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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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中国式现代化文论观念探索

责任与使命：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蒋述卓

2022, 42(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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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构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至少形成了五个方面的理论内容：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文艺观，植根真实、塑造典型的文艺创作论，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文艺传达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评论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艺理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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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中国式现代化文论观念探索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需要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丁国旗

2022, 42(6):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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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动精神”已经成为理解和认识我国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概念。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意识，重视传统文艺资源但要懂得“扬弃”，尽可能多地去学习和掌握文艺之外其他领域的知识。要有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坚守文艺引领时代风气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文艺引领时代的方式方法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用心刻画。要有积极的历史创新意识，文艺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艺经济效益的最终实现必须回到文艺的社会效益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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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中国式现代化文论观念探索

数字文化产业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创新

李凤亮, 周梦琛

2022, 42(6):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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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本文认为，在数字化时代需坚定文化自信，通过IP全链路与新技术融合的数字化生产、多元视听媒介与精准分发的数字化传播、圈层化与场景化的数字化消费以及基于区块链的产销革新与“零售”IP的数字虚拟平台来激发传统文化创新，使其散发新的活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需处理好传统文化创新与守正、创意、包容之间的三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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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比较文学研究

雷蒙德·威廉斯之于当今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意义

王宁

2022, 42(6):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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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被译介到了中国，但迄今他仍受到中国的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界的重视。他的著述不仅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唯物主义”“共同的文化”等，同时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建构，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和美学批评与文化和语言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走向衰落的今天，威廉斯的遗产仍然受到国际文学和文化研究界的珍视。作为一位英国本土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者，威廉斯留下的文学和文化理论遗产也应该受到中国的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的重视，同时，他结合英国文学和文化的实际情况建构的文化唯物主义，也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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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比较文学研究

重新审视“东方比较文学”

杨清, 曹顺庆

2022, 42(6):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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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历来对“东方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与内涵看法不一，其研究范围明显呈现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内涵在学科范式与研究对象之间徘徊，但宗旨始终立足东方，聚焦东方自身的文学与文化比较，以此打破国际比较文学界陷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僵局。近年，国内学界积极进行跨文明东西文学与文论比较，同时掀起一股东方研究热潮，要求回到“东方”，还原“东方”。在文明互鉴视野下，“东方比较文学”对于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意义重大，甚至其研究范围还可有所拓展，其中一个拓展方向即为东方文艺理论比较研究。重新审视“东方比较文学”，阐释其内涵，进而思考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东方”问题，是本文的旨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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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比较文学研究

从世界文学到世界文论——走向跨文化美学的新尝试

陈丹丹

2022, 42(6):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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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首倡的“世界文学”已成为现实，“世界文学”必会产生“世界文论”，因此出现了“世界诗学”和“全球美学”的提法。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真正融合东西方文论或美学的实绩。顾明栋出版的《中西语言、诗学、美学批评视域的融合》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该书以文艺理论的基础问题为中心，所涉几乎涵盖了文学艺术的主要核心议题，该书提出世界文学必然引出世界文论，并通过弥合中西语言和诗学鸿沟的实例探索跨文化美学的尝试，对从事世界文学、比较诗学、文艺理论等人文学科的学者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试图通过评述该书的内容，探讨该书在构建跨文化诗学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反思其启示性洞见所隐含的提升空间，并探讨如何从世界文学走向世界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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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

论艺术学发源之真相

万书元

2022, 42(6):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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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还是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它的发生学真相，都与当下中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艺术学的创始人既非费德勒，也非谢林，而是温克尔曼。一般艺术学的创始人既非齐美尔曼，也非德索，而是由经济学家荣格-斯蒂林最先提出，由谢林丰富和完善。艺术学研究的实践，也是由温克尔曼创始，由赫尔德发展，由谢林总其大成。总之，艺术学从概念的提出，到其学术和学科内涵的丰富和完善，从整个学科体系的建构，到其研究实践的系统性示范，可以说，到19世纪初谢林在耶拿大学讲授《艺术哲学》时，都已经全部完成了。温克尔曼、赫尔德和谢林通过不到半个世纪的学术接力，不仅合力完成了一般艺术学的理论的系统化建构，巩固了艺术学的学科基础，而且也开创了非思辨、思辨以及思辨与非思辨兼具这样三种研究范式。谢林虽然算不上艺术学的创始人，却是艺术学历史上唯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学术大师，直至当今，依然无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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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

哲学的艺术史“修正”与新旧图像学之争——基于“原作”的辩难

鲁明军

2022, 42(6):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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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迈耶·夏皮罗针对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关于凡·高画“鞋子”的观点撰文指出，事实并非如海氏所言，凡·高画中的“鞋子”是农民的鞋子，而是画家自己的“鞋子”；且“鞋子”只是作为一个物品存在，并不指向绘画本身。1990年，乔治·迪迪-于贝尔曼针对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提出，后者高度透明、智性和模式化的封闭逻辑忽视了绘画（图像）的细节、局部及其视觉症候。而在他看来，后者才是绘画的真实。如果说夏皮罗是希望将绘画从哲学的不透明中解放出来，回到透明的艺术史中的话，那么迪迪-于贝尔曼则希望将图像从透明的机制中解放出来，回到不透明的图像哲学中。两次“论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原作”问题，但目的并不是澄清“原作”，而是揭示其透明性与不透明性这一辩证关系，探求艺术史与（艺术）哲学对话的基础以及二者相互解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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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

问题与方法：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三种路径及其可能性

宋石磊

2022, 42(6):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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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路径的演变，已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史学科的观念模型，并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本文从“汉学与艺术史”之争谈起，通过对二战后到当下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影响至今的汉学学派、艺术史学派，以及汉学与艺术史融合的三种研究路径的梳理，探究不同学派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管窥其各自不同的研究路径及其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性，同时也将汉学与艺术史分界与融合的演变历程清晰地呈现出来，以期对当下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艺术史亟须的范式建构与路径选择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和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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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论文学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价值——以法国地理学家对文学的研究为例

赵佳

2022, 42(6): 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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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地理学家对文学的研究预示了法国文学地理学的兴起，为后来的“地理批评”和“地理诗学”派开辟了道路。本文以法国地理学家对文学的研究为例，揭示文学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价值。文学的价值首先是它的见证功能，作家的地理描绘，对一个区域社会结构的认识为地理学家提供了参考。有些地理学家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描写的准确度，而在于作家是否能抓住一个地区的个性。还有地理学家为虚构正名，认为只有在梦幻和无意识中，地理现实的心理原型才会显现。其次，地理学家关注文学话语本身，揭示了文学叙事和语言的地理特性，叙事和语言通过对地理的模拟，呈现和地理相同的结构和形态。最后，地理学家用文学反观地理学话语，揭示地理学可能有的“文学性”。对“文学性”的关注是地理学在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对本学科的反思，文学重新将地理学带回对人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弥合了地理学和大众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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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从“纯意向性客体”到“绝对意向性客体”——论埃科的客体理论及其符号学内涵

卢嫕

2022, 42(6): 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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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意向性客体”是意大利学者翁贝托·埃科在他的演讲集《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中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该概念被用以描述一类仅仅存在于虚构性叙事中的客体，这类客体不但能因“症候性属性”被一再地确认，还会因符号性增衍机制而持续地存在。“绝对意向性客体”自罗曼·英加登的“纯意向性客体”发展而来，在《论文学作品》中，英加登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视文学作品为分析对象，从而揭示了孕育“纯意向性客体”的四层次本体形式。同样，埃科也在英加登的本体论文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阐发“绝对意向性客体”概念，揭示出英加登的“存在性本体论框架”在处理具体文艺现象时所表现出的不足。为了把普适的“存在性本体论框架”发展为可被多元话语实践重塑的动态系统，埃科借助其符号学思考，改写经典的“语义三角”框架，最终建构了他的“客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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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故事世界的兴起：构筑技艺与复魅文化

施畅

2022, 42(6): 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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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媒介叙事浪潮之下，叙事正日益成为一种构筑世界的艺术。故事世界是由叙事唤起的、具有可扩展性的幻想世界。故事世界的构筑技艺在于精密创建，持续扩展，同时保持前后相续的一致性。故事世界的创建通常遵循“幻想现实主义”，包含悠久的过去、迫近的事件及共享的价值规范。故事世界的扩展体现为人物视点转换、地图铺展、世代更替这三款“探照灯”对未知世界的持续探照。故事世界盛行的背后是“复魅”文化的兴起，即对现代祛魅社会的不满与对幻想重临世界的热望。“复魅”意味着一个动荡不安的幻想世界，有迫近的威胁，有即刻的使命，故事世界的参与者们借此逃离日常秩序并重拾意义、收获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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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活死人”辩证法——丧尸影像批判

张墨研

2022, 42(6): 1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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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开始后，西方流行文化中有一幽灵——丧尸——在游荡，这一形象尤其在好莱坞类型电影中日益显露丰富的吸引力和阐释张力。首先，在意象层面，丧尸对资本主义主题下的重要概念，如资本、无产阶级和消费主体均体现了隐喻性或象征性的批判价值。而这些方面与其定义中所蕴含的“否定辩证法”紧密相关，由此，它也隐含着对赛博格后人类设想的另类选择。其次，丧尸类型电影商业上的成功一方面根源于对前殖民地意象的掠夺和挪用，另一方面是面对本土消费主义逻辑的妥协，这一整体性过程本身又体现了包括后殖民性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种种问题。通过对丧尸影像所呈现的局部性隐喻到整体性寓言的理论辨析，我们能够初步理解丧尸影像及其发展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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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叙事学对话与“中国声音”——1997年以来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江守义

2022, 42(6): 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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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来，国内叙事学研究进入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阶段。对话既表现为具体研究中的对话精神，也表现为研究形式中的对话姿态。在对话基础上，国内的一些研究还推动了叙事学理论的发展，或是某种原创性研究获得西方认可从而在西方叙事学界发出“中国声音”，或是对西方叙事学在方法上或范围上加以拓展，或是通过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彰显出中国特色。但总体上看，西方叙事学仍处于强势地位，要想改变这一态势，可关注叙事学本土化研究，加大翻译和中西叙事比较的力度，加强中国传统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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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声韵训诂学大家”如何介入“五四”新文学——论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

王小惠

2022, 42(6): 13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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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以声韵训诂学大家的身份加入新文学后，从文字音韵学中博搜例证为“文章即说话”提供了理据，确立了“音本位”的白话文章观。并且他提倡多采用复音词、虚词，以及全用西式标点，以实现“口说的白话”与“笔写的白话”在表意、语气上的“言文一致”。同时，他通过选择白话文学的对手、建构白话文学史、确立白话文的适用范围，破除了“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困境。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较沉重地打击了文言文及以它为根柢的中国传统文章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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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人力车夫”形象缺席左翼文学考论

康馨

2022, 42(6): 14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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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是“五四”文学中频繁出现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当时以“劳工神圣”为口号的平民主义思潮。然而在为劳苦大众代言的左翼文学中，“人力车夫”却失去了象征意义，几乎消失于人物形象谱系。这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力车夫的生存实景与左翼文学致力于塑造的“工农大众”差异甚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左翼革命观念无法对该群体亟待解决的社会救济问题予以积极回应，因而将其冷落至话语边缘。20世纪50年代《骆驼祥子》的删改过程反映了阶级论思维对劳动者形象的一种形塑方式，“人道主义”引发的争议也在话语层面暴露了左翼文艺建构自身逻辑的语言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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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说书场交流语境”与宋元话本的文本形式

陈建森, 陈颖姮

2022, 42(6): 15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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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宋元话本“还原”于说书场交流语境进行语义和功能的研析，发现宋元说书人可以根据说书场主体交流互动的需要，巧妙地化身为主持人、故事讲述者、故事中人物、评论者、听众代言人等五重主要演述身份，执行调控说书进程、述故事、演人物、引导听众的价值取向、审美反馈等职能。说书人转换不同的演述身份，“出入故事内外”与场上主体进行审美交流互动，形成了主持人与听众、故事讲述者与听众、故事中人物与人物、故事中人物与听众、讲述者与故事中人物、评论者与听众、听众代言人与讲述者等七种主要的“说书场交流语境”及其文本。说书人演述身份的转换既指书场交流语境的转换，亦指说书场演述时空的转换，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宋元话本演述形态。宋元话本独特的演述形态又促使说书人巧妙地融通前代各种文体形式演述故事，从而构成由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等组成的宋元话本文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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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吴中七子”的诗学取向与乾嘉诗坛关系探论

龙野

2022, 42(6): 16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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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七子”是乾嘉时期重要的诗人群体，其诗学大体呈现出早年宗唐，中途不同程度沾染宋调，后期复返唐音三个阶段。他们主张分体论诗，取法对象以杜、韩、苏、陆等唐宋大家为宗，阅读学习对象下及标举雅正、融合唐宋之长的明清大家，视野开阔，在明清诗学大家的经典化接受上有较重要的贡献。这种取向同乾嘉时期唐宋诗学渐趋融合的背景有关，无论是中途的取法宋调，还是晚年的重返唐音，均是“吴中七子”面对诗坛风气变化及现实弊病作出的调整，有着较强的现实关切。梳理“吴中七子”的诗学取向，有助于完整理解乾嘉诗坛的多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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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陈洵释梦窗词之结构论及其词史意义

黑白

2022, 42(6): 17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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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体结构论”的提出始自20世纪90年代，吴世昌被塑造成这一理论范式的主要来源。实际上，“词体结构论”并非一二人所独创，而是以潜流形态存在于漫长的词史之中。其中，陈洵的《海绡说词》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其以精深的文本细读之功，将“留”“逆”“钩勒”等术语纳入阐释体系，对梦窗词进行了颇具规模的结构化分析，显露出一个“词体结构论”的范式雏形。就其对梦窗词的阐释而言，主要内涵有二：一是词体空间结构中意脉的隐显与层进；二是时间结构之穿插、伸缩、承转及情感质素在其中的“绵延”。沿此路径，《海绡说词》更是推诸周邦彦、辛弃疾词评，初步形成一个颇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架构，推动了从印象式点评到结构化分析的范式转移，以及词学批评学的现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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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明中后期古文选本的“秦汉文”观及其科举转向

郑天熙

2022, 42(6): 18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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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古思想活跃的明中期，秦汉文选本极少，万历以后才巨幅增长。这个错位现象久被忽略。复古派高视秦汉，是精英阶层对当时文风、思想的反思，秦汉文选本则是举子教材，与科举教育密不可分。秦汉文选本与科举经历了从尖锐对立到密切结合的转向过程，又因“正文体”的时代责任与举子的现实需要交织而具备不同的功能，发生了从“崇古”到“重文”的嬗变。选本的“秦汉文”观，为我们观察精英阶层文学思想如何渗透进举子教育及其差异性呈现与功能嬗变提供了极佳的窗口。以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选本群为对象，历时地考察选本文学观念的演进、功能的嬗变，有利于突破个案式研究的局限，发掘古文选本的文学思想史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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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中国古代艺术研究

陶瓷的物性与图像叙事

倪爱珍

2022, 42(6): 19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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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尤其是民用瓷、外销瓷上大量的叙事图，因其物质载体的材质、功能、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的特殊性，而与宫廷画、文人画、小说戏曲插图等其他载体上的图像有所不同，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日用品性与图像叙事的乐感文化特质、大众化商品性与图像叙事的模仿与创造并行、民间艺术性与图像叙事的野趣和“顶点”模式。又因其与文学作品关系密切，将其与文字文献、其他媒材上的图像进行互文性研究，既可以图证文补文，亦可管窥文学作品在民间的传播接受情况、中西叙事传统及文化差异等理论问题，在思想史和艺术史研究上都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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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中国古代艺术研究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晚明文人绘画创作的时间焦虑及言说

王丁

2022, 42(6): 20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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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语出杜诗，是历代用来描述创作时间的重要语汇。该如何理解绘画创作的时长和速度？有别于前代论者多从才性、灵感或学习法度等角度阐发，晚明时期文士更强调此一语汇在杜诗中即有的应酬语境，对创作场景中的索画者角色予以揭示和突出。这种应酬视角和对杜诗的反复引述透露了晚明文士在频繁绘画应酬（甚至交易）中的时间焦虑，“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作为表述策略也参与到了他们的自我言说中。从艺术社会史的视角来看，在应酬语境中，画家的创作不再单纯地源于灵感、才华，而更可能是源于索画者的请求甚至要求。创作时间便成为二者资本及权力博弈的关键之一，象征着身份与话语权。对于时间问题的言说，展现了晚明文人绘画特殊的社会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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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1-6期总目录

2022, 42(6): 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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