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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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

略论“讽寓”和“比兴”

张隆溪

2021, 41(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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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哲学兴起，挑战荷马史诗传统的经典地位和权威，形成所谓哲学与诗之争。柏拉图等哲学家贬低诗和诗人，但又有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提出“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讽寓”（allegory）概念为荷马辩护，认为荷马史诗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外，有完全符合经典地位要求的精神意义。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里有一篇《雅歌》，语言旖旎香艳，极具情色（eroticism），其作为经典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曾受到质疑和挑战，有评注者也用讽寓解释来为之辩护，用完全不同于经文字面的精神意义来替换和取代引起争议的字面意义。在中国儒家经典评注传统中，《诗经》十五国风中有许多诗篇，表面看来似乎为言情之作，而从毛郑到孔颖达以来的汉唐注疏的传统，也是通过“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阐释方法，断定这些作品都另有寄托，可以起到符合儒家观念之美刺讽谏的作用。“比兴”为作诗之法，“美刺讽谏”则是预设解释这些诗的语境，并以此规定诗之意义和作用。在经典文本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为之辩护，有保存经典的作用，但不顾文本字面本意而强作解人，又往往会产生不合理的过度阐释，甚至产生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文字狱。王国维曾批评中国传统诗人不能忘情于政治、缺乏独立精神，这值得我们深思。从阐释学理论的角度看来，任何解释都必须以文本字面意义为基础，必须防止脱离文本本意的强制阐释或过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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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专题主持人语

赵维国

2021, 41(1):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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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域外汉学教席，域外汉学遂成为专门之学问。继此之后，俄、英、美、德各国先后设立汉学教席。域外汉学兴起伊始，域外学者的研究主体便是中国文学。1880年，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是为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通史；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是为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奠基者王国维、胡适、郑振铎等人虽然关注域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主张“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语），然并未把“域外中国文学研究”视作专门之学。近三十年来，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者以多元、开放的学术理念拓展古代文学研究视野，积极推动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研究。首先，总结域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经典的理论阐释，借鉴“他者”的新观念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其次，探究中国文学典籍的域外传播，客观评价中国文学典籍对域外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再次，考察域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之得失，构建整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有鉴于此，本期特设“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栏目，希望立足于中国元典文化，对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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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域外汉学中的《西游记》叙述

竺洪波, 王新鑫

2021, 41(1):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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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和一些欧美国家相继展开《西游记》研究，其丰富的内容和丰硕的成果构成域外汉学的《西游记》叙述。它不仅是域外汉学的重要一翼，也是我国现代性《西游记》研究的延伸，呈现出所谓“中学西传”的文化交流意义。同时，它又以世界性、现代性文化视野审察、阐释《西游记》，其在《西游记》叙述中提供了许多新史料和新见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西游记》研究，其反哺之功既大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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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戏拟之间：日本汉文假传集《器械拟仙传》的叙事张力

卞东波

2021, 41(1):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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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拟仙传》是日本现存唯一一部汉文假传集，该书用“以史为戏”和“以物为人”的方式为日常生活中三十五种器物一一作传。这些假传的叙事一方面紧扣传记主人公器物的特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传主“归隐”和“升仙”的面向，明显受到中国高士类、神仙类杂传的影响。这些假传深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元素，用了不少日本的意象和语汇。《器械拟仙传》对于东亚汉文假传文学之研究，假传在东亚之流传，都颇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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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论中国小说东渐与朝鲜小说观念之揭橥

赵维国

2021, 41(1):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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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高丽、朝鲜两朝的小说文献为依据，考察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创作历史实绩，探究中国小说文本、小说文体观念观照下的高丽、朝鲜早期小说观念。随着《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小说文本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朝鲜前期的士子文人始有意为小说，认知小说文体。徐居正、李承召等人承继儒家小说观念，提出了“滑稽说”“补史说”等，不仅奠定了朝鲜小说理论发展的基础，也揭橥小说文体已成为朝鲜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文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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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西人所编中国古代小说选本与小说文体的建构

宋丽娟

2021, 41(1): 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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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家编选的中国古代小说选本，是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文本化的重要途径，主要有西人编撰的中国古代小说译文选集、中国文学作品选和中国文学史著作等文本形式。这些文本集译本、样本、选本于一体，相应地具有间质性、展示性与批评性等特征与功能。通过翻译、展示和批评，西人编选的中国古代小说选本不仅实现了中国小说在西方的文本化，而且自觉地以西方的小说观念审度中国小说，从小说的译名、起源、类型等方面实现了对中国小说文体的认识和建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小说在西方的经典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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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杨维桢与元代后期诗学的新变

丁放

2021, 41(1): 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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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通常将元代诗歌史分为三期，元初摹仿晚唐与季宋，元中期以“四大诗人”为代表的主流诗人推尊盛唐，杨维桢为后期之代表，其诗论的核心，是反对晚唐晚宋，提倡六朝与唐代二李（李白、李贺），同时又推崇陶、韦、柳之诗风，间及杜甫、李商隐与韩偓。如果说，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元中期诗人活跃于朝廷，诗风主要是盛唐之音，是舂容大雅之音；那么，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雅）体”诗人，则主要活动在元后期，地域则在东南地区，主要是一批在野诗人，诗风则接近中唐，是“变风”“变雅”。在诗体上，杨维桢倡导古乐府，轻视律诗；在写作方法上，他提倡《春秋》笔法，主张诗歌有言外之意，反对简单的历史记录体（“诗史”）。杨维桢的同道与诸门弟子，论诗均与维桢较为接近，又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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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枯”趣味的宋型审美与诗画艺术论略

董赟

2021, 41(1): 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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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枯”成为特定美的表征，枯物被当作一种审美对象，这种枯趣味包括寒瘦、疏淡、老怪等多种美感形态，是宋型审美尚健好古风格的集中体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形成枯物世界的吟咏，绘画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枯木等题材在文人画中的风行，构成独特的“枯”世界，具有深邃多元的内涵与象征意义。通过诗画等艺术手段，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集体创造出枯树、老梅、瘦竹等系列意象，揭示枯物的形态美与精神内涵，并以之观照内心世界，表现出明确的反花卉审美倾向与文人审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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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集句：宋元话本小说中韵文的知识特性及其小说功能

叶楚炎

2021, 41(1):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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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元话本小说中，集句诗词既可以作为入话和头回，用在小说的起始部分，同时也广泛地存在于其他部分的韵文中。从表演形式和内容看，话本小说中的集句表演和宋元时期的“合生”应该有颇为密切的渊源。从类别看，话本小说中的集句可以分为显性集句和隐性集句。立足于观众对相关韵文的熟悉度，说话艺人对自身韵文知识的分类以及不同方式的运用，是形成显性集句和隐性集句的根本原因，附着在话本小说中的集句表演也因此构成了一种雅文学独特的知识传播形式。基于宋元话本小说中韵文套语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将“集句”视为小说中韵文的一个普遍特征，理论上说，所有的韵文都是集句的对象，而所有的韵文也都可以通过集句的方式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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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清代劝善运动与通俗小说之关系

陈才训

2021, 41(1): 9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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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全国性劝善运动，清代官方将小说纳入文化管理范畴，从而对小说创作与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下，小说禁毁在本质上已成为有清一代自上而下、全国性的文化自觉行动，成为社会劝善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一些“善士”为增强劝善效果而有意将善书小说化。另一方面，一些小说家自觉利用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来实施劝化，以此配合官方劝善运动，由此导致其小说呈现出浓郁的善书色彩。与劝善运动一样，清代许多通俗小说主要以百姓日用伦常为劝化指向，其艺术旨趣也与劝善运动相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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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史述齐白石“衰年变法”的两条路径

夏中义

2021, 41(1): 1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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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齐白石“衰年变法”的两条史述路径，宜被简称为“苏式”与“非苏式”：前者的特点是“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后者的特点是“以史鉴论”“论从史出”。遵循“论从史出”，须极珍视《白石老人自传》，因其对“衰年变法”的质朴概述作为“史”很靠谱，作为论也甚精湛渊默，进而可辨苏式“以论带史”之荒嬉。同理，遵循“以史鉴论”，更可警示苏式“以论代史”对“衰年变法”史实的深度扭曲，已在艺术史论界绵延近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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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从“竹内周作人”到“竹内鲁迅”——周作人与北京留学时代的竹内好

刘婉明

2021, 41(1): 11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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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9年留学北京期间，竹内好切实体味到了“文学”在日本侵略者“政治”暴力下的无力感。与此同时，他在与周作人的交往过程中，加深了对其人和思想的理解。竹内好对“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的理解，对东亚民族性、文化主体性和现代化的看法都受到了周作人影响。“竹内周作人”最终成为了通往“竹内鲁迅”的一座思想桥梁：用“鬼”和“东洋人的悲哀”联结周作人与鲁迅，反映了经历了北京时代的竹内好对东亚民族性与现代化关系的反思；小品文和“隐逸”这两个周作人思想的关键词也被竹内好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扮演了“内部否定者”的重要角色，成为日后建立“回心”论的思想基点；周作人关于文学“无用之用”的看法和沉默的文化抵抗方式则被竹内好视为“文学者的态度”，影响了“竹内鲁迅”中“政治与文学”间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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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丁玲“转变”的辩证法

吴舒洁

2021, 41(1): 1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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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天丁玲创作的《水》被认为是其“向左转”的标志性作品。这一被命名的过程，乃是丁玲的自我改造与“左联”的组织化运动合力构造的结果。冯雪峰等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对《水》进行解读，使“十一月决议”获得了具体化的实践，从而重新阐释了“同路人”与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新情势下的左翼文化斗争建立了新的论述空间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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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研究

凝视理论视域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从电影学到图像学的考察

陆颖

2021, 41(1): 14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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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凝视”将作为电影镜头语言的“凝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相结合，意指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电影在拍摄英雄人物时使用的特定视觉传达技法。该凝视具有视线的共享性与不可见性，在交互主体作用中实现了向拉康凝视理论的回归。其生成机制与视觉效用体现为：溢出镜头的画面界限；“缝合”想象空间与影像空间；使意识形态真实完成从角色到观众的衔接。作为图像的述行性行为，该凝视引发并强化了观看者与英雄人物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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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人皆认可的不实之事：对新历史主义与或然历史小说的比较研究

李锋, 伊扎克·刘易斯

2021, 41(1): 15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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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与或然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上提出了相似问题——新历史主义将一切文本视为某种或然历史叙事，而或然历史中的叙事模式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理解那些由新历史主义推动的批评观念。本文对两者的历史叙事观念进行比较研究，包括其历史的互文性、叙事性、非线性结构和空间性，同时试图在该批评理论和该文学体裁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探索两者对凡人俗事的关注，对当下的暗指和对未来的投想，及其各自的意义与问题。新历史主义与或然历史小说都强调历史与当下的互动，并将“历史时间”置于同时代的各种指涉关系中予以概念化处理，两者协力突显了历史叙事的诗学结构，并为我们领会历史话语的美学维度增添了政治意义。这一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对文学与批评的界线提出质疑。在重新认识或然历史的基础上，本文力图为文学与历史的相关问题指出一条通向“后后结构主义”立场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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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习性分类叙事：从身份幻想到风雅比拼——以现代小说中的身份转型人形象为中心

余岱宗

2021, 41(1): 16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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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或人类学罗列不同阶层身份人士的习性细化清单，侧重从政治文化、经济水平乃至代际再生产的角度解析习性的社会分类斗争的策略与效果，现代小说则从感知体验、情感变化与趣味偏好刻绘习性分类斗争的不同形态。现代小说中的习性分类叙述，呈现旧习性的顽固性、新习性的脆弱性以及分类斗争过程中习性的进攻性，其细化分类的洞察能力与审美剖解将提供比社会学著作分析更精密的区分方式和更复杂多变的区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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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后结构理论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以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妇女“主体性”为中心

刘希

2021, 41(1): 17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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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以“主体性”概念为中心，梳理后结构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和两种理论间的复杂关系，然后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性别文化的研究，探讨妇女“主体性”概念和研究范式在中国妇女和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本文以三个在“主体性”观念上对此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家阿尔都塞、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为例，试图呈现后结构理论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复杂谱系：有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对后结构理论的运用，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去本质化”和历史化的批评实践，也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后结构理论的反思和批评。这个过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批判理论对中国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冲击，也反映了意识形态和社会话语的变迁对研究范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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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将-来的书写：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探微

李昀

2021, 41(1): 18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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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应他者的召唤，这是后列维纳斯伦理学面临的首要问题，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给出了幽灵政治学的回答，认为“马克思”要求我们回应，在书写的革命中进入将-来。与学界通常的认识相反，《幽灵》并未推延“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是强调共产主义的幽灵早已上场，从马克思说出幽灵开始，它就一直在欧洲徘徊，要求我们回应，我们必须对其作出回应，也一直有人在回应，只是它被资本主义再-现遮蔽了。德里达号召我们听从马克思的指令，继承其形而上学批判，展开非形而上学的书写，超越再-现/现在/在场的书写，在这种幽灵书写中进入将-来，一种不同于再-现生产的空间-时间的空时化。德里达并未把再-现普遍化，而是把其视为布尔乔亚的意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历史地”超越，这让幽灵书写不同于朗西埃的“歧见”、南希的“独多性”和巴特勒的“讲述”。自此以后，他异的或文学的书写就是将-来的书写，对他者正义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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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重构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反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争

杨娟娟

2021, 41(1): 19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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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主义早已成为政治正确的今天，本文将追溯由美国左派批评家组成的《十月》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多元主义，以哈尔·福斯特的文化论集为主要参考。福斯特在开创性的《反美学》中提出有“两种后现代主义”，一种是抵抗的/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另一种则是反动/肯定/新保守派的后现代。十月学派的主力作家们在那几年间撰写了多篇论文，批评当时主流的后现代艺术（例如新表现主义绘画）盛名难副。但在同一时期，美学家阿瑟·丹托秉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根据各种各样的后现代艺术风格总结出“艺术终结论”，欢迎多元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反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论争的关键论题之一，本文将主要以福斯特和丹托二人为例解释这一关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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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

从伏尔泰酒馆的译名谈“总体艺术作品”概念的三次突破

陈多智

2021, 41(1): 2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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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运动在瑞士的发源地常被简单地译作“伏尔泰酒馆”，作为一个艺术沙龙，它实际主要以德国的艺术家酒馆为原型。被译为酒馆的单词Cabaret同时也是酒馆内纷繁娱乐表演的统称，即“卡巴莱艺术”，发源于法国。传入德语区后，Cabaret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呈现形式在和先锋派运动碰撞后，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此，若只将Cabaret单纯理解为酒馆，实则遮蔽了伏尔泰酒馆隐含的现代艺术背景。更重要的是，以德式卡巴莱酒馆为平台上演的卡巴莱艺术常是多领域艺术的综合体，是“总体艺术作品”较为成熟的雏形。而总体艺术作品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先锋派乃至当代艺术的美学观点和创作实践。综上，本文希望以辨析伏尔泰酒馆的译名为出发点，在梳理Cabaret Voltaire谱系的基础上，以瓦格纳、康定斯基和博伊斯的艺术理论为坐标，明确德语区卡巴莱酒馆背后总体艺术作品观念的发展历程，借此揭示它如何最终成为现当代艺术或隐或现而又不可抽离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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