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布鲁门伯格聚焦于现代性的悖论：神话不会为理性所超越，但又必须辩护启蒙及其所开启的现代之合法性。他的神话研究可以被视为另类的批判理论，或者说展开了批判理论的另一种面相。启蒙与神话二极相通，与其说是启蒙将自己变成了神话，不如说是神话借着启蒙来伸张自己，或主体性在没落时分以神话来自我伸张。以启蒙辩证法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神话学说续接了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但赋予了神话批判的功能。理解神话的关键在于，在任何特定时刻，多元神话必须同时运作，任何一则神话都不能凌驾于其他神话之上。基于这一观念，布鲁门伯格以多神论神话审美主义的方式来解读歌德的奇异箴言——“除了神自己以外，谁也不能抗神”，暗示一场新启蒙，呼唤一种新希望哲学。
媒介存在论是以媒介解释存在的学说。物质实体形态的媒介即媒介存在者，“媒介存在”即媒介存在者展现出的居间、聚集、揭示、去蔽/遮蔽等“去存在”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实质即媒介存在论，以某种媒介存在者抵达存在真理，即“媒介-存在”是其基本运思方式。其理论核心可以概括为：“存在即媒介”，世界存在不过是以媒介化方式运作的居间性涌现。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建构，也是此在的媒介化运作，此运作带出了用具“上手性”并催发万物互联或世界媒介化。语言媒介或通过此在“言谈”或自行“道说”命名和揭示万物，使物、人、世界皆归于本己，存在显现。摆脱了语言控制的物媒介“聚集”天、地、神、人，“物物化”“世界世界化”，召唤出了作为“亲密区分”的存在本身。本是诗性解蔽方式的技术，进入现代成为“座架”，以催逼、摆置、聚集、订造自然与现实并“遣送”人的方式去解蔽，终成为危险的遮蔽。按媒介存在论，艺术作品即媒介存在者；艺术本身即艺术作品的媒介化存在方式。作品（去）存在即媒介化地建立世界并制造大地，进而诱发出“亲密的争执”，展现存在的“显-隐”运作，真理发生，艺术存在本质得以实现。如此，“存在即媒介”就具体化为了“艺术即媒介”，此即媒介存在论的诗学效应。
当下，西方学界正在进入一个后批判时代。对批判的反思引发了一场关于怀疑阐释学和阅读方法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源头可追溯到塞吉维克1997年发表的《偏执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一文。在该文中，塞吉维克整合克莱因和汤姆金斯的学说，将偏执性阅读辨识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模式，并以酷儿阅读和文化实践为基础提出修复性阅读的理念。塞吉维克的阅读理论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其启发，茨韦科维奇和菲尔斯基两位学者发展出新的文学/文化研究方法和批评模式。修复性阅读促使我们关注情感在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作用，重新思考阐释行为的价值以及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的关系。
海德格尔论荷林德林的诗在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其中是否隐含着海德格尔要投身现实的“战斗精神”上。本文并未把这一争议视为重要主题，而是去思考，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如此玄奥的思想如何与他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发生关联。这种关联方式是通过对诗的阐释表达出来的，存在哲学把荷尔德林的诗意与一个民族面对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开启新的未来放置在同一时间关节点上。在这里，诗性与历史、哲思乃至于政治，建构起一个在世的“历史性的此在”，这种哲思触及的历史意识与诗性领悟的深刻结合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本文还涉及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关于“精神”相关思想的解构，这一拆解如此精辟又精要，它确实有力地穿透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意识”。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历经的20世纪乃至于我们今天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历史不无启迪意义。
作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玛莎·努斯鲍姆因其对文学艺术的特别倚重而在当代哲学界独树一帜。她不仅在思想论证中将文学想象/叙事置于重要位置，而且还在当代语境中继承与开拓了古代“诗与伦理学结盟”的观念，并有效发掘了文学在回应“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伦理学问题中所作的贡献。在对文学伦理内涵的阐发中，努斯鲍姆分别触及文学的“感知”与“治疗”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现了其文学观内在的矛盾与复杂，同时也凸显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困境，约翰·格雷意义上“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在其中得到显著彰显。
《浮士德》是进入基特勒所谓话语系统1800的关键渠道。浮士德的三次试验无意识地呈现了新话语系统的诞生过程：谋求从故纸堆的无限循环中摆脱，通过解读、翻译试验将心灵/精神奠定为自由翻译的基础，从而奠定一种新的话语之源及话语规则。从心灵/精神流出的最小意义元素，构成了新话语系统发生的先决条件。基特勒把文学视作维系既定读写实践的话语渠道，把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改写为文化技艺分析，意在凸显读写技艺的细节变化在话语系统转型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离散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经历了从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族性研究，发展到后殖民并转向全球化研究语境下的社会现象研究，再到文学研究范畴的话语演进过程。同时，离散理论随着离散现象的不断演进、深化，处于开放状态。文化身份作为离散理论的核心支点被重新论述，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固定、单一归属，而强调不断被主体建构、生成，以及多元“混成”的状态。随着全球化现象的发展，影响离散的动因正由殖民、后殖民向全球化倾斜，其理论指向也正由边缘群体在后殖民社会中的“反抗性”，向离散群体弥合个人与社会之间、地方与全球之间鸿沟的“融合力”滑动。21世纪以来，离散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分析范畴应用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阐释华人的移民历史和解读华人文学相契合，指认了华人文学的一些核心特征。但离散这一文学研究话语本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张力、矛盾和缺陷，离散文学研究仍有可以开拓与补足之处。
潜能思想一直贯穿于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之中。在解读梅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特尔比》时，阿甘本借由对主人公巴特尔比的口头禅“我情愿不”的解析，深入阐释了“潜能”概念和“赤裸生命”思想。阿甘本认为巴特尔比无作性的行为和话语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最高形式的反抗。并由此揭示出了巴特尔比纯粹潜能的存在形式对现代社会权力装置反抗的彻底性。这种巴特尔比式的无作性行为和话语方式，正是现代社会例外状态常态化条件下，阿甘本所提倡与追寻的赤裸生命的救赎之路。本文旨在以阿甘本的解读为切入点，从“纯粹潜能”“抵抗”和“赤裸生命”三个角度分析巴特尔比身上所展现出的纯粹而又彻底的生命救赎方式，寻求其成为阿甘本阐释潜能和生命政治思想绝佳例证的深层原因。
在电影中重构真实事件几乎与电影一样古老。关于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研究涉及甚广，如对纪实和虚构的讨论，以及剧情片、新闻之间的界限问题，颇受学者重视。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不同于其他体裁电影的最大特点正在于，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形成了指示意义世界；它既在构建故事又在表达事实，即在解释事件的同时又在回溯事件的意义。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存在一个元层次，将事件解释且成为故事，而事件是元叙述层的基础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指示意义世界通过元解释对意义的凸显，来召唤对真人真事基础层的关注。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切入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以指示和元叙述的角度来分析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双层叙述特征，探析这个古老的电影体裁如何在呈现事件的同时塑造意义。
张江的《再论强制阐释》一文试图回到阐释学的元问题，进一步澄清强制阐释的内在理据，从而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奠定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此文没能有效地解决强制阐释的困惑，它提出的建构性策略反而使其陷入悖论之中。阐释学的未来不仅是从破到立的线性发展，而且是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悖论性存在，这将催生蕴含“和而不同”之智慧的悖论阐释学。
在王国维总体思想从受动向能动转变的背景下，其悲剧观念也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不幸结局观的接受转向自觉意志论的建构。最初，他阅读《岭云摇曳》等明治知识人的论著，并通过存在误译的早期英译本接受叔本华悲剧观念，把不幸结局作为衡量悲剧的绝对标准。接触尼采悲剧观念后，王国维逐渐改造此前以盲目欲望为中心的意志概念，把“意志之根本”从所译《心理学》中的“欲望”推向“自觉”，从而最终提出“主人翁之意志”作为衡量悲剧的最高标准。
情感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遭遇一连串震荡，这种震荡延续到网络文学创作时期。早期调侃、戏谑、质疑式的书写拉开了网络文学后情感主义潮流的闸门；修仙、玄幻等小说以奇幻式情感书写取胜；众类型小说把情感“从高雅层面推向日常生活”；系统文、二次元小说等借助ACGN文化、游戏现实主义创造了新的情感模式，以升级模式代替深度模式，并在“数据库写作”影响下逐渐脱离“宏大叙事”。快感机制、视觉效果、祛魅书写也成为商业模式下网络文学情感书写的新路径。“有爱的粉丝经济学”主导下的读者自主理解取代了对作者情感的体验与考察。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R. Jameson）关于情感已经被商品化的后现代主义阐释的影响也日渐深远，网络文学逐渐被充满消费文化色彩的后情感主义包裹，这种多样叙事机制下生成的“后情感”表征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深层文化心理与情感疗慰，彰显着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的情欲追求与精神内蕴，展现了网络文学的独特魅力。
美学作为感性学，起于具身性的“感”而成于理论性的“学”，其基本问题是讨论感觉如何在实践中成为理论家。以身体之维重构美学既不是对实践美学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当代西方美学话语的机械复述，而是以身体的感性实践为核心，建立“历史身体场”的坐标框架，让美学在历史身体场中还原为“身体符号学”。身体不仅是具身实践叙事化、历史化和理性化的感性基点，也是历史得以空间化、在场化和感性化的物质依托，而符号化则是“身体”和“历史”、“具身感性”和“实践理性”实现彼此的在场契合和融通的关键。正是在身体、符号和历史的在场的彼此互化中，人类以感性为起点建立了一个贯穿古今的二元世界观，然后通过这种二元分别反过来对人自身进行估价，由此造成存在的贬值。美学是也应当成为存在的一种保值方式，即最终的“理论家”是对实践中的个体性身在的最高肯定。
元稹的制诰改革，内容优先于形式，其内容可分为训导职业与指言美恶两部分。前者是训示官职的责任、意义以及指导如何履行职责，后者是直接叙述受官者的功过得失，两者属于制诰的制度属性。对制诰进行改革，元稹首先寻求的是权力的支持，而其改革也受制于制度运行的过程，由此导致其制诰展现出浅近的文风与语体改革的不彻底性。经过元稹的努力，制诰形成了新的不成文制度，为后来者所仿效。元稹对唐前期制诰持批判态度，但并非绝对排斥，而是吸收了符合其理念的某些成分，因此其制诰与唐前期的存在共通性。他的制诰措辞、风格以《尚书》为典范，但对其模仿也并非亦步亦趋。元稹意在改革制诰的程式化措辞，在文本中贯彻其追求事实的文学思想，以此实现制诰褒贬美恶的制度功能。与古文运动及新乐府等试图自下而上地以文学影响政教的方式不同，元稹制诰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代表着文学改革的新变。
“说部”是明清时期常见的目录学术语，文献内容主要归属于子部说、杂二家，与史部杂传乃至集部杂文也不无交叠。在目录学归类和辨体层面，“说部”与“子杂”“杂书”“杂著”“杂部”“小说”等门目关联，勾勒出“说部”在传统学术语境下的基本轮廓，包含子学发展的潜在空间。然而，因近代以来学术转型、文学学科兴起，造成“小说”文学化，“说部”轮廓被逐渐地弱化乃至遮蔽。以书目分类与辨体为切口，还原“说部”理论边界的变动性，发现客观存在的辨体不自洽，揭示其于子学谱系中多元博杂的属性特征和传统文体秩序中的边缘位置，有助于厘清新旧学术语境下“说部”概念的错位。在目录学的基础上完成子学谱系的“说部”建构，将传统说部和说部传统引回小说研究。
五四以来，在借鉴外国诗歌模式的新体白话诗写作潮流外，还有以卢前为代表的一干学人从保护古典音乐文学之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我国民族诗歌应具备的文体形式。其中，顺应文学“大众化”“本土化”思潮的卢前另辟蹊径，将古典“乐府”观念转化为现代“新诗”理想，选择本是“诗歌之曲”的散曲作为中华民族的有声新诗，遂从“民国曲”理论倡导走向了散曲的音乐改造和“民族化”创作实践。散曲也根植于丰富多变的人民生活，表达出历史进程中民族传统与民族现实所认可的多重内涵。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把持朝政长达二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是破坏开元盛世、造成国家衰败局面的首恶分子。他狡诈、凶残，口蜜腹剑，“尤忌文学之士”，有多方面的原因，主因是其为固宠而谋立寿王为太子，结果失败，忠王立为太子，他因此十分忧惧，一直设法废太子，而以张九龄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文士，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障碍，这也就构成了他与盛唐文学之士矛盾与斗争的主线。李林甫对身居高位的“文学之士”无情打击、痛下杀手，对普通文士则予冷遇；操纵官吏的铨选，为所欲为；表面上有一定“行政才干”，实际上玩弄权术，危害国家政治生态。李林甫的所作所为，对盛唐文坛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改变了不少诗人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描写到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处馆、佣书、书画、经商几个领域。《聊斋志异》对文士治生的摹写，反映了清代文士治生的社会现实；元代许衡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思想及其后受其影响的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反映了下层文士艰难的生活状态。蒲父和松龄父子自身的治生生涯，使他对文士治生这种社会现象有所关注，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下层文士治生生态有所反映。蒲松龄的治生实践为《聊斋志异》注入了新内涵。
本文通过考察当代作家接续六朝志怪小说《续齐谐记》中“鹅笼书生”文脉的形式，剖析当代作家对“鹅笼书生”故事的叙述主题、叙述视角、叙事内涵等方面的继承与转化，可以比较准确理解当代作家对“鹅笼书生”故事接受的意义。这一文化现象既呈现了古典新绎的可能性，又展示了古典新绎的途径，还提供了古典新绎方法层面上的思考，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社会与学术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