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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5-05-25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专题:徐中玉文论研究
会议专辑: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
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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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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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汉字思维与汉字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增值性交集
杨乃乔
2015, 35(3):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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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提出汉字思维与汉字构型呈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具有文化元编码的性质,汉语在书写的形态上是由语素文字构成的符号系统,因此我们可以把由语素文字书写的文学现象定义为汉字文学。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或汉学家如何能够在自己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使自己的思维观念紧贴着由汉字书写与编码的民族文化地面阅读与行走,如何能够准确地走进由汉字思维观念书写与编码的汉字历史和汉字文学中,这是值得反思的。不同的语言必然铸就其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也正是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在跨界中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与汉学研究最为敏感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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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历史的小玩意:民国左翼电影与进化论
安德鲁·琼斯, 王敦, 郑怡人
2015, 35(3):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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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存在着现代中国关于儿童的话语,与政治军事危机、“国货”运动的共生关系。这场集国家生产、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为一体的混合式潮流,制造出以“产品国籍”为特征的一种民族国家发展意识。孙瑜的电影《小玩意》捕捉了这一时刻——工业化生产的国货与作为未来国家主人翁的儿童形象,叠加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发展象征。在民族进化的这一残酷设定下,为了实现 “国货”式未来,没有发展“前途”的小生产者如叶大嫂,需要为国家民族献出孩子和自身生存。这部宣传性极强艺术性也极强的电影,在无意间,对这一发展逻辑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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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论当代神话及其存在类型
颜翔林
2015, 35(3):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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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并不因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而终结,它只是改变了与传统神话不同的存在形式,由此合乎历史与逻辑地构成“当代神话”的存在模式。当代社会必然性地存在着神话思维和神话样式,当代神话只不过是当代创造主体依据自我的目的与动机进行精心编造的结果并带有工业社会和文化产业的审美特性。当代神话的主要存在类型为科技神话、国家神话、民族神话、英雄神话、政治神话、消费神话等。当代神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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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王宇, 洪柳
2015, 35(3):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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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主流文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并非单纯的生态伦理所能有效阐释的,而需对其如何获得表述及表述背后复杂的知识背景加以探究。一方面,人视自然为他者,将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心理引渡至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在精神与技术两个层面上上对抗和征服自然;另一方面,自然参与对“祖国”与“人民”两个现代集体主体的构建,自然风景隐喻民族国家的整体形象,并具有建立民族国家普遍认同的功能。总体而言,“十七年”文学缺乏对现代性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并未给自然独立价值留有足够空间,也少有自在、非功利的自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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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乡下人进城”衣食住行日常叙述的差异美学
冯波, 徐德明
2015, 35(3):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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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构成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是生命的基本需求,“行”乃是上述三者的保障。当代中国语境中,乡下人进城后的衣食住行诉求的差异是城乡政治的表现。在“乡下人进城”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的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的叙述遵循的是一种差异美学。向往城里人的“衣”“食”“住”的现代化水平,是多数乡下人进城的行/进目的与动力。乡下人进城 “行路难”,是因为这些目标与原来乡村生活的水平有巨大差异,他们追求生活观念的变化与物质层面的现代性,但是结局或走向绝路,或踏上归途。进城的乡下人和城里人并非服膺于同质的现代性概念。在物质生活层面的进取与奋斗过程中,衣食住行蕴涵了进城的乡下人个体生存与政治制度、道德、文化的不谐与冲突。乡下人为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而希望,在巨大的生存境遇的差异中,他们也在不断反抗自我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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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与“返家”的艰难——以当代中国小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李长中
2015, 35(3):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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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国小民族的生存空间相对狭小,文化承载能力不足,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文化传承载体相对匮乏。故此,他们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其实就构成了一体两面的问题。在现代性进程中他们的空间很容易被外来他者所蚕食。作为外来文化的典型隐喻,外来他者空间及其表征者——“闯入者”的大量涌入,在破坏小民族生存空间的同时,也间接解构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对他者空间的想象是为了建构自我,“何处为家”成为小民族群体的现代性焦虑。当代小民族文学正是在对他者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与“返家”的双重焦虑中,呈现出地方性的审美意蕴与文化精神。在当前中国文学创作越发呈现出“去域化”“文化同质化”趋势语境下,丰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丰富与深度,彰显出中国文学的多元与多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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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论与批评
萌:当代视觉文化中的柔性政治
吴明
2015, 35(3):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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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是近年来中国流行文化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但其语义和使用方法却十分混乱。“萌”从日本传入中国后,突破了动漫亚文化的边界,成为大众传媒中的流行语。“萌”的视觉性使它具有娱乐化、扁平化等后现代特征,“卖萌”的流行加剧了混淆是非、颠倒善恶的危险性。被“卖萌者”建构出来的“萌物”可以对宠爱它的人施以柔性的掌控和系统性的暴力,这使“萌”成为当代极具迷惑性的目光政治。
专题:徐中玉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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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徐中玉文论研究
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文学理论建构
尤西林
2015, 35(3):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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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理论危机主要不在于理论自身的概念或逻辑问题,而根源于文学理论脱离文学经验的结构性危机。理论范畴的中西古今之争意义有限,更根本的出路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融合,以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经验”这一基本结构。文学批评是联接并双向转换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的枢纽,也是评估文学理论危机的基本尺度。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文学理论建构,要求转变理论封闭式再生产、并单向度规训文学批评与文学经验、以之为“例证”的科学演绎逻辑。文学批评也须要改变其前现代教化规训与无理论深度状况,而升格为文学理论实践探索形态。静态的知识体系依托文学批评激活为概念与经验融合的人文学科诠释状态,这不仅是文学理论创新发展的状态,也是符合文学理论特性的研究与教学模式。
会议专辑: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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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辑: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
社会规约:文学的结构性要素
马大康
2015, 35(3):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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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活动中,社会规约是比话语的叙事结构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结构性要素,是文学作品可理解性、可信性、真实性、批判性的根本前提。文学的普遍性就源自社会规约的普遍有效性。社会规约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建构的,它势必打上意识形态烙印,凝结着权力关系。因此,文学最为重要的批判功能就在于揭露隐蔽在社会规约中的权力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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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辑: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
试析清末民初“文学研究法”的架构
陈雪虎
2015, 35(3): 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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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癸卯学制文学立科所制定的“文学研究法”为对象,讨论这一国族制度架构的基本思路及其文教内涵,分析它所可能预留的知识生产和文论形塑的空间。晚清民初对国族学问和大学建制的思路不少,但“文学立科”使传统文化和“中国文辞”得到制度化的存留,相应的知识生产得以生成,相关课程设置和研究要义也影响到20世纪文学学术的基本样态。“文学研究法”课程及其架构作为一种特殊装置,具有学科总论的性质,主要基于传统学术和本土想象,其间充满拟想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但也给后来相关知识的生产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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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辑: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
为胡适增改《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辩护——从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出发
竺洪波
2015, 35(3): 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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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早年增改《西游记》第八十一难,学界一直未有肯定性评价。而从现代文艺学科特别是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的立场来看,胡适的改作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作为文学阅读的“读者反应”,主体能动介入理应得到尊重;改作本身的优劣得失是客观存在,但对其“个性化加工”的评价见仁见智,不宜一概;即使对《西游记》原著有所肢解,但阐释的“误读”中隐含创见,“误解或具创见而引人入胜”,故亦不应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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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辑: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
公共桌子边的文论对话——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12届年会侧记
王一川
2015, 35(3):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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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12届年会的举办,是对创办人徐中玉先生百岁华诞的最好的感恩和祝福。与28年前首届全国高校文艺学研讨会相比,本届年会在地点、时间耗费、学术交流方式、代表年龄、会议目的和对话者年龄等方面有诸多不同特点,但会议方式是理性而和谐的。会议围绕“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主议题而在学术上有多层面开掘——涉及古论今存、他论我用、古论新说、现代新论和新百年话语等方面。期待今后继续探讨两个百年文学理论的跨越及如何以中国精神引领文学理论研究等问题。相信思想的力量在未来公共桌子边的研讨中将继续起到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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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辑: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
反思与展望:如何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百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综述
于阿丽
2015, 35(3):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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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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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现代启示录:本雅明与政治弥赛亚主义的遗产
理查德·沃林
2015, 35(3): 10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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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暴力批判》一文于1921年发表时,几乎无人注意,而在共产国家崩溃后,此文在文化左派支持者中获得了典范性价值。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里达《法律的力量:政治权威的神秘基础》一文全面依赖于它。本雅明早期努力在此文及相关文字中,以“神圣的暴力”为辩护理由,试图再次给政治神学注入活力,可惜后来的种种阐释都忽略了本雅明“神圣的暴力”概念在此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本雅明1921年的文本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政治参照点,这对我们理解当下政治的窘困与混乱有何意义?这其中的许多问题所围绕的是这一心问题:政治神学在当今的后世俗社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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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系统论倾向
郝岚
2015, 35(3): 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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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对“世界文学理论”的探讨普遍带有系统论的倾向,特别是受益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这种研究趋势代表了一种试图同时超越现代与后现代范式的努力:世界文学体系建立在一种可以进行整体性思维的假设上,预示了以比较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后现代的断裂和破碎之后,重构宏观系统化的雄心;但这一倾向对唯一中心的拒绝也让它区别于现代主义的统一性;此外这些理论家的研究起点仍然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病,但是理论未来却为打破世界文学体系的不平等提供了可能。总之,这一倾向呼唤了被后现代的怀疑主义搁置的历史感的觉醒,重续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人文主义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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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论文学物性批评的关联向度
张进
2015, 35(3):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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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批评转向物性问题研究,彰显出文学物性的四个关联向度:文学语言能指的物质性以及文本本身的物质属性;文学语境条件的物质性以及文学与起限制作用的社会世界和事实条件的物质关联;文学感知主体的物质性和审美经验藉以发生的身体的物质性;文学表征对象的物质性以及经验客体和对象世界的物质性。这些批评向度之间策应互动,促发了文学研究焦点从“文本间性”向“事物间性”的转移,以及文学观念从“人性之表征”向“物性之体现”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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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新变与救赎:俄国形式主义文类思想研究
陈军
2015, 35(3): 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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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与“反常化”决定了俄国形式主义产生本身自然具有反古典文类规则的色彩。它经历史性程序诗学的中介实现了与文类范畴的联结。走向文类是其自救的必然之举,而自救对于文类而言不啻于他救。文类作为特征程序系统的聚合,其发展本性体现在“程序翻新”说、“低俗体裁排挤高雅体裁”说、“体裁瓦解”说;因而规范诗学之间不再是传统的矛盾对立关系,而是历史承续关系。文类发展本性、“形式”图腾、“细节印证”导致对于传统“三分法”、古希腊悲剧定义、“三整一律”、喜剧团圆结局、案头曲与场上曲关系、跨文类现象等命题的否定与批评。历史性程序诗学将俄国形式主义定格于现代文类理论发展史开篇首页的重要位置。在文类理论发展史上,它继规范论发展阶段之后,及时中止了虚无论发展阶段,开创了现代文类理论的构成论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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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琴“声”如“诉”——声音与聆听作为一种绘画叙事之可能性
姜宇辉
2015, 35(3): 14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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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绘画图像的研究可以采取两条进路。一条是占据主流的潘诺夫斯基式的图像学的上行进路,将图像引向高阶的意义模式。另一条则是与之相对的下行路线,试图回归图像本身及其变形运动。德勒兹与福西永是后一进路的代表性理论家。而康定斯基所引入的声音隐喻则更为我们切实思索图像运动的潜在动力提供了重要线索。带着这些重要启示,我们将在中国古代的诗意画传统之中,尤其结合经典的莲画作品,进一步展现声音与聆听作为一种潜在的绘画叙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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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论视觉再现与沃尔海姆的观者之看
殷曼楟
2015, 35(3): 15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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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在我国有“再现”与“表征”两种译法,前者基于直接的、直观的而又基础的知觉经验,后者则强调其社会性,意味着对知识体系、社会体制及意义系统的祛魅及解构。本文在此语境下讨论了当代“视觉再现”问题所具有的新意义,即不论是对直观感官经验可能性的讨论,还是对文化体系预先规定视觉经验这一现象的洞察,都渗透进当代对视知觉本身的重新考察之中。该问题由贡布里希提出,并在沃尔海姆侧重于观者之看的视觉再现理论中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这一理论发展不仅是当下视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它也为在后现代语境下反思视觉经验的可交流性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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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后现代视域下的贡布里希艺术理论反思
穆宝清, 邹广胜
2015, 35(3): 16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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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里希艺术批评的基本原则就是创新与传统之间的“中庸之道”的理性原则,艺术批评应该公正地评价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家为创新提供的范例和准则。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语境中某些理论家和批评家则指出,贡布里希过分强调经典,固守传统永恒价值,批判现代艺术,其“中庸之道”已经失衡。因此,审视贡布里希理性原则的现代困境,反思传统思想与现代理念的碰撞与对话是当代艺术研究领域里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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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山水性情:生态艺术的中国符号与表达——古典文论阅读札记
殷国明
2015, 35(3): 1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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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山水性情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的文化标记;其中不仅表现了艺术家的生命意识,而且显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而山水性情作为一种理论范畴的提出及其阐发,则可能在新的语境中发现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使之在跨文化的理论交流和比较中获得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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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兴起的动因及实践
韩伟
2015, 35(3): 18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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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肇始于80年代,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下美学学科化的努力是其兴起的最基本契机,同时,启蒙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寻根思潮,以及若隐若现的权利话语的诉求和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就研究实践而言,对王国维、宗白华的研究形成了最早的研究雏形,并以此为中介,中国古典美学的魅力得以展现,两人的研究方式也构成了后来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潜在模式。对王、宗研究之研究,对后来的古典美学研究有重要开启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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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论乾嘉诗坛的“风趣说”
梁结玲
2015, 35(3): 18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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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社会相对承平,诗坛主将袁枚、赵翼等人推崇诗歌的“风趣”,朝野上下风从影随,“风趣”成为诗坛的风尚,时人多以“风趣”归指袁枚等人的诗学旨趣,将他们归结为流派是后人理论构建的需要,有过度阐释之嫌。从内涵而言,“风趣”是作者在对社会现象的诗性感悟中所体现出来的谐趣,是创作主体的机灵诗才的表现;从外延看,“风趣”是相对于重道德教化的诗论而言,“风趣”虽然不排斥家国情怀,但以日常闲适的机趣为主要倾向。乾嘉诗坛的这股诗潮与通俗文学的涌动、时代学术思潮及诗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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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
马卫中, 李晨
2015, 35(3): 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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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李商隐接受是近代复古诗学的一大方向,也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晚近诗坛的三种接受模式,完成了对李商隐诗歌的全方位、多角度学习。近代社会复杂的风云变幻,诗史观念的介入,是考察李商隐接受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立足点,为探讨学李诸家的异同、得失提供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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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革命与超越:“新小说”的美学新变——以康门激变为线索
朱军
2015, 35(3): 20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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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小说”徘徊于新政制与旧道德之间,一直为史家认为是思想的局限制约了文学的变革。“告别革命”的今天重审之,新旧悖论多源于晚清作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学观照,暗含着对革命超越性的内省。“新小说”中革命的破坏美学经过新儒学的转化,由救亡与破坏的互资利用,转化为救亡与启蒙的相互促进,成为儒家救世美学新的表达。重估“新小说”儒家的、乌托邦式的超克,有助于发掘中国小说美学现代转型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