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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国文论70年回顾反思
  •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国文论70年回顾反思
    童庆炳
    2019, 39(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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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国文论70年回顾反思
    吴秀明, 史婷婷
    2019, 39(6):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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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七十年的积累,当代文学开始从以往单向度的批评向包括史料考释在内的“历史化”转换,并由此及彼对批评产生辐射和影响。本文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九家主流文学批评和研究刊物2007-2017年间所刊发的有关文章为对象,对近十年来当代文学批评与史料研究状况进行基于数据的考察。事实表明,不但批评所注重的诗学元素进入了史料研究,而且史料研究所推崇的史学蕴涵也浸渗到批评肌里,它已逐渐形成了“史料化批评”与“批评化史料”交融及其实践的两条主要路径。
  •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专题
  •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专题
    顾明栋
    2019, 39(6):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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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学传统的核心是什么?答案似乎离不开“道”与“文”。这两个范畴的关系究竟如何?主流的回答也许是“文以载道”。然而,这一观点严格说来尚不是真正的美学思想,因为该观点将“文”予以工具化,遮蔽了“文”与“道”的内在美学联系。更有说服力的也许是刘勰提出的、但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道之文”。弄清楚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逻辑,也许能够准确把握中国美学传统的核心思想。“道之文”是什么样的“文”呢?从历史、哲学、美学、符号学等多元视角重估作为艺术哲学的“文”论的意义,审视“文”之起源及其与中国美学的关系,探讨“文”与“道”之内在联系,可以对两者的本质与功能进行重新解释和概念化,得出“道之文”是“文”“道”一体的内在超验和人化自然,既是经验的能指,又是超验的所指。两者的相互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赋予了华夏文艺不同于其他文化传统的独特之处。
  •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专题
    张志全
    2019, 39(6):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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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连赛戏在明清以来成为酬神赛会的主要展演形态。就叙事功能而言,目连赛戏的仪式可分为导入(出)性仪式、情节性仪式、干预性仪式三类。仪式的渗透,为目连赛会建构了独特的仪式空间:祭祀圈与仪式展演场形塑的地理空间、人生礼仪与节序礼仪形成的生命空间、人神交互的宇宙空间,从而将仪式整体从阶段性过渡升华为生命历程的涅槃,这是目连赛戏带给庶民社会的深层次内涵。“扮下台”是目连赛戏中的创造性展演,借助西方现代戏剧理论的“他者”视野,可以发现目连戏的“扮下台”展演不仅仅是迎合观众的闹热性呈现,而是一种配合人神交互的展演仪式,是基于宗教迷狂的生命意义表征。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张英进
    2019, 39(6): 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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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海报旨在引起共众观看电影的欲望,但其图文的暗示经常超越意在的意识形态或主题信息。构图、明星与视觉指涉(如时装和其他互文)中的多余信息让电影海报成为变异的对位文本,因为海报催生了多层意义流通的一个动态机制,其媒介跨越多种艺术媒体和类型(如绘画、书法、摄影、设计、文学、戏剧和音乐)。电影海报因此介入媒体间性或跨媒体性,不可避免地指涉某种身外之物,某种隐蔽、变异或另类之物,某种与时空措置之物。本文以方保罗的《银光:1920-1970香港电影图说历史》(香港三联,1997年)为例,论证电影海报乃是华语电影史学领域中尚待开发的档案。方保罗的图说历史尝试了研究香港电影史的另类途径,其中对断裂、碎片、并置和差异的强调与后现代文学史类似。本文继而分析20世纪50-70年代香港、台湾和内地的华语电影海报,以论证电影海报乃是华语电影史与视觉文化中一种变异、另类的档案,期待一种猜测性阅读,以建构开放、多元的视觉意义体系。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张闳
    2019, 39(6):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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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祝福》中的“鲁镇世界”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围绕着乡绅鲁四老爷的“卡里斯玛”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叙事人“我”和祥林嫂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主流社会的“零余者”。他们二人的相遇,构成了一场严重的精神事件。祥林嫂提出的关乎“灵魂有无”和“地狱有无”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精神拷问,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我”的内在焦虑的投射。“我”与祥林嫂互为“镜像”,突显的是现代知识理性在灵魂处境问题上的困惑和无力。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孙惠柱
    2019, 39(6):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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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天性”看似西方观念,其实斯坦尼等主流大师从未提倡,是国人误读外教后自造的伪进口标签。只做短期工作坊的外教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语言不通,常撇开剧本专教碎片化肢体游戏,被误当成主流。西方的营销套路“做自己”也被误以为表演的真谛,还被夸大为“解放天性”。好的表演训练培养演员的第二天性,绝非放纵原生的天性。60多年来西方学者为求新发论文,常贬剧本崇表导演,中国学者又多与表导演脱节,导致此领域外智引进中的诸多问题,亟需得到认真反思。
  •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魏策策
    2019, 39(6):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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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乡土文学”因其现代意识而与世界文学时刻处在互动之中,也与中国文化、社会、历史深具精神关联,是感知现代中国文学之中国-世界、传统-现代丰富性的最好入口,也是研究现当代中国本土文学一个极佳的样本,提供给我们以中国文学在本土-民族-世界的维度中如何继承开拓的可贵经验,是探究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有效维度。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乡土文学”的内部研究,忽略了“乡土文学”早期的理论建构特点及这一概念产生的社会土壤、历史语境和文化动因。本文从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地域文化等角度综合考察“乡土文学”的缘起及其为何被命名为“乡土文学”,探讨“乡土文学”发展中的“中国经验”,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中窥探其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丰富联系。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郭英德
    2019, 39(6):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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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三家”说本于清康熙间宋荦等《国朝三家文钞》的编纂和流传。推究其因,“三家”并称原本出于宋荦一己之私意,但却得到时人附和,认为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堪称文人典范,表征“布衣”精神,适足以“齐名”。《国朝三家文钞》着力揭橥古文的文化渊源和文体精神,表现出康熙年间文坛为古文定界、塑形和示范的自觉和努力。该选本冠以“国朝”之名,并以“三家”之文标示清初“风气还淳”的趋向,标志着朝廷与民间共同认可的古文形态的确立,展现出清朝独特的文治气象。“国朝三家”并非历史事实,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不足以概括清初古文、乃至散文的历史状貌。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刘青海
    2019, 39(6): 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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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诗歌本质的理论表述,在唐以前主要有言志和缘情两种观点。唐人对言志说和缘情说都有所传承,也有发展,并且在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也不同。虽然太宗本人曾多次赋诗言志并令臣下属和,但太宗朝普遍是传述缘情说的。高宗武后时期,朝中君臣以传述缘情说为主,而骆宾王、王勃则兼叙缘情与言志说,且有提倡言志之意。陈子昂以复古为旗帜,标举言志,并且通过宴集唱和来加以传播,造成影响。盛唐诗人的诗歌本体论以言志说为主,每每形之于诗,朝野皆然。玄宗君臣以诗言志的唱和之举兼有诗教的目的。李杜诗篇,各种题材都普遍带有以诗言志的特点。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张昌红
    2019, 39(6): 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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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胎换骨”是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命题,然而在传播过程中,接受者对其概念表达、内在涵义、诗学价值等产生了一些误解。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夺胎法”的核心内涵是“规模其意”而非“窥入其意”。第二,“夺胎法”被误称为“脱胎法”,虽一字之差,但含义迥别。第三,“夺胎”、“换骨”是两种诗法,二者在内容上是递进关系,被合称为“夺胎换骨”多数情况下是称呼者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第四,“夺胎换骨”既非彻底的剽窃,亦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一种高明的模仿。第五,“夺胎换骨”并不是学习诗歌创作的终极之路,而只是一种初步技巧。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陈刚
    2019, 39(6): 1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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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中出奇”是晚明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观念,它首先由李贽在思想领域中提出,随后又在小说、戏曲等领域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本文首先对这一观念在晚明的发展历史加以梳理,其次从思想、党争以及小说戏曲观念这三个角度对“常中出奇”的形成原因加以解释,由此还原这一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深挖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张红波
    2019, 39(6): 1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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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现存已见民国时期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可以看出,《儒林外史》《老残游记》《水浒传》等属于古代小说中入选次数较多的作品。《儒林外史》入选次数最多,既与“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也与《儒林外史》适合青少年学生阅读有关。《王冕的少年时代》作为入选次数最多的故事单元,即是这种背景下的结果。国文教科书主要从主题、语言、时代等角度对入选作品进行编排。从民国时期开始,在文学史、语文教科书中,《儒林外史》的节录文字从多元化逐渐走向趋同化,这种选择与时代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取舍密不可分。
  • 法国理论研究专题
  • 法国理论研究专题
    万书元
    2019, 39(6): 12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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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霍尔是鲍德里亚最欣赏的当代艺术家。在鲍德里亚眼里,沃霍尔绝对是一位承前启后、开创艺术新时代的伟人:他不仅是商品拜物教的创立者,也是艺术现代性的奠基者;他不仅推动了当代艺术从抽象主义到具象表现的回归,而且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了艺术的“现成品”化和审美的日常化;他在取消原作和复制的差异性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艺术创作的思维和审美走向。沃霍尔善于从无意义创造意义,从庸常中创造奇崛,从平淡中创造“灿烂”。但是,作为一架他所自况的机器,沃霍尔并不想书写当代艺术的传奇,相反,他只想隐身于机器之中,以技术的、中立的、超脱的方式,来表现乏味而庸常的生活戏剧。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沃霍尔和他的同道们把艺术变成了真正的流行艺术。
  • 法国理论研究专题
    汪雨申
    2019, 39(6): 14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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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迪欧提出的“非美学”概念中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将艺术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与哲学相对的一种独立的真理程序。诗歌曾经一度被柏拉图所摒弃,原因就在于它源自模仿的模仿,无助于理想之国的建立。然而在巴迪欧的思考中,通过“非美学”视角,重新为诗歌正名。巴迪欧通过对马拉美、策兰等人的诗歌进行研究,发现了“诗歌”与“数学”完全可以对立共存。现代诗歌是可以作为一个思想的形式来认证自身,它作为思想的任务,不是一个在语言的肉身上的奉献的思想的有效存在,它是一套运作的方法,因此这个思想可以去思考它自身中蕴含的真理。诗歌的本质就是一次事件,是一个蕴含真理的集合。当诗人创作诗歌被读者进入后,三者构成了一个趋近于呈现真理的集合,诗人的灵感化作字母符号,为读者进入后可能的真理呈现创造了条件,读者必须进入诗歌内部才有可能触碰到真理。当这一切瞬时发生时,诗歌作为一个事件,自然的拥有了呈现真理的可能性。
  • 法国理论研究专题
    张黎
    2019, 39(6): 15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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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能技术逐渐渗透到媒介社会每个毛孔的今天,“未来学”成为各个学科的显学之一。结合法国哲学家朗西埃的美学政治理论,论述思辨设计如何以虚构的方式对观众的可感性进行分配并制造出歧感,从而保留进一步想象与反思的空间,维持其作为未来诗学的活性。作为当今最具批判性的跨媒体实践,思辨设计以“如果……会……”的思想实验,凭借物理道具及其虚构美学,对新兴技术的副作用进行谨慎推论,从而使人们跳出“以消费为元逻辑的脚本”,化被动消费者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从西蒙的广义设计学来看,所有设计本质上都带有乌托邦属性,因为它总是以未来为参照致力于改造当下。思辨设计以未来为现在赋形,以平行世界反身观望现实世界,在技术乐观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冷静地反思技术的盲点。本着“智识平等”的观念,思辨设计只问不答,将决断的权力与行动的可能留给观众,思辨设计的虚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美学政治与未来诗学这两个方面。
  • 法国理论研究专题
    郑海婷
    2019, 39(6): 16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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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西埃用感性分配理论改造“文学性”这一术语,把“文学性”置于政治和文学联系的中心,将其定义为沉默文字的可用性或词语的过度。沉默文字不受控制的四处游历扩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也扰乱了文学的边界,这是文学性的民主政治,也是民主文学性的悖论。文学采取各种自我取消的方式对文学性的民主予以压制,这种博弈使得民主文学性的悖论成为文学的生产性矛盾,同时也使美学体制下的文学呈现为书写的不规则形态。文学向无限的可能性敞开,实现了再现诗学的规范言语与不合规的沉默言语之间不可能的调和。

  • 法国理论研究专题
    赵佳
    2019, 39(6): 16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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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洛克反讽”由罗兰·巴特提出,代表了语言的转向。它从表现外部世界转而揭示语言所指之间的关系,它是语言对语言的质问。以法国“游戏小说”派为代表的当代文学凝聚了“巴洛克反讽”的特征,在语义、句法、词法和戏仿几个方面均有所表现。“巴洛克反讽”是一门反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不再关心语言是否能够传达稳定的意义,甚至以消解任何意义为乐趣。它是一门反理性的语言,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各相并立,融汇交通的文本世界中。它同时又是不及物的语言,只关注自身,将语言的物质性作为此在唯一的实在。
  • 西方文论研究
  • 西方文论研究
    刘彦顺
    2019, 39(6): 17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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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詹姆斯对原发实践活动的完整把握是其实用主义美学思想的根基,他还尤为擅长描述与分析主客不分离领域之中的审美现象。他既强调审美生活受意义寻求驱动而具有的当下即席兴发的时机化特性,着重分析其原生、偶在却必然的鲜活状态;又创造性地从意识流或时间意识构成的角度,探究了审美生活流畅地兴发的域状特性。他认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会把艺术作品或其空间构成称为整体性的。詹姆斯的审美时间哲学在同时确保审美生活的原发性状态及艺术作品空间构成的完整性上,提供了一个描述审美生活的“时-空语法”的卓著范例。当然,詹姆斯的这一观念还只是潜隐的、不自觉的、零散的,本文对此也多有阐发、修正与补充。
  • 西方文论研究
    王云
    2019, 39(6): 18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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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小说和电影等故事性(演故事和说故事)艺术只要呈现社会生活的图景,就不免要描述发生于人群之间的善恶行为及其冲突。在历时两千多年的世界艺术史上,数不胜数的戏剧、小说和电影以(比较)正确的道德态度和立场描述了善恶行为和善恶冲突,显见艺术正义是故事性艺术的永恒主题。依此推理,艺术正义应该是故事性艺术研究中的永恒话题,艺术正义学说也应该成为相当成熟的理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时下研究艺术正义的著述几乎都出自“法律与文学”的学者而非文学或其他艺术的学者之手;由于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艺术正义的类型结构、生成原因、社会效应以及研究艺术正义的方法论等缺乏深入探究,因而对艺术正义的认知始终模糊不清,最终导致了艺术正义学说始终处在半生不熟的状态之中。本文试图破解艺术正义的类型结构问题,以期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推动艺术正义研究的进展。
  • 西方文论研究
    范昀
    2019, 39(6): 19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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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理论”冲击与“批判”影响,当代文学研究陷入困境。在“后批判”浮出水面的背景下,重新全面审视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的文学伦理学极有必要。布斯对文学伦理内涵的重构、文学友情的呼唤、修辞伦理的阐发以及共导理念的公共性发掘,对于当代文学研究重塑人文品格,回归伦理与生活,具有极强的启示价值。
  • 西方文论研究
    林云柯
    2019, 39(6): 2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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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将日常语言哲学,尤其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运用于文艺作品阐释的先驱,斯坦利·卡维尔深入分析了后期维氏关于“他者心灵”及“私人语言”的论述,指出一种真正的日常语言思维即是对于“实证性”迷思所带来的怀疑主义的诱惑。在对于莎剧《科利奥兰纳斯》的解读中,卡维尔通过对于“食欲”这一政治有机体隐喻的剖析,呈现了维氏的相关批判何以是通过一种“戏剧化”行为展现的。以日常语言思维探究戏剧的本体论机制,同时即是在履行维氏所说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