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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书复:“中国诗歌押韵的起源”,《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曾宪通主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Zhou,Xifu."Origin of the Rhyming of Chinese Poetry."Collected Papers on Pale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Ed.Zeng Xiantong.Guangzhou:Sun Yat-sen University-Press,2002.] 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Zhu,Ziqing."An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of Poetry as the Expression of Earnest Thought".Complete Works of Zhu Ziqing.Vol.6.Nanjing:Jiangsu Education Press,1996.] (1)比如谈到先秦文体学,人们便会引用《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06页。这并没有错,但铭体观念的发生应该早于此。 (2)关于“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笔者近期有相关研究。参见吴承学:“文字与文体”,《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吴承学、李冠兰:“文辞称引与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参见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4)参见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金信周:《两周祝嘏铭文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5)罗泰指出,献辞(笔者按:即叙述作器之用的部分)是铭文构成的关键。罗泰:“西周铜器铭文的性质”,《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献辞比阀阅之辞或嘏辞可能都简短,但却是铭文中最不可能被删除或省略的部分,而阀阅之辞却有可能省略,嘏辞则是西周中期以后才出现的。 (6)关于商代记事类铭文,本文采取严志斌的归类方法,即除了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以外的,记载有明确事件的铭文,这类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参见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 (7)如“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左传·襄公十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68页),以及上文昕举《礼记·祭统》的“铭论”等。 (8)参见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5、228-33页。 (9)按:此句出现于祝告辞的篇中,而非起首。 (10)参见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11)以上数条参考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第116页。 (12)对该版残缺卜辞的补释参考朱岐祥:《甲骨文研究——中国古文字与文化论稿》第十八章《论文例对研读甲骨的帮助》(台北:里仁书局,1998年),第345-46页。 (13)参见李达良:《龟版文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1972年),第109-10页,收入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17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昕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以下简称《集成》。 (15)以上两器的韵读见郭沫若《韵读补遗》,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5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6-37页。 (16)关于《商颂》的作年,学界至今仍有分歧,大致有“商诗”与“宋诗”二说。本文取“宋诗说”,认同《商颂》乃两周之交宋人的作品,因此本文认为《周颂》的年代比《商颂》要早,是《诗经》中的最早作品。 (17)有证据显示商代亦行世官制度,参考孙亚冰:“从甲骨文看商代的世官制度——兼释甲骨文‘工'字”,《甲骨文与殷商史》(2014):26-38。 (18)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第二章第六节(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收入《蓟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6页;杨宽:《西周史》第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联,以会官治。”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45页。 (20)《国语·鲁语上》:“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5页。《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8页。 (21)关于《周礼》与西周至春秋时期官制的对比研究,有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收入《蓟闇文存》),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职官系统比较研究——以<周礼>成书年代的考察为目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等。 (22)如《周礼·天官·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53页。《周礼·天官·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第679页)。《周礼·天官·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第682页)。《周礼·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第817页)。 (23)按郑注云:“暴,当为恭,字之误也。” (24)《周礼·秋官·乡士》:“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75页。《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数,而纠其戒令”(第876页)。《县士》:“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第876页)。《讶士》:“凡邦之大事聚众庶,则读其誓禁”(第877页)。 (25)《周礼·地官·乡师》:“掌其戒令纠禁,听其狱讼”(第713页)。《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第716页)。《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则帅而致之,掌其戒令与其赏罚。岁终,则会其州之政令。正岁,则读教法如初”(第717-18页)。《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第718页)。《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第719页)。《遂师》:“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第741页)。《遂大夫》:“掌其政令戒禁,听其治讼”(第742页)。 (26)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页。 (27)参见李冠兰:“先秦礼学与文体批评”,《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8)另《礼记·檀弓上》记录了为士阶层作诔的起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77页。 (29)又见《大戴礼记·朝事》:“然后诸侯之国札丧则令赙补之,凶荒则令赒委之,师役则令槁袷之,有福事则令庆贺之,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9页。 |