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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后人类与技术美学
  • 专题:后人类与技术美学
    汤克兵
    2025, 45(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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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人类发明的技术工具,还存在超出工具性特征的非工具性。如何描述这种技术物的“非工具性”并且将之理论化,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强调技术工具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伊德用“准他者”这个术语,描述人工智能(AI)超越工具性的特征。然而,基于技术幻想的“准他者”概念,容易重新将人与技术的关系扭转为一种新的对抗。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论断,以及“技术个体”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客观地理解人工智能的非工具性特征,从而避免我们主观地赋予人工智能生命迹象或“准他者”属性。这为我们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系统在艺术创作中的具体角色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 专题:后人类与技术美学
    王陌潇
    2025, 45(3):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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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与物性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在当今这个数字化铺天盖地的时代,此论题在延续古典美学、形式主义等理论探索的同时,随着物转向与后人类思潮的开启,又衍生出了许多新要素。这主要来自对数字艺术物质性的疑问,及其带来的物性概念之新解:当物具备一种独特的施为,数字物的施为又如何呈现并运行?数字艺术又与物是何种关系?沿着这个关键问题又还可以聚焦到更多前沿论题,包括一种更加当代性的媒介视野,以及对人工智能艺术的重新理解等。在这种理论视野之下,一种更加宏大的普遍生命力概念,逐渐消解了一些传统的艺术本体观念与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学论争,转向了对非人类中心的集合体之观照。
  • 专题:后人类与技术美学
    张墨研
    2025, 45(3):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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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意义上,维利里奥和哈拉维分别代表了后人类主义对技术持悲观和乐观态度的两翼,而通过分析可知这两种观念均不同程度地决定于对技术主义的迷思,均未能将技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根本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一种偏颇的两种表征。而两相比较,将技术与希望综合为乌托邦愿景的哈拉维的“技术乐观主义”实际体现出威廉斯所说的“文化悲观主义”,是对“后革命氛围”的表征,反而持技术悲观论调的维利里奥的洞见更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技术美学所吸纳,因为对技术主义的警觉可以被辩证扬弃而参与阶级意识的生成,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乐观态度的根基。
  • 专题:后人类与技术美学
    苗思萌
    2025, 45(3):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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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性”作为数字媒介艺术的重要概念,呈现出“参与性”和“自动化”两个面向。但这一广泛接受的历史叙事,由于负担了过多的政治期待和技术进步观,掩盖了“交互性”概念解释艺术困境的理论潜能。交互性艺术可在参与式戏剧“失败”之处重获成功,是由于计算机避免了人类演员的疲劳,并能通过偶然性规避人类的习惯性偏向。这就让经验内容重新洗牌,为先锋艺术的生产环境奠基。这一趋势下,自动化被用来寻求独立于人类经验的美学显现,与交互性相对的“互消性”被用来阐释委托代理的美学,人类从艺术生产到艺术享受都可由自动化代理。但是,现代艺术案例表明,完全的自动化艺术环境总会陷入崩溃或僵化,自动化依然会造成艺术的“疲劳”。人机关系作为异质主体间的交互,可抵抗趋同性的“疲劳”。人类的“意义”在于始终保留系统反馈回路以外的解释和行动能力,保持经验的差异性以抵抗系统间的反身性趋同。
  • 专题:浪漫派研究
  • 专题:浪漫派研究
    黄江
    2025, 45(3): 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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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所开创的德意志浪漫主义诗学方法中,传统的线性演绎被一个圆形交叉的解释学循环所取代,所谓的诗化哲学是以断片的形式展开的。施莱格尔凭借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试图表明多种范导性理念间的交互证明所形成的建构性隐喻,指向了一个涉及个体性断片相互确认的连续过程,从而无限趋近(真爱)真理,由此构成了一种非体系的体系性。这种浪漫主义断片体系如同自然和音乐般有机和谐,但与(唯心)理想主义的辩证统一不同,差异化的浪漫个体在断片式的现代之流中永远无法达到体系必然性。这一可望而不可即(非闭合性)在现代主义的无限视点中恰恰是更大的希望之所在,同时,早期浪漫派对于体系性的真爱追求,构成了一种无限趋近断片体系的审美现代性尝试。
  • 专题:浪漫派研究
    苏岩
    2025, 45(3): 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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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延续了施米特一直以来对浪漫派问题的关注。施米特认为时代和现实对戏剧舞台的“突入”才是哈姆雷特神话的根源,这挑战了浪漫主义以来形成的关于作品作为有机体和艺术主权的观念,目的在于反对浪漫派的审美政治学。施米特的莎士比亚评论暗示了现代政治代表与文学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是在后浪漫派的语境中,普遍理念很难获得一种公共形象,就连施米特想要诉诸的公众业已成为差异化的“诸众”。施米特的浪漫派批判与其说是要解决现代政治的危机,不如说是现代审美政治陷入危机的表征。
  • 专题:浪漫派研究
    卢意芸
    2025, 45(3): 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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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浪漫派的诗学理论受到了欧洲哲学史与文学史的双重影响。目前学界针对这两个维度的研究已较为全面,但有关两者之间互动的文献依然相对较少。本文以早期浪漫派诗学理论中哲学与文学因素的相互影响为题,主要分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以耶拿派的核心概念“反讽”以及“断片”为例,分析欧洲思想传统,尤其是形而上学对其诗学理论所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则以其诗学理论中对于历史以及小说的理解为线索,探讨耶拿派如何在构建“普遍诗”的过程中召唤出黑格尔式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尼采等人的后现代哲学。本文对于耶拿派“思”与“诗”的探讨可以补充现有的早期浪漫派研究,并为相关领域的文学史以及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专题:比较文论研究
  • 专题:比较文论研究
    代乐
    2025, 45(3):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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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球市场和世界体系的概念框架来处理文学研究,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一种重要学术范式。世界文学本质上是全球文学市场体系。世界文学研究中已成思维定式的中心-边缘说,过于简约化并且未能反映世界文学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在全球文学市场体系中存在着若干区域文学市场,这些区域市场就是半边缘区或者说是亚中心,在欧美中心区和广阔的边缘区之间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东亚和苏联东欧两个半边缘区。20世纪中国的世界文学叙述,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区域借助于日本观察到的世界文学图景,逐渐向苏联东欧区域过渡,并在20世纪50年代最终完成了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叙述。中国身处东亚并在东亚历史与现实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影响力。以东亚文学半边缘区消解西方中心并填补去西方中心之后的世界文学版图,是中国参与形塑世界文学体系更为现实和更具可操作性的策略。
  • 专题:比较文论研究
    张露露
    2025, 45(3): 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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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锺书在《谈艺录》第四则附说中批评闻一多《歌与诗》中的“诗即史”论断,由此开启了一段关于“诗的起源”与“本质”的学术公案。前人对此已有论述,但都较为忽视这场论辩双方的共同学术思想资源维柯,以至于未能充分澄清这段跨越近四十年(1948—1984年)的“诗-史”之争的由来与实质。通过察考《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及相关学术札记,可以看到钱锺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维柯的浓厚兴趣;并且,《新科学》意大利原文中关于“caratteri poetici”(诗性文字)和“universali fantastici”(普遍形象),以及想象(fantastici)是一种思维形式的论述深刻影响了《管锥编》中对《易》象和《诗》喻的诗学阐释。
  • 专题:比较文论研究
    薄一荻
    2025, 45(3): 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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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希特代表了20世纪德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高度。晚年回到民主德国以后,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以延安文学为中心,不仅阅读延安文学和域外延安书写,还有演剧实践和戏剧创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段1951年在德国刊出后,激发布莱希特转而呼吁德国文艺界的创作原则;布莱希特领导的柏林剧团上演了中国抗日独幕剧《粮食》,一方面加入大量解释说明近代中国抗战史,另一方面以古代道家哲学阐释今人智慧,使之成为布氏建构“辩证剧”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延安文学的影响轨迹使布氏戏剧《图兰朵》与中国的关联变得清晰,剧中隐含的毛泽东、土地改革和革命胜利进程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的信心和希冀。延安文学成为布莱希特晚年文艺工作的重要资源,归根结底在于两者在人民性上的相通。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王杰
    2025, 45(3): 1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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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博楚简《诗论》的论诗方式,学者普遍认可是以情论诗,以礼节情。但是这一说法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从情、礼的角度论诗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综合全部简文,《诗论》更有可能是围绕“怨”字展开的,先后评述了《邦风》《小雅》《大雅》和《颂》。据此可对全部竹简重新编联,其编联主线依次是“贱民之怨”→“上下不和”→“君臣之和与成功”,这些都可以涵盖在政治的范畴之内。此外,一些与政治相关的论述也夹杂其中。简文属于以政论诗的典范之作,是大、小《诗序》形成的源头之一。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李易特
    2025, 45(3): 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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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牍代草是一种辞义二分的书写方式,使用者立其义,代草者修其辞。代草公牍对代草者文学声名与文学成就的意义,在魏晋南朝逐步生成。建安中,以“辞”致用的军国文书代草使代草者因“辞”得到文学性的关注,代草开始进入代草者别集。西晋文论发现公牍“以辞达义”为难事,非代草者不能为,代草的文学属性在理论上生成。南朝代草者普遍视代草公牍为自身文学成就并将其收入别集,标志着公牍代草文学意义最终自觉。这推动刘勰提出“附辞会义”、萧统将“文”的定义凝练到“以能文为本,不以立意为宗”,也成为唐宋“大手笔”“辞学”“假手”等公牍辞义关系的理论基础。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隋雪纯
    2025, 45(3): 1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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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道声教”为顾况的核心诗学理念,对其创作的影响体现在拟古乐府仿摹旧题、追复汉魏声情,并将古乐府自然佚荡的辞藻、生动鲜明的事象、流贯的意脉和“情思发动”之精神延伸为古体诗创作的普遍方法和整体风调;顾况“古道声教”观念最鲜明的实践体现在《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不仅仿拟《诗经》辞藻句式、格调音声,且将束皙《补亡诗》演绎旧题的方法转为诗题和旨意的独造,构建“补亡训传”这一模拟《诗经》文本及笺释的诗体样态,丰富并发展了“补亡”创作传统;本于“古道声教”原则而以“补亡训传”之法承续《小雅》规讽怨刺品格、推尊风雅古道以及崇尚“建安正始”以上声教王化等明确追求的提出,也使顾况成为盛中唐复古诗学承转和诗体变革的重要环节。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王波, 胡双全
    2025, 45(3): 14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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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烛是活跃于明嘉靖至万历文坛的重要作家。其文学思想早期受“后七子”复古理论濡染较深,后来针对“复古”理论流弊,他在文坛重新祭出“文以代变”的文学演进观,强调文学创作的求新求变,以成一家之言。这既扩充了复古派“诗必汉魏盛唐”理论的狭隘内涵,也显示出更为开放包容的师法要求。在阳明心学及“与复古异趣”时代思潮的影响下,他就性与情、才与格、知与行的关系展开讨论,最终凝定出“性情之真”“才格之力”“山川之助”的文学主张,由此完成对复古派理论传统的超越,为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文学转型及此后“性灵”潮流的兴起奠定基础。从陈文烛个人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入手,既能管窥明代中晚期文坛转圜演替的过程,也能觉察当时影响和左右文坛“主流话语”的变迁经过。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周瑾锋
    2025, 45(3): 15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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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评点的兴起与发展与晚明书坊的繁荣密不可分,两者的发展历程基本重合。建阳书坊作为前期的坊刻中心,最早将评点运用于小说的商业出版,在小说评点史上具有开创之功。随着书坊业的持续发展,江南书坊逐渐成为新的坊刻中心。凭借书坊主较高的文化修养以及文人的参与,小说评点的质量大为提升,而编辑手法和刊印技术的进步也有力促进了小说评点的发展,小说评点随之迎来了它的辉煌期。
  • 文论互鉴
  • 文论互鉴
    赵靓
    2025, 45(3): 16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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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在精神分析伦理学和美学的框架下,拉康加入了关于“Ding”(物)与艺术升华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以海德格尔的物性与艺术之思为引子,上可溯至康德物自体学说开启的理论史。拉康基在早期的实在界理论中,将人相对于实在界而非现实的定位作为伦理学探索的起点,预演了对康德与萨德之对立的论述。同时他基于实在界之物的不可触及和不可表征的特征,提炼出升华新论,并以宫廷爱情与骑士诗为范例,借视觉艺术进行类比阐释。他将物论与能指系统结合,既具有鲜明时代感,也是21世纪新物论的重要理论资源。
  • 文论互鉴
    陈龙
    2025, 45(3): 17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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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读解,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诗歌的读解虽不是那般为人熟知,却堪称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缩影,显露了其“思”“诗”对话的底色。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欧陆哲学家卡普托立足克服西方形而上学,在海德格尔的“思”“诗”对话中,发现了植根于“存在的神话”的残酷特质:迷恋“本质”、漠视苦难、摒弃弱者、抹除身体。卡普托称之为无感性的本质主义“光耀美学”。它以“存在的呼召”取代“苦难的呼召”,聚焦存在的历史,无视历史中的存在者及其实际性苦痛。为此,卡普托以海德格尔的特拉克尔诗歌读解为例,通过揭露海德格尔如何采用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寓意读解策略,以本质性痛苦替代实际性苦痛,将对生命的哀悼转换为对存在之真理的礼赞,从而例示了光耀美学的运作机制。此种批判凸显了唯有克服传统形而上学,解构“思”的形而上学语法,告别“光耀美学”的本质主义,“思”才可能真正倾听“诗”。
  • 文论互鉴
    刘晨
    2025, 45(3): 17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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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批判理论立足康德美学的批判,改造传统美学的理论形态和问题逻辑,以感觉与政治关系的条件机制为核心,发展审美政治学。感性政治、事件美学与生命政治作为当代批判理论改造康德美学的三种方式,推动美学从原初的感性学意义上客观有效的认识形式,转向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审美政治学以感觉的社会生成机制为基本线索,开启了对审美解放、审美共同体和审美平等等具体问题的思考,赋予了康德美学的概念内涵新的理解。当代批判理论在理论形态、研究问题和思考范式上推动认识论美学的结构性转换,开启了一种行动介入的批判美学,拓展了美学的理论空间和阐释效力。
  • 文论互鉴
    罗伊丽
    2025, 45(3): 18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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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年初OpenAI发布的Sora影片又引热议,这一高质量的“文转片”模型的降临甚至被称为“又一场工业革命”。但任何生成式人工智能都是靠投喂原始训练集而运转的,它们的“新”建立在对“旧”的咀嚼和吸收之上。这种“自给自足、自产自销”式运作必然会导致平庸的循环利用,而Sora仅是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之一。如果未来任由数字资本形塑,那么马克·费舍对新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将持续有效:“未来被缓慢取消。”而雅克·德里达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断言“未来属于鬼魂”。未来是“鬼魂学”的终极指归,德里达的鬼魂学指向不断复归、来临和缠扰的来自他者的政治责任;费舍借鬼魂学挖掘潜在的“尚未”以打开另一个未来的可能性。本文以未来为落脚点,爬梳德里达和费舍对于鬼魂学的阐发,并思考在数据垄断和算法逻辑支配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鬼魂学如何为我们思考未来提供新的契机与路径。
  • 文论互鉴
    叶娟娟
    2025, 45(3):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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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康以逆推的形式,从喑哑中识别出作为独立向度的语音。喑哑对客体小a进行了标记,呈现了不可被符号化的实在界在象征界中打开的裂口。语言系统在主体和他者间构建起语言之墙,阻碍了主体意志的真正传达,但在结构意义上,隔阂的存在同时意味着未来解决方案的敞开。相较于语言之墙的屏障性,语音能够以穿刺的形式,突破语言之墙造成的主体间隔阂,以在场的“听见”允诺对彼此存在的确证,并引发主体行动对困厄进行干预。对喑哑的聆听欲望和对语言之墙的认识,指向人类在致知道路上的持续性,语音穿刺促发以肉身存在维系的主体间关系的联结,此二重维度皆在数字化拟像洪流中强调了主体“真身”的存在价值。
  • 文论互鉴
    杨明强, 卢迎伏
    2025, 45(3): 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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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玛古典主义不只是一场局限在文学领域的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教育运动,因为它的代表人物歌德、席勒和威廉·洪堡也深入讨论了作为现代性问题的教育;三人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立足于现代性的分裂状况,以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的古希腊人为参照,希望通过向古希腊人学习以重新达到人类的完善。如果说歌德和洪堡希望通过审美教育来达到和谐之人的目标,席勒则在个体完善的目标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宏伟的政治规划,即以处于游戏状态的审美之人为基础设计一个审美的王国,而这一教育目标的差异也表明魏玛古典主义的核心成员之间思想的张力。
  • 文论互鉴
    刘艺
    2025, 45(3):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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