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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朱志荣
    2020, 40(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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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外之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体悟物象或事象时,借助于想象力,调动起审美经验,从而使物象或事象与主观情意进一步有机交融而形成的。象外之象是主体依托于实象凝神遐想的结果,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是对现实时空的一种拓展。象外之象不能脱离实象而独立存在,又对实象有所突破和改造,具有虚实相生的特点,乃至超越于虚实结合的象本身,达到无限。象外之象影响着主体对物象、事象的观取方式,基于主体的审美经验,有助于呈现物象和事象的神似,并以其自由的形态获得了丰富的表现力。艺象中包括实象和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想象的象外之象,而欣赏者在此基础上又有自己想象的象外之象。艺术家的创作常常通过象外之象增强象对意的传达能力,给欣赏者留下足够的再创造的空间。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石雅梅
    2020, 40(1):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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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在著录文人撰作时,形成了一种按文体对文章进行类分并一一列名的著录模式,这一模式并不是范晔借助后起的晋宋时期的文体观念与史文材料所构建起来的认识,而是他依据东汉史料对东汉文体构成与文体观念所做的一个客观描述,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后汉书》的这种分体著录方式蕴藏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包括了各体文章的结集状态,文集的编纂原则与体例等义项。这些迹象表明,具备后世别集形态的标准型的别集实际上在东汉已经存在。不仅如此,这些信息还显示,东汉别集的编纂已经体现出了比较强烈的文学观念,诸如集部和经、史、子书的严格区别,集部文章有韵无韵的区分等等,它们都是东汉文学具有独立意识和自觉意识的一个显著标志。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詹丹
    2020, 40(1):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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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撰《夷坚志》时,留下的自序系列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自序不但有助于读者理解其自觉的小说理论,而且,自序中所记录的编撰主体因编撰小说而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以及其在史家、寓言家不同立场的纠结和发展,都让读者看到了其在编撰志怪小说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考。洪编撰的志怪小说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其自序系列反映的编撰过程,也是一个传奇。这种双重传奇色彩,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当时的社会思潮。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刘仁
    2020, 40(1):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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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人与士大夫的身份分离为转折点,原本作为纯粹文学批评方式的选本,附加上了为文人群体塑造社会身份与声望的功能。此前“不录存者”的原则被放弃,一变而为编选时人的作品。因此,曾被“不录存者”原则所排除的人际交往牵绊力量介入文本编选过程,以选例为唯一准则的局面发生改变。选例与情面构成了互相制衡与的力量,成为“时贤选本”编选过程中的困境。《虞初新志》的编选过程就是这一困境的典型展示。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李晨, 马亚中
    2020, 40(1):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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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姚燮早年在宁波枕湖吟社的诗歌活动及相关记载,不难发现姚燮、厉志、叶元阶三人在诗学方向上是保持一致的,且受到吴德旋的影响,因而探究姚燮的诗学渊源问题,不妨首先联系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其次进一步追溯到吴德旋乃至吴德旋的师法对象——宋大樽和姚鼐,再次旁参其他枕湖吟社成员的诗话著述,即陈仅的《竹林答问》,由此可揭示出道光年间四明诗学的生成语境,其中根底落在“学古”二字。四明诗学的同质化特征,构成了“四明诗派”确立的一项关键性乃至根本性要素,又因四明诗学与格调诗学的源流关系,“四明诗派”在清诗史中的位置也较为清晰。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钱志熙
    2020, 40(1): 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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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锺书《槐聚诗存》是新文学家旧体写作最见渊源、与晚清流行诗派关系最深者。其早年诗作泛学清人,后来比较集中地学同光体,同时也受到诗界革命派、晚唐体的影响。诸体尤精七律,句法多生新,能上探江西诸家,甚至溯源至杜诗。钱氏对唐宋以来的诗学流变探讨甚深,尤其是对清诗各家艺术之辨析,见解独到。其诗学的基本纲领为唐宋诗之变。钱诗以情志为体,亦多忧时之意,但他在创作与理论上,都重视艺术表达,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其“诗者持也”论独成一说。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高旭东, 石统文
    2020, 40(1):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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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与传统的关系不但为国内学界所看重,而且为海外华人学者所瞩目,然而有些问题还是没有得以深入研究:在激烈的反传统背后,“五四”是怎样承担传统的?“五四”反传统的动因与内驱力何在?在世界各大文化中,犹太人与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的民族危机要超过现代中国与日本,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与文化传统。因此,必须到中国文化内部寻找激烈反传统的原因,即儒家不以信仰为重而以家国振兴为要务,由此构成的传统士大夫强烈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才是“五四”激烈反传统(以及日本脱亚入欧)的传统动因。“五四”缔造的新文化是中西合璧的,作为反传统动因的传统语法规则甚至潜在制约着新文化的发展路向。展望未来,随着包容西学的中国哲学—文化图式的建构,中国文化复兴之日就会到来!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陈历明
    2020, 40(1): 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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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庞德的文学生涯,其翻译和创作互为表里,其创作寓于翻译,翻译中又不乏创作,这两者又是其诗学的试验场,丰富了其意象主义与漩涡主义的(翻译)诗学观,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激发。所有这些,几乎都与诗人翻译家创造性地转化与(或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息息相关。常为学界忽略的是,其糅合东西文化的诗歌创作与改写式翻译都呈现出良好的文体意识和超迈的文体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英语俳句组诗,表意文字法的陌生化或前景化,拼贴文体等,不仅为英美现代诗歌奠定了典范,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翻译与创作和诗学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曾小凤
    2020, 40(1):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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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将“美术”看作一种能动的知识话语,放在晚清至“五四”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同与它竞争或互动的概念范畴联系起来考察,着重讨论了“文学”之“美”的确立、从广义“美术”中出走的“文学”、“图画”如何“美术”,以及中国画“略逊”还是“进步”的价值危机等问题。认为现代意义的“美术”的语义生成及其学科化,内在于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改良与革命的公共性社会文化思潮中,其在整体上体现为一种自觉与传统文化决裂的现代性价值诉求,以此深化我们对“美术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认识。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鄢虹
    2020, 40(1):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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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物学”是近几十年间由青木正儿、扬之水等人建构起来的一个现代学科。与传统名物研究相比,以实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名物学”抛开了原有的经学立场,其研究对象也随之扩张至日常饮食、服用、器玩等“小道”,然而与传统一脉相承的是,它依旧以训诂与考证为基本方法,同时仍然偏重于对“物”的研究。已变的研究对象及关怀和未变的研究方法与侧重之间难免存在龃龉:青木正儿使用小说、类书等不适用于考证的材料,扬之水追问“名物学”与文学研究的联系,其实都意味着某种对新思路的呼吁,而注目于“名”,不仅可以回应这种呼吁,还与他们的研究兴趣相适应,同时也是名物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学科独立的角度来看,在“物”之外兼顾“名”,也有利于“名物学”明确自身与其他学科之区别。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陈云昊
    2020, 40(1): 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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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的法国画家米勒之名,最早在《新青年》(1919年)中以“易卜生主义”的面目传入中国。他在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的广泛影响,使得米勒扮演了与新文学演进并行的美育启蒙的关键角色。米勒对中国文坛的播种,契合着新文学自身的演进:从“文艺复兴式”的精神诉求转向文学形式的自觉,而后又从纯文学的建设转向1920年代后期的艺术主体的诞生。在此过程中,米勒与新文学之间形成了历史的互文关系:文学与美术、形式与内容、“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于是,美育启蒙的进程与新文学的演进一同构成了1920年代的一条隐秘脉络。
  • 专题:艺术学理论研究
  • 专题:艺术学理论研究
    赵炎秋
    2020, 40(1): 1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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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的思想来源于图像表象所表征的事物本身的意义,以及艺术家主观因素的渗入。图像的意义产生于图像与观众的互动。图像表象本身的规定性为图像意义的产生提供基础与依据,观众的阐释使图像的意义从潜在成为现实。与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不同,在图像中,象终始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意需要通过象才能得到,观众得意之后无法“忘象”。艺术家的主观因素渗入图像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表现在艺术家的观察、构思、表现等阶段。艺术家可以通过突出图像所表现事物的文化内涵、适当地类型化、突出特定的语境等方法,突出图像中的某些思想。图像的表象与文字建构的形象在表达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图像表象无法表现非视觉性的生活现象、图像无法通过其构建材料表达思想、和图像表达的思想没有文学形象那样明确与清楚。
  • 专题:艺术学理论研究
    姚云帆
    2020, 40(1): 1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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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和本雅明都认识到“悲悼剧”和“悲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戏剧门类,却对悲悼剧的特征和意义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在尼采心中,“悲悼剧”是对悲剧的失败模仿;而在本雅明看来,悲悼剧有其独特的特征和意义。两位思想家观点的差别体现为他们对“起源”概念的不同理解。尼采将悲剧的“起源”看作一种整合日神和酒神精神的努力,本雅明则将悲悼剧的“起源”呈现为分裂完整主权者形象的努力。但在苏格拉底问题上,本雅明接续了尼采的看法,将苏格拉底看作悲剧堕落的象征和悲悼剧的开端,从而重建了悲剧和悲悼剧的关系。
  • 专题:艺术学理论研究
    陆凯华
    2020, 40(1): 12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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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理解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关键在于理解他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后者导向了他的“第二自然”概念。在黑格尔的方向上,青年卢卡奇也提出了一种消极的“第二自然”。通过分析“第二自然”下的抒情诗以及小说,青年卢卡奇给出了他对现代艺术与现代世界二者关系的新的判定。在“第二自然”与“现代艺术”这一对概念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何青年卢卡奇在吸收黑格尔思想以后,却也走上了与他截然不同的思想道路。
  • 专题:艺术学理论研究
    卢文超
    2020, 40(1): 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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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社会学发展史上,以马克思主义者、布尔迪厄和贝克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将社会学推进到艺术领域,丰富了我们对艺术的认知。但他们并没有关注艺术的特殊性,而是像社会学对艺术领域的“殖民”,对艺术进行了普遍式还原。这引起不少社会学家的反驳。沃尔芙认为,艺术不能还原为经济基础或意识形态,应该关注它的审美和形式因素;海因里希认为艺术是一种独特性价值体系,不可还原;亨尼恩和本泽克利认为趣味是一种激情状态,不能还原为社会区隔策略。德诺拉提出,艺术的力量来自人与艺术的互动,在其中,艺术特殊性得到了保留。他们的艺术特殊论是对艺术还原论的一种制衡,对中国艺术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启发。

  • 西方文论研究
  • 西方文论研究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
    2020, 40(1): 14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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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今时代的文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产业化和物化,然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提出的文化产业概念依然可以有力地描述当下艺术、文学和其他文化产品的命运。本文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作为背景,通过追溯本雅明对这一概念的原初发明,进而讨论马尔库塞的研究,以期重访这一概念。本文借助大卫·霍克斯的作品,简要地介绍了16世纪英格兰商品拜物教兴起的历史渊源,接着过渡到奈尔对新近(或新兴)的文化软实力现象的探讨,结合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深层逻辑的讨论,以及阿多诺对文化产业难以产生出社会主义意识这一观点的坚持(这与本雅明的乐观主义相反),回顾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国族主义本质上乃同一道路的警告,最终旨在质询: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是否曾经有过一种社会主义的文艺?它有可能存在吗?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文化产品(如软实力、媒体审查、宣传),还是造就它们的生产方式?
  • 西方文论研究
    江守义
    2020, 40(1): 15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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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可靠性侧重具体的文本策略,文学真实性侧重总体的呈现效果。就修辞学路径而言,叙述可靠性通过叙述者体现出隐含作者的修辞策略,让文学真实性在叙述层面获得保障;就认知学路径而言,叙述可靠性有赖于读者的视角机制,文学真实性是读者形成视角机制的潜在基础。如果考虑真实作者的因素,依靠隐含作者修辞或读者认知的叙述可靠性又会出现新的情况,这些新情况导致文学真实性的多样化。由于叙述可靠性和文学真实性的着眼点不同,叙述可靠性与文学真实性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或者是叙述可靠但给人感觉不真实,或者叙述不可靠但给人感觉真实。此外,随着接受语境的变化,叙述可靠性和文学真实性自身也会发生变化。
  • 西方文论研究
    陈春莲
    2020, 40(1): 16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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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苏格拉底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到大地上;苏格拉底为了拯救智者运动冲击下的雅典公民的道德,用其思想问答术教育人们通过理性思考做正确的事。但是正如普罗米修斯的火对于人类有两面性一样,苏格拉底的问答术对雅典公民来说也具有危险性,因为人类总是有欲望的,大多数人都不大可能做到像他那样依靠理性生活,因而这种道德教育是失败的。阿里斯托芬在《云》中继续探讨了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就已经出现的主题,并以其诗人的敏感和明智洞察到人类智慧的局限性,他的这部喜剧更具悲剧性。
  • 西方文论研究
    桂琳
    2020, 40(1): 18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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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电影类型理论研究从二战后开始起步,主要以好莱坞电影工业和类型为研究对象展开理论建构,在西方电影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类型理论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类型是一个多向度的现象,包括各种系统和统治这些系统的惯例,这就使得类型这个研究对象的面目十分复杂。本文尝试将从西方类型理论研究成果按三种研究路径进行分类和归纳,分别是:文化类型理论、艺术类型理论和政经类型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展示了类型这个被文艺理论所忽略和压制的研究对象其实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尤其是在我们目前这个文艺与商业、政治、科技等关系密切而复杂的时代,以类型作为研究对象能够将很多研究问题整合起来,形成某种综合性的研究可能。对西方类型理论最具有借鉴价值的研究路径展开梳理和评述,对国内的类型理论研究的开展也能够提供一些参考。
  • 美学研究
  • 美学研究
    刘旭光
    2020, 40(1): 19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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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美”这种人类行为有这样一种形而上的样态:主体以其“真我”状态,通过“纯粹直观”,追寻“绝美”进而获得“纯乐”。这个样态虽不现实,却是中外诸种审美观所遵循的普遍原则,这个原则奠定了审美行为自身的形而上维度,引导着具体的审美实践,成为艺术试图去表现的对象,成为现代审美理论的逻辑预设,并对近代以来的诸种审美理论产生时隐时现的影响。
  • 西方文论研究
  • 西方文论研究
    方英敏
    2020, 40(1): 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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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身心一元论乃是身体美学成立的哲学基础,但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史看,证成身心一元论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费尔巴哈、梅洛-庞蒂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基于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思维,普遍地陷入了既肯定身体、又否定身体的理论困局之中,未能把身心一元论坚持到底。面对这一理论困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本质主义的超越,给出了一种身心一元论的证明思路。它把人的身心关系的命题性质从本质主义思维下的认识、理论问题转换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的存在境遇问题,把人的身心一元理解为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统一性。此一解答,从西方思想传统自身和世界范围内看也许并非唯一智慧,但在它自身所处的西方思想传统来说却是开出一条证成身心一元论的自洽道路。
  • 西方文论研究
    阴志科
    2020, 40(1): 2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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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思潮中的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对自然的征服,不愿对文化本身进行批判,用意志的无限性遮蔽了身体的有限性。他认为人类理性的基础正是依赖性的、有局限的肉身,理性必须反思文化是否会导致我们过高估计意志和欲望的力量。伊格尔顿的身体伦理观对亚里士多德、英国经验主义、康德、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杂糅。艺术品和身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和目的,都在最高境界上不屈从于外部目的。伊格尔顿的身体美学致力于发现身体与艺术品在目的论上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的“美德”与“实践”观念是理解新千年以来伊格尔顿身体观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