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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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元宇宙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

编者按

2023, 4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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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它是互联网的再次升级，电子游戏的高端化，虚拟现实的高度仿真，世界物的再次配给，资本的重新聚合，还是一次世纪性的大泡沫？伴随元宇宙热度的渐趋降温，这些问题依旧没有水落石出。2022年2月10日，《文艺理论研究》携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与《探索与争鸣》，共同举办“认识元宇宙：文化、社会与人类的未来”学术论坛，探讨元宇宙与电子游戏、元宇宙与后人类、元宇宙与教育、元宇宙与科技伦理等焦点议题。会议汇聚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100多位来自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和媒体精英，直播观看人数最高峰值达11万人，成为2022年开年以来最受瞩目的学术盛事之一。经过与作者长时间的共同修订、协力打磨，本刊在会议近一年后集中推出7篇会议论文，不求逐新趣异，也不为盖棺论定，只期待在一年的观察和省思之后，对问题给出更为客观、审慎而多元的解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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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元宇宙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

虚拟现实与元宇宙文学

宋旭红

2023, 43(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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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虚拟现实”概念作为思考元宇宙文学的切入点，因为它既是支撑元宇宙的核心技术之一，同时又可以指称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或功能。VR技术的沉浸感、交互性和构想性（多感知性）等特征与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中多感知性看似为传统的文学想象理论所拒斥，但根据当代神经生物学和图像学等领域的研究，它所形成的“感象”可能比文学呈现虚拟现实的两种主要方式——语言文字形成的语象和戏剧观看的视象——更容易带来彻底的沉浸效果，从而实现其共情效应和伦理目的。据此本文提出元宇宙文学的初步设想：元宇宙文学是由创作-体验者和作品-世界构成的特殊UGC（用户生成内容）社区，奉行“共情”原则，即创作者通过“共感”技术即时体验所有文学角色的感觉与情感，以期达成对抗技术风险、守护美好人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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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双重迷宫：元宇宙及其框架内的游戏研究

郭超, 耿希文

2023, 43(1):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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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于1992年首次出现，经历短暂沉寂后于2021年因微软、“脸书”（Facebook）和罗布乐思（Roblox）等对其的挪用而被“重新发现”。因为微软的“混合现实”（MR）和罗布乐思的“虚拟现实”（VR）技术均和游戏相关，游戏（尤其是电子游戏）自然被寄寓了“赛博时代”之元宇宙的期许而被纳入学术话语。就词源而言，“元”（meta-）即“超越”，“宇宙”（verse/universe）则为时间、空间的集合。本文将元宇宙界定为独立于并超越了现实世界时空逻辑的物理、社会和知觉结构，并以此为前提探讨游戏作为元宇宙的潜力。一方面，“游戏性”作为游戏的基础机制，通过规则和边界构筑了独立的时空逻辑，蕴含着元宇宙的超越性；另一方面，游戏的“叙事性”营造的“沉浸体验”实则是现实宇宙的衍生、附庸或“操演”。因此，在元宇宙的话语深处，实则弥散着现代社会的微观权力。游戏的元宇宙当彰显个人的主体性，以超越性的去结构潜能抵抗垄断资本通过“文化工业”对个体的收编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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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脸书？——论元宇宙与当代社交媒体的相关性

郑兴

2023, 43(1):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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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社交媒体的“真-伪之辨”为基础，试图探讨脸书等当代社交媒体公司积极主动介入元宇宙的根源。就其根本而言，社交媒体其实不能被视为“虚拟”的赛博空间，人们在社交媒体中发布“状态”也并不是粉饰真实日常的“表演”，社交媒体其实依赖于不断提取真实生活作为其“养料”，本就是基于真实和虚拟的两相融合而运作。相较之下，元宇宙虽然被其拥护者标榜创新能力，实际也同样是依赖于真实和虚拟的融合。正是因为这一隐秘的共同根源，社交媒体公司主动向“元宇宙”靠拢实属必然。元宇宙因而也绝不会发展成为一个光鲜的技术胜境，而只能是一次针对真实世界和人类身体的更为彻底的“内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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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景图到元宇宙——从媒介考古学视角出发

张艳

2023, 43(1):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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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元宇宙话语多从技术主义和线性叙事出发，过度关注媒介技术外观的变迁，从而将元宇宙视为数字媒介导向生存抽象化的顶点。不过这种论述既忽略了元宇宙在历史和未来的多样化面貌，也忽略了使用者的体验和审美维度。以媒介考古学和身体现象学方法出发可对上述路径纠偏。通过媒介考古，我们发现艺术史中被压抑的一条触觉媒介谱系，它将身体知觉-动觉的调动置于核心，元宇宙也是如此，它为主体间互动带来更亲近的方式，因而区别于其他数字媒介。当今元宇宙在技术假肢和身体图式融合的探索上更进了一步，极大扩展了人与技术环境耦合的范围和自由度。元宇宙是一种“混合现实”而非“虚拟空间”，它依赖于真实空间中人们的身体活动和情感记忆作为其构成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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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他者——元宇宙及其慢速时间的潜能

熊亦冉

2023, 43(1):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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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在本质上可被视为一种时间进程，它将放大和细化主体对时间流的跳转、逆序与延迟，以此展现非线性时间对主观感知的介入。而速度是时间的次级概念，它基于时间产生并呈现其内部动态关系的综合。作为现代性时间逻辑的镜像呈现，元宇宙中的慢速时间不仅构成了对现代速度崇拜的一种倒置，而且实现了对算法时间及其确定性的抵抗。对于主体而言，它实则充当了感知和记忆的新模式，使其得以感受时间的异质性。此外，媒介考古学的立场还展现了早期媒介对断裂和速度的双重压力，以及后期媒介对时间自反性的重新考察。因此，慢速时间显示出了对历史总体性及其压力的对抗，这种压力同时还包含着全球化时间想象对他者的压力、时序霸权对个体本真性的压力，以及时间对空间的压力，对此展开的反思将成为重审当代性的另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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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融合的元宇宙：电子游戏与数字身体之变

韦施伊

2023, 43(1):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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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游戏是元宇宙的主要先导之一，它所建造的数字生存环境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元宇宙的雏形。数字身体在游戏世界中的生成与变化，反映了元宇宙与我们的生存世界同步走向虚拟与现实的全面融合。沉浸被认为是电子游戏尤为重要的品质，体现为由沉浸式技术营造的媒介环境所带来的在场感和由游戏活动所产生的心流体验。沉浸往往要求对物理现实和身体的分心，以更好地投入虚拟世界。但在具体的游戏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对虚拟和现实世界同时保持关注的，对于双边世界的切换节奏我们早已驾轻就熟，融合首先发生在这样的跨身体中。元宇宙所开辟的是一种适度的沉浸，它恰恰意味着更紧密的融合，分神的身体成为元宇宙与日常世界整合的表征，塑造了数字身体现象学的典型状态，重新剪贴缝合了我们的世界，让“不在”得以在场，也重新结构了我们的身体节奏，改变了我们自身的知觉方式。由此，使开放的身体得以生成的开放的世界被凸显出来，元宇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落到具身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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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元宇宙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

隔离与联结：从后疫情时代的情感结构看元宇宙

毕唯乐

2023, 43(1): 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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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末的元宇宙热，既是虚实交互技术发展的体现，也是后疫情时代情感结构的反映。元宇宙原本是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后赛博朋克小说《雪崩》中虚构的“数字乌托邦”，它与另一原创概念“化身”都具有基于“隔绝-互联”逻辑的悖论性特征。斯蒂芬森的赛博想象颠覆了赛博朋克小说的“恶托邦”基调，展现了技术乐观主义的变革性力量。在后疫情时代，这一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乌托邦理念，被商界精英重新阐释为元宇宙构想，用以对抗“隔离-联结”悖论下普遍的恐惧和孤独。通过强调物理隔阂下的情感补偿，元宇宙的复兴者完成了前疫情时代到后疫情时代的叙事转换，也完成了“逃避式乌托邦”到“重建式乌托邦”的实践转换。然而，利用恐惧和孤独打造的乌托邦愿景，显示了对人性脆弱之处的把捉，在“情感经济”崛起的当下，尤应警惕温情表象下技术对人的全方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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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德里达论文学语言——以《罗米欧与朱丽叶》为范例

肖锦龙

2023, 43(1):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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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实质是什么？文学语言是怎么样的？这是德里达前期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1971年，他发表了名作《签名事件背景》，对英美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解构主义改造，提出了解构式的语言理论，明确指出，语言不是记录事物的工具，而是以言做事的行为，是述行性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发表了两篇文学理论专论《格言错乱》和《“这种被称作文学的奇怪机制”：与德里达的访谈》，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独特的以言做事的行为方式。它的独特性在于：不是整体有序化的，而是分离零乱化的；不是统一一体化的，而是矛盾双重化的。德里达给这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形式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格言”。他借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对之作了极充分的论证说明。德里达的这种文学语言理论观念一举突破了千年传统，旷古烁今，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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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斯坦利·费什论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与不可能——兼及理论的跨学科性与反学科性

陈后亮

2023, 43(1):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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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什在理论的跨学科冲动中捕捉到一种更加根本性的反学科倾向，这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虽然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昭示了一个内在的理想目标，但用一个基于非学科或反学科原则的体系永久取代学科制度并不现实。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理论的跨学科性带有更多政治意味、更侧重学科意识形态批判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的跨学科实践则越来越把重心放在方法论创新和学科功能的开拓上。在跨学科研究趋热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费什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对跨学科研究所蕴含的希望和潜能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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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德勒兹“影像自身”的真实性策略

聂欣如

2023, 43(1): 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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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在他的电影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影像自身”的概念，这一概念立足于事物初始源起的状态，渐次生成发展成为“影像”，其真实性蕴含于这一过程之中。尽管真实性没有在电影理论中被正面论述，但却可以在德勒兹有关“生成”的理论中找到，并且，真实性的基因同样存在于德勒兹对于电影的分类之中，德勒兹将其作为电影分类的原则，因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电影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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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论本雅明城市研究中的女性意象

黄璐

2023, 43(1):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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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的城市研究中潜藏着对于女性意象细腻而缜密的勾勒。女性意象作为辩证意象的代表，以暧昧性继承了讽喻系统对二元对立的拒斥。本文试图从本雅明城市研究中的女性意象这一辩证视角出发，分析他对感官问题、技术问题的考量。在其笔下，复魅式的女性氛围环绕着凝视、轻抚、气息等生命经验，这使得女性意象在与动物意象的混合中关联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官能。不同感官之间的互动中蕴涵着对自然的肯定，这一方面能够有效地抵御景观社会中的视觉专制，另一方面助益于以新视角理解“光晕”这一概念。女性意象的辩证视角还指向感官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联。技术不仅作为革命能量施展对于自然的呼应以及变形，而且以一种“温暖的经验主义”展开对生命体验的反思与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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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走出“性中心主义”——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研究

黄馨瑶

2023, 43(1): 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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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在为女性主义提供丰富话语资源的同时，也对女性主义形成了一种话语桎梏。这突出表现在女性主义的“性中心主义”倾向上。酷儿理论虽然在打破异性恋霸权、丰富对边缘群体的差异性研究等方面发展了女性主义，但“性中心主义”的问题在酷儿理论中依然存在。这种“性中心主义”倾向至少有两种表征：第一是在语言或理论框架上将“性”作为理解主体的核心，第二则是对“性压抑假说”以及相应的“颠覆”“揭露”“祛魅”的反压抑策略的迷恋。在对“理论”的反思过程中，酷儿理论家塞吉维克以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和克莱茵的客体关系心理学为话语资源，修改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提出了自己的“酷儿操演”。“酷儿操演”以情动的主体模式为理论基础，以修复为基本的理论取向，以羞耻的情动经历为主要内容。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不仅在“性中心主义”之外，找到了另一条将主体丰富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概念化的路径，也提供了“后理论”视野下一种更具生产性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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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文学审美论观念嬗变：从现代性延展到当代性建构

赖大仁, 郭楠

2023, 43(1): 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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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学审美论的现代性建构及其延展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精神，其主要特点和意义在于：使文学摆脱依附性而争取独立自主性，重视文学审美特质和艺术规律性，将文艺审美与情感表现有机融合，形成审美情感论或审美人生论。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论接续现代性传统不断延展，由审美特征论推进到审美本质论，其特点和意义在于：文学审美意识更加自觉，文学自主与自律具有新的针对性；对文学审美特性与艺术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和系统化；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并体现了更多辩证思维，具有更大理论阐释张力。如今提出“当代性”建构具有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特殊意义，既要走出“去文学化”“去审美化”等后现代性误区，回归文学意义价值和重建文学审美精神；同时也要超越现代性局限，将文学审美现代性延展的成果融入进来，更加注重文学审美价值功能，走向新时代文学审美论的当代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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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组织、个属与文化区块：解放区的文化机理与“赵树理方向”的生发

张自春

2023, 43(1): 12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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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树立的“赵树理方向”是解放区树立的最后一个旗帜，它的形成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组织、党组织等对赵树理的文学活动的引导及对其地位的认同过程，也是忠于革命事业而又有个人坚守的赵树理逐渐寻找自身与革命秩序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解放区重要部分之一的晋冀鲁豫边区力图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结果，以及其对自身建设的文化风景的确认，从而充分显现出解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性及其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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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情感、艺术与礼乐——梁漱溟的审美论述及其思想意涵再思考

张振

2023, 43(1): 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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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感、艺术和礼乐这三个概念切入，通过与德国浪漫派到生命哲学的思想脉络相参照，可以发现审美论述在梁漱溟那里的三重思想意涵。在本体论层面，情感与艺术能克服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两种缺陷，在主客合一中把握到作为“生命”的宇宙。审美论述也指向一种关于人生意义根基的道德-情感，在历史中体现为礼乐实践和艺术的人生态度。审美论述也紧密关联着梁的政治思考：一是启发个体的内在之“诚”，使之确立为自主的、自觉与他人连带的政治主体，并指向“散沙”之国的团体凝聚；二是使政治主体能具有充沛的行动能量；三则意味着以一种伦理与审美的人性观念重新结构“社会”的礼乐理想，以克服现代世界危机及作为其哲学根源的主客分裂，从而再造未来新文明。梁的乡建理论与实践中包含着上述审美维度，这一维度同时被组织进梁关于中国民族自救和世界未来出路的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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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整体性思路：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论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话语模式的嬗变

韩芸华

2023, 43(1): 14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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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大众化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思潮中的主流观念，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纵观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历程，其言说的主导话语模式可以概括为五四“启蒙话语”、20世纪30年代“大众话语”以及两个《讲话》确立的“人民话语”三种。这三种话语模式在嬗变过程中经历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置换和调整，话语模式变迁的背后其实是文艺本体论与功用论之间的对峙和交锋。20世纪以来的文艺大众化既是政治革命大环境下的产物，又是“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美学原则相互冲突、不断调适，并走向平衡的一个过程。可以说，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话语模式的嬗变正是政治与美学双重变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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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晚清文学研究

晚清戏曲功能的多向度展开——以黄燮清戏曲创作为中心

马丽敏

2023, 43(1): 15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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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燮清为晚清戏曲家代表之一，戏曲创作于其一生有重要的作用，以才子自诩与用世之志贯穿于其戏曲创作之始终。借助于不断的自我塑造以及戏曲的广泛传播，黄燮清之“才”名著四方，然所招致的才名并未对其经世、治世之志真正有所裨益。黄燮清的戏曲创作，由自喻式演绎开始，但很快转向以风世为主旨，且以一生践行之。其戏曲作品之于风教的认同和阐释，是一代文人忧心国事之心的真切表达，具有顺应时代风尚、针砭时弊的意义。黄燮清对戏曲的娱乐、教化、交际功能都努力践行之，其作品的刊刻与传播过程展示了晚清时期戏曲之于社会生活结构的独特作用，也带来了戏曲题材、主题等的变化。黄燮清等晚清文人借助戏曲创作的方式表达对人生、社会和时代的理解，不仅将戏曲之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也带来了戏曲形态的新变乃至其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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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晚清文学研究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冯伟

2023, 43(1): 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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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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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晚清文学研究

术语翻译、比较研究与“唐人传奇”概念的现代演化

朱银宁

2023, 43(1): 18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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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民国时期的术语翻译与比较研究入手，借助原始资料的解析，梳理“唐人传奇”概念从古典义向今义演化的具体过程，以此展现“唐人传奇”是什么、如何是、为何是。这一过程的发生发展，除鲁迅的个人作用外，至少涉及三个因素：概念古典义的理论基础、文学全球化的环境风气、本土批评方式的学理机制。“传奇”概念的古典义与罗曼史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在西方小说观的强势辐射下，日本将“传奇”与“Romance”（罗曼史）对译，中国将“唐人小说之风”混同于浪漫主义。在面对外来理论与研究时，国人一方面表现出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追求，另一方面沿用了偏重时代因素的本土批评方式，两者在互动缠绕中建构出今天的“唐人传奇”概念，成为“知识”而干扰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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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以艺见道与“雅人深致”——沈曾植书画文学要义

张毅

2023, 43(1): 18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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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始于晚清民初，如何在世事板荡中保持一份“雅人深致”，乃当时“同光体”诗人沈曾植念兹在兹的文艺宗旨。他提出的通“三关”之说，所标榜的“雅致”，既是宋诗派的创作取向，又是作者个性意识、学问路径与文化修养的表现，并在以艺见道的书画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彰显。道乃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精神所系，作为体现作者胸襟、气韵和风度的“雅人深致”，沈增植的书画题咏蕴含着历经沧桑的深沉情感，以及遭遇劫难时士志于道的文化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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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有偿写作的困境与纾解——以元好问散文创作为中心

余敏

2023, 43(1): 19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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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写作是指作家受人请托撰文，并收受物质回馈的一种特殊创作形式。有偿写作涉及请托者与作者两方意愿的表达，并需接受其他读者对文章公正性的评判。物质的介入，往往给作者带来道德与技术的多重困境。金元之际，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个人身份、经历促成了元好问大量的有偿写作。对不同类型的请托者，元好问运用不同的写作策略维持有偿写作的公平性、独立性，也尽力平衡请托者、作者与其他读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优秀作家协调物质、人情与文学三者关系的深厚能力。有偿写作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较大促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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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裕情——王夫之《诗广传》中的修养处世论

高阳

2023, 43(1): 20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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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诗经》的意义不仅在于诗歌背后的美刺意蕴与诗学理论，还在于其蕴含的修养处世思想。在《诗广传》中，王夫之通过诗情的审美实践寻求道德修养的诠释进路，将人之修养处世的关键锁定于情的对治，提出了修养从容、处世余裕的“裕情”修养处世论。通过畅达其情的“白情”，以自我之情关照他者的“同情”，以及通此贯彼、以暇调遽的“广心”等渐进式的修养处世工夫，教人以不毗于忧乐而裕于忧乐，以余裕泰然的心境接应变化、从容处世。能于人世纷乱求得所安、裕于人生忧乐者唯有“志士兼仁人”，这本质上是王夫之内圣修为境界的反映。因此，“裕情”的审美经验成为道德修养的体证，而内圣境界则成为其诗学伦理化的理据，王夫之由此构建起道德-情-审美和合统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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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另一部“唐诗三百首”：论《唐诗中声集》的结构与旨趣

顾漩, 曲景毅

2023, 43(1): 2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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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余首的《唐诗中声集》由邹美中编定，是一部成书于道光年间、用于启蒙教学的唐诗选本。所谓“中声”，首先要求诗有寄托、立意雅正，其次根据不同体裁考量诗歌的结构与修辞。围绕着这样的审美旨趣，邹美中对诗人与诗作进行了仔细的筛选与考量，力图以选本见诗史，现全唐概貌；在教导孩童作诗技法的同时，实现蒙以养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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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届青年论坛综述

吴洋洋

2023, 43(1):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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