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BaMoqubumo.The Spirit of the Eagle and Poetry:Studies on Yi's Ancient Poetics.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1.] 曹顺庆王庆:“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文史哲》5(2008):5-12。[Cao,Shunqing,and Wang Qing."The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5(2008):5-12.] 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3(2005):5—10。[Cao,Shunqing."A Stud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under the Hegemony of Triple Discourses."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3(2005):5-10.] 关纪新:“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民族文学研究》8(1986):42—49。[Guan,Jixin."Ethnic Characteristics,Concept of the Time,Artistic Pursuit-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inority Literary Theory."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8(1986):42-49.] 郭绍虞:“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日报》1980年11月5日。[Guo,Shaoyu."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People's Daily,Nov.5,1980.] 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Jin,Binggao.A Study on Changes of the Ethnic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Beijing: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6.] 举奢哲阿买妮:《彝族诗文论》,康健、王子尧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Ju,Shezhe,and AMaini.Yi's Poetry.Trans.Kang,Jian,and Wang Ziyao et al.Guiyang: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8.] 蒋寅:“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文学评论》2(2006):163—66。[Jiang,Yin."Reflection on'Aphasia'."Literary Review 2(2006):163-66.] 祜巴勐:《论傣族诗歌》,岩温扁译。昆明: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Ku,Bameng.On the Dai Poetry.Trans.Yan,Wenbian.Kunming:Chinese Folk Literature Press,1981.]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Liu,Daxian.Modern Chinese LUerature and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 彭书麟:“从整一多元看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独特性”,《民族文学研究》4(2007):68—74。[Peng,Shulin."On the Uniqueness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Studies of Ethnic LUerature 4(2007):68-74.] 彭书麟于乃昌冯育柱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Peng,Shulin,Yu Naichang,and Fen Yuzhu,eds.Theories of LUerature and Art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王红:“论少数民族文论对中国文论现代转化的意义”,《天府新论)4(2007):124—27。[Wang,Hong."On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Literary Theory in the Modem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Tian fu New Idea 4(2007):124-27.] 王佑夫艾光辉:“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997):1—13.[Wang,Youfu,and Ai Cuanghu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4(1997):1-13.]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回顾与前瞻”,《民族文学研究》4(1991):41—45。[——."Review and Prospects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4(1991):41-45.] 王佑夫:“试论古代民族文论多样化存在形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1992):53—58。[Wang,Youfu."On the Diversified Existing Forms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Journal of Central Academy of National Minorities 1(1992):53-58.] 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Yao,Xinyong.Searching;Common Destiny and Collision;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Marginal Culture.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0.]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Ye,Shuxian.Literary Anthropology Tutorial.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0.] (1)或许唯一例外者是艾翔、艾光辉《困境与突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可能性思考》一文,见《民族文学研究》6(2013):18—23。 (2)其实不止是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论都遭遇着同样的境况。 (3)此处所用“连带”一词,不止于其常规含义,而带有“跨民族连带”的意涵。汪荣博士受孙歌先生启发,提出了“跨民族连带”的表述,其内涵所指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国民,尽管各民族民众之间的生活习俗、精神信仰、文化记忆不同,但是在历史发展与地缘交汇中,他们彼此共生、彼此缠绕,产生了根脉相连的家族谱系般的情感羁绊,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正是这种情感、伦理与政治的连带构筑了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来源,而少数民族文学则是表述这种‘连带'的最佳载体”,见《民族文学研究》3(2015):84—95。汪荣的表述,虽有不尽严谨处(比如中国内部的不同民族间,既可能分享共同的信仰,也可能具有共同的文化记忆,至于说“少数民族文学”本身是否是表述这种“连带”的“最佳”载体,都大可商榷),但其对“连带”一词的意涵的扩展,的确有助于更好地概括复杂的中国多民族关系。 (4)参见王佑夫、艾光辉:“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4(1997):1—13。这类回顾与反思工作没有接续,所以只能用十年前的文献。 (5)后文的一些论述,譬如紧接着的一段,将佐证这种分期的合理性,不过即便就是从这种划分本身看,恐怕也未必很恰当。譬如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翻译,在五六十年代就零星存在,七十年代末期也有蒙古族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譬如格日勒图的“关于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及其他”,“内蒙古大学学报”1(1976):62—72;宝音贺希格的“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年代考”,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1978):52—53。至于说规模性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也贯穿于八十年代之后。譬如《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出版于199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则晚至2005年才出版,更不要说其他大量的以族别或地域为集合的文论材料的搜集、整理了。 (6)学界一般都持这种观点,例如前引王佑夫等人的文章,再如贾一心:“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的思考”,《青海师专学报》4(2008):36—39。 (7)这个时期随着几本重要文论选的出版,来自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为其所写序文,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这些序文带有中国传统文论序文特点,观点精辟,直观而印象性,宏观把握,缺乏充分论证。如张文勋:“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序言”,见《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贾芝:“序彝族诗文论”,见举奢哲、阿买妮著:《彝族诗文论》,康健、王子尧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刘立魁:“《论彝族诗歌》序”,见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著:《论彝族诗歌》,王子尧翻译,康健、王冶新、何积金等整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 (8)从中国知网以“少数民族文论”为关键词搜索“少数民族文学”分级下的相关文献,共有60多篇,其中以“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为题的有35篇,还不包括其他以“民族文论”或“少数民族文论”为题,但实际上是做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章。 (9)如李祥林:“多民族视野中的彝族诗学与中国文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13):62—67;李国太:“中国多民族文论研究管窥”,《中外文化与文论》4(2013):27—37;张文娟:“发现与输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1(2009):38—40;王红:“论少数民族文论对中国文论现代转化的意义”,《天府新论》4(2007):124—27等。 (10)就这点而言,再加之他们同时也强调“时代性”,这批作家和批评家也是非常重视向西方、向世界学习的。他们返还民族文化本位冲动,不是出于封闭、传统性的族裔文化民族主义,而主要是针对国内主流汉文化的策略性手段。所以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开放性的,甚至可说是普世性的。现有研究对此注意不够。 (11)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中,茅盾就用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1951年《少数民族文艺论集》出版。1960年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问世前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就已经取代“兄弟民族文学”成为更为普遍的称谓。另外这里所谓的“倒退性”是从少数民族文学演进的角度说的,若从“新时期”当代文艺理论的重启与突破的角度言,返还“十七年”时的话语方式,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理论选择。而其中重返(或说改造性“借用”)新中国初期有关文学的民族性话语就是选择之一(郭绍虞先生那篇文章本身就是证明:“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载于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再如孙耀煜:“简论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文艺理论研究》3(1982):8—15)由此而扩展到少数民族文论的发现也就很自然了。 (12)譬如云南大学于2015、2016年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多民族文学高层论坛”;2015年云南举办的“民族文学繁荣发展与文化多样性高层论坛”。 (13)有关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及多民族文学史讨论的文献,可集中参阅汤晓青主编:《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4)这当然不是说,不同研究领域的打通、交叉,而是说不同领域者之间所出现的某种聚合的倾向,这与八十年代初的情况大不一样。 (15)以彝族为例,自80年代起先后整理翻译出十二篇彝族古代文论著作,先后结集为《彝族诗文论》《论彝族体例》《论彝族诗歌》三本书;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以上三本书的汉文合集《彝族古代文论》;2001年王明贵选本《彝族三段诗研究》(选文篇),在以上各版本的基础上,录选有关三段诗百余首做文选版本;2010年,沙马拉毅主编,王子尧等译的《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收入以上所说十二篇文论。彝族文论研究先后发表论文过百篇,有论文集一部,专著五部,以出版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康健、何积全和王本忠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彝族古代文论研究》(1992年),王明贵的研究专著《彝族三段诗研究》(理论篇)(2001年),此书分为理论与选文两部分。巴莫曲布嫫的《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1996年),王佑夫、艾光辉、李沛合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2004年)第一章,彝族诗歌理论批评。罗曲、曾明、杨甫旺的《彝族文献长诗研究》(2009年),何积全的《彝族古代文论研究》(2012年)。 (16)“跨形态性”这一特质并未被学者们明确提出。但部分研究者已有涉及,如王佑夫、鲜益等认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具有口语诗论与书面诗论两种;傅钱余:“民族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认为跨学科性,开放性的,批判性的,自反性的是民族文学理论的核心理念,《沈阳大学学报》6(2012):114—17。巴莫曲布嫫将彝族古代诗文理论定义为“彝族古代经籍诗学”,它语言载体是古彝语,物质载体是彝文经籍。诗论均是书面形式,与彝族民间口头文论相区别。 (17)参见艾翔、艾光辉:“困境与突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可能性思考”,《民族文学研究》6(2013):18—23。 (18)参见彭书麟等:《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这方面代表性的表现一是“宁愿西化,也不汉化”的态度;另一种是以某些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与西方文学特质的相似,来想象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补救意义。 (20)例如有学者就认为,“西方-中国-少数民族”三重权力递减的结构,就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献沦落(为)现代化、西化文学理论的二流佐证材料”的境况。参见艾翔、艾光辉:“困境与突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可能性思考”,《民族文学研究》6(2013):18—23。 (21)曹顺庆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开篇就预言:“如果说20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碰撞的世纪,那么21世纪或许将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对话、交融的世纪。世界在走向多元化,中国也正在走向世界”,见《东方丛刊》3(1995):213。 (22)比如高迎刚:《‘失语症'论争的回顾与反思—兼论中国当代文论的现实处境与发展策略》一文,几次引述到了陶东风:《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但却把陶文的核心——对曹顺庆思维逻辑的置疑、民族主义倾向的揭示——完全滤去。高文见《文史折》6(2010):111—19;陶文见《云南大学学报》5(2004):60—70,80—96。类似的问题,从一些综述性的文章也不难窥见。比如“1996年以来‘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综述”,《文学评论》2(2003):94—100;“文学理论:现状、前沿与发展—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届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科学战线》6(2010):277—78,等文章,基本不见“后殖民”“民族主义”等指涉。相较而言,王耘:“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的理论表象”涉及稍微多些,但也不过是点到为止,见《学术月刊》7(2005):140—46。 (23)当然很可能也是出于策略,无论当年的张颐武还是后来的曹顺庆,都没有直接提“革命话语”,这样所谓“五四启蒙精英话语”或“五四知识分子话语”就成了20世纪中国“西化”史乃至灾难史的唯一罪人。这种表述与当年“救亡压倒启蒙”说相对照,颇有意味。 (24)对此,姚新勇曾经在好多处都指出过。例如:《悖论的文化—20世纪末叶中国文化热点现象扫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之第三章第三节“虚假的抗争与虚脱的自我言说:中国后现代”;“第三世界文学”:‘寓言'抑或‘讽喻'——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中国错译及其影响”,见《南方文坛》6(2013):49—54。 (25)仅以《敕勒歌》及其所谓译者的族裔归属来说,就可以看出曹先生论证之牵强。查下史料,《敕勒歌》族裔归属就比较复杂,其最早或许应该归于敕勒族,而该部族后来融于鲜卑,如果按照曹先生的逻辑,那么就算是要谈什么霸权的话,是否也应该先追究鲜卑族、鲜卑语对敕勒族、敕勒语的霸权?另外斛律金更是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将领,真不知道应该把他归为哪朝?如果再联系到整个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交汇、大融合,那情况就更复杂了,哪里是一个汉族与鲜卑族之结构可以说明? (26)相关言说不仅体现于本文所涉及到的学科中,而且还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当下人文学术思考中。姚新勇曾以“中华民族认同的危机与再造之反思”为主题,进行过较为集中的观察。请参见姚新勇:“前路茫茫,还是柳暗花明?—中华民族认同的危机与再造之反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88(2012):199—227。 (27)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今天民族问题的显性化之主因,就是当初国家错误地进行了民族身份识别、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关于此观点生成的历史考察,可参见姚新勇:“中国大陆民族问题的‘反思潮'”,《二十一世纪》(香港),2014年2月号:31—4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