels as a form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literary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as a media of public sphere. The paper singles out two fiction journals, Monthly Fiction and Racing Independent Club Fiction Monthl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examines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topian novels published and the Qing court.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he imagination of a future China is represented in these utopian fictional writings as a constructed concept,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roduc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can become a new approach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utopian discourse in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public sphere   Utopian imagination   national narrative   new fiction   discursive formation

Author: Shuk Man Leung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WC1H 0XG, United Kingdom).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modern Chinese fiction from the late Qing, the Republic China to post-Mao China periods, as well as late Qing periodicals and print culture. Email: leungr2d2@gmail.com

引言：晚清“乌托邦小说”新议

乌托邦，一个属于未来的理想国。在晚清亡国灭种威胁之下，乌托邦成为“新小说”的书写主题。关于晚清“乌托邦小说”的研究，现今主要有三种论述：第一，考据晚清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渊源，及作出主题类型的梳理。第二，从“跨语际实践”理论，讨论它如何受到西方“乌托邦”思想影响，并揉合中国“乐园”概念，于“新小说”中呈现属于晚清“乌托邦想象”的问题。第三，论者将晚清“科幻奇谭” 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与 “文学现代性”展开对话 (郭蓁;李广益 1-7;颜健富 10-18;王德威329-83) 。本文的论述有别于上述各种思路，将“新小说”中“乌托邦想象”视为一个“话语形构”的产物来研究。有别于空想，晚清“乌托邦想象”是一套建构“新中国”的论述。对这个话语的考掘，将涉及“国家”概念的建构与乌托邦想象的关系，及至它如何作为民族“认知装置”的问题。

       晚清“乌托邦话语”的生产模式与文艺报刊有着莫大关系。根据阿英《晚淸文艺报刊述略》的统计，有29种文艺报刊活跃于晚清年代。上海图书馆的统计指出，由1857年至1911年，有不少于257种的期刊杂志发行。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强调，“杂志主义”主导了晚清的小说发行模式 (《清末》179-81)。如此空前繁荣的报刊业，曾引起学者探讨中国“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议题。当中瓦格纳(Rudolf Wagner)依据近代中国历史语境，重新厘定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实际上是与18至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挂钩的产物。若以哈贝马斯的定义来讨论近代中国的情况，瓦格纳认为将会造成盲点。因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不仅是由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来组成，更多的是由上层清廷及至大众阶层来组成的一个共同空间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2) 。清廷[1]在公共领域之中，一直扮演着活跃的角色。清廷除了出版邸报，将官方信息如宫门抄或上谕刊登之外，还有随着晚清改革而来的《北洋官报》、《内阁官报》等新式官报直接向大众发声，表明清廷立场。清廷发表的言论在公共领域之中，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而我会把晚清“乌托邦小说”，置于上述的框架来阅读，从而说明晚清乌托邦小说是如何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及文艺报刊又是如何作为公共舆论平台的情况。本文选取《月月小说》及《竞立社小说月报》及其出版的乌托邦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当中透过考掘晚清乌托邦小说与清廷上层对话的关系，藉此展示“新中国”概念与叙述的关系。这种舆论的生产过程，将会成为研究晚清“乌托邦话语”形成之另一途径。

一、小说杂志作为一个公共舆论平台

       在晚清报刊业空前繁荣之下，《申报》、《时报》、《万国公报》及各类小报和画报，种类纷陈，定位各异。作为 “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新小说》在创刊号的首篇论说，掷地有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论小说” 6)，梁启超(1873-1929)将“国”、“政治”与“小说”的关系紧扣在一起。这种陈述目的，是锐意将《新小说》这本杂志的定位与政治挂钩，进而将它成为一个公共的议政平台。

       在《新小说》出版前，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深明报刊的政治影响力。康有为最初从两方面入手改革，一方面不停向光绪帝上书，争取政治权威支持；一方面办报，扩大自己在士大夫层的势力，从而推广维新思想(陈玉申 73) 。梁启超于1896年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直言“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100)。梁启超将政治信息的“通塞”与国势相提并论。梁在文中提及外国报纸，国家内政外政地埋天文法律罗列清晰，而且国家外战时，更与报馆互通声气。反观清廷，“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101)。再者，庚子事变后，促使康梁更积极集资办报，因康梁本欲接触“上层”来发动改革，可惜失败。这种情况，令康梁从“下层”着手，引发舆论，反过来推动“上层”改造中国。《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报》的出版，一浪接一浪。可见，梁认为欲新中国，必先办报。如此而来，由不同报刊组成的公共舆论平台，锐意建立一条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渠道，从而使晚清政治形态由封锁政治渐渐转向公共议政。

    《新小说》创刊目的，是为了将大众“政治化”(politicize)。[2]在面临瓜分亡国的危机之下，梁启超认为重要任务是鼓吹大众认识及参与政治，“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 (新小说报社 广告页)。显然，这份“新民”责任，便由《新小说》来承担。不仅梁启超关注到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而且其它小说杂志与《新小说》可谓站在同一阵线。在“本馆编印《绣像小说》源起”一文指出“鸣呼! 庚子一事，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 (52)。此“宗风”，无疑是借小说“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及“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 (51)。《月月小说》认为小说的作用是给晚清立宪作准备。在“月月小说出版祝词”言“则此本之出，或亦开通智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乎”(1)。《小说林》在发刊词明确地表示小说今日之文明，就是政界学界他日之文明(1)。这些小说杂志发行伊始，政治成为小说书写主题，小说杂志仿佛摇身一变成为公众的议政场，务必为(for)大众发声，并且向(to)大众发声。

    期刊报章具有流通性，才可担当公共平台。首先，晚清小说杂志具有一个庞大的分派网络。例如，与《新民丛报》享有共同的分派网络，《新小说》早期已经有75个分派处(“本报” 封底页)，在中国的包括上海、杭州及北京等等，在海外的有东京、横纲、长崎、旧金山等等。在1903年，其分派处更增至87个(“癸卯年” 广告页)。《绣像小说》有89个分派处，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及江西等等，而海外的分派处如东京、横纲及新加坡等等(“寄售处” 封底页)。《月月小说》创刊时有27个分派处，同时与商务书馆合作在9个地区分庄经售(“本报特约” 广告页)，及后分派处增至42个(“本报各埠” 广告页)，包括上海、北京、南京及四川等等。各小说杂志拥有如此庞大的分派网络支持，销量又是如何? 《新小说》第1号至第3号，都曾经再版(“《新小说》”)。在《月月小说》1907年第5号的“特别广告”言，“学界商界诸君纷纷订购，销数日广”(广告页)。在同期广告更刊登《月月小说》再版的报导。根据樽本照雄考证，《月月小说》的第1号确实是在初版3个月后再版(“《月月小说》”)。最后，《小说林》亦曾再版，郭浩帆指出，“1980年上海书店影印的《小说林》就是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的再版本为底本” (“《小说林》”)。由此可知，上述小说杂志有系统的分派网络及广受市场欢迎，拥有稳定的读者群，是建立一个公共舆论平台的基础。

二、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舆论工具

    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是维持大众利益及对抗政府权贵的公共言论(Habermas 2)。季家珍(Joan Judge)考察《时报》的舆论作用时指出，康梁等人成功通过报刊这个公共机构，来集合大众言论对抗清廷。同样，小说杂志在梁启超提倡之下，如雨后春荀 ，“小说”更占领各大报刊的栏目，透过庞大而密集的传播网络，普及至社会各阶层。自小说与报刊出版业这个公共机构挂钩之后，小说由私人读物渐渐成为舆论工具。

    清廷素来严格管控政治言论。清代政治中枢决策权，往往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里。清代政制始承继明制，皇帝掌握绝对权力，下设六部及内阁，内阁为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起草诏令、票拟批答、商议政事等等。在雍正年间后，内阁的权力日渐被军机处取代。军机处后来更演变而成中枢机关(李进修7-9), 而军机大臣多为皇帝亲信，令其俨如皇帝的秘书处。除了掌握军事、财政、司法等事务，军机处还负责“廷寄”，即是由军机处大臣草拟“密旨”，不经内阁六部，直接由军机处寄给受命长官，内容仅有皇帝及受命者得知，从而形成皇帝专权的秘密政治。虽然雍正年间 “密旨”廷寄，主要集中于西北军务，但是廷寄方式影响及至乾隆日后的中枢决策机构的功能及地位(白新良227-28)。由此可见，上情下达的透明度未足。

       至于下情上达，首先清代的监察制度取消了“台谏并列”的局面，六科给事中的规谏君主职权大大被削弱。清代监察制度同样依照明制，设都察院，下设六科十五道。六科给事中伴皇帝左右，具有诤谏皇帝、封驳谕旨之职权(李进修9)。然而，在雍正年间后，六科隶属都察院，给事中的职权由劝谏皇帝沦为监察六部，失去作为言官的职能。其次，虽然在康熙年间出现的奏折得到雍正进一步推广使用，具折奏权的官员由九千名升至万四名，而且奏折内容扩大到军事、民情等等，但是，关于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决策等敏感问题，仍属讨论禁忌(白新良190)。

    季家珍指出，因晚清报刊业蓬勃发展，这种传统舆论模式受到冲击。传统舆论模式有三：第一种是“帝制模式”，皇帝在位是人民意愿的代表。第二种是“官方模式”，言官的设置，是皇帝与人民的沟通桥梁。第三种是“精英模式”，社会精英如中下层官员或学者，以个人方式为人民发声(Judge 66)。从上述可见，第二种模式在雍正年间后日益受阻。瓦格纳亦认为，监察制度在清代正值低潮(“The Early” 7)。第三种模式渐渐受到报刊业蓬勃影响。上书始终有别于在报刊发表文章，上书言事必先经过审查，再呈交皇帝批阅。发表文章经编辑审核出版，面向大众社会。前者较为限制，后者较为自由。故此，由晚清报刊业兴盛，伴随而来新兴舆论模式开辟的公共舆论空间，将大众疾苦引进“议政场”。

       季家珍针对《时报》的个案而提出上述论点，本文将把焦点对准“新小说”中的“乌托邦的想象”，讨论它如何作为一种舆论工具的可能。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梁启超言“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这段列明“新小说” 的两个组成元素：作者不再是“稗官”而为“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内容绝非“小道”而是“政治之议论”。梁续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22)，点明了小说与公共领域的互动关系。在《新小说》出版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梁开宗明义地指出小说是政治改革的利器。简言之，这两篇论说为 “新小说”作出政治定位。

    《新中国未来记》在中国出版的重点，不仅是将泰西的“小说观念” 传入中国，更重要的是将政治小说的文类元素：议政模式一并移植到中国。叶凯蒂(Catherine Yeh)引用斯皮尔(Morris Edmond Speare)对英美政治小说的定义，——宣传作家政论为此文类的特征之一，来证实梁启超创作确实是有效仿英国及日本政治小说的痕迹(112-13)。诚然，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曰，“兹篇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故此“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1)小说以维新庆典开首，呈现新中国成立后的强国盛势，由此倒叙“过去”成立的种种艰辛，当中寄托梁启超改良政纲。新中国成立，预演着维新成功的一幕。这种“乌托邦叙述” ，实际上就是梁启超宣传政论的手段。关于运用鸟托邦叙述的原因，梁言“但见近日西人著述，言国家主义者，未有不借大同为衬笔、撇笔，盖欲主张其本论，使之圆到，不能不论及也”。梁认为运用鸟托邦想象来寄托作者 “国家主义” 的思想，非他独创，梁随即引出“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等人左证(丁文江, 赵丰田 286)。由此说明，《新中国未来记》的乌托邦叙述，正是一种表达政见的方式。

    蔡元培(1868-1940)《新年梦》的出版，更能进一步说明此点。小说讲述新中国成功战胜俄国，而且成功取消列强的势力范围，并渐渐迈向世界大同的景象。《新年梦》刊登在1904年2月17日《俄事警闻》 “社说”的栏目之下。发刊以来《俄事警闻》“社说”一栏多以论说为主，例如刊登在第1号的“普告国民”、 第2号的“告政府” 及第3号的“告前日拒俄会会员”等等，当中以一种启蒙姿态来析论俄国入侵中国后的严峻形势，奠定了“社说”“议论”的基调。在第65号的《俄事警闻》，竟以一篇小说为“社说”的内容，蔡元培及后讲述《新年梦》的创作背景，为我们解开此疑团。“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按:《俄事警闻》)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 (蔡元培230) 。 “小说以见意”，所谓“见意”，即是表达一己之见。故此，从蔡的角度看来，通过书写这篇鸟托邦小说来表达他对俄国入侵、列强瓜分及社会主义的论点。在晚清之时，小说在公共领域的平台发表政见，渐渐成为报刊同人运用的舆论工具。

    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小说的影响及功能与报纸大为不同。亚荛(黄世仲1872-1913)在“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言，报纸信息以记录为主，篇幅零碎而简短，小说内容以故事为主，篇幅连贯而详细，故此“报纸上之情，移人者短，小说上之情，移人者长”(216)，明显对准梁启超小说四力来开阐，说明小说多以心性启发教导大众。陶佑曾(1886-1927)在“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说明小说的文体特征，

举凡宙合之事理，有为人群所未悉者，庄言以示之，不如微言以告之；微言以告之，不如婉言以明之；婉言以明之，不如妙譬以喻之；妙譬以喻之，不如幻境以悦之：而自来小说大家，皆具此能力者也。 (226)

相对于其它文体叙述模式，小说具有“幻境以悦之”的功能，用人物情景来架构故事，铺陈出幕幕虚幻之“实景”来说道理。鸟托邦小说，正是依赖“幻境”构筑而成的一种国家叙述。

       梁启超在介绍《新中国未来记》时指“全用梦幻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新小说报社 广告页)，简洁地概括“乌托邦叙述”的两大特征：一曰未来叙述时间，一曰想象真实性。乌托邦的叙述时间是“未来式” (张惠娟 82)。未来叙述模式重整当下的颓垣败瓦，缝合想象之间的断裂，投射出一个理想的愿景。其次，乌托邦所描绘的人事景，如真有其事。例如，《新中国未来记》中政治建议刻划详尽，如此具体政策正好是对当下政治形势的有效回应。诚然，如梁所言借“乌托邦”作为“衬笔、撇笔”来议政，效果显着。若将晚清“新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置于公共领域来思考，我们可发现晚清作家借“小说”议政，当中运用“乌托邦想象”来构筑他们理想的“新中国”。

三、乌托邦还是恶托邦﹖：

“预备立宪”与《月月小说》和《竞立社小说月报》

    1906年9月1日，清末“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公告。11月1日，《月月小说出版祝词》清楚地将该刊定位为为清廷立宪作预备，

方今立宪之诏下矣。然而立宪根于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达之士大夫，而在多数在下之国民[......]西人皆视小说于心理上有莫大之势力，则此本之出，或亦开通智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乎。(1-2)

《月月小说》这份发刊的道德责任，正好呼应上谕所言“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的宗旨(故宫博物院明淸档案部 上：43)。而身为该刊编辑吴趼人，在《月月小说》第十三号(1908年2月8日)发表一篇鸟托邦小说《光绪万年》批评“预备立宪”。这个迟来的回应，实际上呼应吴较早前发表的几篇讲述立宪的小说。若将它们放在一起阅读，更能准确地把握吴与清廷之间的互动。

       上谕颁布后数天，上海已有大型庆祝活动，[3]吴趼人在第一号发表的《庆祝立宪》正是以“庆祝”的景象来讽刺清廷。现摘录上谕如下；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故宫博物院明淸档案部上：43) 。

这份上谕颁布后，被《申报》及《东方杂志》第3号临时大增刊详细转载，清楚向大众讲明清廷预备立宪的立场。面对国势日衰，清廷为保延残存，终于接受立宪，大前提是“大权统于朝廷”。可是，立宪的实行日期则另行公布。

       吴通过《庆祝立宪》主人公莽夫在庆祝会上批评谕旨：第一，“预备立宪”与“实行立宪”是两个概念，“上谕是呌你们预备立宪，不是呌你们立宪。就是庆祝也只庆祝得一个预备立宪” (241)。而且，“预备定了那就一定要宣布立宪的年限” (242)，可是慈禧太后巧妙地没有说明实行日期。第二，“有一班自命开通之士说中国百姓程度不够”，吴认为这是清廷没有说明实行日期的借口。清廷曾在《北洋学报》[4]对教育与立宪的关系表态，

二十世纪以后专制之法，将绝迹于地球。则国家所恃以争存者要在立宪之政体。然国民之程度过低，则无自治之精神，无自养之能力。国而无国家之思想，而不能立宪[......]而教育为立宪之基础(北洋官报局 29)。

清廷貌似与大众站在同一阵线赞成立宪，实际上反过来以其“程度过低”作借口。这情况俨如，莽夫说若“我”要举起大石，但未试举便放弃说“我劲儿彀不上”(241)，是不为也。吴认为同样道理说明清廷的“不为”在于，没有实行立宪，导致没有机会让大众理解“何为立宪”，更反过来轻率地说他们“劲儿彀不上”，是一种冤枉。吴不是认为中国百姓的素质没有问题，[5]关键是清廷将立宪实行日期与“国民之程度”相提并论，从而突显清廷以“国民之程度”作为立宪的推托之词。

    在“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公布后一天，清廷于9月2日颁布官制改革谕旨。在改革方案裁定前，中央官制改革成为舆论焦点，[6]各方人士提出改革建议及构思。及后，清廷着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共同编纂。身为是次主持的载泽(1876-1929)曾两次奏请朝廷指出官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出“论者谓其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 (故宫博物院明淸档案部 上：367)。虽然，制定官制由载泽主持，但由于当中涉及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故此载泽面临多方面的阻力(侯宜杰 61-63)。11月2日，官制改革方案最终呈进。改革方案以三权分立为特征，当中重点是责任内阁的草拟。

    无疑慈禧所担忧的是责任内阁的成立，因为责任内阁的成立将会架空君权，并成为最高的行政机构。因此，清廷在11月6日公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表明“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则，着照旧行” (故宫博物院明淸档案部 上：471)，并公布中央各部改革详情。吴趼人在《月月小说》第五号(1907年1月)以滑稽小说《立宪万岁》伪造谕旨，来模仿清廷宣布改革，明显是对改革的一次回应。真伪谕旨对照摘录如下：

礼部着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故宫博物院明淸档案部 上：471)。

以太白金星为礼部大臣(187)。

刑部着改为法部。

以东岳大帝为法部大臣。

户部着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

以吕洞宾为度支部大臣。

伪谕旨模仿行为的本身，正是印证着清廷改革的不善。小说讲述天庭仿效民间立宪，玉皇大帝颁布中央官制改革谕旨。真伪谕旨所形成的戏谑关系，一方面放大及夸张所谓的“官制改革”，只是“换两个官名就呌做立宪”(23)的掩眼法——伪谕旨的神祇职衔换转为真谕旨的中央官衔，从而暴露这次作为“预备立宪”的第一步改革，只是一场闹剧。   

    中央官制改革引发舆论热议。《申报》批评 “况中央之官制徒为表面之变更”(“论今日”)。大板《朝日新闻》认为，所谓改革不过是“弥缝主义”，不足以有改革之价值(“东报”)。《中国新报》更作出大肆批评，“官制之编，其所采纳主义仍与从前无殊” (熊范舆 66)，“则责任内阁云者，虽徒具形式固与其初意相反矣”(67) 。熊范舆等人对中央官制改革不满，更是引发后来国会请愿风潮的原因之一。吴趼人在这次舆论风潮之中，与众人持有一致观点，认为所谓“改革”只是虚有其表。吴运用小说对清廷冷嘲热讽，透过小说这种形式在公共领域之中作出声援。由此可见，《立宪万岁》是这次舆论风潮其中的一份子。而且，它不仅是属于政治或是文学公共领域的任何一方，而是属于两者重叠而成的第三度空间。这就是小说作为舆论工具的属性之一。

    诚然，吴趼人“立宪小说系列”是一种议政舆论工具，用以在公共领域之中批评清廷的政治缺失。吴在第十三号(1908年2月8日)发表《光绪万年》是他“立宪小说系列”的结局篇，当中吴描述自己所向往的乌托邦，

道路平坦洁净，大非昔比，行人熙来攘往。皆有自由之乐，非复从前之局天踏地矣。修洁整齐，非复从前之囚首垢面矣。轩昂冠冕，非复从前之垂头丧气矣。精神焕发，非复从前之如醉如梦矣 (121) 。

没有民族崛起、没有经济繁荣，吴所期待的新中国是人民和乐、国泰民安的景象。这明显是与立宪派或是革命派想象的乌托邦大相径庭。吴在〈革命说与立宪说论评〉，尖锐地批评所谓革命思想已经腐化为陈腔滥调，荼毒人心，“革命”二字“甚者内地土匪亦以此二字揭赫矣”(218)。吴在《上海游骖录》提出当下窘态的对策是“改良社会，是要首先提倡道德”(65) ，主张以德育来改革社会，非以革命来推翻清廷。[7]因为只有德育，是建设社会的核心，“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75)。吴关注的是，人民享有“自由之乐”，外貌具备“修洁整齐”“轩昂冠冕”“精神焕发”。这些全是关乎人民素质的问题，背后呼应德育教化的急切需要。在《月月小说序》，吴认为小说是教育之一席，因为小说易于将新知识暗寓于趣味之中教导人民，应赖以小说推行德育。故此，相对于革命派的激进手段，吴采取温和的改良方式 (5-6) 。

    失望于革命派，亦不等于吴趼人寄望于立宪派。《光绪万年》表面上庆祝光绪万年立宪实现，实际上揭示在朝及在野党人因立宪而争权内哄的事实，导致宪法实行遥遥无期。小说借“推步”预测未来，想象彗星撞地球后，宪法转眼间成立。“推步” 相当于现在的“天文学”。借天文预言政局，作为施政依据，是盛行于西汉晚年今文经学者所用“谶纬”。吴在此暗中讽刺，身为今文经学者康有为书写《大同书》揉合《春秋》公羊三世说及《礼运》“大同” “小康”思想来构筑理想世界的三个阶段，借此来提倡改革，最终却落得被在朝党打压的下场。吴在《光绪万年》开首言：

自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诏天下臣民预备立宪，于是在朝者旅进旅退，揖让相语曰：立宪，立宪。在野者昼眠夕寐，引颈以望曰：‘立宪，立宪。’立宪，立宪。在朝对于在野者曰”“锁”“拿”“打”“递”“解”“杀”立宪，立宪。如是者年复一年，以达于光绪万年(115) 。

“在朝者”是袁世凯及奕劻等人为首的立宪派。在丁未风潮，袁奕二人成功扳倒政敌瞿鸿机及其亲信岑春烜。瞿在朝廷中力举康梁，岑则极力重用在野的立宪党人。这些举动成为袁弹劾岑的籍口，慈禧最终开缺岑，因为慈禧仍对康梁有所顾忌(李刚 154-55)。[8]1907年9月，袁世凯升任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及后，袁世凯进一步打压康梁。9月5日，“徐勤致康有为书”言“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占一席”(377)。次年2月初，康给梁启超写信联同肃王排袁时说“袁劭反谋，诚非常之大懮” (丁文江, 赵丰田 291)。政闻社最终在袁世凯推波助澜之下被查封。由“预备立宪”开始，党派之间对立宪问题的争论，所引发的权力斗争，某程度上使立宪的重点偏移。吴所期盼的是一种文明理想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具有道德修养，但先依靠立宪来过渡，再加之以德育教化(胡冠莹 158-59)。可是，吴趼人在《光绪万年》尾声慨叹立宪党人“舍近求远”(122)，深深体会立宪派忙于权力斗争，而将立宪实行的问题搁置。如是者，吴所期盼的乌托邦确实要到“光绪万年”，终可达致。

    除此之外，“开国会”同样是舆论焦点。杨度、熊范舆等人在1907年1月起以《中国新报》为基地大力鼓吹开设国会。杨度指国会是预备立宪之首要任务，因为它可以将清政府改革为人民代表的负责任政府。杨度等人的舆论轰动全国，激起大众对开国会的热情(侯宜杰142)。年中，御史徐定超上奏“近日人心不靖”“以维民而固国本” (故宫博物院明淸档案部 下：604)，恳求开国会。慈禧于9月20日颁布懿旨，“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 (故宫博物院明淸档案部 下：606)。5日后，由杨度主持宪政讲习会派出代表熊范舆、沈钧儒、雷光宇等人上书朝廷，认为资政院不具备民选精神，民选议院一日不立，外忧内患一日不息。还有，不少立宪团体，纷纷上书表示不满，请愿召集国会(韦庆远, 高放, 刘文源 374-75)。

    刊登在《竞立社小说月报》第二号(11月29日)的《开国会》，就是在召开国会的呼声之下发表。天涯芳草(吴梼1880?-1925)[9]想象中国民选国会成立。

国会开！国会开！！民选议员之国会开！！！[......]便仰见黄色巨帜二方，交叉悬左右，一绘青龙啖日状，一则大书五字，曰国会会长欢迎会[......]群众拍掌联翩如爆竹(106)。

梦寐以求的民选国会开，“此国女子亦且有选举权”(107)，全国大呼自由国万岁之际，国会会长竟是“碧眼紫髯白种之伟物”，是“西球民主自由祖国的候补大总统”(106)。这不可谓之不讽刺。在民选国会召开前，有段小插曲，卖艺者以猴子上演一套国会开戏码。猴子“戴雉尾冠肩荷一小帜上书开国会三字”(105)，沐猴而冠的隐喻，昭然若揭。今日清廷召开资政院为他日国会基础，资政院院长及议员主要由钦选方式产生，“资政院官制草拟”谓“又限制该院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力”(韦庆远, 高放, 刘文源369)，所谓“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只是虚有其表。在小说中，未来中国国会之成立，国民却无权选择国会会长权利，还以貌如猴子“碧眼紫髯白种之伟物”来充当傀儡，所谓民选国会只会是徒有其名。吴梼对于未来新中国明显寄托恶托邦的想象，幻想未来中国国会成立的丑态，表达由清廷带领的立宪救国方案，不可为也。

总结:国家叙述与公共领域

       作为一种国家叙述，晚清“新小说”中“乌托邦想象”，以议政姿态在公共领域登场。所谓晚清“乌托邦话语”的形成， 实际上是发生在晚清公共领域这个特定语境之下的话语事件，背后涉及到不同作家在报刊网络参与政治讨论的互动过程。这种舆论生产方式，关系作家自身对新中国的乌托邦欲望。全赖于这种反动的欲望，使 “新中国”这幅图像班驳陆离。巴巴(Homi Bhabha)曾对“国家与叙述”的关系提出看法，国家是一个依据叙述而建立的概念。在各式各样的叙述操演(performativity)之中，“国家”的概念是浮动性(2-3)。它是属于“未完成性”(half-made)的那一面，跟随叙述的轨道，不停移动。相对于晚清立宪派或是革命派较为主流的国家叙述，吴趼人的“文明理想国”显然是较为边缘化。对这种边缘性“国家叙述”的考掘，是呈现“国家叙述”多元化的有力证据。因此，没有所谓永恒不变的“国家”概念，只有一种相对主流的“国家叙述”。 所谓“主流”，它是透过重重复复的权力叙述操演建构而成的。那么如何获取权力，进而成为一种主流叙述﹖这关乎读者自身认同的问题。作家何以在报刊杂志上以小说形式发表政见﹖目的是通过小说，引导读者大众进入作家的“乌托邦世界”，“以幻境来悦之”，进而建构读者自身的认同感，来支持及建构一种共同的国家叙述。因此，晚清“乌托邦小说” 不仅是晚清作家的一种舆论工具，向上层表达诉求，更多的是它作为一种通向下层、教化大众如何想象“现代国家”的一种“认知装置”。

注释[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