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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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

南帆

2017, 37(3):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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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这是文化与民族性关系问题的一个局部。涉及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现代性话语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以建构的眼光看待“本土”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等，必须逐一考察才能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引进各种西方的文学理论必须遵循一个重要原则：这些理论的意义是再现和阐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而不是将“中国经验”剪辑为迎合西方理论预设的例证。“中国经验”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中心词和理论场域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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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十七年”时期的笔名发表与当代文学批评生态

寇鹏程

2017, 37(3):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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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使用笔名发表作品，一般有这样几种心理机制：一是害怕发表文学作品影响自己真名的名声；二是为了适应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三是与自己特殊的生活经历有关；四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寄托理念与思想情操；五是担心政治迫害；六是担心作品不成熟。中国“十七年”时期使用笔名发表的现象比较突出，显在的心理机制是担心作品不成熟，担心自己没有名声而使用笔名。事实上这里面却有着隐在的深层心理机制：一是“表态笔名”；二是“读者笔名”；三是“棍子笔名”；四是“非主流话语笔名”；五是“身份笔名”。这里面既有“被动笔名”，也有“主动笔名”，这些是特殊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与批评家个体人格多重要素共同组成的一个发表机制，这几种深层的笔名心理机制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生态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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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文化身份认同研究批判——以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为核心

徐诗颖

2017, 37(3):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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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及海外不少学者利用或借鉴“第三空间”理论来探究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产生了均建立在以“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为根基进行论述的“边缘论”“夹缝论”和“北进想像论”三种典型看法。为突破“本土/中国”讨论框架的局限，朱耀伟试图把视野转移到“东西方，本土和全球以至东方主义/后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进行。以上的讨论实际显示出政治因素是长期制约香港文学和中国文学关系讨论的重要原因。他们在阐释理论的过程中均暴露了学术缺陷和意识形态立场，无论在学理还是现实上都无法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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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论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

丁盛

2017, 37(3):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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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在青春版《牡丹亭》与新版《玉簪记》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其目标是“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核心是“古典为体，现代为用”。 “昆曲新美学”主导下的几部作品，体现了很高的制作水准，获得官方与学界盛赞的同时，也引发了戏迷的质疑。本文从白先勇“昆曲新美学”的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着手，结合多方观点分析后认为，“昆曲新美学”是一种创作观念，而不是新的昆曲美学，如果要提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它，可以视为一种舞台美学，不仅适用于昆曲，也适用于其他戏曲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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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诗书画“三绝”的新古典范式——赵孟頫文艺思想的三种面相

张毅

2017, 37(3):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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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元初南北的文艺复古思潮整合为新古典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文艺全才赵孟頫起到了重要的核心作用，他因各种机缘往来于江南与大都，与南北的诗文作家和书画家交流思想、切磋技艺，成为元代诗书画“三绝”的典型。他提出的“古意”说，对“唐法晋韵”的理解，及其具专业水准而形神兼备的“高尚士夫画”，蕴含着崇尚经典、回归自然和守正出新的文艺思想，为元代诗书画三位一体的文艺创作指明发展方向。如果说“古意”说是重人格的儒家传统精神与法度论的结合，为在通晓法度基础上自出新意的书画创作提供门径；那么对“唐法晋韵”的推崇则涵盖诗歌风雅和书画艺术，充分体现了将文化素养、笔墨技巧与境生象外的美感融为一体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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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临川四梦”说的来由与《牡丹亭》的深层意蕴

康保成, 陈燕芳

2017, 37(3): 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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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四梦”说并不符合汤显祖四部传奇的实际，《紫钗记》不能以“梦”来概括。“四梦”说是汤显祖本人受到车任远的四个杂剧（合称“四梦”）以及《金瓶梅词话》中的俗曲“四梦八空”的启发而提出的，明末附和者寥寥，清康熙时才遍布天下。车任远的“四梦”和《金瓶梅》的“四梦八空”都带有浓厚的虚幻和色空色彩。汤显祖的后期传奇亦如此，其中《牡丹亭》的内涵比较隐蔽。作品弘扬的是人的自然本能和宣泄本能的自由，而主要不是歌颂爱情；同时，梦境和现实的巨大落差，杜丽娘“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话语和行为，不仅是对现实的否定，还开启了作者禅悟的初心。这一写法对后来的《长生殿》和《红楼梦》产生了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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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明清小说书名所体现的文学观念

程国赋

2017, 37(3): 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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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书名是我们考察明清小说创作观念的独特视角，本文结合小说文本、序跋、识语、凡例、评点、笔记等文献资料，阐述明清小说书名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具体而言，从小说书名与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真情说等四个方面加以探讨，试图从特定视角探寻明清小说观念的丰富内涵及其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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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吴江派”与“临川派”之构建与检讨——以民国时期戏曲史著为考察对象

程华平

2017, 37(3): 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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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上“吴江派”与“临川派”的命名得以确立，是由民国时期的戏曲史家完成的。由于这些戏曲史家既没有对“流派”概念加以界定，又缺乏流派划分应遵循的共识与准则，各家史著在两派成员的统系归属、成员人数的多寡上各有不同；在阐释两派理论主张时，也存在夸大彼此之间观点对立的现象。民国以来一些戏曲史家之所以不承认临川派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在用现代流派理论来衡量古代文学流派，因而在流派认知上出现了偏误。因此，构建切合古代戏曲发展实际的流派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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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从“诗品”到“曲品”：论吕天成、祁彪佳的曲品批评

汪超

2017, 37(3): 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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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品”作为明代戏曲批评的重要形态，对诗文等品评范式有所移植借鉴，具体为溯源得委的流派意识、品第高下的比较意识、意象譬喻的审美意识。同时，吕天成、祁彪佳结合诗学批评的本色理论，追求“境”“味”的审美趣味，调整“书品”“画品”里“神、妙、能、具”品的设置，实现“曲品”内涵的新变阐述，从而折射出明代戏曲观念的嬗变：从文词格律转向整体审美风格的讨论、“尚法”与“尚意”论争辨析的再现等，体现出“曲品”批评形态的独特价值，以及明代戏曲理论的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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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重拙大”源于书论说——晚清词学转向的文化与文学史背景分析

姜荣刚

2017, 37(3): 9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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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拙大”是晚清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由于一直以来其理论来源不明，导致学界对其阐释存在种种歧误，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通过晚清相关文化变迁的全面考察，大体可以确定此种美学范式直接起源于其时盛行一时的碑学理论，为碑书美学的基本特点。由于晚清词的发展面临与书法类似的问题，词论家因此将其引入词学，属于典型的类比批评。厘清了“重拙大”的直接理论来源，便可循此对其内涵进行较为准确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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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批评

朝鲜日治时期“日本”文学的发明：殖民条件下文学活动何以无耻

三元芳秋

2017, 37(3): 10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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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基于2017年3月17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讲座第338期的演讲，着重探讨朝鲜日治时期英国文学与批评著名学者、“亲日”知识分子崔载瑞“无耻”的文学行为。崔载瑞鼓动朝鲜作家用日文写作，以推动日本的“民族文学”。本文主旨并不在贬斥崔氏之叛徒行为，而是要解决他的关于殖民条件下的文学活动的理论迷茫所引出的后殖民时代的问题域，同时，分析其全球主义的、强调秩序的理论如何在逻辑上得出这一错误结论：反抗帝国秩序只会徒劳无功，而朝日融合则能提供殖民文学生存甚至繁荣的土壤。崔载瑞援引苏格兰之例以及T.S.艾略特的“传统”说以从理论上为其“知识分子合作说”辩护，对此，本文在分析过程中特别关注。崔载瑞虽然是个案，但亦具代表性，他诠释了在殖民条件下（推而广之即现代性）知识分子在其公共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境。最后，论文简要呈现了作者对与帝国/现代性密切相关的“羞于为人”与莱维的“灰色地带”概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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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批评

论多勒泽尔的文学虚构与可能世界理论

张瑜

2017, 37(3): 1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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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米尔·多勒泽尔是英语世界文学虚构与可能世界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运用可能世界框架取代传统的虚构研究的单一世界框架，认为文学虚构世界是一种特殊的可能世界，为叙事学和虚构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异宇宙：虚构与可能世界》一书中，他集中阐释了由文学文本建构投射的虚构世界和影响虚构世界建构效果的话语方式。本文全面评述了多勒泽尔的可能世界理论体系，认为对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视点和文学性质理解上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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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批评

诗人天职与生态伦理——海德格尔《诗人何为》重读

赵奎英

2017, 37(3): 1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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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虽然经常被人提起和套用，但这一追问本身的意义仍需进一步探讨。“诗人何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技术时代的暗夜诗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的“自然”也是存在，是存在者整体，它可以显现为物，并以语言作为存在的区域。在海德格尔看来，人随制造意愿而行的冒险，使人站立在世界的对立面，把物，把自然，把存在者整体，以至把人，都视作对象加以算计和制造，以致物面临着消逝，存在者整体缩小，天地万物共同的原始自然基础被破坏，不仅物而且人神的存在都趋于一种“不在家”状态。这时诗人的天职正在于反思人的制造意图，参与物的拯救，创建存在的“球体”，回归心灵内在空间，通过在语言中的冒险，实现人与天地万物在存在家园中亦即在“完满的自然”中的安居。由于“生态”与“伦理”的原义都是“家”“栖居地”，它关心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问题，诗人的天职也可以说是基于存在之天命，思入澄明之处所，承担原初的生态伦理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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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批评

超越“语-图”之辩——论T. J. 克拉克《瞥见死神》的写作试验

诸葛沂

2017, 37(3): 14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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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图”关系认知是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问题，也是导致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写作分野的界碑之一。一些学者认为，艺术作品可以被化约为语言；另一些则不同意。艺术写作在这种二元论之间振荡，且出现了一些试图超越“语-图”之辩的理论探索。T. J. 克拉克在《瞥见死神：艺术写作的一次试验》中采用了日记体与弱化语言强势的表达，记录了自己对普桑画作的每日静观和深刻体验，字里行间体现出对绘画之物质性品质的重视。这一写作试验，既实现了“语-图”之争的和解，达到了艺术与语言的共鸣；又从根本上对那种脱离社会现实，忽略图像静观，标榜新颖理论，沦陷于不断膨胀的资本主义总体性及文化工业的“异化”的艺术写作现状，进行了批判，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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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批评

经验主义、感官与美学的现代性——中世纪美学视野下的博克《崇高与美》

陈辰

2017, 37(3): 15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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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对博克的《崇高与美》并不陌生，但是博克美学研究的进展仍不太够，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仅局限于博克对崇高的论述。事实是，博克美学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于对中世纪美学传统的批判之上的，这尤其体现在该书第三卷论美的前半部分中。比例、合适、完满都是中世纪经院美学的核心概念，并作为一份遗产一直留传到博克的时代。博克从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出发，在对象的一面批判了传统认为的美的对象所应具有的质，在主体的一面又批判了传统上认为的领会美所需要的认识能力，并由此建立了基于身体的五种感官之快乐的美学。这种美学与政治和大众有着密切关系，暗含了现代性的特征。Aesthetica，或按照博克所言“品味的逻辑”一名在十八世纪的提出，也许不仅如鲍姆加登所言是为了科学体系的完整，而且有其隐匿的历史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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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与文化研究

殷商乐钟命名·乐悬概念体系·乐钟观念定位——试论青铜乐钟的三个问题

张法

2017, 37(3): 16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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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乐钟无自名，被学界主流命名为铙，也有著名学人命名为庸，从青铜乐器由虞夏时代的铜铃到殷商时代的编铙（庸）到西周以后的编钟来看，铙是从铃的角度去看而得出，庸是从钟的角度看而来出，在铃-铙或庸-钟的演进中，庸更能体现殷商乐钟的本质特性。乐悬概念由簨虡、肆堵、宫-轩-判-特组成，三组概念不但每一后者都可包含前者，而且具有从夏到商到周的时代演进意义。青铜乐钟在最初进入以鼓磬为主体的乐器体系时，被定义为阴阳体系中的阴。随着其入主中心，其性质转为阴阳兼有且阴阳互含而灵活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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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与文化研究

触觉文化还是听觉文化：也谈视觉文化之后

刘连杰

2017, 37(3): 17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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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视觉文化霸权的不断扩张，“视觉文化之后”已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和诠释学转向“倾听”，倡导听觉文化，而以麦克卢汉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则转向“触感”，倡导触觉文化。但用听觉文化来替代视觉文化并未跳出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容易从“专制霸道”的一个极端走向“逆来顺受”的另一个极端。而相比于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触觉文化具有更强的自我反思能力，更不容易形成专制主义，并呼应着当代文化的身体转向，因此有着更为积极的时代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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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与文化研究

艺术的美学体制及其政治维度的构建——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考察

郑海婷

2017, 37(3): 1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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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不满意将艺术变成纯生活和将艺术变成纯艺术的两种现代主义模式，他力图去发现隐藏在这种二元对立中的内在张力，主张艺术应该在这两极的张力空间中自由游戏，把这个张力空间打造成为“无分之分”的歧义剧场。现代主义美学革命的要义就在于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部分也进入文学，诸如不为整体故事服务的细节、不听作者安排的人物，这些不服从的部分以自身的坚硬存在打破了既定的感受性体制，文学的政治于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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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德勒兹与文论

生成、强度与贯通性的沟通：德勒兹与道家思想的跨文化对话

姜丹丹

2017, 37(3): 18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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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侧重研究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1925年—1995年）的哲学著作包括他与精神分析家伽塔里合作的著述中围绕“生成”的问题体现出的悖论性思想，并结合意大利当代哲学家阿甘本对德勒兹哲学的解读，探讨生成与强度、临在性与先验经验、无器官身体与贯通性沟通等问题在德勒兹哲学中的内涵与相互关联，并尝试探索德勒兹的生成思想与中国古代道家经典文本《庄子》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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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德勒兹与文论

思想即是折曲，德勒兹的巴洛克问题

杨凯麟

2017, 37(3): 19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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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勒兹而言，巴洛克的重要性较不是艺术史的，它的重要性在于迫使我们去思考“无穷折曲的可能性”，以折曲来表达无穷宇宙的无穷细节，而且每一构成细节都由生成所说明。巴洛克因此没有本质，只是意图将折曲这种操作功能推到无限的“风格主义”。德勒兹以莱布尼兹的单子作为思考折曲问题的例证，愈想深入思考单子，就愈扩大地思考（单子之外的）宇宙，单子（最小）与宇宙（最大）有一种不可思考的非关系，而且正是在这种非关系中相互定义与相互折曲，二者共构了由“介于二”或双界限的不可能共存所说明的“中域”（milieu）或“共同界限”。透过对折曲的构思，德勒兹同时答覆了“何谓思考？”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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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德勒兹与文论

事件文学理论探微——“理论之后”反思文学研究的重建

尹晶

2017, 37(3): 20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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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理论之后》中对曾盛极一时的各种后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文学理论要重新回归文学本体，要在道德和伦理等宏大问题上进行建构性的反思。本文试图在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伦理学”的基础上，在其理论反思所凸显的“事件”的基础上，将吉尔·德勒兹和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概念结合起来，继续推进伊格尔顿对理论的反思，尝试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事件文学理论。事件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家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通过语言事件表现生命事件，关注的是读者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接受这些生命事件，通过自己的生成让它们颠覆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等。因此可以说，这正是伊格尔顿所期待的“文学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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