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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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

《现代》主编的衷曲与坚守——笺释施蛰存《吊鲁迅先生诗》等七首

周圣伟

2021, 41(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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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的《吊鲁迅先生诗》及其序言，作于1956年底左右，明确表达了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其对鲁迅的态度始终不失尊敬；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与鲁迅争论的反思和反省，既检讨自己“井蛙妄测海”的短浅目光，又坚持“我志在宏文”的一贯立场；至于鲁迅“横眉嗔恶少”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施氏尽管努力消减淡化，而心底仍隐隐作痛。以往有关论者，对此诗关注不多，重视不够，从而忽略了它对研究施氏及其与鲁迅关系的应有意义。鉴于此诗为长篇五古，序为骈文，且多用典故，阅读或有不便，故试为笺注并略作阐释，以期对相关问题的既有认识能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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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批评及学术价值论

罗先海

2021, 41(3):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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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大量因作家修改或重写出现不同版本的现象关注不够。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生产与实践存在“三个时间段”比较突出的修改现象，其中“实质性异文”多集中对“涉政”“涉性”问题进行删改及基于艺术完善和时代因素的综合改动。修改动因也迥异于古代和现代文学传统，除政治因素外，文学评奖、商业化、影视改编、版权、地域文化、网络与新媒体以及全球化语境变迁等，是主导文本修改和变异的多因。新时期长篇小说的版本批评对于推动当代文本文献校勘与整理、丰富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意识、倡导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精准化等方面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应引起学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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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选本编纂与当代“选学”构筑的理论问题

徐勇

2021, 41(3):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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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当代“选学”，我们应以选本编纂为中心，兼及其他遴选机制，通过对“选学”多个层面的分析构筑其立体系统。当代“选学”的多重层次构成是其区别于古代“选学”的重要体现，也是其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乃至现代性焦虑的呈现。对当代“选学”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文学经典化命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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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数字时代中的国家记忆危机及其未来

赵静蓉

2021, 41(3):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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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可以按照“关于国家的记忆”（或“国家作为一种记忆”）与“国家的记忆”（或“国家+记忆”）两种方式来理解。根据把“国家”化解成中国、祖国、民族和政党四个维度的意义，国家记忆也可以被理解为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记忆、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祖国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记忆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记忆。国家记忆的所指往往会因应不同的使用语境而改变。国家记忆的形成最基本地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前者即强制性“嵌入”记忆的方式，后者即“诗性自觉”的记忆方式。在数字时代，记忆研究主要关注“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及“隐私、网络暴力和正义”两个问题。而国家记忆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何选择记忆”与“公共空间的转型”两个方面。从记忆的主体（“群众”）到记忆的对象（“信息”），再到记忆的方式（“电子阅读”与“文化习惯”）和记忆的表征（“纷众记忆”），互联网颠覆了原本由国家和社会（或民间）所构成的记忆生态，创造出了更多关于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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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从李小龙到彭于晏：华人男星的身体变迁及其文化意指

吴红涛

2021, 41(3): 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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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和彭于晏作为两代华人男星的高光人物，都拥有以“完美肌肉”为典型表征的男性身体，极受各自时代大众的认同与喜爱。两人的身体以及大众对其身体的想象与评价，映射了当代文化风尚的深刻变迁。身体政治上，体现为从民族话语到世界符号的让渡；身体构形上，体现为从尚武英雄到健身达人的转换；身体景观上，体现为从男性气概到男色气质的变更。在身体视觉呈现多元化的当下，通过分析两者身体背后的文化意指，以之来反思中国普罗大众的身体文化观念，显得适时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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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文化研究

接合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演进

杨东篱

2021, 41(3):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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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本文阐述了“接合”观念从原始意义到拉克劳直至霍尔等学者的演进，并在此基础上描绘了接合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发展图景——“接合”“双重接合”“三重接合”。接合理论的不断推进更新了文化研究的基础观念，帮助文化研究突破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的困境。然而，接合理论却因自己过于强调受众及受众在解码活动中的能动性，过于依赖语言表达逻辑来解释文化问题等缺点，又为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困扰。这些困扰甚至在文化研究内部催生了“去接合”的倾向。不过，由于接合理论与中后期文化研究及其生成语境的内在契合，它在短时期内还将继续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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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媚俗

安德里亚·梅卡奇

2021, 41(3):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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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俗”一词常被不恰当地等同于“坏品味”，但它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类别之一。本文首先试图将媚俗置于历史框架中讨论，然后着重探讨两个主题：媚俗对象及后现代主义与媚俗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称为“新媚俗”。针对第一个话题，本文通过媚俗对象的形态，概述媚俗审美与功能主义审美的对立。新媚俗则可以理解为审美混杂化的过程，而这，正是后现代审美的显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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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走向“后批判”：西方文学研究的未来之辩

但汉松

2021, 41(3):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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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后”的西方文学研究“该往何处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近年来，菲尔斯基与诺斯对文学研究如何走出方法论和学科建制上的困局都提出了自己的反思。菲尔斯基在深入厘清当代文学批评的缺陷之后，提出摆脱“怀疑的阐释学”并走向“后批判”，以拉图尔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重组文学批评的未来版图；诺斯则以新的文学史分期法为出发点，批判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文学批评的“学者转向”，并在检视了新世纪各种新式文学批评潮流的基础上为批评范式的转换提出预言。两人看似立场迥异，但对“理论”危机的反思具有对话性，为我们思考西方文学研究的未来道路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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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再剧场化”与“再总体化”——20世纪早期日本巡演剧团对西方戏剧“再活性化”进程的历史影响

高洋

2021, 41(3):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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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有三个日本巡演剧团在西方众多国家展开了大范围长时间的公演，其舞台演出在各个层面上所体现出来的“剧场性”与“总体性”特质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西方人对日本巡演剧团舞台演出的接受不免带有某种“（误）读”的色彩，但是这种“（误）读”无疑具有一种积极的“自我确证性”，因为它有力地强化与坚定了富有革新精神的西方戏剧人通过“再剧场化”与“再总体化”的手段来“再活性化”西方戏剧的理想与愿景，并为此提供了可行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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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可能世界理论视域下的虚构人物类型

邱蓓

2021, 41(3): 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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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世界理论认为，真势模态有必然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三种类型。以这种理论为依据，文学作品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可能世界——虚构叙述世界，虚构人物即为虚构叙述世界的栖居者。按照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的通达关系，可以把虚构人物划分为仿真的虚构人物、物理不可能人物和逻辑不可能人物，这三种人物覆盖了文学作品中的所有虚构人物类型。通过这种方式，论证可能世界理论为划分虚构人物类型、建构可能世界人物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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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神经美学视角下的快乐与审美体验

胡俊

2021, 41(3): 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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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关于审美过程中认知和情感关系的研究观点还有些分歧，其中神经美学家瓦塔尼安认为人脑审美机制中认知和情感共同发挥作用，并提出审美体验中的“快乐”这一概念，试图在神经美学研究领域搭建一个能够联系情感和认知的理论框架。瓦塔尼安从审美体验加工模式、情感体验理论和审美实验案例等神经美学研究角度出发，逐步推测和例证“快乐”在审美体验中发挥的作用：快乐把审美中的认知和情感功能连接起来，共同促发人脑进行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审美快乐理论引发了我们从神经美学角度对美感与快感、美与崇高、审美净化、审美共通感等概念进行新阐释，以及对一些美学问题和美学意义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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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乔伊斯圣症——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的文学与书写

叶娟娟

2021, 41(3): 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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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历来是精神分析中的常见话题。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由于二者所持理论立场与伦理关切的变化，文学从主体的“症状”升格至“圣症”。拉康通过分析“乔伊斯圣症”，实现了其在文学批评维度上的理论建构，即文学作为主体的圣症：一方面，文学以书写实现对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挣脱，以意义缩减的方式使字符复位，呈现了作者的无意识欢爽；另一方面，作者通过书写为自己命名，进而以圣症的形式形成了波罗米安结的第四环，避免了其因不能内嵌入想象界、象征界而遭致溃散的结果。在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文学乃至其他类型的艺术创作，都具有圣症的性质，它们以关于人“做的知识”使人远离了欲望的吞噬，从而实现对人之主体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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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研究

尼采《悲剧的诞生》中“歌队“问题探绎

胡友峰, 吴冕

2021, 41(3): 1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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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从萨提尔歌队和戏剧的原始现象出发，结合自身最真切的审美体验，对悲剧起源和演变作出了大胆的美学解释。悲剧起源于酒神颂，并在诞生过程中以“向日神进发的酒神歌队”这种形式演进。歌队是“形而上的慰藉”这种悲剧效果的载体，使得悲剧作为一种原始的审美体验真正关乎希腊人的生命存在。悲剧随歌队的音乐精神下降一步步走向衰落。尼采企图利用歌队和音乐复活悲剧精神，完成一次希腊传统在现代德国的“嫁接”。通过对萨提尔歌队进行追溯和新解，尼采完成了对悲剧发展脉络的勾勒和对古典语文学的价值重估，并且赋予艺术在生命立场上高于真理的至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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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研究

物性工具与图像艺术

李天

2021, 41(3): 13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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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壁画到架上绘画，从摄影复制到计算机图像的拟像，在对图像的获取以及图像艺术的创造中，工具作为物性载体，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与工具的进化相对应，图像艺术在生成模式上经历了模仿、复制与生成的阶段。随着绘图软件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模拟、复制与生成三种手段得以在同一平台上融合无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视觉图景，也带来更为复杂的美学思考。本文以绘图工具的变化为参考系，以技术物与人的关系为分析视角，对物性工具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联做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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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研究

T. J. 克拉克的“否定”逻辑与社会艺术史的逆向实践

李昊阳

2021, 41(3): 14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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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艺术史是当下英语世界里最为流行的艺术史写作方法之一。作为社会艺术史写作旗手的T. J. 克拉克，将“意识形态”“阶级”“生产”等话语引入早期法国现代艺术史的写作，在意识形态、社会语境之间探寻“视觉—语境”的关联性阐释。有意思的是，在社会艺术史发展如日中天之时，他并未沿此深入，而是提出现代艺术的“否定性”判断。该观点一经出笼，随即引发艺术写作界（理论、批评、艺术史）现代艺术理论和史学切入之间的激烈争论与反思。论辩中，克拉克又不断地对“否定性”阐释进行修正更变，从而塑造出独特的话语机制，驱动了社会艺术史的逆向建构，成为西方现代美学演进的重要逻辑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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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研究

从“真理”到“地方”——论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转向”

丰雅鑫

2021, 41(3): 15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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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分期，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即：以其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向”为界线划分为早期和晚期思想。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三十多年后的勒·托尔讨论班中以三个关键词——意义、真理、地方——标明其思想道路上的三个站点。由此，根据海德格尔自身的规定，其思想实际上发生过两次“转向”并因此被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对应的主题分别是“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真理”“存在的地方”。与此同时，其艺术思想也不该局限于“真理”的理论视域，而是经历了中期到晚期的发展，最终落脚于艺术与“地方”的关系。与中期“艺术乃存在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不同，晚期“艺术乃存在的地方创建于作品中”。在厘清了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转向”之后，还应超出海德格尔去沉思：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究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还是遮蔽了其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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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毛晋的名剧意识与《六十种曲》之编纂

刘建欣

2021, 41(3): 16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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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毛晋对名家名作非常重视，《六十种曲》的编选中即体现出鲜明的名剧意识。其中收录了晚明时期已经完成经典化的《西厢记》《琵琶记》等元代名剧，还囊括了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迅即成为名剧的《牡丹亭》等当代作品。《西楼记》《飞丸记》等“潜在”名剧的选择，符合毛晋一贯对珍本、秘本的追求，更彰显了其对“名剧”内在特征和标准的深刻理解。名剧意识透视出毛晋的文人情怀及其戏曲观念，其中对主情与教化、场上与案头、文采与本色的认知与选择是晚明汤沈之争后戏曲观念走向共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晚明戏曲创作、观演风尚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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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乾隆时期台阁文人的疏离心态：以沈德潜为中心的考察

张昊苏

2021, 41(3): 17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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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八年（1743年），浙派名公杭世骏因“内满外汉”触怒乾隆帝被贬，得到乾隆帝恩宠的诗坛领袖沈德潜作诗相赠。将沈德潜赠杭世骏二诗与同时期江浙文人赠诗对读，可看出其用典指向与思想观念的内在一致性，即均同情杭世骏而对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有隐微不满。这与沈德潜早年结交遗民、晚年因编纂《国朝诗别裁集》及著《徐述夔传》遭遇乾隆帝清算等事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可见，作为“台阁文人”的典型代表，沈德潜的个性化表述和“变音”倾向仍有甚多可发微之处。研判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更丰富的角度理解沈德潜的诗学理念和诗学品质，厘清对沈氏的刻板认知。稍晚，沈德潜弟子王昶对此事的引述，和当时文人的类似创作、言论，足以证明乾嘉时期文人普遍存在疏离心态，台阁诗人亦多隐含不满情绪，此为这一时期士人心态和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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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何绍基对性灵诗学的承与变

向双霞

2021, 41(3): 18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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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历来被视为道、咸宋诗派的理论家，其诗学多被当作翁方纲肌理说的余波和学人诗的代表来讨论。但是，淡化其宋诗派的身份，回归其诗学本身，何绍基实际上是袁枚的追随者，他的诗学底色是叶燮、袁枚的性灵一派。这种浓郁的性灵诗学倾向体现在论诗诗句、诗学理论体系和诗歌评点中；同时，何绍基诗学和性灵诗学也有颇多异趣之处，譬如性情的雅化、对考据的强调、诗歌评点重议论、重刻画摹写细腻等，而这正是其学人本色的体现。总体而言，何绍基将性情置于学问之上，性灵诗观是其诗学的底色和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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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桐城派“逆笔”批评论——以文章选本评点为中心

杨新平

2021, 41(3): 19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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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理论范畴，常与“顺”相对言。在“顺”“逆”范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贵顺忌逆与主逆避顺两种价值取向，其中后者影响更为广泛，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逆笔”概念即渊源于此。属意于逆、以逆为贵是清代文学批评中普遍的审美祈向，桐城派亦通过选本评点对历代文章典范中的用“逆”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品评析义，揭橥“反面”之逆、“旁面”之逆、“逆中之逆”等逆笔艺术佳妙，就中所论“取影”“凌空倒影”等批评术语，以象喻方式对逆笔进行创造性阐释，丰富了逆笔批评之内涵。逆笔批评是桐城派文学思想细微面向的具体体现，既反映出桐城文士对逆向运思创作理念的深刻体悟，又内蕴贵曲忌直、崇尚奇险的审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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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及其词史意义

徐燕婷

2021, 41(3): 2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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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非一二个人独力为之，而是以学者型为主体的新变派女词人创作中的一个群体现象。苏辛词风转向发生的根源得益于经历现代教育的女词人，由于受过系统的词学教育，创作中打破了传统纯任性灵的学习填词模式，逐渐形成在一定词学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实践。苏辛词风转向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时代剧变带来的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间接原因则是词风变革之必然，用苏辛词风欲矫正词坛的“梦窗热”。在这次变革中，苏辛词风转向是女词人在一定词学思想指导下有意识主动选择的结果，并在矫正梦窗词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中，她们提倡的是豪放与柔婉互济。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在助力梦窗词风的清洗、间接挽救词体被淘汰的危机、推动女性词从附庸地位汇入词坛主流、加快推进女性词现代转型等方面皆有着积极的词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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