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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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

钱志熙

2017, 37(5):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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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应当从这一性质来认识其重要意义。文章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成熟、古代政教制度建立、伦理体系的确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诗歌本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论文认为“诗言”作为一种古老的经典理论，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赋诗行为所继承，并被诸子论诗所引述与发展。在与其他经典并存的体系中，“志”成为《诗》的经典属性。论文还对由“诗言志”到《周礼·春官》的六种“乐语”“六诗”、《毛诗大序》的“六义”这一对“言志”方法的展开历史做了探讨，并指出了《乐记》对“诗言志”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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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清代江南士林的文字缘及其文字力量崇拜

罗时进

2017, 37(5):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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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士林的文字缘可以从文字饮、文字业、文字功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三个方面体现了文人以文字为媒、以文字为事、以文字为器的总体状况，也表现出他们对“文字——文学”所具有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功能、社会作用的体认。文字缘现象不是清代，也不是江南所独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代各地文人群体的共相，但清代社会与历史的复杂性，江南文人群体的聚集度，使得这种对“文字——文学”的偏好演化为一种文化崇拜的心理。尤其在社会大变局中，相对于物质的力量，他们似乎更相信文字凿破天地、创化世界的伟力。文字缘与文字崇拜，体现了江南文人对本土文化符号的审美体验和价值发现，显示出对文学话语场域的扩大和对道义目的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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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晚唐五代诗格的“儒者”品格及其对比兴笺诗体系的拓变与近体诗学

仲瑶

2017, 37(5):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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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诗格的大量出现是“儒者”主体意识与诗风极盛背景相结合之产物。与以科举为导向的经学教育相交织，诗成为孤寒沉沦之士修身立心之要途。作为诗歌创作形态的“苦吟”也因此被赋予了彰显儒者之心的深意，形成了风骚雅正的基本诗学思想。同时，又将以《毛诗正义》为核心的“比兴”“讽刺”理论加以拓变，形成“物象比”“内外意”等新批评概念，对晚唐诗的重立“意”以及隐喻化和象征性思维也有深刻影响。进而，又从“诗道”与“格调”两大层面提升了近体的诗学、诗史地位，其在唐诗学形成中的独特价值不容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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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复古倾向——以《牡丹亭》为例

盛志梅

2017, 37(5):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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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界在研究汤显祖的思想时，多认为他的“至情论”核心是“以情抗理”，“有情人”杜丽娘就是他的代言人。在《牡丹亭》中，生前的杜丽娘固然可以视之为觉醒的青春形象（这些性格因素恰是作者继承素材而来的），但她的回生之路却是一步步走向传统，回归礼教。杜丽娘由人而鬼，再由鬼而人，始于情，终于礼，最后重新融入到了现实秩序之中。可以说，杜丽娘的形象内涵虽然有心学挑战传统礼教的激进因素，但更多的体现了作者“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的追求与倡导礼乐教化的苦心，这恰恰体现了他对心学的回拨态度，其复古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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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明清之际的比兴诗学——以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四家为例

黄卓颖

2017, 37(5): 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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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清初的江南诗坛上，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等人由于不满意前代七子诗学与竟陵派诗学师古与师心的偏颇，通过一系列诗学批评和反思之后，开始以“学古人用心之路”为号召，以比兴思维为理论核心，在调和与平衡师古与师心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比兴诗学。这套诗学，以追求结构的多重性、审美的内向性、格调的正统性以及诠释的比附性为典型特征。经由诗学争鸣与师友传播等途径，迅速影响清初的诗坛，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诗学批评中有关政教美刺精神、唐宋诗优劣、李商隐诗学地位的重新界定以及诗重比兴等重要问题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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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金元叙事散曲与早期杂剧剧本的编写形态——以散曲的叙事主人公与杂剧的主唱人比较为中心

徐大军

2017, 37(5): 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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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主人公”的设置是金元叙事散曲的曲文叙事体制的本质性、核心性要素，它需要在故事情境中设置一个第一人称身份的叙述人，并以其视角、立场来叙述故事的发展进程。比较而言，元杂剧曲词则由“主唱人”（正末或正旦）来负责表述，“主唱人”以第一人称身份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而做代言体的曲唱，他既是杂剧曲词的叙述人，也是杂剧故事的主人公，故而是杂剧曲词的“叙事主人公”。叙事散曲和杂剧曲词都需要作者在一个故事情境中、以叙事主人公的立场来拟编叙事性质的曲词，二者在叙事体制上并无本质的割裂，只是杂剧曲词被纳入到脚色扮演体制中来使用了。叙事散曲、杂剧曲词的这种文本属性和编写情况提示我们，金元杂剧的早期剧本，当是与组套体叙事散曲相类的文本形态，它承自宋代就已出现的书面编写的“杂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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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朱译黑格尔美学与现代中国文艺学建设

李咏吟

2017, 37(5):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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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译黑格尔《美学》是影响巨大的经典美学著作，它对现代中国文艺学形成了持久性影响。现代中国文艺学的若干重大理论主题，皆植根于朱译本的自由想象与批判性重建，但是，在对朱译本的异质性理解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黑格尔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因此，在朱译本与德文本的比照中重新理解黑格尔美学，这将极大地推进现代中国文艺学的理论建设，从而赋予黑格尔美学以新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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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紧迫性幻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近30年中国大陆之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周志强

2017, 37(5):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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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大陆文化研究通过引入西方理论、讨论中国问题，与国际文化研究学界的积极对话，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理论特色和问题框架。大陆的文化研究始于一种社会批判意识，进而激活反权威的冲动，最终提供一种紧迫性行动的幻觉。今天，文化研究已经到了必须告别上个世纪50年代的知识范式的时刻，进而开拓新的批判意识基础之上的急迫行动的理论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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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去魅：文化记忆幻象中的顾城与海子

鄢冬

2017, 37(5): 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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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顾城与海子已经演变为当代记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两者都具有一些记忆的共同点，持续地影响着后来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没有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中被遗忘。然而他们身处文化记忆幻象中，并逐步成为新诗消费化、娱乐化的表征。同时，由于这种被杨·阿斯曼称之为“凝聚性结构”的象征体系的形成，使得两者诗文本与文本之外的因素混杂在一起，从而难以分辨，影响了大众的判断和接受。假象的被接受不等同于深层认同。顾城与海子所形成的“凝聚性结构”亟需被整理并突破，从而赢得一种精确的阐释。从诗歌文本的有意抬高到日常生活的神化，文学与日常生活经验互相渗透，诗人形象被不断演绎。以文化记忆为视角切入两人文化记忆共同点的内部从而“去魅”，有利于读者对于两人的认识回归到诗歌本体层面，从而真正让海子和顾城回归到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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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总体”与“断裂”:构筑“可经验”的世界——文学经验生成的外部语境与内在契机

王岩

2017, 37(5): 1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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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文学经验在近十年来的文艺理论界再次成为关注热点，但时下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是含混、随意的。西方现代经验理论为文学经验提供了入思之基。文学经验就是在话语编织的虚构世界中，对人的经验的审美呈现，而人的经验诞生于感性和虚构两种力量的碰撞、融合。世界的可经验性是文学经验生成的外部语境，它需要文化记忆为其提供“先验”预设和“历史的经验总体”。如此，作家方能获得感受、想象和叙述世界的能力；断裂的眼光则是内在契机，它瞩目于人“感觉结构”的断裂处。这里，固化的感性因子在断裂力量的撕扯下喷薄而出，成为凝集文学经验的内核。而对“感性契机”的捕捉，则是从庸常世界向经验世界过渡的临界点。从美学角度对文学经验本体的研究，对于突破文学理论的“不接地”困境，化解文学创作的诸种危机，意义尤显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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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与翻译——以徐志摩为例

陈历明

2017, 37(5): 11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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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1959年）——文发表以来，海内外学界就不乏对影响研究（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误释。就中国现代诗歌而言，避谈影响及其转化便无法厘清其逻辑生成机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徐志摩的诗歌写作与翻译的内在联系，管窥中国现代诗歌的生成，阐明现代诗人将“影响之焦虑”化为革新之动力，通过自己多方位的创作与翻译，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等方面创造性地转化了西方诗体，不仅使现代（白话）新诗收获了文体的繁荣，也极大扭转了新诗的非诗化发展趋势，找回了它应有的艺术气质。诗人以其独特的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对此给出了足堪垂范后人的答案，尽管仍未完全成熟。对于郭沫若、闻一多、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翻译家亦当如是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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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平权与认同：重思“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

刘春

2017, 37(5): 13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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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紧张，这一系列议题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核心冲突。本文从视觉认同的角度出发，回到全球化之前的“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新的阐释框架，即将1950年代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等政策理解为社会主义平权运动——和今天族群研究所依赖的美国平权运动相对照——的一部分，在平权的视野中理解并整合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在此基础上论文将结合部分代表性影片，在理论层面而不仅仅是电影批评层面讨论“人民主权”的逻辑所形塑的“人民”这一“普遍身份”如何超克具体的族裔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回应对于这类电影“汉族中心主义”的批评。本文想尝试指出，“人民主权”同样构建了一种“普遍人性”，“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提醒我们不要固守于“特殊性”来理解民族电影，而是要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依赖于普遍的平权与普遍的参与，而电影永远是这场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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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批判理论研究

批判理论的符号学拓展——鲍德里亚学术研究中的符号学方法

杨建刚

2017, 37(5): 1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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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家。虽然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符号学是贯穿始终的方法论。正是符号学方法的运用使其学术生涯呈现出断裂与联系的内在张力。通过将符号学引入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时尚和艺术品拍卖及其体现出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进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此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正是将符号学方法推向深入，促使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原则，并在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艺术和传媒等文化景观的批判中发展出了拟像、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等学说，并以此把海湾战争作为一种媒介事件展开批判，从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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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批判理论研究

重返葛兰西：文化政治的理论溯源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李艳丰

2017, 37(5): 15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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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话语转型，即从强调经济基础、物质结构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转向强调上层建筑和文化意识形态，从阶级政治转向文化政治，形成了以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为主导的文化政治话语形态。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源自葛兰西。葛兰西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思考，对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等问题的创造性阐释，直接影响了后葛兰西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本文在分析葛兰西文化与政治理论的基础上，从文化政治的语义内涵、理论方法与价值维度三个层面进一步思考西方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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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批判理论研究

全球化时代审美解放话语的重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的三重论域

文苑仲

2017, 37(5): 16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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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并不是一种“纯”美学，毋宁是一种“政治美学”，或者说是一种解放政治的审美话语，其根本目标是实现阿尔都塞所说的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的阶级人向自由主体的转变。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卢卡奇、阿多诺等人奠基的政治美学传统的同时，直面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和文化的转向，探索审美解放话语的重建：通过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重构对现实和历史的认知，唤醒一度沉寂的乌托邦冲动，奠定政治美学的历史基础；通过论证审美意识形态对身体的塑造和非物质性劳动对劳动者的影响，将身体空间和劳动过程作为政治美学的两大斗争领域；通过对政治和美学内在关联与差异的思考，肯定审美过程之中蕴含的实践力量，对政治美学可能采取的斗争方式进行了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在这三重论域的展开最终是为了超越全球资本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对于当今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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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批判理论研究

停留在表面：齐泽克的屏幕理论

尉光吉

2017, 37(5): 17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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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拉康的“屏幕-图像”概念，从齐泽克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阐释，尤其是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试着在图像的层面上，对真实/实在界的视觉建构方式进行一次解读，并表明不可见性并非表象背后隐藏的神秘之物，而恰恰是真实“停留在表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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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重新包装：徐克《智取威虎山》中的政治与商业

韩莉

2017, 37(5): 1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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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2014年的剧情动作片《智取威虎山》是一个研读文革作品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新浮现，以及该重现与爆发式发展的大陆电影工业之间互动的独特文本。首先考查近年来国家关于电影在文化产业中战略位置的政治话语。通过将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文本在国家不断更新的宣传策略和实践中观看，讨论这部作品是如何参与了千禧后文化产业对红色资源和“主旋律”因素多样应用。其次，本文细读徐克电影对于样板戏文本在除“商业美化”之外的意识形态和美学改造。通过讨论电影中两位主人公Jimmy和杨子荣的人物塑造，以探讨该电影文本中潜藏的一项矛盾——一方面，电影所传达的意识价值和国家“回归”革命传统号召产生“共谋”，另一方面，此“共谋”又被电影中革命叙述和其他文本传统的杂糅所消解。作为一部在新千年由文革样板戏重新包装成的“准主旋律电影”，徐克的商业大片不仅提供了一扇观察政治和商业如何与急剧变化中的大陆电影产业互动的窗口，也愈加凸显了香港导演在回归后“大陆-香港”电影产业此消彼长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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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诱惑：从“美学阶段”到后现代镜像——论鲍德里亚对克尔凯郭尔的解读

尚景建

2017, 37(5): 1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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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诱惑》中，鲍德里亚对克尔凯郭尔的诱惑观念进行了解读。克尔凯郭尔将诱惑视为“美学阶段”男性对女性的引诱行为，分为唐璜的肉体诱惑与约翰尼斯的精神诱惑，同时也是苏格拉底“助产术”和耶稣布道中的精神诱导。鲍德里亚更加关注女性的诱惑本质，他将女性的诱惑视为游戏，以其表面性和无意义性消解两性、权力、生产中的等级模式。他认为约翰尼斯的男性诱惑虽然是一种人为策略，却是自然“女性诱惑者”的“镜像”，更能体现女性诱惑的强大。他的诱惑概念沿袭了克尔凯郭尔对理性的反思，同时也凸显了诱惑在后现代的消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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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速度义肢”“消失的美学”和“知觉后勤学”——保罗·维利里奥的电影论述

郑兴

2017, 37(5):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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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散见于保罗·维利里奥各著作中关于电影的论述，本文将对他的电影论述给予一个综合性的图绘，并揭示其内在逻辑。维利里奥的电影论述建立在其自身的“竞速学”思想背景之上，他指出，电影是一种速度的“义肢”，拟构出一种儿童独有的知觉经验，并使其得以在成人身上复现。在此语境下，一种与现代艺术和媒体相关的新美学浮现出来，这被维利里奥称为“消失的美学”。新的美学全方位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知觉体验，最典型的演绎即呈现于现代战场之上，维利里奥又将其命名为“知觉后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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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

艺术跨界：美学的危机或生机——以朗西埃对利奥塔的批判为中心

张昊臣

2017, 37(5): 20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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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审美自律与社会批判互构的乌托邦传统，不少西方学者对艺术跨界持批评态度，对艺术跨界背景下的美学走向持悲观态度。朗西埃通过反思利奥塔及其所代表的整个后现代“伦理转向”，试图激活跨界艺术的政治潜力以重建美学的批判向度。然而，由于对“不可呈现者”与“不可再现者”的混淆，朗西埃没有同情地理解利奥塔崇高美学所打开的感性学指向，其审美政治路线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朗西埃“利奥塔批判”所呈显的洞见与偏失，不仅有助于重审美学与艺术跨界的关系，亦有助于反省审美批判本身的合理性与适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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